男人成大事必须有大度量。人有多大的度量,才能干多大的事业。能容天下之事,才能容天下之人,能容天下之人,才能汇聚天下英才于麾下,并形成势力。势力是成大事的关键因素,没有一定的势力很难成就大气候。男人胸襟要宽阔,做大事不忌小怨,是一种能容境界;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一种王者风度。绝不可斤斤计较,纠缠于鸡毛蒜皮,那样不仅有失于一个男人的起码风度,更难成大事。男人要豁达,以德报怨才能感化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自古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男人有肚量,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个男人应该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绝对不能坚持一种仇恨、愤怒的态度去斤斤计较。这样的男人,只会增强别人的敌意,搞坏身边人的心情,同时也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损失。
有人认为“宽恕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责罚”。只有在有权力责罚却不责罚的时候,才是一种宽恕,在有能力报复时而不报复,才是一种饶恕。如果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屈辱,却假冒宽大以自欺欺人,替自己装门面,便毫无价值与意义可言了。
欲成就大事的男人,就是要有这种大度的气魄。老子所说的“甘愿做天下的溪涧,甘愿做天下的川谷”就是这种意思。所以孔子说:“有盛德的人不轻佻、欺侮,轻佻、欺侮的君子,会蒙蔽人心;轻佻、欺侮的小人,欺罔而尽人力。”一个男人没有大度的气魄是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的。这种内在的优良德性,发挥出来的,便是常人所说的“大度”。
任何一位成大事的男人都必须大度,只是有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被史学家所疏忽而已。
例如班超,人们都了解他有显赫的武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度。当他决定把事业的基础建筑在西域时,便统兵远征,李邑却在皇帝面前进班超的谗言,说他的远征难以成功,并说他携着爱妻,带着爱子,在外享受安乐,没有归汉的心思,又说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故事,请皇帝下诏书让他回国。事情被班超知道后,便遣送妻子回来以示归汉之心,后来李邑因事奉旨到西域,诏书中说班超可以留李邑为从事。如果常人来处理这样的事,就认为李邑确实是班超事业前途中的一个敌手,奉诏留下李邑,就可以追究他从前的谗毁之罪,又能免除朝廷的心腹之患,但是班超并不因这些事耿耿于怀,反而让他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师。当时徐干劝他按照诏书的旨意,留下李邑,以免再为自己添加麻烦。班超说:“我从内心省视没什么内疚的,何必顾虑他人的说法。”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班超的大度。
所以测度一个男人的成就大小,也必须以容饶宽恕的大度去衡量他,只有能宽恕人,才能容饶人;只有能容饶人,才能掌管人、使用人。只有能掌管人、使用人的人,才能成就他的伟大、高尚的事业与功德。“以恨报怨,怨恨就无穷尽;以德报怨,怨恨就会化解无存。”这是佛经中的要旨,也是宽恕人的准则。
2.男人有胸襟,做大事不忌小怨
“做大事者不忌小怨”是一种能容的境界,容人的气量决定着一个人的气度,正所谓“元帅肩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容众人之量,便是王者之量。
朱鲔是刘玄的心腹,更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同时也是杀害刘秀哥哥刘搪的元凶之一。当他率领30万大军据守洛阳的时候,刘秀派大司马吴汉率领王梁、岑彭、贾复等大将前往征讨。
当时刘玄已经被赤眉军废去帝号,其号召力大大减弱了,朱鲔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曾经杀害过刘秀的哥哥,所以他应该是刘秀的仇人,如果投降必定是死路一条,不降也是战死,如此还不如准备战死。所以他坚守不出,让刘秀无可奈何。刘秀全力围攻了几个月,损兵折将,但洛阳还是攻不下。面对这种形势,刘秀感到强攻不行,就开始劝降。他知道大将岑彭曾在朱鲔手下担任过太守,于是就派他到城中对朱鲔进行劝说。
岑彭见到朱鲔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
朱鲔深知形势对自己不利,他无奈地说:“刘搪被害时,鲔与其谋,诚自知罪深。”
岑彭听了以后,不敢擅做主张,回来详细地向刘秀汇报了。刘秀表现出宽广的胸怀,他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
刘秀的承诺使岑彭心里有了底,他再往劝降。朱鲔为了试探刘秀是否真诚,让人从城上放下一条绳索,随即对岑彭说:“必信,可乘此上。”岑彭毫不犹豫,马上抓住绳索就要向上爬。朱鲔见其诚心,当即答应投降。
几天后,朱鲔让人把自己捆起来,一个人到汉军营中投降。刘秀不但没有任何责罚之意,而且还亲自给他解开了绳索,并且封他为平狄将军。天下统一后,刘秀也没有像有的帝王那样战时笼络人心,秋后再算账,而是继续相信朱鲔,任命他为少府,传封累代。
刘秀对待朱鲔的态度起了明显的积极效果,很多敌对者见刘秀对于杀兄仇人尚且能委以重用,就更没有忧虑了,纷纷前来投靠。
刘秀是一个顾全大局不记小怨的人。对兵败求降的人,刘秀从不用诈。当他攻打王郎的时候,王郎不支,派大将杜威请降,杜威提出投降的条件,请刘秀封王郎为万户侯。刘秀说:“顾得全身可矣。”当刘恭替刘盆子乞降的时候,问怎样对待刘盆子,刘秀说:“待以不死耳。”明明白白,毫无欺饰,如此深得人们的称赞。
刘秀这种正大光明的做法,王夫之非常称赞,他说刘秀以大义为重,不行权术,比唐高祖李渊诈许李密投降而后逼其复反而杀之,要高明得多。
3.男人讲风度,干事业需要宽容
人有多大的肚量才能干多大的事业。宰相肚子能撑船,一个男人肚量大,性格豁达,才能纵横驰骋,干成大事。若纠缠于鸡毛蒜皮之争,不但有失男子汉之风度,还会让人心神不定,难成大事。只有宽容大度,才能得心应手。
宽容,是一个男人良好心理的外壳,它往往折射出他的处世的经验,待人的艺术,良好的涵养。学会宽容,需要自己吸收多方面的“营养”,需要自己时常把视线集中在完善自身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素质上。否则,一个只会咄咄逼人,而不知宽容为何物的男人,恰如一个缺乏现代文明阳光照射的贫儿,只会被人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一位老人写了一首诗,他称赞:宽容是蔚蓝的大海,纳百川而清澈明净;宽容是高阔的天空,怀天下而不记仇恨怨愤;宽容是灿烂的阳光,送你甘霖送你和风;宽容是延续生命,生命的辉煌也只有闪烁的一瞬;宽容大度才能超越局限的自身,一语宽容,雨露缤纷,一生宽容,心系乾坤。
宽容了别人,等于善待了自己。它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快乐。经历过风和雨,才能领悟到人生的苦和乐,爱与恨,才知道人生中应该忘记什么,记忆什么,放弃什么,学会什么,那样才是举重若轻。最该忘记的是你曾帮助的人,最应该原谅的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最该放弃是功过事非、名利得失,最需要学会的便是宽容别人。
小张的一位已穷困潦倒的远房亲戚来找他借钱,说是她丈夫因遇到车祸,住进了医院。小张当时真的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她。见到了她,20多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真不想让她走进自己的家门。因为在20多年前,小张借钱给她的丈夫娶了她。当小张在遇到困难时,而且是急需用钱时,小张只想要回借给他的钱。而娶进来的她,死活不认账,并且当小张母亲代表小张去表达想法时,想要回小张借给他们的钱,他们还动手打了小张年近70岁的老母亲。为了母亲,小张决定不要这钱了。多少年过去了,一提起这件事小张仍气愤难平。
后来,在她吃饭的时候,小张顺手拿起一本杂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杂志上的一段话给了他很深启发:人世间最宝贵是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世界上的稀有珍珠,宽容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于宽容的人,总是在播种阳光和雨露,医治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同宽容的人接触,智慧得到启迪,灵魂变得高尚,襟怀更加宽广。
等到她吃过饭走进客厅时,小张想:按照她的品行,不应该去同情她。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提也没有什么意义,何况母亲已经不在了。怎么能和他们一般见识?自己应该学会宽容,做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去原谅他们的过错。现在他生命垂危,自己不能见死不救。然后,小张跑进屋里,拿了5000元交给了她,并诚恳地说:这钱拿去给你丈夫治病,不要你还了。小张知道她无能力还钱,最起码在20年内。另外,又给了她价值200元钱的营养品送给她的丈夫,让他手术后好好调养。她当时非常震惊和感动,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我对不起您,我们欠您的钱,包括以前的钱,我这辈子还不了,我来世还给您,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我给您磕头。”看到她那个样子,小张又悲又喜,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当时小张的心情是复杂的,说不清是爱还是宽容。
从那事情以后,小张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一生中最让他恨的人,他都原谅了,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它让小张学会了宽容,让他的人生无憾。虽然他损失了金钱,权当是自己交了学会宽容别人的学费。因为宽容之于爱,正如和风之于春日,阳光之于冬天,它是人类灵魂里美丽的风景。有了博大的胸怀和宽容一切的心灵,宽容自然会散发出浓浓的醇香。宽容能使我们活得轻松,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
西晋文学家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乾坤以有亲可久,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在世,要学会宽容。
学会宽容,是做人的需要。历代圣贤都把宽恕容人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标准而大加倡导,《尚书》中有“有容,德乃大”之说;《周易》中提出“君子以厚德载物”;荀子主张“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
学会宽容,是处世的需要。世间并无绝对的好坏,而且往往正邪善恶交错,所以我们立身处世有时也要有清浊并容的雅量。眼里揉不得沙子,锱铢必较,为血气之争搞得跟卖面粉的遇见卖石灰的一样谁也见不得谁,不仅尴尬,还招致仇怨,实不值得。
“天地本宽,而鄙者自隘。”《菜根谭》上的这句话可谓警世之言。所以清代的申居郧说:“胸中要有泾渭,然亦须气量含宏,不可太生拣择。”弘一大师说得更直接:“精明者,不使人无所容。”我们常说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也是这个理儿。事实上,宽容并不代表无能,却恰恰是一个人卓识、心胸和人格力量的体现,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学会宽容,是成就事业的需要。三国时那个在政治上颇不得志的曹植,却说出了一番富含哲理的话:“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恢弘的气度,自古至今皆然。据《宋稗类钞》记载,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学会宽容,关键是要剔除心中的私欲和杂念,淡泊明志,有所追求;同时要推己及人,以德报怨,与人为善。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
4.男人要大气,绝不可斤斤计较
男人应当心胸宽大,绝不可斤斤计较,好与人比高低、争强弱。善于做人者,一定要有“肚子里面能撑船”的意念,把自己的开阔胸怀充分展示出来,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武则天时代有个丞相叫娄师德,可谓一位肚子里撑得了船的宰相。史书上说他“宽厚清慎、犯而不较”。意思是说他处世谨慎,待人宽厚,对触犯自己的人,从不计较。他弟弟出任代州刺史,临行前,他弟弟为了使他放心,表示:“以后行人朝我脸上吐唾沫,我擦干就是了,绝不让你担心!”而娄师德却忧虑地说:“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人们唾你脸,是生你的气;你把唾沫擦掉,岂不是顶撞他,这只能使他更火。怎么办?人家唾你,你要笑眯眯地接受。唾在脸上的唾沫,不要擦掉,让它自己干。”
显而易见,“唾面不拭”,这种不谙是非,不讲原则,一味退让,盲目屈从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十分迂腐可笑,不足为训。然而,娄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较”的精神,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可取的一面。这一面就是豁达大度,气量如海。
气量如海,大度待人,对社会交际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在矛盾面前,若能够有较大的气量,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就会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逐渐改变对方的态度,使得矛盾得到缓和。刘少奇同志主张,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受到他人错误对待,应该有“单恋”的精神。不因对方对待自己态度上有错而改变自己初时的热情和真诚,始终不渝地以友好的感情对待对方。有了这种“单恋”的态度,便能唤起对方的良知。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时期,东吴老将程普原先与周瑜不和,关系很不好。周瑜不因程普对自己不友好,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抱成见,宽容待之。日子长了,程普了解了周瑜的为人,终于受到感动,体会到和周瑜交往,“若饮醇醪自醉”,意即就像喝了又浓又醇的美酒,会“自醉”一般。
战国时“将相和”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假如蔺相如发现廉颇羞辱自己以后,马上针锋相对,怒目相向,就会使彼此的矛盾空前激化,不但他本人失去一位忠实的朋友,而且将会给整个赵国带来严重的危害。从此可以看出,大度待人是促使人际关系和谐发展,消解矛盾和冲突的一剂良药。气量如海,大度待人,还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威信。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每个人都需要威信和影响力。没有威信和影响力,领导者不足以统御下属,教师不能教育好学生,商人卖不出货物,农民种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怎样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呢?其办法和途径有多条,气量如海、大度待人就是其中之一。
大度待人,对那些错误地对待自己、有愧于己的人不计前嫌,热情对待,不仅可以彻底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而且反过来会激发对方的感激心理,使其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帮忙做事。当然,要做到有肚量,亦非容易。这要求我们在社交活动中,必须捐弃个人私欲,不能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去斗、去夺,与人闹得面红耳赤;也不能为了炫耀自己,而贬低他人,同样,像那种“报复之心”“妒忌之念”这类私心大发作的东西,更不能存在。同时,能够做到有肚量,还要有点忍让精神。无缘无故受到冤屈时,只要不是恶意中伤,都应忍耐下去,应主动地“礼让三先”,从自身找原因。让时间、让事实来“表白”自己。
男人应当大气。只要男人充分认识大度待人的意义和价值,时时处处提醒自己,反省自己,日积月累,不断培养锻炼,就一定能够拥有容人的雅量,宽广的胸怀。这是最聪明的做人之道。
5.男人别小气,小气干不成大事
常言说:小的不去,大的不来。古人也说:吃亏是福。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策略。在现实中,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主要是依据权衡得失的结果,然而很多小气的男人往往见便宜就想得,生怕自己吃一丁点亏,这样一来使自己的路越来越窄,必然很难有大便宜到手。
人生在世,要想“占大便宜”则必须能够吃小亏,且敢于吃小亏。那种事事处处要占便宜的人、不愿吃亏的人,到头来反而会吃大亏。这也是为许多历史经验和先人后事所证明了的。
在对待小人方面也要有吃亏是福的态度,因为小人得罪不起。小人没有什么事好做,因此他可以专心致志地琢磨你,并把这当作专业。所以,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小心谨慎,处理好和“小人”的关系。“小人”有时也会因无心之过而伤害了你,如果是小亏就算了,因为你找他们不但讨不到公道,反而会结下更大的仇,所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个以养士出名的相国。由于他待士十分真诚,感动了一个具真才实学而十分落魄的士人,名叫冯谖。冯谖在受到孟尝君的礼遇后,决心为他效力。
一次孟尝君要叫人为他到其封地薛邑讨债,问谁肯去?冯谖说我愿去,但不知用催讨回来的钱,需要买什么东西?孟尝君说就买点我们家没有的东西吧!冯谖领命而去。
到了薛邑后,他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穷困;听说孟尝君的讨债使者来了,均愤愤有怨言。于是,他召集了邑中居民,对大家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这次特意派我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一律作废,利息也不用偿还了,孟尝君叫我把债券也带来了,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它烧毁,从今以后,再不催还!”说着,冯谖果真点起一把火,把债券都烧完了。薛邑的百姓没有料到孟尝君是如此仁义,个个感激涕零。
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他,讨的利钱呢?冯谖回家说,不但利钱没讨回,借债的债券也烧了。孟尝君大不高兴。冯谖对他说:您不是要叫我买家中没有的东西回来吗?我已经给您买回来了,这就是“义”。焚券市义,这对您收归民心是大有好处的啊!
果然,不数年后,孟尝君被人语谗,齐相不保,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薛邑的百姓听说恩公孟尝君回来了,全城出动,夹道欢迎,表示坚决拥护他,跟着他走。孟尝君甚为感动,这时才体会到冯谖的“市义”苦心。这就叫“好予者,必多取”,小的损失可以换取大的利益。
得与失的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清康熙八年,浙江宁波人乐尊育在北京创办了同仁堂。那时候北京大栅栏并不繁华,大街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家店铺,同仁堂就坐落在这条胡同里。在同仁堂开张营业以前,前门大街已有几家药店,人们都到这几家药店去抓药,很少有人知道同仁堂。
忽然有一天,在大栅栏胡同东口,出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铜牌楼,上书五个斗大的字——同仁堂药店。人们因此知道大栅栏胡同里也有一家药店,到这里抓药,不但不用等,而且药材地道,货真价实,很快药店的生意就兴旺起来了,原来这是老东家乐尊育的高招。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一天,掌柜的喜盈盈地对乐尊育说:“老东家,这两个月的买卖比过去一年还强呀,您树起的铜牌楼,就像树起了一座金山啊!”乐老先生说:“咱们不能知足得太早啦!应该继续想办法。”
每逢有庙会的日子,同仁堂就在隆福寺、护国寺、蟠桃宫、白塔寺等地,摆上茶桌,夏天准备有绿豆汤,向游客免费供应茶汤。很快在整个北京城,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都知道大栅栏有座药铺叫同仁堂。来这里抓药的人越来越多,而前门大街的那几家药铺倒落个冷冷清清。
每逢朝廷会试,各地举子络绎不绝地来到京城,他们聚集在前门内外的旅馆里,一边休息一边跃跃欲试地等待考期的到来。这时,同仁堂便在各主要路口设置带有“乐”字的大红灯笼,做路灯照明用。各地举子只要走到十字路口,便自然会想起同仁堂。同仁堂还给来自各地的每位举子送上一盏带有“乐”字的小灯笼,供夜晚走路照明用。同时同仁堂还给每位举子免费送上一剂平安药,预防水土不服,以免因病而误了考试。这样人们一见提有“乐”字小红灯笼的人,便知道是应试的举子。
“吃亏是福”是中国哲人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观,它包括了愚笨者的智慧、柔弱者的力量,领略了生命含义的放达和由吃亏退隐而带来的安稳与宁静。与这样貌似消极的哲学相比,一切所谓积极的哲学都会显得幼稚与不够稳重、不够圆熟。
郑板桥曾说过:“吃亏是福。”这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而是他一生阅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待小事情要善于吃小亏,对待小人更要敢于吃亏,这是一种未来之大福。
人生在世,吃点小亏是算不了什么的。要敢于吃亏,当然这里所谓的“吃亏”必须不是原则性问题,否则吃亏就是祸了。
吃了一次亏,聪明的人就会从中学到智慧,感悟人生,得到一个大道理——福祸相随,从而知足常乐,调整自己,使自己一辈子幸福。
吃亏还是一种更高一级的胜利策略,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事事争强,处处占上风,所以我们可以主动地吃上几个轻拳,而把出重拳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手里。
6.男人要豁达,得人心者得天下
古代成大事者无论是治国还是平定天下,都是讲究以德为本,施仁义于天下,不急功近利,不求之于诡诈,体现出一种大丈夫的气质。他们首先在君臣之间讲究仁义,推心置腹,结以恩泽。对人民则讲究恩德,以民为重,取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是成大事男人道德修养的必备素质。
《东周列国志》所描述的脍炙人口的“绝缨会”,就是说明楚庄王的将帅气度,非同凡响。故事讲的是,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平定反叛之后,设宴招待群臣,名曰“太平宴”。当时楚国文武百官俱来赴席,喝到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掌灯继续欢饮。当大家带几分酒意时,庄王叫出许姬为大家敬酒。突然,一阵风吹灭了堂烛。席上一人见许姬美貌,趁灯灭之际,暗中扯她的衣裙,拉她的手。许姬倒也厉害,她左手绝裙,右手顺势将那人帽缨揪了下来。许姬取缨在手,趋步走到庄王跟前,附耳奏说:“我奉大王命敬百官酒,其中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我袖。我已揽其缨在手,大王快命人点烛,看看是哪个小子干的!”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切莫点烛!寡人今日要与诸卿开怀畅饮,大家统统绝缨摘帽,喝个痛快。”当文武官员皆去缨之后,庄王才命令点烛掌灯,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
散席之后,许姬不解地问庄王:“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崇。有人竟敢当您面调戏我,就是对您的侮辱,您不但不察不问,反而替那小子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庄王笑着说:“这你妇人家就不懂了。你想想,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带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不足为奇。我如果按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显了你的贞节却冷了大家的场。让群臣不欢而散,那可不是我举办这个宴会的目的。”许姬听了庄王的分析,十分佩服。从此,后人把这个宴会叫做“绝缨会”。
调戏君王的宠姬,无疑是对君王的羞辱。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的罪过,在劫是断难逃脱的。楚庄王能原谅属下的不轨,还想设法替他打掩护,确实有胸怀和肚量。
楚庄王作为一国之主,同这位传说中的宰相一样,他之所以“绝缨”,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权衡利弊,顾全自己和宠姬的脸面同巩固政权、建立霸业比起来,前者事小,后者才大。因妇人之见而失去群臣的拥戴之心,那是得不偿失的。
楚庄王这一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后来,楚师伐郑,前部主帅襄老的副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锋,为大军开路。唐狡力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楚军进展顺利。庄王嘉奖襄老,襄老说,这是副将唐狡的功劳。庄王要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会’上牵美人的罪犯就是我!蒙大王昔日不杀之恩,今日才舍命相报。”楚庄王感叹:“如果当时明烛治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死杀敌!”
历史上,大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雄略之主,一般都具有超人的战略远见和博大胸怀。例如,春秋时期的首霸齐桓公,刚即位时不计管仲一箭之仇,毅然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唐太宗李世民在夺得政权以后,不计前怨,重用以前的政敌魏征,把他提拔为宰相,视为明镜。可以推断,管仲权倾朝野,对齐桓公岂能不殚精竭虑,肝脑涂地?魏征得遇明主,岂能不尽心尽职,为“贞观之治”贡献聪明才智?同样,楚庄王能顺利平定内乱,复取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他的宽宏大量、善于笼络部属不无关系。
当然,对所谓的胸怀肚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是哪个人,谁能做到襟怀豁达,待人宽厚,谁就能较容易地获得人和之利,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一起。《水浒传》里的宋江,只不过是位文才武略平平的县衙小吏,然而在他周围却聚集了那么多奇才异士,干出了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主要原因也是他的“君子之量”赢得了人心。
7.男人要大度,大度者能成大事
度量,一般是指人的胸襟、器量。一个男人的度量大小,对于他的事业成败至关重要。宽宏大度,才能虚怀若谷,坚定如一地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进而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能跑马。”这是对领导人才的要求。在历史上,常常有鼠目寸光、喜怒无常之辈施用雕虫小技取得成功的例子,但他们毕竟如电光石火,转眼即逝。只有那些有度量有修养的人才能把握全局,冷静举措,走出一步步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棋,最后成就大业。
秦晋淝水大战之际,秦兵百万逼近晋国都城,朝野震惊,唯有谢安安之若素,面无惧色,他不慌不忙地布置兵力御后,然后到别墅里去和客人下棋。当击退敌兵的战报传来以后,谢安把它放在**,面无喜色,下棋如故。等客人告辞之后,谢安高兴地返回内室,由于心情高兴,履齿碰在门槛上而被折断,后人称誉谢安有“庙堂之量”。
度量修养是理智的基础,是孕育谋略的沃土。那些豁达大度的男人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行动有理、有利、有节。战国时期的孙膑和庞涓就是鲜明对照。孙膑自幼酷爱兵书,深谙谋略。器量狭小的庞涓非常嫉妒他,将他迫害成没有膝盖骨的残废人。孙膑心胸宽阔,不因遭受厄运而气馁,他佯装疯癫,逃脱险境,后来在齐国被重用。他在与庞涓的军事角逐中,大智若怯。而好大喜功的庞涓早已利令智昏,一步步走入孙膑布下的罗网,最终在马陵道上兵败身亡。孙膑的成功,除了靠他的兵法谋略以外,他心胸开阔,度量宏大,才能从容筹划,从长计议,以柔克刚。倘若是匹夫见辱、拔剑相斗的话,其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有宏大的度量,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有稳定、积极、健康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直接关系到他的能力发挥。成功会使人激动兴奋,也会使人产生麻痹和松劲情绪;失败会使人悲观沮丧,也会使人冷静反思。在成败面前,喜怒过度都是不可取的。男人修身非常讲究“制怒”、“制乐”,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比如像周瑜气死、牛皋笑死之类的悲剧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其发生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度量修养。
度量作为人的道德品质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积极的谋略应该是与高尚的道德品质紧密联系的。谋略绝不是奸诈卑鄙的同义词。对于政治家来说,政策和策略就是生命,首要的是制订政策的正确性,正确的政策能够得到正义者的支持。对于经营者来讲,要提倡《论语》加算盘,讲经营道德,不干不符合社会公德的事,不赚没有道德的钱。对于军事家来说,像“美人计”那样的奸之计,也是一般情况下不提倡使用的。一个人豁达大度,待人宽厚,谦虚谨慎,他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得到更多支持,这不就是最好的谋略么?无德之人必定鼠目寸光,只贪私利,不顾大局,他们热衷于学习雕虫小技,研究“窝里斗”的本事,是难成大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带领新四军进入经济文化发达、敌人控制严密的江苏,在远离中央红军、无法得到策应的情况下,广泛交结友军,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分化瓦解敌伪力量。和友军发生摩擦,他教育部队主动让些地盘,赠送一些枪支,友军称他有“大将风度”,获得了友军信任和支持。当顽固派军队向新四军进攻的时候,友军主动为新四军提供方便条件,使新四军很快歼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
8.男人有气概,能忍能让真男儿
与人方便即是与己方便,宽仁待人就是宽仁待己。男人行走社会,免不了与人结怨,但只要心胸豁达,能容人之过,就不会让自己走进死胡同。
唐代名臣郭子仪是四朝红人,权倾朝野,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在自己祖坟被人掘了的时候,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那时,于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老儿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却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挖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于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大唐帝国的存亡,所以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更何况要除掉一名奸宦,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但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须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下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屈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85岁的高龄,安然去世。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后来做上了宰相,执掌大权。他把持政局时,把苏东坡发配岭南,又贬至海南。后来,苏东坡遇赦北归,这位朋友正垮台被放逐到岭南的雷州半岛。东坡听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封信,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叹,这么大年纪还得浪迹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一带虽偏远,但无瘴气。”还安慰他的老母亲,并对他儿子说过去的就别提了,多想想将来云云。可想而知,苏东坡如此大度,这位朋友自是羞愧不已,一家人必定都对东坡心存感激。
苏东坡的胸怀就是比一般的人宽广,对一个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他在落难时,还能尽朋友之责。
一个人不仅要自己的胸怀宽广,度量恢弘,更要注意朋友的自尊。一个人如果损失了金钱,还可以再赚回来。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甚至还可能为自己树起一个敌人。
朋友的自尊伤害不得。现在的人,越来越强调个性,好胜心极强,常常把事做“绝”,以表明自己的正确或胜利才罢手。如此,就会伤及感情。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你大可让朋友“赢”上一把,高兴高兴。
要想重视友人的自尊心,必须先抑制自己的好胜心。不过,神吹海侃,旁若无人地使自己出尽风头,一味地过把瘾,不仅得不到友情,只能伤了友人的自尊心。
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让三分。古人云:“处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人生一世,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其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
9.男人要自知,自知之明最难得
男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制胜。自知、自强、自胜是成大事男人不可或缺的三大内在修养。
中国人历来把自知之明看作君子的道德,认为善知人者必先知己。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夕各项社会改革的流弊时说道:“今天下纷纷,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人而言,则是诸人自身本领之不足使然。而本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而妄谈变革社会,当然是十分可笑的,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贞观政要》中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有很深的体会,所以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提起明代杨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其中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有人称此为“自胜”、“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修养功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毛泽东也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勉。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
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本性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风格一样。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但是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的自制力同样的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每天他要吸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烟,竟能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轼曾说:“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敌人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
嵇康曾把喜怒当作养生五难之一。曾国藩《教子言》说修身养性必须“惩忿窒欲”。毛泽东青年时代一度“独服曾文正”,《讲堂录》还记下了所谓“曾文正八本”,其中之一便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不仅有害身心,而且不利事业。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从当上领袖以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克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先后呆了十八年,据他说,他从未看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主席,我很佩服你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自己。”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气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修养功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持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这样的活:“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己,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搏击风浪,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他一人从岳麓山顶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泽东却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雪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