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武之师——八路军
八路军一一五师
八路军第一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在这个宣言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愿与国民党取得谅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重申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四项保证。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1.5万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9月11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
一一五师主要是由第一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包括红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
红一军团战斗力最强，它曾被称为铁军。红一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即从前的红军一方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带领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1931年11月之前，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1932年3月，林彪被任命为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接到整编命令时，红一军团正驻扎在陕北的宁县、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区；十五军团驻扎在镇原（孟坝）和西峰镇附近地区。8月22日，部队接到命令，在陕西三原云阳镇集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这天早上，秋雨绵绵的季节罕见地出现了太阳，阳光像金沙一般铺在宽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蓝湛蓝，一点风儿都没有。指战员们都换上了新的国民党军军服，各部队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阵，静待检阅。
“立正”的号音过后，从队伍的一端走来几位领导，他们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等，其中还包括来自总部的叶剑英。由于新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已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就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宣读改编命令，并带领全师指战员进行庄严的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６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宣誓声像黄河壶口瀑布的涛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清晨的旷野，激荡着红军指战员的心。它正像那滔滔东去的黄河，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罗荣桓立即率领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的第343旅先于其他部队出发了。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不但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而且也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
罗荣桓解开战士心结
红四师第十团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
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改编后的红军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想不通了。因为他们参加红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
国民党曾经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和无数战友的生命，很多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留下的弹片和子弹。很多人选择参军，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亲人报仇。但如今，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甚至还要头戴国民党的军帽，打上国民党的旗号。很多战士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他们瞅着刚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越想心里越生气。
罗荣桓知道情况后，来到了这支部队。罗荣桓一来，他们就开始发泄他们的怨气：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
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罗荣桓的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的心里敞亮多了。
开创鲁南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一一五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一一五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一一五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
1939年12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72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
当一一五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一一五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9年11月18日，东进支队由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一一五师的这一仗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1940年1月1日，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二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一一五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历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一一五师进驻大炉后，曾争取他抗日，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从枣庄引来100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孔庄成了抱犊崮山区的一颗钉子。12月初，八路军攻克孔庄，击毙了在土围子里顽抗的杜若堂。
攻克孔庄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大炉周围的反动地主武装。他们知道一一五师不是好惹的，因此有的向八路军靠拢，有的转向中立，这样一一五师在鲁南的影响扩大了。
一一五师采取行动，打击了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地主武装，但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部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是一一五师领导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前，八路军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并为此做出过努力。首先是在1938年6月，国民党第10军团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曾同他讨论过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随后石友三部北调，实行反共政策。
在鲁南，中共山东党组织也曾有过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共同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同样也没有成功。多次失败，打破了共产党人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幻想。
如何打开鲁南的局面呢？罗荣桓和陈光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发动群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步是把抱犊崮山区全部拿下来，然后采取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发展自己。
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
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
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
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战线。
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显然，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提出的这六字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这是罗荣桓把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同鲁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认真考虑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在1940年，一一五师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灵活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日、伪、顽、友、我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忻口会战
日军第五师团在平型关作战失利后，日军向山西进攻作战暂时受阻。为改变这一态势，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第五师团沿同蒲线向南推进，第二十师团沿正太线向太原推进，南北夹击太原；又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从大同出发，配合第五师团作战。1937年10月初，日军突破中国战区作为山西省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内长城防线，迫使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
忻口是太原北面的屏障，地势险要，忻口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为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
此时双方实力对比为：日军共七万余人，动用坦克150辆、大炮350门、飞机300架。中国参加会战的第二战区部队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二等六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0万余众，飞机30架。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只在人数上有优势：中国正规陆军200万人，是日本当时陆军（17个师团，约25万人）的8倍；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为6895吨，是日本海军（1153000吨）的6%；中国空军只有战机314架，而对手拥有2700架。中国军队装备陈旧，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
就官兵素质而言，国军远不如日军。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国军士兵虽然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但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由于缺乏药品，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科学常识的文盲较多。国军各部队后勤、补给工作不良，战斗技术教育也不足，士兵的射击等技能远不如日军，而且纪律废弛，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
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让战士们对这次的忻口防御战不免有些担忧。
1937年10月的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部里的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组织会议的领导（六八五团时任团长杨得志、政治处主任邓华、副主任吴法宪、参谋长彭明治）要求大家发言，参加会议的指战员们却都低头不语。在政治处技术书记杨永松的记忆里，上级安排的作战任务指战员们不愿执行，这是唯一的一次。
杨永松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不放弃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我们自己的军队。可是现在呢，要我们上忻口去作战。在忻口的是十几二十万中央军，还有阎锡山的部队。要我们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很明显就有抵触情绪了。”
10月6日，毛泽东电令八路军将士配合山西正面战场。为了显示诚意，阎锡山也特地将晋绥军十个团的兵力，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杨永松所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奉命从五台县豆村南下，支援忻口战场。
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进行了配合作战。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八团于10月18日袭击雁门关日军汽车队，克复繁峙；该师独立团在广灵冯家沟设伏，击毙日军100余人，收复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曲阳等县。
从1937年10月13日到11月2日，坚守忻口的中国守军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却付出了伤亡十万余人的代价。中国守军撤退之后，忻口日军从太原北方协同晋东进入太原附近的日军会攻太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率部组织城防保卫太原。11月9日，太原沦陷。忻口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结束。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中日军队在华北战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况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以重大伤亡的代价，打击了日军。中国军队之所以失利，除了日军掌有步空炮骑联合作战的优势外，国民党军队单纯固守正面也是一大败因。伴随着太原失陷，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
有人把忻口战役中国军队的表现称为“不败之败”。在日军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守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基本上采用了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做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配合，坚守阵地，打击和消耗日军兵力。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锐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八路军一二〇师
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发展
193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供给处处长为陈希云。”
9月初，改编后的一二〇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展开于太原以北的同蒲铁路两侧地区，配合第二战区正面部队保卫忻口、太原，取得雁门关等战斗的胜利，并以一部配合聂荣臻所率部队初创晋察冀根据地，而后展开于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七座县城，创建了晋西北根据地。
1938年，派出雁北支队，与晋察冀军区一部会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发动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又以一部挺进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年底，贺龙、关向应率主力东进冀中，支援编成不久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巩固冀中根据地，整训部队，同时发展自己，往返一年，连续取得齐会、黄土岭、陈庄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部队不断扩大。1940年，成立晋西北军区。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统一起来，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10月，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仍由
第一二〇师兼任。这样，第一二〇师也肩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
为打退第一次反共**，1939年8月，第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九月，师主力由冀中转移到晋察冀边区，1940年2月返回晋西北。2月下旬，组成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续范亭政委罗贵波辖暂编第一师，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新军总指挥部隶属于第一二〇师。
1940年8月参加百团大战，11月7日，成立晋西北军区，军区机关由一二〇师师部兼，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
1942年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
为统一晋西北与陕西区的军事指挥，根据1942年5月中央决定，6月在延安设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第一二〇师及晋西北军区隶属于联防军建制。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司令林枫任副政治委员。
为坚持晋绥地区的斗争，1943年秋，吕正操率第三纵队九个团由冀中先后到达晋西北。随后，吕正操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周士第任副司令员。
1944年，奉中央军委命令，以第三五九旅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向湘鄂赣边区挺进，途经湖南时，改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一直南进到大瘐岭附近，1945年8月又奉命北返，进入鄂豫皖边区，与李先念所率新四军第五师合组为中原军区。
抗日战争结束时，第一二〇师兼晋绥军区所属部队有五个旅、三个军区（吕粱军区、雁门军区、绥蒙军区）、若干军分区共八万多人。
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贺龙（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南征北战，杀敌卫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9月2日，一二〇师在陕西富平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3日，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时华北的局势十分危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增兵到13个半师团，约30万人，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驻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步步南侵。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来到晋西北，拖住了敌人的尾巴。
贺龙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刚到山西，便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之中。他派宋时轮支队袭占井坪，收复平鲁；指挥三五八旅袭击南北大常和永兴村之敌，并与三五九旅夹击大牛店日军，又派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在雁门关一带打击敌运输队，伏击敌汽车300余辆，歼敌500余人，切断了敌后方交通线，迟滞了敌人对太原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会战。
此外，贺龙还指挥部队在晋西北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春，日军出动一万多人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占领了宁武、神池、偏关、保德等七座县城，直接威胁陕北。面对敌人的进攻，贺龙采用游击战术，广泛袭击敌人之据点，打击运动中的敌人，首先收复苛岚。然后又用围困据点和切断敌交通线办法，使敌军不能立足。到3月下旬，陆续收回五寨、保德、河曲、偏关。
在敌人撤退时，贺龙采用伏击的办法，歼敌300余人，收复了神池，并阻击了接应宁武的敌步骑兵600多人，重占宁武。整个收复7城的战役，消灭日军1500余人，打击了日军进攻的凶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敌人为了摧毁我军抗日根据地，1938年9月，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下，又调集了五万兵力，分25路围攻我晋察冀边区。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贺龙又率领部队转战晋察冀，除派三五九旅在晋察冀军区直接参战外，又命三五八旅以两个团的兵力进入五台地区，狠狠打击敌人。他自己并亲自指挥部队，向同浦路北段和平绥路面段破击。贺龙在作战中非常勇敢，部队在黑夜里每次通过敌人的交通线时，他总是嘴含烟斗，巨人似横跨在铁轨上，亲自断后，在战斗中，他也总是站在火线上，指挥大军厮杀。经过三个月的战斗，贺龙指挥部队歼敌3000余人，同晋察冀军民一起，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将主要兵力转向华北敌后战场，华北日军迅速增至18个师团，妄图集中兵力摧毁我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巩固华北，中央军委决定一二〇师挺进冀中。1939年1月，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来到河间县惠伯口与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领导会合，并组成了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
贺龙率一二〇师到达冀中时，冀中抗日根据地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日军纠集了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各一部共约7000人的兵力，于1月25日分别从定县、保定、沧县、泊头镇等地出动，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潴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围攻，欲一举歼灭驻该地区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
面对这种形势，贺龙与吕正操等人经过商量后决定，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一部在子牙河以东、潴龙河以西地区以游击战牵制敌人，一二〇师部队隐蔽在河间地区待机歼敌。1月28日，贺龙果断作出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河间、任丘方向的日军。为此，他令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到河间以西待机，并从七一六团调出三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到大清河北岸霸县、雄县一带配合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作战；调师直两个连组成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作战；令独立第一支队到滹沱河以南的武强、深县、饶阳、献县一带，配合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作战；同时令已由大青山赶到晋察冀边区的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迅速进入冀中。贺龙的这一部署，既正确地选择了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方向，又为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争取主动创造了条件。
2月，河间日伪军两万余人向肃宁西进，行至曹家庄，遭到我预先埋伏在这里的七一六团的迎头痛击，其余敌人退回河间。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从任丘、献县调集1500人赶来报复。贺龙指挥部队依托大曹村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并发起反攻，毙伤敌大队长以下3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攻”。这时，滹波河北岸各据点敌军3000多人，又向安平、饶阳地区进行第四次“围攻”。由于我津南自卫队被迫转移，一二〇师主力和冀中领导机关暴露给了敌人。贺龙正欲组织反击，恰巧我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自大青山长途跋涉赶到冀中，立即投入战斗，邢家庄一役，毙伤敌130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
3月下旬，敌人纠集二十七师团等部9000多人，又开始了以捕捉我领导机关为目的第五次“围攻”。由于贺龙指挥机动灵活，率领部队同敌人兜圈子，使敌军捕捉我领导机关的企图四次落空。3月底，敌占领冀中区全部县城后，开始撤退，第五次“围攻”遂告结束。
贺龙指挥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的第一个大战斗是齐会战斗。这次战斗开始于1939年4月23日。当时驻扎在齐会村的我七一六团一部遭到敌二十七师团800亲人的围攻。得知消息后，贺龙立即调集七个团反包围了敌人。经过三天三夜战斗，吉田大队800余人，除80余人乘隙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开创了平原作战大量歼敌的光辉范例。
从1939年1月至9月，贺龙在冀中前后八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指挥一二〇师连战连捷，粉碎了敌人第三、四、五次“围攻”，指挥部队进行116次战斗，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定了冀中的局势，振奋了冀中抗日军民的精神，在冀中人民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龙的名字在冀中地区迅速传开，有关贺龙的各种传奇式的口头文学也在冀中平原流传开来。
1945年二月，正是贺龙虚岁五十寿辰。群众出于对他的爱戴，赶来为他祝寿，祝词说：“卅载经戎马，万里杀倭寇；五秩身犹健，亿民共福泽。”这个祝词，既概述了贺龙长年戎马倥偬、杀敌卫国的英雄事迹，也说明了贺龙抵御外侮热爱祖国的精神，永远为广大群众所颂扬！
创建晋绥根据地
一二〇师全称是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〇师。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骑兵团各一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以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组建的一二〇师，作为一支重要的机动部队，始终承担着保卫党中央，稳定晋西北战略枢纽，支援晋察冀，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在一二〇师，成千上万名将士浴血疆场，功不可没。
晋绥抗日根据地东起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南至汾（阳）离（石）公路，北至大青山脉，西至黄河，南北纵长400多公里，东西横宽350多公里。晋绥抗日根据地山瘠民贫，人烟稀少，是抗战初期华北四大根据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中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位置非常重要。它西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黄河）相依，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根据地。它是党中央与其他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一二〇师师部率三五八旅于1937年9月下旬挺进到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三五九旅挺进到五台、平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月底，一二〇师组成雁北支队，深入雁门关以北同蒲铁路以西的日军占领区，袭击了井坪、平鲁，逼近大同。在配合国民党军同蒲铁路北段的作战，尤其是忻口战役中，一二〇师先后取得了雁门关、王董堡等战斗的胜利，使进犯忻口的日军地面补给一度中断，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一二〇师奉命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月根据地基本形成。2月下旬，日军黑田旅团等部及伪军共一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举围攻，一二〇师主力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及晋绥骑兵军的应援下，经近40天的作战，不仅粉碎了敌军围攻，还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宁武、神池、五寨、苛岚、保德、河曲、偏关七座县城，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示一二〇师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8月，一二〇师大青山支队进军塞外，开辟以大青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12月，形成了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38年12月22日，一二〇师主力出兵冀中，晋西北留下的部队组成新三五八旅（彭八旅），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七一五团由绥远挺进冀中，其余部队继续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月5日，毛泽东电令贺龙、关向应即赴晋西北指挥。并指出：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2月初，一二〇师主力奉命赶回晋西北地区，配合新军胜利地打退了旧军的进攻。5月起，日军2.5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一二〇师灵活应战，取得了米峪镇等战斗的胜利。8月起一二〇师部队派出20个团（含新军）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侵略军对晋绥根据地连续“扫荡”30余次，并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在这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为了把守好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大门，贺龙领导晋绥边区军民英勇奋战，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194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传达到晋绥边区。贺龙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和武装工作队，一个村庄—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到1943年底，共挤掉敌人据点58个，粉碎敌人十多次“扫荡”，收复村庄1000多个，整个晋绥边区，出现了我进敌退的好形势。
1945年8月，晋绥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参加反攻作战。晋绥区部队经过连续奋战，收复了离石、中阳、文水、交城、陶林、武川、左云、右玉、朔县、平鲁等城镇。
八年抗战，晋绥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在黄河以东，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并确保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线。
一二〇师在冀中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在我党领导下开辟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之间，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侵华日军为确保华北，对冀中进行了数次围攻，造成了较大损失。而我党中央也根据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区，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冀中八路军三纵队提高战斗力和扩大自己的任务。
一二〇师到冀中后，与冀中党政军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第三纵队、冀中军区和进入冀中的一二〇师部队党的工作。
为了开展好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冀中军政委员会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学习讨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各项工作。会议决定，在敌人进攻面前，冀中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和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会议还对地方党政工作做相应决定。
两次军政委员会的召开，统一了冀中党政军的领导思想，从组织上解决了冀中根据地的领导问题，为巩固和发展冀中根据地确定了正确方针，对开展第三、四、五次反围攻斗争，巩固冀中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二〇师到冀中，由山区转入平原，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主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根据不同敌情，广泛开展伏击战、袭击战、村落战，集中作战的主力兵团和分散活动的游击支队配合战斗，采取各种形式，抓住一切有利战机，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次“围攻”，取得了威震平原的五战五捷的辉煌战绩，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一二〇师刚到冀中时，冀中已遭受日军两次“围攻”，大部分县城沦陷，此时敌人又以7000多兵力分5路对冀中开始第三次“围攻”，来势凶猛。而一二〇师经过长途行军，尚未休整，十分疲劳，且环境生疏。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贺龙同志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是要打几个胜仗，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稳定冀中军民情绪，增强一二〇师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
1月31日，贺龙从肃宁边寨村转移到东湾里，得知驻河间的日军经常出城抢粮。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战机”，于是指挥七一六团于2月2日在曹家庄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毙伤140多人，并跟踪追击，直至河间城下。接着，贺龙判断敌人必然前来报复。果不其然，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于4日拂晓，纠集部队千余名前来报复。但在大曹村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七一六团的伏击，日军伤亡惨重，败退而归。与此同时，任丘等地也相继收复，日军的第三次“围攻”被粉碎。
随后，日军对冀中发动第四次“围攻”，转移到饶阳地区的一二〇师部及冀中军区遭到日军的合击，情况危急。贺龙镇静自若，从日军进攻速度来分析，判断敌人对饶阳地区的情况并不清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摆脱敌人。于是，他下令两个指挥机关组织力量准备抵抗，一面急电刚刚到达安平以西的七一五团星夜南下，在邢家庄攻击日军背后，迫使日军转向。就这样，敌人的第四次“围攻”被粉碎。一二〇师师部及冀中军区机关也转危为安。
接着，贺龙率师部主力返回肃宁整训，继续寻机打击敌人。3月1日，贺龙又利用驻河间日军每天到城周围村镇抢粮抓丁的规律，指挥716团在河间西的黑马张庄设伏，歼敌130多人。中旬，日军对冀中开始第五次“围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贺龙根据敌我力量对比，适时调整作战部署，并依靠群众，及时掌握敌情，巧妙与敌人周旋，每次都先敌一步跳出合击圈，使敌人东追西扑，次次扑空。敌人合计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彻底落空，不得不撤回各据点，结束第五次“围攻”。
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攻”后，贺龙率领新编独一旅、独二旅到河间东北的齐会一带整训。4月22日，河间日军进犯三十里铺。贺龙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主力消灭敌人。23日，贺龙部署部队内外夹击进犯齐会之敌。敌人孤立无援，企图突围，摆脱困境，就向齐会村和大朱村等地大肆施放毒气。正在前沿观察战斗情况的贺龙不幸中毒。贺龙执意不肯休息，继续坚持指挥战斗。齐会战斗，历时三昼夜，歼敌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日军进攻冀中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歼灭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范例，对巩固冀中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贺电。同时，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卓著战功，对一二〇师和贺龙予以表彰和慰问。
为推动冀中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贺龙同志采取了以下方针：
一是抽调干部，加
强冀中部队的领导力量。冀中军区领导在部队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新部队多，老干部少，骨干力量薄弱。贺龙同志到冀中后，吕正操、程子华同志就向他要干部。他从一二〇师先后抽调了常德善、吴西、萧新槐、郭陆顺等多名领导骨干到冀中军区。
二是言传身教，具体帮助。贺龙同志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贺龙同志十分重视以一二〇师的模范行动影响冀中部队。他一面强调一二〇师要成为好榜样；一面通过吕正操、程子华在冀中部队中组织参观团，到一二〇师学习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贺龙亲自主持，联合召开了八路军冀中参谋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司令部工作和作战、训练的经验，讨论了加强和健全司令部工作问题。贺龙连续两天亲自在会上讲解战例，传授作战经验。在此基础上，贺龙指示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训练班，帮助冀中部队训练干部。
三是主动承担战斗任务，保证冀中部队顺利整训。整训是八路军总部下达第一期整军训令的要求，也是冀中部队正规化过程中极为急迫的任务。可是，由于日军的频繁围攻，冀中部队忙于作战，难于执行。贺龙主动提出：冀中区的反“围攻”任务由一二〇师承担，冀中部队抽出身来进行整训。根据这一提议，三纵队第十六团、十七团、二十团、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北岳地区整训。在冀中的部队由一二〇师帮助整训。后来，冀中军区又抽调各分区九个大队和一个营到边区整训。整训后，冀中军区共建成14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战斗在冀中平原上。
在冀中工作战斗的八个月里，根据贺龙的指示，一二〇师政治部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经常邀请当地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座谈，征询批评意见，一发现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及时给予纠正；同时，还派出工作团协助地方进行民主选举，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贺龙的带领下，一二〇师和冀中军民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赞歌。
八路军一二九师
一二九师的诞生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
1937年8月，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一二九师诞生了。一二九师是由红军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及红军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队合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以及几个师直属营。全师共13万余人。
1937年9月4日，刘伯承正式宣布了改编后的干部名单。宣布名单之后，刘伯承指定刚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一二九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做“休闲地”，作为大会会场。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阅兵台附近贴了几条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一二九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天的凌晨3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然接到师部电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6日举行。
9月6日清晨，陈赓又来到阅兵场。天空上黑云滚滚，下着细雨，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秋天，雨却下得特别多。
8时左右，部队陆续到达。大会即将开始时，濛濛细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和协助他工作的参谋处长李达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刘伯承和张浩都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
“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陈赓敬礼后答道。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刘伯承把手一摆说：“我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立着的上万颗青松，上万颗青松上的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雨越下越大。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在大雨中，刘伯承、张浩等骑马检阅了队列整齐的部队。然后，刘伯承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
在抗战八年期间，一二九师一方面积极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另一方面也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同时还积极地扩大革命武装，先后创立了晋冀豫、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并使之联成统一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二九师共歼敌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部队发展到30多万人。
解放战争初期，一二九师主力发展成晋冀鲁豫野战军。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改编后的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在红军中，没有多少人见过刘伯承，但没有人不知道刘伯承的大名，有人称他为“军中之神”，也有人称他为“战场上的魔术师”。
1938年2月，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在山西的防线，开始举兵南下。阎锡山已经无暇顾及山西东南部的土地和军队。于是把这一带所有的国共部队都划为“第二战区东路军“，由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
1938年3月，国民党正面战场告急，蒋介石严令华北各部队不许南撤，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军将领从没打过游击战，而且还是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这些曾经叱咤沙场的老将们惶恐不已，纷纷向八路军寻求帮助。
3月底，为帮助友军坚守山西，朱德、彭德怀在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国共两党共有38人参加。曾经在战场上交过手的众人，如今却在聚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赵寿山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力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且曾提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赵寿山发言道：“我们很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可是思想不统一，也没有教材。今天八路军的游击战专家刘伯承将军来了，我提议请刘将军给我们介绍游击战经验，诸位认为怎么样？”会上的几位国民党将领都纷纷赞成，朱德也鼓励刘伯承给大家说一说。刘伯承不好推辞，便侃侃而谈起来，给这些国民党军官上起了游击战术课。
刘伯承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袭击、伏击、急袭和吸敌打援这四种游击战术，并且生动地讲解了如何在实战中灵活运用。讲解结束后，众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就在此时，却有一双阴鸷的眼睛，在冷眼看着这一切，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朱怀冰。
朱怀冰一直是国民党中“反共”、“剿共”的积极分子，被八路军称为“摩擦专家”。会场里的掌声刚刚停下，他就掐灭了手里的香烟，对刘伯承假笑道：“刘将军讲得好啊，果真是个游击专家，在下十分佩服。只可惜我等没有亲眼见过刘将军打仗，要是能见识一次将军指挥作战时的风采，那该多好！也让诸位同仁有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嘛！”
刘伯承知道这个朱怀冰不是个善茬，看着他没有说话。个性直爽的彭德怀却先开了口：“朱将军想见识刘伯承打仗还不简单？这里到处都是鬼子，哪里都可以做战场。只不过现在已经28号了，日军的9路围攻马上就要开始，咱们还要商讨应对之策，不知道能不能推迟几天？”
“不用推迟，现在离敌人围攻还有七八天的时间，刘将军可以在最近三天内打一仗，不如就选在31号这天吧，地点就在涉县、东阳关一带，怎么样？”
彭德怀有些为难，他用商量的口气问刘伯承：“你看行不行？能不能答应？”
刘伯承看了看徐向前，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他肯定地说道：“没问题，就依朱将军所说，时间定在31号，但是地点不能确认，30号晚上我会做具体的通知。”
朱德也笑着说：“诸位友军将领要是感兴趣，到时候都可以来参观。”在场的国民党将领都齐声应允。
3月30日，刘伯承对此次作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作了报告。他最后说道：“时间就定在明天早上，请诸位将军7点半吃完早饭就进入观摩阵地。9点开始战斗，11点战斗结束，11点半咱们就吃午餐，而且是吃日本人送来的午餐！”
一直沉默寡言的国民党将领曾万钟这时突然问道：“我没听错吧？刘将军都成诸葛孔明了？还让日本人送午餐？日本人从哪送来？”
“就让他们从东京送来。”刘伯承自信地笑道。
3月31日早晨7点半，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将领在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距预设战场只有两里路的杨家山，响堂铺伏击战即将打响。
响堂铺是邯郸长治公路上的一个小镇，两侧都是高山，中间有一条峡谷。日军在峡谷中修建了一条简易公路，并频繁地从这条路上运送军用物资。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就是要伏击日军的运输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前来观摩的众人隐蔽在杨家山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路上的情况。这些国民党军官等了一阵，却发现公路上毫无动静，也看不到一个八路军战士。朱怀冰赶忙问朱德：“我说总司令，还有半小时就要打仗了，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呀？”
朱德笑道：“将军别着急，不会唱空城计的。”
又过了20分钟，公路上隐隐出现了日军的汽车。朱怀冰这时慌了神，大叫道：“哎呀，这可怎么办，咱们离鬼子太近了，要是鬼子的子弹和炮弹打过来怎么办？”
刘伯承赶紧安慰他：“朱将军莫慌，我保证日本人的子弹打不到这里，我们也绝不会等到他们把炮弹架起来。”接着又反问道：“难道将军指挥打仗的时候，看不到鬼子，听不到枪声？”
“那当然，听到枪声还得了，要是日本人打过来，撤退都来不及！”朱怀冰一边紧张地望着公路一边说道，然后他突然指着公路对刘伯承道：“快看！最前面那两辆小汽车停了。”
刘伯承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见从停着的车里走出两个日本鬼子。他们先是举起望远镜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向后面的车队挥了挥手，意思是：前面什么也没有，只管往前开！此时公路上依旧没有动静，朱怀冰急了，他嚷道：“为什么不开枪？鬼子要走了！再不打就没机会了！”可周围却没有一个人理他，朱怀冰只好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后面又开来一支约有100辆车的车队。等到两支车队全部进入响堂铺峡谷的时候，三枚信号弹升上了天空。公路两旁好像瞬间出现了千军万马，事先埋伏在这里的部队一齐开火，八路军战士们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日军仓促应战，刚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后来渐渐失去了还手之力，只得被动挨打。战斗果然只持续了两个小时，除了30余名日军侥幸逃脱以外，其余尽数被歼灭。
一二九师在此次战斗中，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烧毁汽车180余辆，缴获各种枪支130余支，还有四门迫击炮和大批的军用罐头，响堂铺伏击战大获全胜。战后，徐向前来到观摩阵地，向朱德汇报了战果。曾万钟感叹道：“刘将军果然神机妙算，八路军的游击战真是名不虚传！”朱怀冰也赶紧道：“我早就说过八路军的游击战很厉害，刘将军，我前两天在会上说的话不太中听，你不要介意啊。”
响堂铺一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运输线，也让国民党将领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坚定了他们留在山西战场上打游击的决心。
夜袭阳明堡
夜袭阳明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战例，它是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其实这次战斗仅仅歼灭了100余名日军，严格说起来，根本算不上是大的战役。那它又是凭借什么，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战例呢？制空权对于现代战争来说至关重要，它甚至可以改变整个战场上的形势。而夜袭阳明堡，实际上就是突袭日军的机场，使敌人的制空权一度丧失。
1937年10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向山西太原发动进攻，遭遇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北部的抵抗，这就是规模浩大的忻口战役。日军此时不仅地面部队遭到抵抗，后勤补给也受阻，因此只得依靠空军力量。日军的飞机频繁出现在战场上空，它们既负责运输，也担负轰炸的任务，忻口战场上的国民党官兵饱受日军的空袭之苦。
八路军当时为支持忻口一线的作战，派遣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作为先遣部队向太原挺进，打算插入敌人的后方执行侧击任务，牵制敌军。10月16日，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苏龙口村，他们发现日军的飞机每天都从苏龙口村上空飞过，战士们叫骂着：“有种下来跟老子单挑！”可团长陈锡联却看着呼啸而过的敌机，陷入了沉思。他通过飞机出现的频率推断，敌人的机场很可能就在附近！在询问老乡后得知，日军的机场果然就在五公里外的阳明堡。
10月19日，陈锡联亲自带领几个营长，前往阳明堡附近的山头观察地形，敌人的机场在晴朗的天空下清晰可见。在观察过程中，他们巧遇了从机场逃出来的一位老乡，据这位老乡介绍，阳明堡机场共有24架飞机，白天出去轰炸太原和忻口，晚上回到这里。日军的一个联队驻守在镇里，而留守在机场的，只有一个200多人的警卫队。陈锡联通过观察发现，24架敌机分成三排停在机场上，守卫部队大部分集中在机场的北边，而停机坪的警戒又比较松懈。陈锡联迅速做出判断，只要部队的行动足够灵活机动，绝对可以用极小的代价，对这个机场造成致命打击。陈锡联当即决定，趁着夜色给日军来一个突袭！
夜袭阳明堡的任务交给了赵崇德的“以一敌百”营——三营。为了防止敌人赶来增援，陈锡联布置一、二营去破坏阳明堡附近的公路和桥梁。机枪连和迫击炮连负责牵制敌人的火力，支援三营。出发前，赵崇德找到党支部书记，上交了自己的党员证和身上仅有的三元钱，并对他说：“要是我没能回来，就帮我交给党吧。”当天夜里，三营的战士们出发了，所有人都脱下棉衣、放下背包，一律轻装上阵。他们把刺刀、手榴弹和枪支都紧紧地绑在身上，队伍不发一声地向目的地迈进。
在夜色的掩护下，赵崇德带领两个连摸进了飞机场。先遣小组巧妙地消灭了敌人的哨兵，战士们按战前分好的24个小组，分别冲向了24架敌机。就在这个时候，西北方有个日军突然叫了起来，紧接着枪声响起。赵崇德果断地带领一排战士冲向西北方的敌军，一边大喊：“快打！”战士们立即高喊着扑向敌机。刹那间，机枪的扫射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当即就有几架飞机中弹，燃烧起来，冲天的火光照亮了黑夜。正在巡逻的日军立即赶来，与八路军战士展开了肉搏。飞机里的驾驶员也被惊醒，他们慌忙按下飞机里的机关枪开关，结果后面的飞机打中了前面的飞机，场面更加混乱。
就在这时，战士们又听到营长赵崇德高声喊道：“往飞机肚子里喂手榴弹！快！”在赵崇德的指挥下，日军又有好几架飞机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报废了，机场上弥漫着滚滚浓烟。这时，赵崇德发现还有几架敌机没有被摧毁，他赶忙又带着战士冲过去。赵崇德先是用机枪向飞机的驾驶舱内猛烈射击，然后指挥战士往机舱里扔手榴弹。突然，赵崇德被一颗子弹击中，倒了下去，几个战士连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赵崇德用尽力气喊道：“别管我！快去炸……”话没说完，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战士们流着眼泪，一边高喊着：“为营长报仇！”一边冲向敌机……一个小时的战斗结束了，敌人的24架飞机全部被摧毁，警卫队也几乎被歼灭。当阳明堡镇里的日军赶来救援的时候，七六九团早已撤出了战斗。
阳明堡的24架敌机被八路军一夜报销，这是抗日战争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战斗，它创造了步兵打败空军的光辉战绩。夜袭阳明堡的捷报传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这次灵活机动的夜袭战，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胜利，使日军一度失去了空中力量，有力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作战。同时，它也推翻了国民党认为游击战无法担当重任的观点，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