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后，顺治二年（1645年），大臣范文程上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36]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顺治二年秋八月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年）春二月举行会试，“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奉特旨开科，则随时定期。”[37]清前期的科举制度就这样开始了。

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明朝的规制，设有文科、武科、制科等，文、武科又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别。

一、文科

文科的童试，上节已述及，此处不赘。文科的乡试，一般在各省省城举行，直隶则参加顺天乡试。考试的场所称为贡院。参加乡试的资格，府、州、县学的生员在科试中名列一、二等或三等前几名的，国子监的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录科的，都可以参加乡试。清初规定，乡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考生任选一经，以朱熹、程颐、蔡沈、胡安国、陈澔等人的注释为标准。第二场试《孝经》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通、判五条。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后来，乡试各场的内容有所变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论、表、判均删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认为考生各治一经，对其他经则不涉及，这不是敦崇实学的态度；况且分经阅卷，也容易产生弊端。这样，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开始，乡试内容又有所变化，决定在五次乡试之内，按《诗》、《书》、《易》、《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出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这样，乡试内容遂固定下来。[38]乡试的三场试题由各省考官自行拟定，只有顺天府的头场试题由皇帝“钦命”。

八股文

清前期乡试中的三场考试，分别定于八月初九、十二、十五进行。考场规则比较严格。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请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39]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又规定，考生只能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入场，携带的东西，只限于篮筐、小凳、食物、笔砚，其余东西一律不准带进考场。考生全部进入考场后，还要鸣炮三响，关闭贡院的大门、二门和三门，并上锁加封。在贡院的四角，还各设有瞭望楼一座，用以察看考生的活动。

考生缮写试卷有一定的规格，不能违反。凡是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中间有空页，有白卷，有涂抹污染，以及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孔子）讳的，都算是违反了规格，要用蓝榜在贡院外墙公布。这样的考生，不仅取消了参加下一场考试的资格，而且这次乡试也一点希望没有了。

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主考，分正副，由皇帝钦派。一般由翰林官、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充任。主考、副主考都是临时差遣性质，乡试结束，即回原任。负责分房阅卷的称同考官。顺天同考官由皇帝钦派，具体人则是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中下官吏充任。各省同考官，则由各省督抚在本省进士、举人出身的属员中选任。监临、监试和提调也是负责乡试的官员。顺天乡试的监临由皇帝选派，满汉各1人。满监临在二、三品官员中选用，汉监临由顺天府尹担任。各省监临或由总督担任，或由巡抚担任，有时也由学政或布政使代巡抚行事。顺天乡试的监试由满、汉御史担任，提调由顺天府丞担任。各省监试和提调分别由布政使、按察使或道员担任。负责乡试的官员还有受卷、收掌、弥封、誊录、对读等，或一、二人，或七、八人，视具体情况而定。顺天在进士、举人、五贡中选派，各省由府、州、县佐贰官员中选任。

参加乡试的考生试卷经过弥封、誊录、对读与套分朱墨卷之后，便开始评阅。同考官把优秀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主考官根据考生三场考试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初步决定录取的，还要对朱墨卷进行核对，最后检查是否有误。

经过乡试被录取的考生称举人。各省及顺天录取举人名额的多少，由当地文化是否发达，人口多少，丁赋轻重决定。凡按原定名额录取的考生称正榜，是名副其实的举人。在原定名额以外录取的考生称副榜，中副榜的不是举人，只有在以后的乡试中进入正榜，才取得了举人的资格。举人不仅可以戴金雀顶冠，穿青绸蓝边的公服和披领，而且可以通过拣选等途径进入仕途。

文科中的会试，是由礼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的考试，有资格参加会试的，必须是经过磨勘和复试的举人。所谓磨勘，是指清政府对乡试进行检查，主要是检查试卷，以“防弊窦，正文风”[40]。所谓复试，是指对举人再次考试，看有无名不副实者。经过磨勘和复试合格的举人，便可参加会试。参加会试的举人，要自己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顺天由顺天府，各省由布政使司，发文到礼部投递，同时给予考生路费。会试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朝改为三月。会试也分三场，每场三天。第一场初九日举行。第二场十二日举行。第三场十五日举行。会试主考官称总裁，一般以阁部大员4到6人充任。会试同考官在翰林院官员中选派，20人左右。主考官和同考官，先由礼部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由皇帝钦定派出。此外，会试官员还有知贡举2人，满、汉各1名，以一、二品大员充任；正副提调2人，由礼部司官担任。这些也都由皇帝选派。会试的其他官员，比如内外帘官等，和顺天乡试基本一样。会试的内容，也基本上同于乡试，用八股文体，每篇清初定为550字，至乾隆朝定为700字。会试录取的名额不固定，雍正八年（1730年），录取了406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仅录取96名。会试发榜日期由主考官商议决定。会试考中的称贡士。贡士经过磨勘和复试，合格者便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文科中的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的级别，由皇帝亲自主持。举行殿试的时间一般是在会试之后的四月份。殿试地点，清初曾在天安门外，后来移到太和殿前，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起，改为保和殿殿内。殿试内容为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约3至5题。题目最初由内阁预拟，后改为读卷大臣密拟，皇帝圈定。殿试卷书写有一定格式，对策字数不得少于1000字，以1天为限。

殿试因为是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所以评阅殿试卷称为读卷，不敢称评卷。读卷官在大学士、六部九卿中选派，10人左右。一般说来，殿试后的第二天便开始读卷，读卷官们集中阅卷，限两日内结束。读卷标准，以清统治者的角度说，是形式和内容并重，既要注重缮写工整，更要强调内容充实。如果只是书法好，内容全无根据，属敷衍成文的，绝不能录选。但是，在实际录取工作中，读卷大臣或因为学问弇陋，鉴别力低，往往重书法而轻策文。这样，殿试的录取不可能没有偏颇。清前期规定，殿试后的第三天早晨，皇帝要在中和殿听读卷官读卷，并亲自审定第一甲前三名。一般说来读卷官要呈上前十名的试卷，并拟定好第一至第十的名次。皇帝审阅后，名次变动的事时有发生。殿试发榜时用黄纸书写，称为金榜。宣布一甲前三名名次时，要举行隆重的传胪典礼，典礼在太和殿进行。届时鸣鼓奏乐完毕，由鸿胪寺官宣布：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然后报出具体姓名。金榜在东长安门外张挂三日以后，再回交内阁贮存。传胪礼以后，礼部要宴请新进士，名为恩荣宴。此外，获得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还要率领各进士上表谢恩，到先师孔子庙行礼，易顶服。礼部还要在国子监立石题名。传胪礼后，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考试内容为论、疏、诗各一道，皇帝亲命试题，当日交卷。试卷由阅卷大臣拟定三等进呈皇帝，皇帝亲定前十卷名次。

清人绘《观榜图》（部分）

清前期规定，殿试揭晓后一甲三名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别的进士，要按照复试、殿试、朝考三次具体情况，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对清代科举制度颇有研究的王道成先生曾经指出：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许多飞黄腾达的人物，都是由进士出身的，即使不做官，进士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41]这说出了清前期为什么那么多读书人热衷于科举的根本原因。

二、武科

清前期武科童试三年举行1次，有县试、府试、院试等步骤。院试一般在学政到任的那年举行。参加院试的武童要经过审查，合格以后才准报考。武童院试分三场，第一场骑马射箭，三矢未中的不能续考。第二场是步射五箭，未中靶或仅中一箭的停止续考。第三场考试策论，多以默写《武经》为主。第一、二场考试，有外籍的副将、参将等武职人员参加选拔。院试被录取的武生要造册呈报兵部，同时将名单转发各学校。武生学习内容除骑射外，还有《武经》、《百将传》、《孝经》、《四书》等。学习期间，“骑射不堪，文理荒疏，以及品行不端者，许教官详请学政褫革”[42]。武生三年举行一次岁考，无故不参加者革退。年满60岁的武生，由政府给予衣顶，归州县管辖。

武科乡试也是三年举行1次，分别在子、卯、午、酉年的十月。乡试中试者为武举人。乡试进行三场，头场、二场称外场，三场称内场。顺天乡试外场考官以内大臣、大学士、都统担任，内场考官以翰林官二人担任，同考官以科甲出身的京员四人担任。各省乡试，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就近省城的提督、总兵一人同考外场。

武科乡试头场试马射，以毡球为目标，分三次，每次三矢，中二矢者即为合格。二场试步射，射布侯，共九矢，中三矢者为合格。另外，还试开弓、舞刀、掇石三项技艺。弓分8力（10斤为1力）、10力、12力，刀分80斤、100斤、120斤；石有200斤、250斤、300斤。要求弓开满、刀舞花、石离地1尺，三项中有一、二次达标即为合格。第三场试策二问，论一篇。顺天乡试由内场考官出题，各省由巡抚出题，题目多用《武经七书》。康熙年间，议定论题二篇，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乾隆年间，以武场原是选取将才，讲明韬略，应当重《武经》，便将《四书》论一篇裁去，只留《武经》论一篇、策一篇。

武科乡试在录取的时候，注重外场，看轻内场。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就已存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赵翼任顺天武乡试考官，考生的策文中错误很多，但因为外场成绩好，便也不得不录取。于是，到嘉庆年间，因武生员多不能文，便把内场策论改为默写《武经》中的一段话，不过几百字而已。

武乡试取中的名额，因时间地点不同，数目也不一样。康熙年间，曾规定各省名额是文乡试名额的一半，雍正年间有所减少。从嘉庆年间开始，武乡试有磨勘；从道光年间开始，亦有复试。这表明清前期对武生考试要求，一度也是比较严格的。

武科会试在乡试举行的次年，即丑、辰、未、戌年的九月进行，应试者为武举人，考中者称武进士。会试也分内外场，一、二场为外场，考官以内大臣、大学士、都统等四人担任，第三场为内场，考官以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二人担任。同考官以科甲出身的阁、科、部员四人担任。

会试各场的考试程序和内容同于乡试。录取名额自100名至300名不等，视每年具体情况而定。武会试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实行磨勘，嘉庆六年（1801年）实行复试，不合格者或停止殿试，或除掉其名。

紫光阁试武进士图

武科殿试是清前期武科的最高一级考试，一般在会试之后的十月里进行。武殿试的内容以马步射，弓、石、刀为主，也有试策。在殿试时，朝廷设有提调官、读卷官、掌卷官、受卷官、弥封官、巡绰官、印卷官、填榜官、供给官等，均由兵部根据各部院开送的职名密题请旨选派。试策在太和殿进行，以默写《武经》为主，限几百字。演练马步射和弓石刀，则在西苑（今中南海）紫光阁大幄进行。考试分两天，第一天考马步射，第二天考弓石刀。考试结束，皇帝回宫。武殿试也重外场轻内场，道光十三年（1833年），道光帝谕示：“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优劣。至马、步箭本有一日之长短，第能合式，即可命中。”“默写《武经》，又其余事，断不能凭此为去取。”[43]谁轻谁重，这里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对武进士的录用，清初曾规定，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年间改定：一甲第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授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以及营、卫守备等。[44]

三、制科

清前期的制科，主要是指博学鸿词科，这是皇帝在常科之外特诏举行的，对象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读书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谕示：“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45]这就是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缘起。

博学鸿词科试场——体仁阁

康熙皇帝的上谕颁布后，内外官员遵旨保荐，有186人陆续到达京师。户部酌情给这些人衣食、俸廪和柴炭银两。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日，考试在体仁阁进行，143人参加，试题是《璇玑玉衡赋》并《序》，《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中途，还赐午宴，肴馔极为丰盛，为清代科举史上所未有。午宴后，继续考试，直到夜幕降临。考卷全部交齐后，有关官员当夜就进呈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帝命有关大臣阅读试卷，分一、二、三、四等。最后，经过康熙皇帝亲自评阅，录取了一等彭孙遹等20人，二等李来泰等30人，都授为翰林官，入史馆纂修《明史》。其余三、四等作罢。录取的这50名人员中，有的是已仕进士，做过道员、郎中、主事、知县等官，也有的是未仕进士、未仕举人，还有四人以布衣入选，人称“四大布衣”。康熙朝的这次博学鸿词科，不但使清朝统治者网罗了很多人才，为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清前期国家的统一。

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因“数十年来，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46]，为延揽“卓越淹通之士”[47]，便诏谕开博学鸿词科。不料，诏书下达两年之久，仅河东督臣举1人，直隶督臣举2人，其他省都没有举荐。不久，雍正帝病逝，乾隆皇帝即位，又谕示京内大臣及各省督抚举荐博学鸿词，并要求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

根据御史吴元安建言，乾隆年间的这次博学鸿词科，决定改为试两场，诗赋之外，增加策论。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176人在保和殿应试，照例赐宴。乾隆皇帝钦命试题。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试经、史制策各一。考试结果，取一等刘纶等5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10人，分授翰林院检讨、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年），在体仁阁补试后到者26人，第一场试制策二，第二场试赋、诗、论各一。结果，取一等万松龄1人，授检讨；二等3人，分授检讨和庶吉士。

四、八旗乡、会试

顺治八年（1651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48]于是，八旗乡、会试正式开始。不过，八旗子弟取得官职，不完全需要通过科举的方式，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子弟乡、会试时举时停，直到康熙朝中叶，清政府决定八旗与汉人一体应试，八旗乡、会试才步入有序轨迹。

八旗乡、会试的内容，先试骑射，合格者再应策论。乡试是满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则为满文或蒙古文两篇。汉军子弟则试经艺一篇，书艺二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旗与汉人一体应试后，各种规制与汉人一样，最初满洲、蒙古、汉军分开放榜的做法也有了改变。

清前期的科举制度，是维护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等联合专政的封建国家利益的制度，其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除倡、优、隶、皂之家的子弟没有考试资格外，就是一般下层群众的子弟，实际上也不可能参加考试。这样，参加科举考试的则只有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子弟。另外，科举制度发展到清前期，其消极因素日益明显，特别是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文体，对人才的摧残和对思想的禁锢，比以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清前期统治阶级对是否实行科举制度也有过争论。康熙皇帝就曾表示：“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49]乾隆年间的兵部侍郎舒赫德也直言不讳地说：八股文章都是空言抄袭，不是遴选真才实学之道。既然如此，清前期科举制度为什么还延续下来了呢？那是因为，统治阶级“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50]。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科举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是一种扼杀人才的制度。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四十一年六月戊午。

[2] 以上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五，《学校考三》；《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志二》。

[3] 文庆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十一，《学志三》。

[4]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四，《礼部·学校》。

[5] 同上。

[6]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

[7] 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8]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五，《学校考三》。

[9]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考七》。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39～440页。

[10]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

[11] 同上。

[12]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

[13] 《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一》。

[14]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考七》。

[15] 陆世仪：《思辨录》卷一。

[16] 王筠：《教童子法》，参见孟宪承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17] 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52～462页。

[18] 参见赵云田：《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

[19] 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60～461页。

[20] 《大清会典》卷三十二。

[21]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五，《学校考三》。

[22] 同上。

[23] 《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

[24] 商衍鎏先生认为，全国十余行省，书院近二、三千之数。参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25]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转引自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65～466页。

[26]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

[27] 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464页。

[28] 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1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9]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

[30] 参见马寿千：《回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239～24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31] 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转引自《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下册，10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2] 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33] 参见朱解琳编著：《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85～86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按，本节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内容，吸收了朱解琳等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34] 参见李延恺：《浅谈历史上的藏族教育》，《藏族史论文集》，140～151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35] 参见《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101页。

[36] 《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3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

[38] 本节在撰写过程中，吸取了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一书的研究成果。

[39] 《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选举考一》。

[4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八。

[41] 《科举史话》，84页。

[4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九。

[4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七。

[44] 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三，《选举考七》。

[45] 《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八，《选举考二》。

[46] 李富孙：《鹤徵后录》卷首。

[47] 同上。

[48] 《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

[49] 王逋肱：《蚓庵琐语》，《说铃》。

[50] 《满清稗史》第3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