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和以往历朝历代一样，仍然是以农立国，所以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也注意通过编撰书籍，总结前人的经验，因此，农学植物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于发展农业和航运业等方面的需要，清前期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在治理黄河、修建浙江海塘、开发畿辅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农业技术

明朝人徐光启在农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编写的《农政全书》60卷，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都详尽记述。明朝人还撰有《群芳谱》等农学著作。这一切，为清前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汪灏编成了《广群芳谱》一书。这是在《群芳谱》的基础上增补删定而成的一部植物学巨著，全书100卷，包括五谷、桑麻、瓜果、蔬菜等内容，对每一种植物都详细叙述其形态、特征以及栽培方法。乾隆七年（1742年），大学士鄂尔泰从旧文献中搜辑有关农业的资料，编成《授时通考》78卷，内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蚕桑、农余八个部门。以上两部书都是奉皇帝谕令编纂，属官修著作，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学的重视，而且对清前期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捕蝗图册·用灯捉捕》

在清政府组织人力编写农书的同时，一些生活在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参加和研究了农业生产之后，也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农学著作。张履祥所著《补农书》，系统地记述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农家经营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各项具体措施，特别注意农作物的栽培制度，土地的深耕通晒，施肥壮秧以及合理密植等，对除草、中耕、追肥、烤田、防虫、收割、收藏等方面尤有详细规定，以至于“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13]。

陈淏子也是清前期一位著名的农学家。他所著的《花镜》一书，记述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对植物的嫁接作用和原理也进行了新的探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园艺著作。杨屾是一位著名的农桑学家，陕西省兴平县桑家镇人。他认为农桑事业直接关系着人民的冷暖与生死，“饥之于食，寒之于衣，得之则生，失之则死”[14]。在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中，他写成了《知本提纲》、《豳风广义》等书。在《知本提纲》中，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进行了专门研究，还详细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在《豳风广义》中，他总结了自己在陕西种桑养蚕的经验，对桑树品种、栽桑和剪枝技术、蚕种选择、育蚕时间、养蚕方法以及缫丝、织帛等都有详细说明。杨屾的著作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益，兴平地区很快成为陕西省有名的产粮区。

农学植物学的发展，促进了蚕桑技术的提高。清代前期，对脓病、僵病、软化病等某些传染性的蚕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防止蚕病的传染蔓延。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从而开始了对优良蚕种的培育。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并逐渐推广到辽东半岛，以及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用柞蚕茧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和农业生产技术相关的，还应提到清前期的生物学研究。清前期生物学研究也取得了进展，特别表现在遗传育种人工选择的应用和研究方面。其实还在明朝末年，对金鱼创造性地人工选种和育种已经获得成功。据那时出版的《朱砂·鱼谱》一书记载，在金鱼雌雄**时精选种鱼，有意识地进行育种，选择具有相似变异的雌雄个体进行**，可以使符合人们需要或嗜好的变异积累起来，形成新的品种。这在当时世界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清朝建立以后，这种人工育种和选种的技术又有所提高，被广泛运用于皇家苑林和私家园林中。在选种方法的单株选择法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单株选择法，即用一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单穗选育新品种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康熙年间已经相当普遍地应用了。《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记载，康熙皇帝曾选育出味既甘美、性复柔和而高产的优良新粟种，“生生不已，岁盈亩顷”，“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用来制作食品，“洁白如糯米，而细腻香滑殆过之”。康熙皇帝还运用劳动人民创造的单株选择法，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推广到江浙一带，获得了好收成。

二、水利技术

清前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水利建设。康熙年间，江南淮阳道按察副使傅泽洪在其幕僚郑元庆帮助下辑录了《行水金鉴》一书。该书175卷，按《水经》体例，博采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四大水系有关淤涝灌溉利弊的文献，汇为一书，对当时的水利事业建设极为有益。后来，河道总督黎世序又纂修《续行水金鉴》156卷，补进了雍正至嘉庆年间的有关内容。以上二书的编纂为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提高，首先表现在以靳辅、陈潢等人为代表的对黄河的治理。黄河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清前期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和以往相比又有所进步，已经产生了过水断面的水文概念，对黄河泥沙来源的分析，也较以往更加正确而精辟。以上这些对治理黄河有重要意义。

早在明朝末年，由于朝政腐败，治黄人才缺乏，黄河水患日益严重。清朝建立后，河道淤沙堵塞、堤防年久失修的情况并未解决，以致经常决口泛滥。据不完全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黄河在各处决口达十余次。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7年），黄河决口多达六十余次，有十余次造成大患，不仅影响到淮河、运河，使南北交通阻绝，漕运陷于停顿，而且使河南及苏北年年被灾，有的州县成为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修治黄河。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他对水利问题一直非常重视，任安徽巡抚时就曾提出行沟田法。任河道总督后，靳辅更是兢兢业业，亲自察看地形，广泛听取意见，甚至在一天之内接连上八个奏疏。靳辅治理黄河得到了幕僚陈潢的大力协助。陈潢（1637—1688年），浙江嘉兴人，平民出身。他入靳辅幕府后，多次考察黄河，了解水情。靳辅和陈潢在治黄过程中，在技术上吸取了以往“束水攻沙”的做法，但在具体施工中，又不局限于“束水攻沙”单一做法，而是“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多种办法一起使用，“俱得其自然之宜”[16]。例如，他们根据水势、地形的具体情况，创造了开引堵决法，即在决口上流开挖引河以减缓水势，便于堵塞决口；还发明了放淤固堤法，即在堤外修建月堤，堤中构筑涵洞，让清水从涵洞泄到月堤外，泥沙淤积在月堤内，以固河堤；又发明了创建减水坝法，调节河水流量，防止其冲决堤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靳辅和陈潢在治理黄河过程中，还发明了一种测水法，“以测土之法，移而测水，务使所泄之数，适称所溢之数”[17]。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黄河治理取得了成效，“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康熙皇帝赞誉说：“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开创中河，以避免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18]应当承认，这也是对治理黄河技术提高的肯定。

黄河经过靳辅、陈潢的治理，水患明显减少。雍正朝13年，仅有四次河决，而且还很快被堵住了。乾隆朝初期，黄河相对稳定，即使如此，治黄工作仍未放松，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目的之一就是治理黄河。在乾隆皇帝督促和河臣的具体统率下，改建堤坝，修筑引河，加宽河堤，种种措施，表明了清前期治河技术水平又有所提高。

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提高，还表现在浙江海塘工程的修建方面。浙江海塘一般指从平湖到杭州的一段，约300里长，亦称浙西海塘。由于浙江海塘地区地理环境特殊，江流海潮冲击大，形成潮灾，造成陆地坍塌，堤岸溃决，田禾毁坏，盐灶淹没，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潮水北趋，风潮陡发，不仅威胁嘉兴、松江一带，而且江南运河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康熙朝晚期到乾隆朝，清政府始终重视对浙江海塘的修建，尤其在乾隆朝前中期，修建工作尤为紧迫。

在修建浙江海塘过程中，永固性鱼鳞大石塘工程是主体工程。此外，有的地方情况特殊，沙散无法稳固排桩，就只好先修筑柴塘，以后情况变化再改建石塘。此外，为了保护石塘，在石塘外面还要添建坦水，在石塘上面则要栽种柳树，以便通过盘结的树根，使石塘加固。浙江海塘工程的修建，既反映了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提高，也反映了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19]

畿辅水利的开发，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水平。畿辅即北京周边地区。清前期畿辅水利主要是指永定河流域的治理开发。雍正三年（1725年），海河和滦河流域发生大水灾，造成了很重的灾情。雍正皇帝决心整治畿辅地区的水利。他派人勘查海河与滦河流域平原地区的情况，对大小河流的流路进行探察，然后制订了疏排蓄泄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对永定河的治理。在这次畿辅地区的水利工程中，建闸开渠、开辟水田占有重要地位。结果，许多沼泽洼地都变成了水田，总面积约有六十余万亩。畿辅地区由此而大面积种植水稻，北京城市就近得到了稻米的供应。北京西郊玉泉山一带生产的“京西稻”，在全国都享有盛誉。[20]

昆明湖工程是畿辅水利开发的又一典范。昆明湖原名瓮山泊，金代曾引瓮山泊水作为连接当时金中都与通州运河的水源，元代利用瓮山泊水修建了白浮堰引水工程，明代瓮山泊成为通惠河的主要水源。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谕令对瓮山泊进行大规模拓展，改瓮山为万寿山，改瓮山泊为昆明湖，用以庆贺皇太后60大寿。拓展后的昆明湖除有拦蓄泉水作用外，还在夏秋两季拦蓄了从香山等地流下来的洪水。不仅如此，昆明湖建有闸、坝、涵洞等，既提高了灌溉能力，使海淀一带都可以种上水田，又为通惠河提供了水源，利于漕运。总之，昆明湖工程是具有蓄洪、供城市用水、航运、美化环境、灌溉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反映了清前期水利技术的水平。[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