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中国传统的医药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是传统医学理论的研讨更加深入，新的药物品种不断出现，温病学派形成等。

一、传统医学理论

在中医学理论的总结方面，《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占有重要地位。《内经》是战国至秦汉许多医家搜集、整理的著作，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内经》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体结构各部分互相联系；人和天地自然也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些见解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难经》也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著作，对《内经》中的81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伤寒论》是东汉张仲景所作，该书总结了伤寒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金匮要略》也是张仲景所作，论述了内、外、妇、儿科等方面的疾病病因、治疗原则、预防方法等。上述四部中医学著作，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著作，集中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22]清前期传统医学的理论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以上著述的阐释和注解方面，又有了新的进步。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从顺治朝中期到康熙朝初期40年间，他和中医界志同道合者一起，参考以往中医药文献，认真讨论，相互切磋，在此基础上，注释《素问》、《灵枢》二经，得《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二书。在这二部书中，张志聪“集诸家之说，随文衍义”，阐明了以往许多医学家所忽略或回避的疑难问题，发展了《内经》中的理论见解。他还注释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特别是注释《伤寒论》，历时20年，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张志聪指出：“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诸说未尽当。而风、寒两感，营、卫俱伤，宜大青龙汤为尤谬。”[23]上述见解，对人们认识伤寒病及其治疗有新的启示，也是对中医药关于伤寒理论的发展。张志聪还对《本草纲目》做了诠释，本五运六气之理，阐明药性，从而发展了《本草纲目》中的某些见解。

徐大椿，原名大叶，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人。他以《内经》的经义解释《难经》，“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辩论考证，则本《内经》”[24]，“逐难发挥，考证详明”[25]，“深思体认，通贯全经”[26]，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难经》中关于经络、脏腑等功能的理论。徐大椿还著有《医学源流论》一书，分93目。他在该书中写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古今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27]这些见解，有助于人们对《内经》理论的正确认识，也是对《内经》理论的发挥。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顺治年间侨居常熟，以行医闻名于世。在别人看来许多是不治之症，经他治疗多能痊愈。他著有《尚论篇》一书，是研究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在该书中，喻昌首先论述了《伤寒论》的基本见解，随后辨析了王叔和编次以及林亿、成无已校注的失误，继之以六经各自为篇。《尚论篇》一书“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遗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28]，对正确理解《伤寒论》一书的观点很有帮助。喻昌还著有《医门法律》一书，书后附录的《寓意草》，都是他治病的医案。这些医案，多是喻昌及其门人反复讨论，讲清楚为什么如此审证用药，和某些医家泛泛而谈某病用某药绝不相同。喻昌的著述及其实践，对中药学理论有所发展。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谿人。他著《来苏集》一书，对《伤寒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他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和张仲景的原书有明显的不同。读者应当细细分辨，哪些是张仲景的原意，哪些是王叔和的个人见解。只有一一指出王叔和所编《伤寒论》哪些地方有脱落，哪些地方有倒句、讹文、衍文，才能见到张仲景原书的真面目。以往注释《伤寒论》者，不将全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随文敷衍，彼此矛盾，黑白不分。柯琴还指出：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设，此即加味麻黄汤。那种所谓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实际上是以郑声而乱雅乐，并不正确。柯琴还著有《伤寒论翼》，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张仲景说六经为百病之法，不专指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都归六经节制。治伤寒者，只局限于伤寒，不了解其中有杂病；治杂病者，又以伤寒论无关于杂病，而置之不问，这是对张仲景的药理的错误理解。柯琴著述中对于《伤寒论》的阐释，对人们正确理解中医药学的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他以行医为业，晚年医术更高，许多疑难病症都能被他治好。他著有《贯珠集》一书，是对《伤寒论》的阐释。尤怡认为，在正治法之外，太阳有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有明辨法、杂治法；少阳有权变法；太阴有藏病、经病法，经、藏俱病法；少阴、厥阴有温法、清法。凡病机进退微权，各有法以为辨，使人先得其法，才能用其药方。尤怡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少阴、厥阴、温清两法的论述，对人们正确理解张仲景的《伤寒论》有指导意义。尤怡还写有《心典》一书，是对《金匮要略》的阐释，并补充了该书薄弱的部分。

清前期对发展传统医学理论做出贡献的人还有：徐彬，字忠可，浙江嘉兴人，是喻昌的弟子。他著有《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及《金匮要略论注》两书。徐彬认为：“他方书出于凑集，就採一条，时亦获验。若《金匮》之妙，统观一卷，全体方具。不独察其所用，并须察其所不用。”[29]当时人都觉得他讲的非常正确。张璐，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江南长洲人。他自幼专心医药之书。张璐认为张仲景的书衍释日多，原来的意思不免有所改变，于是广搜秘本，反复考证，著《伤寒缵论》、《伤寒绪论》等书，对人们正确认识张仲景的《伤寒论》有一定帮助。高世栻，字士宗，与张志聪同乡。他注《伤寒论》，强调古人所说“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病有标有本，求其标，只取本，治千人，无一损”[30]。陈念祖，字修园，福建长乐人。他著有《伤寒金匮浅注》，对以往传统医学理论有所补益，人们称他的书是“善本”。黄元御，字坤载，山东昌邑人。他对《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都有注释，多达几十万字。他认为治病主要是扶阳抑阴。

清前期医家辈出，著述宏富，反映了传统医学理论发展的盛况。尽管各医家之间对古代医学典籍的认识有高有低，意见不同，且争论激烈，但是，正是这种争鸣推动了传统医学理论的发展，使中医药学宝库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掘。

在述及清前期传统医学理论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应谈到《医宗金鉴》一书。该书90卷，官修，吴谦主纂。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官太医院判，供奉内廷。乾隆年间，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征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採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编书2部。一部小而约，供初学者诵读，一部大而博，供学成者参考。后来情况有所变化，乾隆皇帝希望尽快把书编成，一部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吴谦为总修官之一，负责编写。吴谦认为，古医书有法无方，只有《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开始有法有方。《灵枢》、《素问》以后，两书实一脉相承，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准确，便很容易出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于是，吴谦自己删定，对二书的错误多所订正，逐条注释，并参考了以往诸家旧注有价值的部分，遂成一书，乾隆皇帝赐名《医宗金鉴》。该书内容比较全面，既有对仲景全书的订正，也有对名医方论的删补，还记述了四诊新法要诀、运气要诀、伤寒心法要诀、杂病心法要诀、妇科新法要诀、儿科心法要诀、针灸心法要诀、正背心法要诀等歌诀，是以往中医药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

二、药物学与方剂学

清前期药物学有所发展，新的品种不断出现。这时期在药物学方面做出贡献的人有：赵学敏，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人李时珍编有《本草纲目》，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药物921种，其中有716种为《本草纲目》所不载，是赵学敏补充的新药物。在分类方面，《本草纲目拾遗》也更为合理，全书共分18部，把《本草纲目》中的“人”部删去，把“金石”分为2部，增加“藤”部和“花”部。《本草纲目拾遗》还对《本草纲目》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订正。吴其浚，字瀹斋，河南固始人。他著有《植物名实图考》38卷。这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收录植物1714种。吴其浚把所有植物分成12类，对每种植物都详细记下颜色、形状、性味、产地、功用等，还配有插图，说明它的药用价值。对同一种药物而名称不同，或不同药物而名称相同，则进行详细考订。此外，这部书还对以往本草中的某些错误有所纠正，多所创见。汪昂，字讱庵。他根据《本草纲目》等书辑成《本草备要》一部，记载药物460余种，另附插图400余幅。对每味药物，汪昂都记下功效，也写出副作用，使人一目了然。吴仪洛，字遵程，他在《本草备要》的基础上，编成《本草从新》一书，记载药物720余种，比《本草备要》增加了近300种。[31]此外，前曾提到的张志聪对药物学也有所贡献，他曾“注《本草》，诠释本经，阐明药性，本五运六气之理。后人不经臆说，概置勿录”[32]。

刻有经络穴位的铜人

和药物学的进步一样，清前期在方剂学方面也比前代有所进展，不少新的著作问世。汪昂著有《医方集解》，吴仪洛著有《成方切用》。这两部书都选录了许多良方，对临床实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此外，汪昂的《汤头歌诀》，陈念祖的《时方歌括》，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对于初学用方剂的人很有帮助。根据《本草纲目》附方按类重新编排成书的，有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年希尧《本草纲目类方》、曹绳彦《万方类编》等。这些书在临证查验时非常方便。赵学敏根据著名“走方医”赵柏云医方删订而成的《串雅》一书，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验方，这些药方既可以用来内治，也可以用来外治，为整理和保存民间医疗经验做出了贡献。[33]

在谈到清前期方剂学的时候，我们还不应忽视一些著名的中医药店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清前期仅北京城就有中药店20余家，其中同仁堂享誉最高。同仁堂以生产经营中药为主，雍正年间开始供奉御药房。同仁堂生产经营中药最出名的是丸、散、膏、丹，而这些成药配本来源有三，即家传秘方、民间有效验方、宫廷御用方。由此可见，同仁堂等著名中药店在清前期方剂学发展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温病学派的形成

明清之际，我国传统医药学有所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温病学说的出现。这种学说认为，风寒、暑热四时不正之气，由毛孔侵入人体，将不同程度、分别深浅在人体表面营、卫、气、血之间逐渐深入，产生一种温热的气体，从而导致肌体、内脏发生病变，即所谓温病。一年四季不同，温病也有风温、暑温、湿温、冬温等区别，此即所谓温病学说。[34]实际上，温病是多种热性病的总称，既包括传染性的，也包括非传染性的。清代前期，经过多年温病有关知识的积累，一些医家对温病的认识已逐渐理论化、系统化，在治疗方面也掌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叶桂、吴瑭、王士雄、薛雪等人。

叶天士像

叶桂（1667—1746年），字天士，江苏吴县人。他的祖、父两代都是名医。叶桂14岁开始学医，先后拜师十余人。这样，在家学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很快成为一个名医。他看病处方随实际情况而定，从不拘守于一定模式。叶桂认为：“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35]有一次，一位妇女难产，请过一个医生看，未见成效。请叶桂来看，他只在原方中加了一片梧桐叶，那位妇女吃下药，孩子便生了下来。这以后，别人也学习他的这种用药方法，叶桂却说：那天是立秋，可以用梧桐叶，其他日子就不适用了。叶桂治病疗效极好，对于疑难病症，或就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用其他医生处方，稍微变通服用方法，有时甚至竟不用药，而通过平日饮食起居慢慢调养。叶桂还能在人没生病的时候预知其病，甚至预测几十年以后得病的情况，都很灵验。他曾说：“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悻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36]这既是他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庸医的批评。叶桂对传统医学的最大贡献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温热论》一书，为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理论认识的基础。叶桂之后，其弟子和其他医家继续温热病的治疗与研究，遂形成温病学派。

吴瑭（1758—1836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他是叶桂的学生，学成后曾游京师，并在江苏、浙江一带行医，很有名声。吴瑭感到叶桂许多医案散见于杂症之中，未引起人们重视，便在整理叶桂医案的基础上，又“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37]，名《温病条辨》。在这部书中，吴瑭首先介绍了温病的成因，然后详细介绍了风温、温热等九种温病的治疗方法，最后附录杂说、救逆、调治等篇，介绍各种妇女病、小儿病和其他病症的治疗办法。这本书内容丰富，立论严谨，发展了叶桂的温病学理论，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认为它“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38]。总之，《温病条辨》一书，对当时温病的诊断和治疗起了重要作用。

王士雄（1808—1867年），字孟英，浙江海宁人。他辑纂《温热经纬》一书，既有《内经》、《伤寒论》等书中关于温病的记述，又有叶桂等医家关于温病的论述，还有以往医家对上述论著的注解，以及王士雄本人的见解。《温热经纬》把许多家论述温病的理论汇集在一起，采集精当，对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王士雄还著有《霍乱论》一书，对霍乱、热症的分析十分详细、透彻，被许多医生奉为必读的参考书。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自号一瓢。和叶桂同乡。他博学多通，工于诗画，对医学有独到见解。薛雪曾删定《内经》，成《医经原旨》一书，分疾病、论治等14类，既广集诸家之说，又结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多有见地。他还著有《湿温篇》，专谈湿温热病的防治，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前期温病学派的医家还有：缪遵义，江苏吴县人，乾隆二年（1737年）进士，做过知县，后因母病，通医书，弃官为医，用药每有新意。他的医案和叶桂、薛雪刻在一起，人称“吴中三家”。吴贞，浙江归安（今吴兴）人。他著有《伤寒指掌》一书，对叶桂的医案宗旨多所发挥。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著有《医门棒喝》一书，认为叶桂、薛雪的医学见解最符合《伤寒论》的本意。他还把叶桂的著作《幼科心法》等整理改名为《三时伏气外感篇》、《外感证温篇》刻印出版，成为当时医者的必读书。

四、临床各科的成就

清前期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临床各科的进展上。当时许多医家都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并编有综合性的医学著作。张璐著《张氏医通》，总计16卷，110门。前12卷，计16门，叙述中风及婴儿的病症和治疗情况。每一种病都先列《内经》及《金匮要略》中的论述，然后再引以往各医家的注说，最后是附录各病的诊治医案。后4卷，计94门，主要讲的是方药主治，多系前人的经验，也有张璐本人的意见。沈金鳌著《沈氏遵生书》，总结临床经验，特别重视气功疗法，在药物、脉象、伤寒、杂病等方面，把许多医家的方法汇集到一起。林珮琴著《类证治裁》，虽专谈内科，但对外科、妇科、杂病也概括介绍，最后附有医案，实际效果很好。王清任著《医林改错》，特别重视脏腑的情况。他在四十多年的行医过程中，深感脏腑对一个人太重要了，一个医生如果对脏腑情况不明，那是很难治好病的。王清任曾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39]于是，在怀疑古籍中有关生理和病理论述不准确的同时，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刑场、义冢，观察尸体的脏腑，并和动物的内脏进行比较，终于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这张图连同王清任的其他医学论述，构成了《医林改错》的主要内容。

有关外科的医学著述，王维德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比较著名。王维德家四代为医，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他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观点。王维德认为：“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40]在治疗方法上，他强调“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41]。王维德还在临床实践中创制了“阳和汤”、“犀黄丸”等名方，疗效极好，为医界重视。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也是一部较好的外科医学著作。这部书补充和发挥了《外科证治全生集》一书的内容和论述，具有便捷、实用等特点。此外，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外科医学著作。这部书强调内外科的辩证关系，主张因病施治，在医界有一定影响。

傅山著《傅青主女科》，是清前期关于妇科病治疗的综合性论述的专著。这部书特别强调在治疗妇女病时要调和气血，培补脾胃。书中所载专方，对治疗各种妇女病极有效果。

夏鼎著《幼科铁镜》，陈复正著《幼幼集成》，是清前期有关儿科方面的医学专著。前书对儿科的寒热虚实分析甚明，后一种书对痘疹的治疗有真知灼见。两书对儿科的其他方面疾病，也都有综合性的论述，是当时医界治疗儿科疾病的必备书籍。[42]

在谈到清前期临床医学成就的时候，还应提及种痘法的推广。还是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县（今安徽省太平县）劳动人民发明了人痘接种法，后来推广到全国。[43]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省痘医张琰，为清王子和旗人种痘。张琰在《种痘新书》中写道：“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张璐在《医通》一书中，记述了痘浆、旱苗、痘衣等法以及种痘法推广的情形：“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清前期种痘法不仅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医生到北京来学习种人痘方法，不久，此法又传到英国、印度、土耳其以及日本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