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我国和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亚洲国家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一、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是中国东方一衣带水的近邻。清前期中日文化交流，首先表现在流寓日本的中国人，通过他们的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影响。

朱舜水（1600—1682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浙江余姚人，名之瑜，字鲁玙，晚号舜水。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来到长琦，从此留居日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向日本传播了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史，二是讲学。

朱舜水像

朱舜水参加了《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大日本史》是日本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一部史书。德川光圀等人是朱舜水的学生，在朱舜水的指导下曾研读《小学》、《论语》、《孝经》等书，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朱舜水本人对程朱理学也很精熟，特别提倡封建的伦理道德，讲求忠君、大义、名分。在朱舜水的学生中，安积觉受朱舜水影响最大，任《大日本史》编纂总裁，出的力也最多。《大日本史》以《史记》为楷模，采用纪传体，设论、赞，宣扬名分论和尊王思想。《大日本史》在编纂过程中，曾在江户设史局，开彰考馆。于是，通过《大日本史》的编纂，水户学派逐渐形成。水户学派提倡尊王、名分和大义，与朱舜水的影响密不可分。

朱舜水通过讲学，广泛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包括服制、礼制、官制、学制、科举制度等内容。德川光圀欲兴办学校，朱舜水认为这是“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37]，便积极为德川光圀作《学宫图说》，请木匠缩为模型，从而把中国古代工程设计、建筑技艺的许多经验传给了日本。朱舜水把祭孔的实际典礼情况也传授给了日本的学界。他还模仿中国西湖、庐山等著名风景，为德川光圀在江户的后乐园兴建了石桥。在养蚕制丝、医药、种痘等具体操作技术上，朱舜水也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提高了这些领域的技术操作水平。朱舜水的讲学实践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著名的日本学者正是在朱舜水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例如，朱舜水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安东守约，教育思想影响了山鹿素行，以及伊藤仁斋、今井弘济等人。

陈元赟（1587—1671年），浙江杭州人，字义都，号芝山、升庵。他精通经史，多才多艺，特别对武术和制陶术尤有研究。明末他随商船到日本，遂定居不归。陈元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武术和制陶术上。陈元赟青年时在河南登封学习过武术，到日本以后，在康熙元年至二年（1662—1663年）间，寓居江户西久保国昌寺，便以少林派武术教授寺中僧人。当时，日本的一些武术家如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治右卫门义辰、矶贝次郎右卫门正在寺中居住，便也向陈元赟学武术。这三个人把少林寺武功和日本武术结合起来，加以发展，形成了日本现在的柔道，并分门立派，国昌寺便成为日本柔道中心。陈元赟在家乡居住时，学习了当地的制陶技术。到日本以后，有一段时间为尾张藩主主持“御庭烧”，选用濑户土质，输入中国的黄色釉料，他自己在上面作书画，然后施以青白色透明水彩。结果，烧制出的器具别有风格，被人称为“元赟烧”。在这些器具中，有点心盘、丸皿、叶形皿、扇形钵、酒壶、花瓶，尤以茶具最多，在日本陶瓷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隐元隆琦像

隐元隆琦（1592—1673年），福建省福清县人，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主持，著名高僧。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率领弟子三十余人前往日本，主持唐三寺。此前，日本长崎已有华侨和来日本的中国商人居住，这些人为了宗教祈祷和丧葬法事的需要，在长崎兴建了三座中国禅寺，即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总称唐三寺。这些寺庙的主持按照惯例都是由来自中国的名僧担任的。隐元隆琦前来日本，就是主持唐三寺事务的。隐元隆琦到达日本以后，除了管理唐三寺事务外，还营建了新的寺庙“黄檗山万福寺”，并亲自担任主持。这样，在日本佛教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禅宗派别——临济禅黄檗宗。这个新的宗教派别以中国福建省黄檗山万福寺为祖寺，仪式、法规和堂、塔配置，也都仿照黄檗山万福寺。不仅如此，僧人念佛用汉语，诵经用汉音，生活习俗也都保持中国明朝时的式样。隐元隆琦及其所创立的黄檗宗，在日本权势人士的支持下，有了很大发展，使当时日渐衰颓的临济禅宗为之一振，出现了新局面。

临济禅黄檗宗的兴起，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寺院的建筑风格，使其向中国明代的寺庙规格转化，由以经堂、讲堂为主，变为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走廊等多种建筑组合，到处还有楹联和匾额。此外，隐元隆琦还从中国请来多名雕塑工匠，例如方三官、范道生、林高龙、吴真君等。这些雕塑方面的能工巧匠在寺庙中安置的佛像，栩栩如生，风格奇特，为日本许多佛教寺庙所仿造，进一步扩大了黄檗宗的影响。不仅如此，隐元隆琦以及来日本的其他黄檗山万福寺的僧人，几乎都精于书画，他们来到日本后，也把具有黄檗山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带到了日本，影响了日本的书法界和绘画界，促进了日本书法绘画的发展。

明末清初寓居日本的中国人，还有陈明德、王宁宇、戴笠等医学家。陈明德是杭州人，擅长小儿科，到日本后改名颍川入德，写了《心医录》等专著。王宁宇在顺治年间来到日本，他的医术影响了许多日本人。由于他别号五云子，所以一些医者的药包也称为五云子包。戴笠字曼公，到日本后改名独立。他精通医学，把治痘的医术传给了日本的学子，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本黑漆描金山水大笔筒

清前期中日文化交流，还表现在当时中国的学术影响了日本的学术界。以考据著称的乾嘉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学派的考据学风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从日本学者太田锦城（1765—1825年）在其著述中引用中国学者曹溶所编《学海类编》看，不仅乾嘉学派，而且清初的考据学者阎若璩等人也都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正是在清前期考据学的影响下，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考证学派。这个学派崇信古典，埋头于日本历史、日本文学文献的考证，有的人甚至对药物学、民俗学也进行考证。清前期编辑的许多大型图书传到日本后，对日本的编书事业也产生了影响。日本长达三千部的《群书类丛》《续群书类丛》，就是在清前期《古今图书集成》影响下编成的。江户幕府纂修的《法度书》、《公事方御定书》，也是受了清前期康熙朝《大清会典》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的是，清前期许多中国画家前往日本，对日本的绘画界产生了影响。伊孚九擅长中国南宗山水画，风格清新。他到日本后，影响了日本画家池大雅、与谢芜村等人。池大雅、与谢芜村通过向伊孚九学习，成为日本著名的画家。沈南蘋是写生大师，他画的花卉精致艳丽。雍正九年至十一年（1731—1733年）间，沈南蘋留居日本，向日本画界传授画法，结果，长崎译官熊代绣江以及圆山应举等人，通过向他学习，技艺明显长进，并影响了更多的日本画家，以致日本画界产生了写生画中的南蘋派。[38]

二、和朝鲜的文化交流

朝鲜是中国东方的近邻。清代前期，作为清朝“属国”的朝鲜，和清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有着广泛的交流。

朝鲜青花云龙纹瓷瓶

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密切联系。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以汉字作为表达和记述的工具。15世纪中叶，朝鲜李朝世宗和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参考中国音韵学的书籍，并得到中国学者黄瓒的帮助，共同研制成拼音字母，即“谚文”。“谚文”出现后，汉文仍然作为正式文字在朝鲜流行，因此，许多文人著述、官府公文、国史记录等仍用汉文。朝鲜政府和清政府的国书往来，甚至于长达1709卷的《李朝实录》，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其次，是在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朝鲜出现了“北学派”[39]。清朝都城北京位于朝鲜李朝王都汉城的北面，一些朝鲜文人便称从清朝传播过来的学问为“北学”。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尽管清政府已危机四伏，国家开始由盛转衰，但是，在前来中国的朝鲜使团一些人看来，社会仍很繁盛，于是，他们主张向中国学习，代表人物有朴齐家（1750—1805年）、朴趾源（1737—1805年）、洪大容（1731—1783年）、李德懋（1740—1793年）等人。朝鲜北学派是带有经世致用性质的学术派别，这个学派的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朝文化交流的情况。

再次，是中朝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清代前期，朝鲜政府经常派遣使团前来中国，使团中有不少人是学者，柳得恭就是一个。柳得恭（1749—？年），朝鲜奎章阁检书官，多次前来中国，著有《滦阳录》、《燕台再游录》等书，详细记载了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购买书籍以及交结中国文人学者的情况。李德懋也做过奎章阁检书官，并多次前来中国。原来，北京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即琉璃厂街，那里有许多书店。朝鲜文人学者到北京后，都到琉璃厂街去买书，并借此机会和中国文人订交。他们“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金购归”[40]。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李德懋前来北京，到后的第三天便走访了琉璃厂的十二家书店，记下130多种预购书目。嘉庆六年（1801年），柳得恭在琉璃厂街买书过程中，认识了中国当时著名学者陈鳣。陈鳣精于版本目录学和语言文字学。二人便在书店笔谈学术，讨论《说文长笺》一书的得失，以及顾亭林对该书批评的确当与否。柳得恭在出使北京期间，还受到了清政府《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晓岚的接见。纪晓岚是著名学者，学问渊博，有“通儒”之称。纪晓岚告诉柳得恭：《四库全书》别集类中，已收入朝鲜文人徐敬德的《花潭集》，外国诗集入《四库》的，只有他一个人。柳得恭在琉璃厂街还认识了著名的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字两峰），他们相互题诗告别。罗聘赠诗中写道：“才逢欲别意迟迟，后会他生或有期。残月晓风容易散，柳耆卿对不多时。”柳得恭和诗中说：“榆关黄叶若为情，秋雨秋风信马行。记取当年断肠处，罗昭谏别柳耆卿。”中朝文人的交往，促进了朝鲜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刊行。清前期中国文人收录、刊行过不少朝鲜文学作品，除吴明济的《朝鲜诗选》外，还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朱彝尊的《明诗综》，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褚人获的《坚瓠集》等。因为上述情况，朝鲜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汉诗，得以在中国广为流传，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复次，是中朝两国书法、绘画方面的交流。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朝鲜书法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笼罩着因陋沉滞之风。清前期，随着两国文化领域交流的深入和扩大，特别是书法家的相互往来，朝鲜的书法界风气逐渐发生了变化。朝鲜书法家李麟祥等前来清朝，受到当时中国书法界的影响，特别是在篆隶方面大有长进。清朝著名学者叶志诜、翁树崐等人也访问过朝鲜，带去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这样，朝鲜书法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陋凝滞之风为之一扫，而变成欣欣向荣，异彩纷呈。刘镛、翁方纲等清前期著名书法家的作品都出现在了朝鲜的书坛上。金正喜、姜世晃等新一代朝鲜书法家成长起来，他们以擅长的汉隶，推动了朝鲜书法的发展。

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画家孟冰光来到朝鲜，并在那里留居四年。朝鲜画家李明郁向孟冰光学习作画技巧，从而使清初的绘画技艺和风格影响了朝鲜。此外，清前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的画风，在朝鲜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画风格的影响下，朝鲜产生了一批文人画家，代表人物有李麟祥（1710—1760年）、姜世晃（1713—1791年）、申纬（1769—1847年）等人。李麟祥作画构图简洁。姜世晃多次来过北京，他的画在中国很有影响，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具有中国南宗画派的风格。申纬的画文人气息浓厚。

最后，是活字印刷术在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彼此流传，互相推进，更反映了中朝文化的息息相关。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后，朝鲜人民在泥、木活字的基础上，创用了铜活字印书，以后又开始用铅铸字。中国受朝鲜印刷术影响，也开始用铜活字印书。乾隆年间，中国又用木制活字印书，这就是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这种木活字法又传入朝鲜，给了朝鲜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很大促进。

三、和琉球的文化交流

琉球位于中国东方，“在福建泉州府东海中”[41]，是清朝的“属国”。琉球和清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也有着广泛的交流。一般说来，琉球每隔二年派使团前往清朝一次，清政府在福建建有柔远馆驿，接待琉球使臣。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琉球在其国内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建了文庙，庙中制度俎豆礼仪完全遵照中国典籍《会典》中的有关规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琉球国又在文庙南建明伦堂，称府学，以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每月吉日读中国典籍《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到讲堂，整理中国往来的贡典，察看学生的勤惰，选择其中才能突出的人作为官员的候选人。对于八岁刚入学的人，则从通事中选择一人为启蒙老师进行讲授。

嘉庆三年（1798年），琉球国王尚温在他的王府北面建立了国学1所，乡学3所，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琉球国的学生先入乡学学习，然后再选拔一部分成绩优秀的进入国学学习。嘉庆七年（1802年），琉球那霸地方的官民集资，经过琉球国王批准，又建立了4所乡学。琉球王国兴建乡学、府学和国学，促进了中琉两国的文化交流。

琉球王国医药学家吴继志和中国北京同仁堂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交流医药学知识的事情，是中琉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原来，琉球医药学家吴继志仰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医药学尤有研究。他历经多年，采集了琉球各岛屿的药材一百多种，或画详图，或制标本，写成《质问百草》一书，在琉球很有影响。吴继志的父亲也精通中国医药学，且多次前来中国，搜集药方，购买药材，对中国医药学界的情况比较清楚。为了验证《质问百草》一书的学术水平，吴继志经过父亲同意后，决定前来中国北京同仁堂药铺，向同仁堂的专家征求意见，进行辨证。除同仁堂外，吴继志还通过来过中国的人介绍，和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地的医药学家取得了联系，总计有46人。就在吴继志要启程来中国的时候，他突然病倒，只好把校正《质问百草》的事情托付给准备前来中国北京的纪之诚、金文和二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月下旬，纪之诚、金文和到达中国北京后，立即通过礼部进行安排，会见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同仁堂中医药专家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三位药剂师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抓紧时间研读《本草纲目》，选读同仁堂以往的配本。众所周知，《本草纲目》是中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全书收载药物1892种，载入药方11096个，还绘制了1160幅插图，形象地表现了各种药物的复杂形态。该书问世后，很快传到包括琉球在内的许多国家。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一天，琉球使者纪之诚、金文和来到同仁堂，献上了吴继志著《质问本草》一书，并请周、邓、吴三人给以校正。双方经过笔问笔答后证实，《质问百草》前半部分所列草本、木本共50品，《本草纲目》中有14品，同仁堂药目中有2品。这16品药材的制法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说明，其他数品不见于《本草纲目》和同仁堂药目，当为琉球王国特产。对于同仁堂专家的鉴定，纪之诚、金文和非常感动。半年以后，周之良等人收到了来自琉球王国吴继志署名的亲笔信，信中饱含着琉球医药学者对同仁堂人的深深尊敬。[44]

四、和越南的文化交流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清代前期，越南是清朝“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清初，为了反抗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有许多中国人进入越南境内。著名学者朱舜水在定居日本以前，在顺治二年（1645年）和八年（1651年），曾两度寓居越南，还和越南国王会见，受到礼遇。越南广南中部会安地方，“沿河长街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45]。“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停泊之所，亦一大旅会也。”[46]大量的中国人进入越南，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创造了直接的条件。

清前期中越两国文化交流，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越南都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越南人民后来创造了本国文字“字喃”，与中国汉字关系也很密切。它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形式表达越南语言。清前期越南出现了许多用字喃写成的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碑刻，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音韵的材料。

由中国传入越南的印刷术在清前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越南民间刊刻的许多佛经，大多仿中国式样，注明某堂、某斋、某地藏版。

越南象牙

中国的历法对越南产生了影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重修历法，编成《历象考成》一书。后来，越南使臣来到北京，得到该书，带回国内。参考《历象考成》，越南编成了《协纪历》。在《协纪历》中，采用了中国历法家创造的二十四节气，以及干支纪日。

中越两国在文学艺术上相互影响。越南黎贵惇（1726—1784年）是著名的汉文文学家，曾出使中国。他的《北使通录》、《全越诗录》等著作在清朝有一定影响。郑怀德（1764—1825年）也是越南著名的汉文文学家。他曾组织“平阳诗社”，以诗会友。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在清朝亦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在越南影响很大，《红楼梦》等著作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此外，越南戏剧服装、音乐、演出方式等，同中国戏剧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越南制造的文房四宝很有特色。雍正八年（1730年），越南为了答谢雍正皇帝所赐书籍等物，贡奉了金龙黄纸200张，玳瑁笔100支，斑色砚2方，土墨1包。[47]

越南的史学是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张登桂等编纂的《大南实录》，多达453卷，记载了不少清朝的史料。中国的方志学也影响了越南的学术界。由于乾隆年间清政府所编《大清一统志》的影响，越南陆续编出了《嘉定通志》、《一统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等著作，这些书的体例完全仿照了清朝的《大清一统志》。

中国的数学在越南早已广泛传播。清代前期，算盘又传入越南，直接推动了越南数学的发展。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俭编写的《直指算法统宗》一书翻刻后，传入了越南，这部关于珠算的入门书更有力地推动了珠算在越南实际生活中的应用。[48]

五、和缅甸的文化交流

缅甸也是中国南方的近邻。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抗清斗争的失败，一部分中国人随永历帝进入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擒拿永历帝，一部分清军官兵流落在缅甸。乾隆年间，清朝和缅甸发生战争，战后，清朝官兵“二千五百人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妇为妻”[49]。此外，在和平的岁月里，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开展，一部分中国人也留居缅甸。在缅甸的中国人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中缅之间的文化交流。

首先，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大乘佛教思想传入了缅甸。康熙二十年（1681年），云南景东府贡生张保太在鸡足山修行，他的弟子张晓宣传弥勒佛降生的教义，这样，佛教的这一教派遂在鸡足山地区盛行。这期间，正值云南人移居缅甸的高峰期，移民中大部分信仰鸡足山的弥勒降生说。于是，在中国移民的影响下，缅甸也兴起了信仰弥勒佛的**。[50]

其次，移居缅甸的中国人，把中国的建筑艺术传播到了缅甸。缅甸都城曼德勒有许多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它们的设计者和督造者多是中国移民。旅缅滇侨尹蓉建造的腾越会馆，门前刻写着中国对联：“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51]中国移民还把修造百叶窗以及车辆的技术传播到了缅甸，使缅甸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中国人的习俗。同样，由于中国移民的影响，缅甸人的服饰、工艺美术品，也都具有中国人服饰和工艺品的特点。这些正是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前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些人是多次前来中国的，他们精通汉语，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乾隆六十年来中国的缅甸使团中，有名叫孟干的，就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本草纲目》等书带回缅甸[53]，促进了中缅文化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