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有很大关系。正是那些传教士，把欧洲文化传播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

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还在明朝中叶，天主教就开始较大规模地在中国传布。明朝末年，全国15省除云南、贵州外，13省都有了传教士和信徒，人数总计10余万人。[54]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以在战乱中保全历书板片、参与制定历法而受到顺治帝的信任。顺治二年（1645年），汤若望成为清朝钦天监第一任外国人监正。顺治帝称汤若望为“麻法”（满语：可敬之父），赐号“通微教师”，相继封授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禄大夫。汤若望身为北京耶稣会会长，如此受朝廷恩宠，遂使天主教在北京的教务得以顺利开展，在北京宣武门内、阜成门外各建天主堂、圣母堂一座。汤若望和天主教传教士取得清政府宠幸后，便排斥“大统”、“回历”和“东局”三家历法，企图由“西局”把持历局。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明烜、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联合起来攻击天主教，向礼部控告汤若望所制新历封面刻印“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经过激烈辩论，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等罪状，被捕监押，各省传教士也被拘禁候处；信奉天主教的朝廷大员许之渐等被罢官，一些教徒被处斩；各省拘禁的传教士送广州安插；杨光先则升任钦天监监正。这就是清初的“钦天监教案”。汤若望后来虽然免予惩处，但是不久便在宣武门内天主堂南堂去世。

大西洋国夷僧尼

康熙七年（1668年），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所造1669年历法有误，又测正午日影不验，而供职钦天监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却推算的不差分毫，测验星象也很准确。于是，康熙帝将杨光先革职，为钦天监教案平反。许之渐等官复原职，许多传教士奉旨开释，南怀仁升任钦天监监副、监正，加授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由于南怀仁受宠于清政府，天主教也得以在中国重振。康熙十五年（1676年），南怀仁出任天主教中国教区副区长后，便积极要求耶稣会派教士前来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李明、白晋、张诚、刘应、洪若翰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雷孝思、马若瑟、巴多明等十余名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此后，又有蒋友仁、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著名传教士相继到达中国。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已达四百余人，教徒约有十余万人。

康熙致罗马关系文书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发出禁令，不准教徒敬天法祖，并要求清政府服从禁令。康熙帝十分震怒，谕示：传教士非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不得在中国传教；传教士若不遵守利玛窦的规定，断不准在中国居住，一律逐出国境。[55]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重申：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直隶各省立堂传教者，一律严禁。[56]此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又多次颁布限禁天主教传教的命令。由于罗马教廷一反利玛窦所开创的传教传统，不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儒家学说，无视中国礼俗和社会特点，终于导致天主教在中国陷于绝境。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耶稣会取消后，在中国传教二百余年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最终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

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传入我国。

在医学方面，早在明朝末年，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就已传入我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在中国医药学界产生了影响。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刘应（Visdelou）曾在清宫廷中充当御医，他们用金鸡纳（即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另一位充当御医的传教士罗德先（Rhodes）则治好了康熙帝的心悸症。白晋（Joachim Bouvet）和巴多明（Parrenin）合作，还把一部法国医书《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57]清初，西式医院在澳门等地已经建立。

在火器制造方面，明末清初，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以及在沿海荷兰船上发现的实物，西方新式火器传入中国，以佛郎机、红夷大炮、西洋大炮等命名。清朝还在关外阶段，在和明军的交战中，已经得到了红夷大炮，从此清军也能仿制西方新式火器，并命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58]。清政府在平定吴三桂三藩之乱中，南怀仁奉命督造西洋大炮，前后总计780门。随着西方新式火器的制造，有关著作也开始在中国问世，最初多由欧洲有关书籍编译而成。其中，汤若望《火攻挈要》，南怀仁《神威图说》，是清初欧洲传教士所作关于制炮技术和铳炮战术的重要著作。

在地理学方面，明末利玛窦来中国后，应有关官员请求，曾绘制《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世界地图，经多次翻印，流传极广。图中宣传的天文、地理知识，产生了较大影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到中国后，译有《职方外纪》一书，介绍五大洲各国的风土、民俗、气候、名胜。该书共5卷，卷首有万国舆图、南北半球图，每卷中有分图，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南怀仁也著有《坤舆图说》2卷，是《坤舆全图》的说明，内容有自然地理总述，五大洲叙说，四海总说等部分。艾儒略还著有《西方答问》2卷，康熙年间南怀仁等传教士节录为《御览西方要纪》，介绍西方风土国俗，流传较广。

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07—1718年）间，在康熙帝亲自主持下，有法国人白晋、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杜德美，日耳曼人费隐（Xarier Frideli），葡萄牙人麦大成（Joannes Fr.Cardoso），法国人梁尚贤（Petrus v.du Tartve）等传教士以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等人参加，绘有《皇舆全览图》，共18排。雍正年间，又编绘了十排《皇舆图》。乾隆时期，经中国学者刘统勋、何国宗、明安图以及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aupil）、傅作霖（Felixda Rocha）、高慎思（Josepnd’ Esphina）等共同努力，又编绘成《乾隆十三排地图》。康熙、雍正年间所绘地图，除标列我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15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外，还绘出了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居民等地理内容。乾隆朝所绘地图，则是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一幅极其完善的亚洲大陆全图。

在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还在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欧洲数学开始传入中国。《几何原本》是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注释本（C.Clavius，Euclidis Elementorumliber.xv）译出的，对人们了解和研究几何学非常有益，中国清代数学家方中通、李子金、梅文鼎等都从中受到很大影响。《同文算指》是一部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主要依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Clavius，Epitome Aritnmeticae practicae）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简便可行，经过清代数学家的改进，在中国得到了普遍推广。著名的《崇祯历书》中，大量介绍了西方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的知识。清初，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ean Nicolaus Smogolenski）又把对数解球面三角形的方法介绍给了中国数学界。对数便于计算，极有实用价值，在历法计算上被普遍应用。在此基础上，中国数学家薛凤祚、方中通等后来均有新的发明。康熙年间编辑的《数理精蕴》，是欧洲数学传入中国后集大成的著作，雍正元年（1723年）出版后，中国的数学研究出现**。该书对欧洲的代数学，以假借根数、方数求实数、对数比例、比例规解等均有介绍，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在欧洲数学的影响和启发下，清中叶的明安图、董祐成等人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欧洲天文历法方面知识也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前来中国时，都带有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到达中国后，根据实际需要，这些仪器或加以仿制，或者重新设计、制造。继传教士汤若望监制的第一架望远镜“窥筩”正式安装后，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六件大型铜仪。中国科学家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59]。明末，徐光启起用欧洲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以及精通西方天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李之藻等人，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后来，南怀仁等又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这两次历法编纂，完成了旧历法改革，从此中国通用西历。在编纂历书过程中，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一些测量方法也被系统介绍给中国天文学界。其中，耶稣会士罗雅谷首先介绍了伽利略学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则对日心说作了明确介绍；清代杰出的天文学家王锡阐“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学”[60]，在介绍欧洲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动力机械学方面，还是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在北京刊印。该书论述了水库、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水利设施与器械，并有图画说明，是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体现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译有《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也在北京印行。这是一部最早译成汉文的系统介绍欧洲机械工程学的专著。在和欧洲传教士接触过程中，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介绍欧洲物理学。王徵著有《新制诸器图说》1卷，书中收录的虹吸、轮激、风硙、连弩、自行车、自行磨等，就是他根据欧洲机械原理设计发明的各种新式机械。王徵之后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黄履庄，发明或仿造新式机械数十种，其中有传自欧洲的显微镜、千里镜、取火镜等多种设计。清朝建立后，欧洲的自动机械知识继续在中国传播，特别是自动机器与钟表，更为清朝帝王所喜爱。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陆伯嘉（Brocard）任职于朝廷，专门制造钟表和物理器械，很受康熙帝赞赏。乾隆年间，杨自新（Thebault）制造了一个自行狮，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走100多步。汪达洪（Ventavon）制造了两个机器人，可以捧着花瓶走路。他改造的英国奉献的机器人，竟能书写蒙文和满文。[61]

在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中，还包括建筑学以及语言学、绘画、音乐等方面内容。从明朝末年起，中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欧式建筑，而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欧式建筑中最宏大的工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是一组建筑，包括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墙等。这些建筑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62]在欧洲传教士的帮助下，中文开始了拉丁化拼音，拉丁语也得以应用，从而解决了中国和欧洲在语言文字上的阻隔。欧洲绘画技巧传入中国，西洋画法在清前期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欧洲画风的影响下，清代画坛上出现了新的风格，例如焦秉贞和冷枚的《耕织图》，熔中西画法于一炉，人物、庐舍、山水、林木用中国传统画法，而景物的远近、大小用欧洲画法。在清宫中任职的郎世宁和捷克人艾启蒙等，还在中国工笔画与欧洲古典写实的结合上进行了探索，作品《马术图》和《万树园赐宴图》等，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欧洲音乐传入中国，使中国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的内容更加丰富。

总之，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天主教传教士把欧洲文化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欧洲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政策，必须熟悉中国语文和经典。于是，他们开始学习和编译有关书籍。顺治十年到十四年（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游历欧洲各国期间，编有《中国文法》一书，成为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入门书。雍正六年（1728年），马若瑟写成《中国札记》，研究了中国文字学，书中举证达13 000余条。雍正八年（1730年），圣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刊印了贝尔（Bayer）的拉丁文《中国大观》，论述了中国字典和方言，以及中文文法和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进展。雍正十年（1732年），卡斯特拉纳（Fr. carolus Horatius a Castarano）编成拉、意、中字典。雍正十一年（1733年），格拉蒙纳（P.Bazilius a Glemona）著有中拉字典。著名的传教士白晋也著有《中法字典》、《中文研究法》。

在研究中国语文的同时，欧洲传教士开始编译中国典籍。利玛窦曾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比利时人金尼阁也曾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和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合译的《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出版。二人还合译了《论语》。康熙六年（1667年），殷铎泽又将《中庸》译成《中国政治伦理学》在广州印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Iet）在巴黎刊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文。康熙五十年（1711年），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在布拉格大学印行了他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欧洲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了《易经》。白晋曾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雍正六年（1728年），刘应著有《易经概说》。雷孝思也译有《易经》著作，附有研究和注疏，取名为《中国最古典籍〈易经〉》。欧洲传教士对《书经》、《礼记》、《诗经》等儒家经典也给以极大关注。白晋著有《诗经研究》，刘应也有拉丁文《书经》译本。《礼记》中的一些篇章也被译成拉丁文。马若瑟（JosMaria de pr??mare）所译《书经》、《诗经》，被收入《中华帝国志》一书中出版。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译的《书经》在巴黎刊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钱德明法文本《孔子传》及《孔门弟子传略》在北京刊印。

奥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Iez de mendoza）曾在罗马出版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这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几年内相继印行了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多种版本。顺治十一年（1654年），卫匡国《中华帝国图》在奥格斯堡出版，它是八幅大型挂图。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国新地图册》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计有地图17幅，附有地志171页。顺治十五年（1658年），卫匡国用拉丁文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在慕尼黑出版，康熙六年（1667年），在巴黎又印行了法文译本。安塔纳西·基尔契的《中国》，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手册，也在这一年于阿姆斯特丹用拉丁文出版，后来还译成了法文和德文。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1777—1783年），冯秉正根据中国《通鉴纲目》一书编写的12卷本《中国通史》在巴黎出版，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出版了第13卷，名为《中国概况》，论述了清朝15省的人文地理和地形。唐维尔的《中国新图册》，包括地图50页，图画14页，附有历史参考地图，是一部流行欧洲的最完善的中国地图集。

这一时期介绍中国科学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康熙十年（1671年）在格莱诺尔出版的法文本《中国脉诀》一书，译自中国医学名著《脉经》。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志》第3卷，是中医专辑，译出了《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必录》、《医药汇录》等部分内容，还列举了许多中医处方。中国医学逐渐成为欧洲人的一种新认识。雍正十年（1732年），苏询业编辑的《中国天文学简史》在巴黎出版。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十九年（1776—1814年）刊印的《北京耶稣会士报告》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地质、矿物、化学和动物、植物的有关情况。

雍正十年，传教士马若瑟翻译了元曲《赵氏孤儿》，法译本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杂志刊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不久，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相继问世。乾隆二十年（1755年），伏尔泰将它改编成一个新的剧本《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被评为才子书之一。《今古奇观》等中国小说的一些篇章也被译成德文、英文和法文，在欧洲许多国家流传。

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轿子、壁纸、折扇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这一时期也传到欧洲。从明末到康熙朝前期，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往欧洲各国的瓷器就高达1600万件以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运到英国的也有40万件。中国的绘画技巧和庭园建筑风格也传入欧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William Chambers）从中国考察回国后，出版了一部《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的著作。几乎同时，哈夫佩尼（W.HaifPenny）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专著。

中国文化传到欧洲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非常崇拜中国儒家哲学的自然神论，认为远在希腊哲学很久以前建立的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极有权威，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他还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莱布尼茨追求中国理学崇奉的自然法则，和欧洲的教会神学思想彻底决裂。在贯彻中国实践哲学的过程中，他倡导成立了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研究项目。中国哲学成为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源泉之一。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主张自然神论和开明君主专制，对中国文明的觉醒作用极力推崇。他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作一种自然神论，认为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伏尔泰指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而无须求助于神的启示。[63]他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欧洲的基督信徒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64]他还赞扬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65]伏尔泰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他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示了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伏尔泰及其所属法国百科全书派中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

中国的儒家学说对法国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重农学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农学派主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该派创始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后，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66]他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仪式。由于重农学派的活动，中国一些农具和储藏粮食的方法，以及花草和嫁接技术等都传到了欧洲，更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农业。

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惯也给予欧洲以很大影响。随着中国瓷器传入欧洲，欧洲出现了仿中国瓷而建立的制瓷业。从明朝末年到康熙朝前期，佛罗伦萨设厂制造了蓝花软瓷，比萨瓷工制成了软质青花瓷碗，卢昂生产了黄色而透明的软瓷器，产品以中国福建白瓷为标本。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欧洲正式制造成功真正的硬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制成蓝瓷。从此，模仿中国瓷色彩和绘画的瓷器便风靡欧洲。随着瓷制饮具及茶叶销往欧洲，饮茶的风气也传到欧洲，茶成为欧洲社会不可缺少的饮料。

除瓷器外，中国的漆器、金属器、珐琅器都成为欧洲效法的榜样。欧洲上层社会的家具陈设多采用中国漆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和特里亚纳宫中都采用整套中国漆制家具。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后，英国家具制造商开始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图案和色彩，打造中国式家具。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法国圣安托万地区开始仿照中国式样制造漆器。仿照的漆器都照中国风格，多以牡丹花鸟、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等作为装饰图案。中国的轿子和轿式马车开始在法国流行，贵族官吏出行乘轿，轿身以漆绘流行牡丹、芍药等中国花卉。中国山水、人物画对欧洲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杰出的法国画家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英国山水画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许多作品都具有中国画的风格。中国的园林建筑也影响了欧洲。德国华肯巴特河旁的费尔尼茨宫首先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此后德国波茨坦和荷、法、瑞士等地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钟楼、石桥、假山、亭榭。

伏尔泰曾说：“欧洲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67]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激发作用。[68]

注释

[1] 参见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白晋：《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1辑，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参见《满族简史》，94～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萨英额撰：《吉林外记》卷三。

[5] 杨宾：《柳边纪略》卷五。

[6] 参见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502～506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

[7] 卫匡国：《鞑靼战纪》（油印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译文》，1980年第3期。

[8] 方观录：《从军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9] 范昭逵：《从西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0] 参见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291～2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

[12] 参见《蒙古族简史》，308～318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13] 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蒙务下，纪实业。”

[14] 沈鸣诗等：《朝阳县志》卷二十六。

[15] 西清撰：《黑龙江外记》卷五。

[16] 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二十六。

[17] 《甘肃新通志》卷四十一。

[18] 雍正：《顺宁府志》卷九。

[19] 乾隆：《丽江府志》卷上。

[20] 《黔南识略》卷十三、十二、二十一。

[21] 《黔南识略》卷三十一。

[22] 《黔南识略》卷九。

[23] 《黔南识略》卷十一。

[24] 光绪：《湖南通志》苗防四。

[25] 道光：《茂州志》卷二。

[26] 同治：《理番厅志》卷四。

[27] 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28] 同上。

[29] 参见张尔驹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0] 《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喀尔喀遣使问齐赛罪状》，天命四年八月。

[31]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2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2] 参见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第八章“朝觐制度”。

[33] 参见蔡志纯等编著：《蒙古族文化》，73～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4] 参见《蒙古族简史》，310页。

[35]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纪，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6] 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五。

[37] 《朱舜水集》卷七，书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

[38] 参见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326～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9] 以下参见《汉文化论纲》，241～251页。

[40] 转引自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及文化交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41] 《清史稿》卷五二六，《属国传一》。

[42] 同上。

[43] 《清史稿》卷五二六，《属国传一》。

[44] 参见鲁波等编著：《济世养生同仁堂》第17节，知书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45] 大讪和尚：《海外纪事》。转引自《汉文化论纲》，401页注??B44??。

[46] 《大南一统志》卷五，《广南篇》。转引自《汉文化论纲》，369页。

[47] 《越南辑略》卷一。转引自《汉文化论纲》，397页。

[48] 参见《汉文化论纲》，第5章第5节。

[49] ［英］哈威：《缅甸史》，姚枬译，陈炎校，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50] 参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51] 尹文和：《和顺乡史概述》，转引自《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

[52] 《清史稿》卷五十八，《属国传三》。

[53]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5页。

[54]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238～240页，上海，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

[55] 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aeus Ricci）1582年来中国传教，他主张传教士应当顺应中国礼俗。

[56]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二，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57]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50页。

[58]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59]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五。

[60] 钮琇：《觚賸》。

[61] 参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51页。

[62] 参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295页。

[63] 《伏尔泰全集》第3卷，25、26页，巴黎，1865。

[64] 同上书，76页。

[65] 同上书，72页。

[66]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3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7] ［德］科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68] 以上内容参阅《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书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