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征中的传奇红色故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前所未闻的故事”来讲述长征。的确，“长征”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罕见。两年，二万五千里路，其中的故事数不胜数……
十送红军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雨绵绵，秋风寒。
树树梧桐，叶落尽，愁绪万千，压在心间，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两送红军，到麦田，麦地熟了，要远行。
送我儿郎去参军，千难万险不忘本，平平安安报佳音，
亲人啊，待到春时，望家看。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包谷，金灿灿，
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红了天。
四送红军月光寒，十里泥泞不嫌远，
秋凉别忘添衣衫，相见难呐别亦难。
捧一把山里土，红军啊!亲人一去莫走远。
五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
千军万马江畔站，四方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
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归乡。
……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十送红军》，其凄婉而悠扬的旋律沁人心间，真挚朴实的歌词更是令人久久难忘。《十送红军》的歌词以叙事为基础，并借叙事来表达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成功的强烈期盼。整首歌曲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使人感到情真意切、难舍难分。伴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回到红军即将离别苏区瑞金，踏上长征路的时刻。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几个县。红军并没有延续前四次反“围剿”的战绩，在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与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于是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离开创建四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
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感情上，红军全军从党内领导到各级官兵，都不愿离开这块红色的土地。然而，几十个县的大苏区，如今只剩下几乎一根梭镖就可以穿透的土地了，组织撤离，迫在眉睫。
1934年7月，中央领导机关告别叶坪的谢家祠堂，一路向西的搬迁，从叶坪到沙洲坝，再到瑞金城西的云石山，明确地显现出红军西进的轨迹。随后，红军各路集结于在瑞金正西约80公里处的于都，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17时，秋日的黄昏一片寂静，云石山上突然响起行军号。瑞金人对军号声早就熟悉了，这一次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大家伙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军号声在这时响起，与往常不太一样，似乎带着几分凄凉。原来，是红军要走了，百姓们的心像是被撕碎一样痛。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的、纳鞋底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即将出征的战士们送行。
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花生、芋头、鸡蛋、水果，排成两排站在道路两旁，不停地向红军战士们招手。有一位老大娘，挎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见一个红军送一个……老人几近干涸的眼眸在此时淌下了两行热泪，她握住红军战士的手说：“红军啊，你们啥时候回来？”
“送我儿郎去参军，千难万险不忘本，平平安安报佳音”，在于都有这样一位老人，名叫钟招子，她养育了10个儿子，其中8个参加了红军。红军部队在于都集结出发时，钟招子的8个儿子就在队伍中。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这一等，就是十多年，老人盼着红军再回来，盼着儿子回家来。当年，老人目送着儿子们远走，心心念念地想着他们。日子久了，儿子们杳无音信，老人整日以泪洗面，终于哭瞎了双眼。但是她却始终做着一件事，就是每天坐在石阶上，点亮马灯，等儿子们回来。有人疑惑地问她，既然眼睛失明了，为何还要点灯？她说：“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于都解放，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进驻于都。钟招子老人带着十多年前的期盼和一丝丝的希望，让人带着她找到解放军的队伍，一遍一遍地询问儿子们的下落，最终却是失望而归。史料记载，于都县当时22万人口，约1.6万人参加长征，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其中1000多人没有姓名记载。也许钟招子老人的儿子们就在这1000多人之中，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老人说自己把儿子送给红军，心甘情愿，上前线打仗是光荣的事情，她为儿子们感到骄傲。
对于蒋介石集团的步步紧逼，红军的这次战略大转移是一次秘密的行动。当时中革军委的临时驻地在云石山乡的梅坑，红军转移至于都后，顺利、安全地渡过于都河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人们可以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看到当时运送中央首脑人物的一支竹篙、一支橹、一艘小木船，船头上是一盏马灯。隔着厚厚的玻璃，仿佛眼前浮现出了那些早已久远的画面。
1934年10月16日，临近中午，一位名叫李声仁的渔民正在和未婚妻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这时，几名红军干部朝他们走来，和气地说：“老乡，请把船靠过来。”李声仁把船撑到岸边后，听红军干部说明了来意——晚上部队要撤离，在此处渡过于都河，需要渔民们的帮助。李声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并且回到家中发动了更多的渔民，准备一起帮助红军渡河。
下午5点左右，李声仁和未婚妻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其他几十条渔船会合，另外一些乡亲也自发赶来，帮助红军把需要搬走的东西运到船上。
1小时后，渡河开始。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来回一次约20分钟。李声仁和王九发同撑一条船，女的船尾掌舵，男的船头摇橹。600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加上夜黑风大，稍不留神就会翻船。
几个小时过去了，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李声仁等渔民手上已磨出许多血泡，令他们欣慰的是，终于送完了当天的最后一批红军战士。
由于红军渡河的时间有明确的先后顺序，于是李声仁等渔民10月18日晚，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开始送另一路红军渡过于都河，又是整整一夜。于都河上，8个渡口，800多条用于做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30公里的河面。为了表示感谢，红军送给李声仁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承诺:“感谢老乡，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大家。”
此后，于都河成为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的重要纪念地，建起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对岸是植被茂盛的丘陵，一段由5条木船搭起的浮桥按原貌摆放在河边。
“鱼水情，谊难分，红军啊！几时（里格）盼望（介支个）把圆团？”军民鱼水情，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情深似海。老百姓愿意不远数里送红军，更愿意盼得红军带着胜利的消息归来！
“长征”与“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一种说法，而“二万五千里”往往被默认为红军长征的总行程，其实，“二万五千里”仅仅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所走的里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征途，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至1935年10月止，中央红军走过了赣、闽、粤、湘等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行程达两万五千里。由于中央红军所走的路线最长，征途最远，二万五千里距离毋庸置疑地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表里程，同时也成就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中共有四支队伍，即中央红军、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这几支队伍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不尽相同：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2、红6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红军长征是从转移开始的，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从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来看，并未出现“长征”一词。其由来也经历了几番演变，“长征”的前身曾有“撤退”“迁移”“远征”“西征”等词语。而首次出现“长征”的概念是在1934年，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将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首次被称为“长征”，是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2月23日，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提出的。同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共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长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更加准确地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日，毛泽东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强调：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1934年至1936年间，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跋山涉水，渡过了艰难险阻，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的围追堵截，撰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成为了这部史诗不朽的代名词。
毛泽东泪洒长征路
漫漫长征路，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安危始终置之度外。然而，面对人民、妻子和战友，他竟几度落泪，把自己最真挚的感情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血战湘江以后，红军改变路线，进入贵州。
队伍行进过程中，一位年迈的老人引起了战士们的注意。她正怀抱着刚刚几岁的小孙子，半倚靠着一根木头柱子，向路过的人乞讨。老人已是满头白发，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嘴唇干裂得渗出了鲜血。
这时，毛泽东停下了脚步，径直走向老人。
毛泽东来到老人身边，关切地询问情况。老人声音颤抖地回答：“我家积攒了一年的粮食都被地主抢走了，儿子也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只剩下我和儿媳妇，还带着小孙子，家里既没个主事的人，也没人能干力气活。我们实在没办法生活，只好分别在路边讨口饭吃。”老人越说越伤心，哭了起来。
毛泽东安慰她说：“您不要着急，我们来了会帮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说完，毛泽东脱下自己的毛线衣披在了老人身上。然后，让身边的警卫员拿来两条满满的干粮袋，放到了老人手中。
老人擦了擦眼泪，问道：“你们是谁？为何还要帮助我们？”
毛泽东蹲下身子，微笑着说：“老大娘，我们是红军。红军就是咱们人民的军队，老百姓的亲人。”
老人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第一次听说红军，也是第一次见到红军。你们和那些军阀不一样，是我们的恩人。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会感激一辈子的。”
毛泽东搀扶起老人和孩子，说：“今后您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红军就行。”
老人连声说了感谢，步履蹒跚地朝前走去，边走边念叨着：“我一定记住这个名字，红军，红军……”
看着老人渐渐远去的身影，毛泽东流下了泪水。这是他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落泪，不是因为病痛，而是因为看到百姓受苦时的心酸。
毛泽东拂去脸上的泪水，转过身，对战士们说：“老大娘的遭遇映射了整个中国的现状。我们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把受苦受难的同胞解救出来。”
红军长征路上，使毛泽东二度落泪的人是他的妻子——贺子珍。
1935年4月，红军来到贵州盘县。贺子珍随中央纵队修养连一同在盘县的小山村里休整。一天正午，几架敌机向修养连的驻地袭来。情况十分紧急，安全转移伤病员刻不容缓。
贺子珍发现一名伤员行动非常吃力，她正准备上前帮忙时，一枚炸弹从天而降。贺子珍不假思索地扑在伤员身上，伤病员得以获救。然而，贺子珍却满身鲜血，头部、胸口、手臂都被弹片击伤，伤口多达17处。
昏厥的贺子珍被火速送往医院救治。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站着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弟媳钱希均。贺子珍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把我受伤的事情告诉润之，让他专心工作吧。”
由于贺子珍伤势严重，毛泽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闻讯，立刻赶去探望妻子。
当毛泽东走到贺子珍跟前时，她正在熟睡。毛泽东轻轻地掖好被子，凝望着身受重伤的妻子，不免有些动容，轻声抽泣起来，哽咽着问道：“子珍，怎么样？”
半昏迷中的贺子珍耳边突然响起了自己熟悉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是毛泽东正温情地注视着自己。贺子珍怀着激动的心情，用微弱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润之，把我留下，你向前进吧！”“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他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一段日子以后，贺子珍彻底康复，重新回到了红军队伍当中，与毛泽东团圆。
长征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红军战士们时刻都面临着生死考验。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毛泽东在战场上不曾哭泣，痛失警卫员，令他泪流不止。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队翻越甘竹山，突然遇袭。
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发现敌机正由远及近，呼啸而来，他大声呼喊：“有危险！”队伍还没来得及散开，敌机便接连抛下重磅炸弹。其中，一枚正朝毛泽东的方向落下，胡昌保大喊道：“主席，小心！”说着，胡昌保奋力扑向毛泽东，用身体挡住了炸开的弹片。
瞬间，胡昌保全身鲜血淋淋。毛泽东扶起胡昌保，焦急地喊着：“小胡！小胡！……”胡昌保慢慢苏醒过来，说：“主席，您受伤了吗？”
“我没受伤，因为你救了我。”
胡昌保包扎伤口时，脸色越来越差，他强打着精神说：“主席，看来我不能再陪您一起往前走了，真遗憾不能再当您的警卫员了，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毛泽东紧紧地抱住胡昌保，哽咽地叫着他的名字。
胡昌保慢慢地闭上双眼，一头靠在毛泽东的怀里……
此刻，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滚烫的泪水从脸颊落下。他慢慢起身，摘下军帽，为牺牲的胡昌保默哀。许久后，毛泽东说：“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战友，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周恩来爱兵如子
长征期间，周恩来有一副属于自己的担架，但是他却很少使用，经常让给伤病员。一提到坐担架，周恩来便打趣地说：“大家有两条腿，我也有。大家能走，我也能走。把担架留给伤病员吧，他们才更需要。”
有一天，担架员请周恩来坐上担架，却被婉言拒绝。担架员有些为难，说道：“周副主席，请您坐担架可是我们的任务。如果您不肯坐，我们没办法交差呀。况且，大家都知道，这是组织特意为您准备的担架，谁都不敢坐。”
周恩来一听，反问道：“难道我的命令你们不听吗？”正巧，一位伤员从旁边经过。周恩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伤员跟前，说：“同志，你伤势如此严重，坐上担架吧。”
伤员抬头看看蓄着长胡须的周恩来，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旁边的担架员解释说：“这位是周恩来副主席，他邀请你去坐担架。”伤员感动地说：“周副主席，这怎么行呢，还是您来坐吧，我能走得动。”
“同志，你为革命而受伤，坐担架是理所应当的。”
“不不不！我还能够坚持，就算是爬也要跟着部队到目的地。”
“这是命令！”说完，周恩来搀扶着伤员，坐上了担架。
红军一路长途跋涉，途经草地时，没有食物供给，生活非常艰苦。很多战士由于积劳成疾，病倒在半路。周恩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战士边走边晃，踉跄了几步，跌倒在泥泞的草地里。周恩来发现后，立刻前去扶起战士，关切地说：“小同志，你是不是生病了？”
年轻战士断断续续地回答：“报告，报告首长，我没事。”
“如实回答。”
“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心慌，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昏倒了。”年轻战士说出了实情。
周恩来转身对警卫员说：“快去拿些炒面。”
警卫员打开面口袋一看，炒面已所剩无几，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周恩来急切地说：“我知道剩下的面不多，不要为我考虑。”警卫员只好照做，盛了一碗炒面，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把炒面端到年轻战士跟前，说：“小同志，快吃吧。我们赶路，身体很重要。”
小战士摇着头说：“首长，您留着自己吃吧，我能坚持。”
“你一定要吃！让身体赶快恢复，才能走出草地啊！”周恩来恳切地说。
小战士接过炒面，眼里充满了泪水。站在一旁的警卫员也被感动了，他深知这些炒面都是周恩来一点一点省出来的。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周恩来献出的一碗炒面，帮助年轻战士补充了体力，坚定了信念，为共同战胜困难筑起了希望的桥梁。
彭德怀忍痛杀坐骑
1935年8月，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穿越川西北的广阔草地。由于没有粮食供给，荒芜的草地上又难寻食物，战士们个个饥肠辘辘，有的甚至重度昏迷。彭德怀见到战士们相继倒下，焦急万分。还有什么能吃的？这时，他想起了跟随自己长征的一匹黑色骡子。
战士们都知道，彭德怀对这匹骡子非常疼爱。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牵着黑骡子走一走，或是给它喂些草料。之前粮食富裕，彭德怀还会分出一小口自己的干粮，塞到骡子嘴里。这匹骡子很聪明，每次彭德怀轻轻拍打它的脖子，它就会慢慢卧下身子，等主人坐稳，再驮着主人前行。
彭德怀来到这匹骡子身边，不停地抚摸着它的皮毛。“现在军中还有几头牲口？”彭德怀询问身边的饲养员。
“算上这头黑骡子，总共有6头。”饲养员回答。
“把这几头牲口集中起来，宰了吃肉。”
“杀掉？连这头黑骡子也杀掉吗？”饲养员急忙问道。
这时，彭德怀身边的警卫员说：“军团长，您怎么舍得杀这头黑骡子呀？”
“人比牲口重要啊！现在部队粮食紧缺，杀掉这些牲口能救活不少性命。”
饲养员不舍地说：“这匹黑骡子也算是给革命立过功，能不能不杀它？”
“这匹黑骡子一路驮着粮食、物品，有时还会驮着伤病员。湘江战役，那些不会游泳的战士也是靠它背过来的。过雪山，它背着伤员走出严寒。今天，就让它最后再立一次功吧。”说着，彭德怀有些黯然神伤。
“虽然，这匹黑骡子曾经是我的坐骑，但是为了全军战士，也要杀掉它。
至于我，可以用双脚走出草地。”彭德怀接着说。
大家再次向彭德怀求情，却遭到了拒绝。彭德怀说：“就这么定了，由方副官负责杀骡子。”平时，彭德怀一声令下，大家都是言听计从。这一次，身边的人都默默地低着头，谁都不忍心去杀死那些牲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战士们仍旧纹丝不动。
这时，彭德怀严厉地说：“方副官，快开枪！要是不执行命令，你就要挨枪子！”
方副官掏出手枪，瞄准那几头牲口。“砰、砰……”接连几声枪响，骡子相继倒下。
“不要朝黑骡子开枪！”饲养员上前阻拦。
“为了战士们，按照我的命令执行！”彭德怀说。
由于常年随军征战，这匹黑骡子已经习惯了枪声，它依然温和地站在原地。最后一枪，射向了那匹黑骡子。当黑骡子倒下的那一刻，饲养员飞奔到它的身边，搂住它，泪流满面。彭德怀站在远处，摘下军帽，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炊事员炖了肉，战士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警卫员盛了一碗肉，端到彭德怀身边，说：“军团长，你也要补充些营养。”
“拿走吧，我吃不下。”彭德怀低声说。
彭德怀为了挽救战士们的生命，下令杀掉自己的坐骑，使更多的人走出了茫茫草地。此后，彭德怀忍痛杀坐骑的事在军中传为佳话。
王稼祥——担架上的长征
1933年4月底，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县古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出席。会议召开不久，国民党军派来飞机轰炸江西乐安县。其中一枚炸弹飞向正在召开会议的古庙，王稼祥被炸成重伤。
事后，王稼祥被紧急送往位于瑞金的后方医院。主治医生和会诊医生们见到满身鲜血的王稼祥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王稼祥伤势严重，弹片扎进腹部，穿透了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处，引发升结肠穿孔感染。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没有X光机等设备，无法确认弹片的残留位置，只好对王稼祥进行保守治疗。后来，医院想方设法找来了X光机，发现王稼祥体内右下腹已患有局部性腹膜炎，右肠骨脊内侧出现脓肿。当时，只有28岁的王稼祥每天都要经受着伤痛的折磨。
此后不久，红军决定战略转移，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随军长征。一路上，王稼祥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走。队伍行走于在崎岖的山路上，王稼祥紧紧地捂住伤口，忍着剧痛，没有丝毫抱怨。
红军到达黎平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以后，随军医生傅连暲为王稼祥检查伤口。当傅连暲揭开王稼祥那被血浸透的纱布时，发现伤口已经溃烂，并散发出一股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臭味。由于残留在王稼祥体内的弹片没能及时取出，伤口处已经爬满了蛆虫。
长征途中不具备手术条件，医生只好把胶皮管塞进王稼祥的伤口，外面穿上细线，再用细线拴住纱布和棉花，帮助把体内的脓液排除。每次换药，王稼祥都要经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医生慢慢地把长约四五寸的胶皮管从伤口拔出，每动一下，王稼祥疼得直咬牙，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滴下。
红军到达土城后，王稼祥感觉伤口处有些异常，请医生为他检查。原来是路上颠簸，排脓液的胶皮管全部掉进伤口里面，导致了伤口发炎。由于土城战役爆发，红军需要撤离，医生只好把胶皮管从伤口里拔出，用纱布棉花堵住王稼祥的伤口。
后来，红军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红军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性会议。王稼祥带伤参加了遵义会议，并且在会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瓦窑堡。经过长途跋涉，加之气候多变，水土不服，队伍中的很多人都患上了感冒。身受重伤的王稼祥重度昏迷，长达五六天，在医生们的紧急抢救下，才得以苏醒。
王稼祥虽然带伤长征，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红军向草地进发，经过长江与黄河的分叉口时，王稼祥为担架员们讲解说：“这里是长江与黄河分水岭。”荒芜的草地里，很少能够找到食物，王稼祥经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大家吃。
红军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夜里，突然下起暴雨。担架员把唯一的一块雨布披在王稼祥身上遮雨，王稼祥对担架员说：“把大家叫来，坐在我身边吧，不要把衣服淋湿了。”
只要伤口不太疼，王稼祥就主动让出担架，步行前进。有一次，部队需要渡河，担架员对王稼祥说：“王主任，您的身体还没好，坐上担架吧。”
王稼祥说：“这条河不深，我能走过去。”
“您的伤口还没愈合，如果遇到水，恐怕会严重啊。”担架员关切地说。
“这样好了，我背您过河吧！”旁边的警卫员开口说道。
在大家的劝诫下，王稼祥没有再推辞。警卫员背起王稼祥时，心里咯噔一下：王主任被伤痛折磨了这么久，体重也减了大半。
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骑在牲口背上随队前行。有时伤口疼得受不了，他就下来慢慢跟在后面走。担架员们不忍看到王稼祥带伤走路的样子，多次提出要抬着他下山。王稼祥却说自己慢慢走就行，不能让担架员再消耗体力。
王稼祥的长征路多半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一路备受病痛的折磨，但是却没有改变他对革命的热爱，没有影响他对红军的决策，也没有减少他对战士们的关心。王稼祥始终凭借顽强的毅力，带伤走完了伟大的长征之路。
彝海结盟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会理。中央红军在会理的郊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议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大举北上之前，中央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
先遣队北上探路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大渡河。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大路——小相岭，途经越西至大树堡，再到大渡河对岸的富林。另一条是小路，途径冕宁，穿过彝族区到安顺场。
先遣队首先派了一个侦察组对两条路进行实地考察。刘伯承和聂荣臻根据所获得的情况，猜测敌人会认为红军将选择走大路，到富林。所以，他们决定选择走小路。同时，为了迷惑敌人，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第二先遣队向大树堡方向进发，造成红军走大路的假象。
5月20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队到达冕宁。次日上午，红军主力顺利经过冕宁，由安顺场向大渡河挺进。22日，先遣队到达俄瓦垭口，却遇到了阻碍。彝族群众举着大刀、石块、土枪、长矛，聚集在山林中，阻止红军前行。在这种情况下，萧华带领的工作团通过翻译，向彝族群众说明了红军的来意，并表示与他们诚心合作，共同抵制国民党军阀的剥削。
然而，彝族群众并不领情，执意阻拦红军的去路。僵持之下，彝族的首领小叶丹得知红军是解放人民的队伍，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他派人前来察看情况。来人表示，如果红军真心想与彝族群众合作，刘伯承就应该与小叶丹结为兄弟，以示诚恳。小叶丹想要结盟，原因不止一个。当时，彝族中“沽基”和“罗洪”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了争斗。身为“沽基”首领的小叶丹，希望得到红军的帮助，一同击垮敌对部落。
当刘伯承与聂荣臻得知结盟的消息后，大为惊喜。刘伯承高兴地说：“我们与彝族群众本就是兄弟，结盟以后更是亲如一家。身为共产党人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说完，刘伯承策马扬鞭来到袁居海子边，会见小叶丹。
萧华向小叶丹介绍了刘伯承的身份。随后，小叶丹恭敬地下跪行礼，刘伯承赶忙将其扶起，两人亲切交谈。刘伯承说：“红军到达彝族区，只是借道北上，目的是打败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成功以后，红军一定会为彝族人民提供帮助，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现在，我愿意与你结为兄弟。”见到刘伯承如此坦诚，小叶丹吩咐道：“快去拿一只公鸡来，我要与刘伯承司令歃血为盟。”
结盟仪式的地点选在海拔2000多米的海子边。这里又被称作“彝海”，是远近闻名的高山淡水湖。按照彝族的风俗习惯，一位彝民从彝海里舀出湖水，倒入两个空碗里，然后，用刀尖划破鸡嘴，将鸡血分别滴进两碗水中。
结盟仪式正式开始。刘伯承和小叶丹跪在地上，共同面对清澈的湖水。刘伯承把碗举过头顶，说：“上有天，下有地，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天地可鉴，如有反悔，天诛地灭。”说完将碗里的湖水一饮而尽。紧接着，小叶丹起誓：“我小叶丹与刘司令在此结为兄弟，如有悔意，就像这只公鸡一样死去。”说完，喝干了碗里的水。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受到了小叶丹的盛情款待。
第二天一早，红军即将出发。临行前，刘伯承嘱托小叶丹：“接下来，红军的大部队即将通过彝区，希望你们让他们安全通过。”随后，刘伯承送给小叶丹十几支步枪。小叶丹则把自己骑的黑骡子当做礼物送给了刘伯承。
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改变了红军与彝族群众的关系，为红军北上铺平了道路。同时，“彝海结盟”也成了长征中民族团结的典型事例，被载入史册。
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以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是一座巨大的雪山。由于山上常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多样，甚少有人能够翻越，所以又被称为“神山”。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夹金山的歌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当红军来到夹金山附近的时候，附近的百姓劝诫道：“这座雪山可翻不得，上去了就下不来啊！”有些人还迷信地说：“这座雪山就是山中之神，有人翻越它，就会遇到雪崩，被掩埋。据说只有仙女才有本事翻过这座山。”然而，对于红军来说，翻越夹金山势在必行。
1935年6月12日黎明，战士们踏上了翻越夹金山的路。6月份正是盛夏来临之际，雪山脚下却寒冷无比。战士们身着单衣，脚踩草鞋，爬山之前只能靠喝烈酒、辣椒汤、姜汤等御寒。
走在前面的红军战士用镐抛开一条小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爬。破旧的草鞋根本不能阻隔冰雪，战士们踏进厚厚的雪地里，立刻被冰冷的雪刺痛双脚。行走的时间越长，双脚逐渐僵硬，失去知觉。
攀爬的高度不断增加，风力越来越大。狂风夹杂着雪片，像一把把小刀划向战士们的脸颊。脚下的草鞋磨破了，浸湿了，战士们只好光着脚板继续往前走。阳光反射到皑皑白雪上，非常刺眼，很多战士得了雪盲症，只好被其他人引领着前行。
经过数小时的攀爬，红军穿过层层迷雾，经筲箕窝、一直箭、五道拐等区域，于中午时分到达夹金山山顶——王母寨。红军顺利翻过山顶以后，依旧马不停蹄。作为先遣队的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到达阿坝州懋功县的达维镇脚下时，与红四方面军不期而遇，两军的首次会合。
先遣队顺利翻越夹金山，增加了中央红军的信心。随后，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
中央红军顺着先遣队留下的小路，冒着严寒向雪山顶进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扎紧绑腿，手持木杖，与战士们并肩而行。途中，国民党派来飞机不断侵袭，一颗颗炸弹落在雪白的山上，增加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危险和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没有惧怕，反而越挫越勇，最终顺利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红88师南下西康，从小金县出发，再次翻越夹金山。在长征途中，很多战士不止一次翻越夹金山，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的壮举，政府在夹金山下的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修建了夹金山公园，园内树立着一座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碑。
艰难草地行
1935年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右路军从四川毛儿盖出发，向草地进发。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海拔在3500多米，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红军通过的草地主要是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由于地势低，草地间聚集了黑河（亦称墨曲河）与白河（亦称葛曲河）相交的水流。
河水常年滞留在草地间，又与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淤积成草甸。草甸下面尽是淤泥，深浅不一，最深处甚至可以没过一个人的头顶。如果不慎陷入泥潭，则会越陷越深，不易生还。8月，正是草长莺飞之时，天气变化异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一片迷雾，茫茫的高原湿地无疑成了险恶的无边沼泽。
红军来到荒无人烟的草地，顿时陷入了食难、行难、宿营难的三重困境。
走在灰绿色的湿草地上，红军战士谨小慎微。人和马匹只能踩在草甸上，一步一跨地往前走。有的战士握住木棍，深一脚浅一脚，试探着走路；有的则几个人相互搀扶着并肩前行。
夜间行走，有的战士不慎掉进泥潭，身体很快便陷了下去，其他人用力拖拽却无能为力。因为沼泽下陷的力度非常大，越是用力挣扎就越难逃脱。后来，红军战士找到了窍门：在泥潭之中尽量保持冷静，慢慢向上挪动身体，或者把绑腿拴在被陷人的身上，其他人从旁边逐渐将其拖拽上来。由于泥潭中混沌污浊，战士身上的伤口侵入泥里后就会红肿溃烂，导致严重后果。
8月份，高原地带多雨潮湿。这样的天气给行走在草地间的红军战士增加了难度。雨水不断聚积，脚下变得更加湿滑，稍不小心就会跌入泥潭。大雨过后，在草地上形成了一些河滩，或深或浅，多为急流。有些年轻的战士体质弱，双脚踏进冰冷的河水里，忍不住打战，甚至摔倒在河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克诚将军说：“有一次，部队正在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行至草地之前，红军筹备了一些粮食。由于草地里根本找不到干净的水源，不能把青稞面熬成糊，战士们只好生着下咽。比起泥潭里的河水，雨水算得上干净无味了。战士们趁着下雨，把青稞面淋湿，直到搅成糊状再吃下去。
进入草地不久，战士们带的青稞面所剩无几，只好直接吃青稞麦。然而，颗粒状的青稞麦既不能果腹，又难以消化，战士们只好把周围的野菜、草根、树皮当做食物。草地里生长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菜，有的战士吃了不但呕吐、腹泻，甚至会中毒而死。
实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战士们就把身上的皮带、皮坎肩，脚上的皮鞋，煮着吃。最后，连马鞍也被吃光了。身体饥饿难耐，没有力气前行。有的战士不得不把别人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拣出来，然后用茶缸煮着吃。
水是生命之源，战士们不但吃不上饭，更喝不上干净的水，最艰难的时候只好喝人尿或是马尿来维持生命。很多战士因为饥饿缺水失去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草地。
高原天气早晚温差很大：早晨，太阳升起的时间较晚；中午气温会相对较暖；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气温便会骤降，有时还伴随着狂风暴雨。战士们有的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全身发抖；有的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有的顶着油布避雨。无法生火取暖，战士们就抿一口酒或是吃一口干辣椒，勉强让身体热一些。
红军在草地所受的苦，始终留在那些亲历者的心中。他们用诗表达出真实的体会：
时云时雨又时晴，
苍茫无际草原行，
遍地泥潭无寸木，
缺米短柴断火星。
乌云覆盖无飞鸟，
旷野相依任雨淋。
静坐待更难合眼，
遥望天际盼黎明。
有一位老红军回忆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
曾经带领战士们过草地的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在缺水断粮的情况下，日夜行军终究不是办法，但是在草地间宿营更是难上加难。宿营的地点要在土丘、高地，或是相对干燥的地方。然而，这样的地方在到处是水的草地很难出现，红军战士们只好就地宿营。有的坐着睡觉，有的靠在一起打盹，女战士通常会两两相依，暂时休息。有时，半夜会下起倾盆大雨。宿营的战士们无处躲雨，只好在雨中过夜。夜晚的寒冷，加之雨水的侵袭，有很多战士被冻死在雨中。红1军团中，一个班的战士相互倚靠着，紧紧地抱着枪睡着了，第二天却再也没有醒来。
在穿越草地的途中，很多战士因为受伤或是疾病纷纷掉队。红一方面军特意组成了一个收容团，负责帮助掉队的战士。然而，由于无法医疗救治，担架的数量严重不足，收容团里的很多人最终没能跟上大部队，失去了生命。
徐向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肖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所描述的场景，是红军过草地的真实写照。红军正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团结一致的精神，经过了七个昼夜，最终克服困难，走出草地。
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越过雪山草地后，到达腊子口。中央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红4团组成先遣队，在3天内攻破腊子口，为红军北上甘南开辟道路。
腊子口属岷山山脉，是川西北通往甘南的重要通道，远远望去，仿佛是被斧子劈开的巨大裂口，两边均为悬崖峭壁。山中流淌着一条河水，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连接两边峭壁。
红军到达腊子口前，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开始进行部署。他派兵驻守在木桥和山边的两个入口处，桥上筑有碉堡，桥头两边分别设下纵深阵地和三角形封锁线。鲁大昌此次是有备而来，在腊子口后的仓库内备有大量的粮食弹药。除此之外，在岷州城外还驻扎有增援兵力。
面对敌人如此强大的阵势，红军毫不畏惧，大家坚定地说：“哪怕腊子口是刀山，我们也要翻过去；哪怕鲁大昌是铁做的，我们照样把他砸烂！”
当然，红军并没有鲁莽行事。经过几番侦察以后，红军发现了敌人的两个薄弱环节：其一，敌人的炮楼没有顶子；其二，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腊子口的正面，两侧兵力较少。根据这两点，红4团进行战略部署：政委杨成武率领一个连，由正面攻克木桥，占领隘口；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越过岸边的峭壁，从敌人的侧后方进行袭击，进而占领隘口。
天色渐暗，红军战士们开始行动。
起初，战士们准备徒涉腊子河。河水湍急，两名战士刚游到河中央就失败了。后来，有人提议骑骡子渡河。这个办法行得通，但是时间紧，任务重，情急之下，战士们砍倒了岸边的大树，用树干连成浮桥，加快了渡河的速度。
站在悬崖底部，战士们统统摘下自己的绑腿，拧成几股绳，再由善于攀爬的苗族战士背着绳子爬到峭壁顶端，把绳子放下来，供其他的战士攀爬。
正当战士们相继爬上悬崖时，团政委杨成武赶到6连，对大家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顺利完成任务！如今，我们的左侧是敌人的两万骑兵，右侧更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只有突破腊子口，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我们渡过了乌江，渡过了大渡河，走过了雪山、草地，岂能让小小的腊子口挡住我们的去路啊！”
战士们被杨成武的话语所鼓舞，异口同声地说：“坚决拿下腊子口！”
“好样的！6连的任务是主攻腊子口，相信你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接到任务的6连，很快挑选出2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连夜赶往桥头。其余的战士从桥的正面向敌人展开进攻，目的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然而
，敌人躲在坚固的碉堡里泰然自若。6连的战士们刚刚靠近桥边，敌人就抛出手榴弹，挡住了红军战士们的去路。
进攻失利，战士们都很焦急。接下来的几次冲锋也没能奏效，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弹片在桥头越堆越高。
深夜里，杨成武听到战士们在相互交谈。
“敌人的封锁线太难攻破了。”
“仅仅从正面进攻恐怕行不通。”
战士们的话让杨成武如梦初醒。他急忙召开会议，决定组成敢死队，以少数兵力与敌人拼消耗、拼体力，根据时机，夺取木桥。随后，15名红军战士组成3支敢死队，每名战士均配有一支短枪，百余发子弹，若干手榴弹，身背大刀。根据一排长的提议，敢死队兵分两路：一路一队，沿河岸峭壁进发，通过桥下的桥柱子爬向对岸；另一路两队，在桥边等候，待第一队成功打响，再从两侧夹击，一举消灭驻守在桥上的敌人。
夜深人静，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之时，敢死队员们拽着悬崖上的小树，慢慢向前移动。战士们的衣服被冰冷的河水打湿了，手掌被树枝划破了，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战士们来到桥边，摸黑抓住桥下的横木，用手臂悬挂着身体，以不停地倒换手臂的方式向前挪动。突然，一名战士没有抓牢横木，“扑通”一声掉入河中。桥上的敌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向桥下发动攻击。
另外的两组战士趁敌人集中火力攻击桥下时，迅速向敌人抛掷手榴弹，随即冲进敌人的防御工事。敌人惊慌失措，吓得四处逃窜。红军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在此期间，王开湘带领的1、2连也成功翻越悬崖峭壁，居高临下，不断向敌人的炮楼内抛掷手榴弹。6连的战士们有的向敌人开枪射击，有的抡起大刀，与敌人殊死搏斗。
经过激烈的争斗，红军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抢占了木桥。敌人兵败如山倒，逃之夭夭。红军战士向腊子河两岸追赶，不断扩大战果。自此，有“天险”之称的腊子口被红军彻底攻克。
攻克腊子口后，红一军团政委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独行的“红25军”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全军2900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退出鄂豫皖苏区，向陕甘苏区转移，成为第二支开始长征的队伍。红25军是长征中唯一独立行军的队伍，而且指战员的平均年龄较小，可以称得上是红军队伍中的“学生军”、“儿童军”。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到达独树镇附近时，被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袭击。军长程子华当即决定，与敌人决一死战，不料却出现了突发状况。
天气寒冷，枪栓冻住了，无法射出子弹。程子华、吴焕先和徐海东商量决定，用火点燃干草堆，既能烤热枪栓，又能取暖。敌人见红军没有动静，再次发起了攻击。只听红25军几十挺机枪、上百支步枪突然齐鸣，吓得敌人边叫嚷，边撤退。
红25军击退了敌人的首轮攻击，而如何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才是关键问题。徐海东派红223团进行突袭未果，随后决定全军镇守阵地，伺机夜间突围。
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红25军击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夜晚降临，红25军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穿过敌人封锁线，准备突围行动。
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子弹上膛，时刻准备与敌人展开独树镇一战。随着红25军指挥员一声令下，独树镇战役打响。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红25军没有退缩、没有畏惧，凭借顽强的斗志奋勇杀敌，最终突围成功，取得了独树镇战役的胜利。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在庾家河的一间药铺内召开会议，讨论创建陕南陕边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会议期间，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国民党军第60师突袭庾家河。
程子华、徐海东迅速率队与敌人展开拼杀，一举夺回东山坳口。随后，红224、225团联合抢占坳口两侧制高点，协助红223团击退敌人。此次战斗中，程子华、徐海东均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军政委吴焕先孤身率领部队，英勇奋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由于下颚受伤，不能吹响冲锋号，就在原地向敌人抛掷数枚手榴弹。当敌人发现他时，他毫不退缩，直至牺牲。红224军团团长叶光宏在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仍然坚持战斗。机枪班的战士不断向前冲锋，他们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捡起枪，继续完成使命。
经过近20回合的殊死拼杀，黄昏时分，凶恶的敌人终于被击退了。是役，虽然歼敌800多人，可是由于短兵相接，红25军损失也很大，红25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全军牺牲190多人。
1935年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宝安县豹子川，并在此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9日，红25军与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
在庆功会上，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等人站在主席台上，感慨万千。刘志丹大声宣布：“红25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支屡建奇功的部队。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决定，红25军团和陕北红军整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红25军是长征中的“独行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实现了北上的目标。“红色的青年战士之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军歌嘹亮，这是红25军的战士最常唱的一首歌，他们正如歌词中唱的一样“不怕牺牲，无坚不摧”。
红25军是长征中一支特殊的队伍，经过数次激战，兵力不是逐渐减少，而是不断增加。由最初的2980余人最多增至4000余人，直至长征结束仍有3400余人的兵力。这一特点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堪称奇迹。
长征中的女红军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在长征中有一支特殊的连队，除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和其他伤病员以外，其他队员都是女红军。
中央红军随军的女红军大多是党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的妻子。她们组成了干部休养连，和其他战士一样，负重10公斤，日夜兼程。
长征途中，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负责宣传工作。她随身携带着红军剧社的剧本，经常往返于各个部队之间，相比之下，比别人多走了很多路。然而，李伯钊却从不抱怨，走到哪里剧本就带到哪里。直到红军走到湘江边，下令轻装上阵，李伯钊才把剧本留在了原地。
1935年秋，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李伯钊在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开办文艺训练班。后来，被张国焘部扣留，没能跟随红一方面军前行。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才将李伯钊调配到红二方面军继续负责宣传工作，并跟随部队一同北上。李伯钊前后三次通过草地，吃得苦是其他人的几倍之多。
部队考虑到女红军的体力问题，为她们提供了马匹，女红军们却坚持徒步行军，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女兵，在长征中却从没掉过队。她告诫自己，不能因为缠足就比别人走得慢，甚至爬山时还努力超过其他队员。
康克清是朱德的妻子，在女红军中算是力气较大的一位，总是比别人多扛几杆枪。红军到达延安后，康克清对外国记者史沫特莱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对于贺子珍来说，长征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时她已怀有身孕，随军远征使她比别人承受了更多的苦痛。红军二渡赤水时，贺子珍生下了一名女婴。由于红军队伍无法在赤水停留，需要立即转移，贺子珍只好把女儿托付给当地一对夫妇。此后，贺子珍与自己的亲生骨肉便失去了联系。有一次，贺子珍为了掩护伤员，身负重伤。住院时，她还叮嘱说：“不要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毛泽东，免得影响他的工作。”据他人回忆，长征中贺子珍常常念起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35年春，相继有三位女红军分娩。由于当时环境所迫，不得不把婴儿转送给当地百姓。母子分离，对于女红军来说是无法抹去的伤痛。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随队一同长征。她的身体较为虚弱，抵抗力差，高强度的行军使她患上了肺结核。红军过草地时，邓颖超掉进了沼泽地，后来被战士们合力救出，可谓有惊无险。
蔡畅算是女红军中的领头人。她生于1900年，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留学法国，在那里恋爱、结婚。她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长征途中，蔡畅以其独立、坚强的个性带领着大家前行。她常常给战友讲述自己在法国的见闻和趣事，还带领大家一起唱《马赛曲》。
女红军们在长征中不光有悲伤和痛苦，爱情也经历着考验。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刘英与张闻天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已相识。1933年，张闻天向刘英求婚，刘英则希望通过长征来考验张闻天的忠诚。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两人终于在瓦窑堡成婚。
红一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0名。她们是长征中的巾帼英雄，她们依靠顽强的毅力走过了长征，她们的名字值得铭记：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后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长征中的外国传教士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出现过一位外国传教士——勃沙特。勃沙特的中文名叫薄复礼。勃沙特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英国，向他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以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他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还给自己去了一个中文名字。1922年，他被英国内地会派往中国，先进入镇江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习。一年后，勃沙特被派往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1年6月10日，勃沙特与内地会的一位女传教士结婚。1934年10月1日，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携妻子返回镇远。途中，他们与自江西入黔的红2、6军团不期而遇。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勃沙特夫妇又是外籍人士，红军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警戒。随后，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个房间休息。晚上，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木板**，勃沙特睡在一把躺椅上，而红军战士则睡在地上。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曾帮助红军解决了一大难题，为红6团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起了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2日，红军占领旧州，并在一座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完整的贵州地图。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展开地图，发现上面标注的文字都是洋文，即使配合所绘图案来看，仍然是一知半解。
当时，红6团中根本没人能看懂这些洋文。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萧克突然想到：洋教士勃沙特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中文和洋文皆知。于是，萧克立即派人邀请勃沙特。
“勃沙特，萧克将军请你去一趟。”
正在熟睡的勃沙特，睡眼惺忪地看看前来的战士。心想：自己被红军扣留至今，现在被邀请，会是什么事情呢？此刻，勃沙特脸上显出一丝茫然。
“萧克将军正在等你。”战士重复了邀请。勃沙特来不及多想，赶忙起身，跟在战士的身后，匆匆赶往萧克的指挥所。
勃沙特迈步进入指挥所，只见眉头紧锁的萧克，用手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贵州地图。勃沙特大致扫了一眼地图，对萧克说：“这是一张贵州地图，上面标注的是法文。”
萧克说：“既然你看得懂法文，那就请你帮我们翻译一下吧。”
勃沙特说自己只会说中文，写汉字并不在行。于是，萧克和勃沙特开始一起翻译地图。
勃沙特边翻译，萧克边记录。在昏暗的烛光下，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不时交谈起来。
通过这次合作，勃沙特对于萧克的印象很深：“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
说起外国传教士帮助红军翻译地图的事情时，萧克将军历历在目：
“我们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了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地看清了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路，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他还特意强调：
“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解决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1936年4月，红军到达云南，准备释放勃沙特。军团长萧克亲自宣布了释放令，并对勃沙特说：“你的身份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你应该获得自由。”
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期间，勃沙特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长征，历时560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5省，行程达一万公里。离开红军后，勃沙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一本名为《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的纪实作品，并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这本书比外国记者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早一年问世，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
1939年，身在欧洲的勃沙特再次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贵州，进行传教活动。除了传教以外，他还在当地办学、救治病人，为物质匮乏的贵州盘县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福音。1948年至1949年期间，勃沙特在盘县创办了“明恩小学”。学生主要是信徒子女，另外，也包括贫困家庭的孩子。
盘县解放后，勃沙特继续救治了很多解放军伤病员。直至1951年，勃沙特与妻子被召回国，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临行前，勃沙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一封信件。信的内容是：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7年底，《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在谈起与红军共同长征的情景时，已经九旬的勃沙特依旧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为记者讲述着那一段传奇经历。
长征落脚点与一张报纸
红军长征最终在陕北落脚，其实，红军一开始并未打算选择陕北作为终点，而是准备靠近外蒙古创建根据地。那为什么红军最终奔向了当时还很荒凉的西北高原，选择了陕北作根据地呢？这还要从一张报纸说起。
1935年9月上旬，刚刚走过草地的红1、红3军团继续向北长征，来到了四川和甘肃的交界处，并在这里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决定进入甘肃东北部，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部队进行休整，以尽快恢复过草地时消耗的体力。在这里，中央将红1、3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
宕昌县是当地较大的一个镇子，设有邮电所，红军从邮电所找到一些旧报纸。其中一张报纸中有这样一条新闻引起了红军的注意，那是一份《晋阳日报》，上面刊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讲话：“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阎锡山在报纸上的讲话虽然有所夸大，但陕北红军壮大的消息却是不假。原来，在中央红军北进的同时，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并同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15军团，兵力达7000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看到报纸上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顿时大喜，连忙找来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红军的历史及那里的地理民情。贾拓夫曾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33年底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不过同年陕甘红军一度失败，贾拓夫只得留在中央红军，后又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贾拓夫告诉毛泽东与周恩来，陕北条件艰苦，群众生活贫困，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力，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听了贾拓夫的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向陕北前进，并派贾拓夫提前出发前往陕北联络。
9月23日，改名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决定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针对以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提议进行商议。会上 ，个别同志希望能将根据地发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区，不过大多数同志都同意中央的提议，认为应该先到陕北落脚再图发展。会议最后终于正式确定将陕北定位长征结束的落脚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事实证明，这一次的决议是正确的。如果红军继续北上，向河西走廊或宁夏前进，同马家军阀作战，这支刚刚经历长征，疲惫不堪的队伍将会承受怎样不可预计的后果。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直向东行军。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了属于陕甘根据地管辖的吴起镇。这个镇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队伍走到一孔窑洞门前，看见门口边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队伍中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到家了！”
经过万里长征的洗礼，疲惫不堪的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红军即将展开新的征程，而这片土地也将成为创造新历史的出发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