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增加企业权利

1978年后期的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国有企业首先开始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

选择增加企业权利的改革，大约有两个原因。第一，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下放企业一定经营自主权，同时增加企业的利润留成，可以非常直接、非常迅速地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增加产出；第二，局部和具体改革不触及太多制度深层的难点问题。

1979年，蒋一苇先生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的观点，闻名国内外。他在“企业本位论”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明确企业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法人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扩大企业自主权”。他提出，企业应该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身份，要实行企业注册制度，要自负盈亏，职工个人利益要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蒋一苇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改革以逐渐放权到企业的方式得以推进，一些关乎企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开始从政府下放给了企业。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改革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

周冠五（原北京首钢厂长）成为那个阶段的企业英雄。周冠五的新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一管理法卓有成效，让首钢改革迅速成功。改革后的前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

1978年10月，四川省经国务院批准从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中选择了6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试点内容是：给企业增加一定的保留利润的权利，

即在核定企业利润水平的前提下，给企业规定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在企业达到相应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作为给职工发放奖金的资金来源。试点仅仅三个月，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79年1月，四川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试点企业增加到100家，商业企业40家。扩大了7个方面的自主权利：一是利润留成权；二是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的权利；三是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权；四是销售部分产品和计划外生产权；五是外汇分成权；六是灵活使用资金权；七是惩处权。1979年11月，福建省50家国营企业也被列为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人事任免、职工奖惩、利润留成、资金支配等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随后两年试点又扩大到114家国营工业企业。

在全国各地先行先试的带动下，企业改革试点从地方政府的层面提升到中央政府层面。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户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1979年7月13日，首都钢铁公司在北京最早实行承包制，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的业绩。

1979年7月，国务院又下发了5个文件，对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在给予企业较多放权的同时，也开始给予企业更多的利润留成作为激励。

1979年7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对这5个文件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文件把经济利益、经济效果、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特别是财权，使企业的手脚能够放得开一些，可以办更多的事情。这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搞得更活，使经济效果更好；对于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到1979年底

，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家，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1.6%，实现利润增长15.9%。1980年，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财政部起草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实行基数留成和利润增长留成。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自上而下的许多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使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

不过，由于在整体上中国经济还处于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状态，市场机制或者说价格机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出现了苦乐不均的现象。发展较快的企业是那些上游原材料相对便宜而自己的产品又在市场供不应求的企业，很容易就取得业绩成长，而利润留成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工人的奖金也出现了“要不要封顶”的问题。

与此同时，扩权改革的局限性与当时体制的矛盾很快也显现出来。一方面，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困境。企业除了不断要求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扩大自主权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和留存利润，还会就留成比例与有关部门进行反复讨价还价，甚至虚构成本以隐瞒利润，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还有些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另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内进行的，企业并没有摆脱作为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的领导人开始试图超越“放权让利”，探索新的改革思路。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这些问题，希望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