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汉、宋学术之分，始自清代。刘师培曾指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8]宋学与汉学在治学风格上是不同的。宋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则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

一、汉学与宋学的分化

清初虽没有明显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但诸儒对理学展开批判，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开始了汉学与宋学的分化。

顾炎武像

顾炎武首先扬起经学大旗，反对宋明理学。他把晚明学风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二是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他对理学的批判，是将理学分为古今，再将古之理学纳入经学。“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9]古之理学就是经学，舍经学便无理学。所以学者应该“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务本原之学”[10]，又将今之理学归入禅学。“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1]现在的理学“不取之五经”，只凭借“语录”、“帖括”之文，不是经学的本真，是禅学。这可以说是宋学与汉学分化的最初表述。顾炎武治经以汉学为起点，他虽主张应以汉人治经为入手处，但也认为汉以下，乃至近人的书也要参读。这表明他所反对的是宋学空疏之风，对宋明经注是兼采的。

黄宗羲虽为王学中人，但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批判改造。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同时他也主张汉代经师讲求训诂考证之学。他说：“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12]也看到汉学与宋学治学不同，倡导兼而有之，反对片面性。黄宗羲治经也善于考证。所著《易学象数论》辨河图、洛书之非，《授书随笔》辨古文《尚书》之伪，先于胡渭《易图明辨》和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两人考辨有启发。

如果说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倡导经学，重在扭转风气，那么阎若璩、胡渭继起用考据学方法，通过辨伪证明宋学错误，则是为了表彰汉学。阎若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撰成《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唐、宋以来为功令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东晋人梅赜伪造。这便使宋儒所推崇的《古文尚书》中《大禹谟》关于尧、舜、禹个人修养和治国原则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理学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假的、虚构的。胡渭撰《易图明辨》考辨宋《易》河图、洛书之说，指出《周易》本无图，宋儒推崇的《易图》不过是五代道士陈搏伪造的赝品。这也使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易图》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客观上把汉以后的学术与汉代（包括汉以前）学术分开，促进回归经典。

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称。他认为，宋明理学空谈性理，使儒家经典已被“晦蚀”，这就需要进行深入“剖析”，正本清源，消除“经祸”。他所著《四书改错》攻击朱注《四书》，认为《四书注》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朱熹注《四书》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圭臬，毛奇龄如此攻击，对冲破朱熹学说、扭转学风有积极作用。他治经尊汉，其原因是“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13]。由此他主张“说经贵有据”，有据就不会无的放矢，应当“据经，据传”，实事求是，辅以“汉儒之说经者，而以义而裁断之”[14]，反对主观臆断。

万斯同（1638—1702年）也对宋学治经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春秋》有“春王正月”一句，《左传》根据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增为“元年春王周正月”。宋儒程颐等变乱经义，把春改为冬，正月改为十一月，是错误的。万斯同还从方法论高度分析宋儒的主观臆断，认为泛言理义与实考制度不同，治经应以经传为本，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清初诸儒批判理学，倡导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但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与宋学有一定的学术联系。如阎若璩曾说：“天不生宋儒，孔子如长夜。”[15]他论证晚出《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也受宋学影响，引用他们的资料。他的《四书释地》对朱熹也多有维护。而胡渭《洪范正论》对汉儒刘向也有攻击。章太炎认为，他们虽“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16]在批判理学倡言经学中，汉学与宋学逐渐开始分化，还未形成鲜明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乾隆时期汉学和宋学的对立才真正出现。

二、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自乾隆中叶起，汉学渐盛。先是惠栋高举汉学大旗，戴震继惠栋之后崛起。他承其乡先辈江永之教，于三吴惠学兼收并蓄，主张由声音文字求训诂，再由训诂寻求义理。游学南北，名噪京城。后应聘入《四库全书》馆，与邵晋涵、周永年、纪昀等馆中众多名儒肆力经史，辑佚钩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此蔚然成风，书馆亦不啻汉学家大本营。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如日中天，就连朝中显贵亦附庸风雅，“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7]于是朝野官绅，竞相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汉学的代表人物有惠栋、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

惠栋承其父祖未竟之志，潜心学术，以穷究汉《易》为家学。他认为，经籍注疏魏晋以下靠不住，只有汉儒解经才是真实的。因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8]尽管惠栋梳理汉代经学源流未尽客观，混淆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但他的唯古是信、唯汉是尊的学术倾向，则在当时的学术界率先扬起汉学大旗，开复兴“古学”之先河。稍后的经学家钱大昕对惠栋学风的影响有以下评价：“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9]

王鸣盛治学专守汉学门户，对宋儒经说一概不取。他撰《尚书后案》以汉儒郑玄经学为宗，表彰郑玄《尚书》学，不得已偶尔采纳马融、王肃之说，唐宋诸儒不屑一顾，所撰《蛾术编》推崇汉学更是不遗余力。他把郑玄比于孔子，可见郑玄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王鸣盛还依品第给汉代经师与经注排队。于经传则郑玄贡献最大，次何休、虞翻、服虔。于文字则许慎贡献最大。义疏最好的是《公羊》，依次为《毛诗》、《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尚书》。王鸣盛治经虽功力甚深，但由于严守家法，出奴入主，其成果甚微。

钱大昕治经也表彰汉学，对魏晋尤其是宋学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汉儒去古未远，在训诂和文字声音方面都能通晓古经义。不过也反对盲目信古，把汉儒经说绝对化的做法。在他看来，“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20]。这与王鸣盛死守汉儒家法迥然不同。

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分离，扬汉抑宋。与竭力表彰汉代学术相反，江藩对魏晋以下学术大加贬斥。他说：“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21]这主要是指魏晋以下玄学、佛学大兴，儒学失去汉代经学的面貌。尤其是宋学兴起后，儒释道的合一，言天道性命，更使经术沉沦。在他看来，即便是宋儒讲的性理也是以汉代注疏为前提的。宋儒反汉儒，是同室操戈。

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也不乏起而颉颃者。主要代表有程晋芳、姚鼐、翁方纲、方东树、唐鉴等。

程晋芳（1718—1784年）认为，“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22]古学，包括汉、宋之学，它们大都从训诂出发去发明经中所蕴涵的大道，不拘泥于文字训诂。今学，即乾嘉汉学，主要师承东汉古文经学，并把其考据训诂绝对化。程晋芳反对戴震的观点，认为戴氏所说，一切顺乎情，迫于时势或威力而诡随、丧节，却辩解说，这是不得已，显然是错误的。程晋芳认为，理对于人立身修行是重要的，不能全凭情欲办事。

姚鼐（1732—1815年）诋汉学为“异道”。他反对只重训诂、考证的汉学派，认为汉学家们将学问畸形发展，崇尚鸿博，考证一字一事，动辄数千言不能止。在姚鼐看来，汉学家所做才是真正的空谈。他竭力推尊宋学，甚至把程朱比作父师。姚鼐推崇程朱，是因为他感到程朱生平修己立德，又能践履其言，体现了圣贤的精神。

翁方纲（1733—1818年）对汉学家批判理学进行反驳，认为戴震把理学家所谓的理解释为“密察条理”，而不是“性道统挈之谓”，并反诬朱子“性即理”为释老之谈，误解宋儒原意，是错误的。翁方纲并不否认汉学在名物考订等方面的贡献，他强调由于夸大训诂的作用，将考订置于本经之上，才造成了“欲穷经而反害于经”的局面。他力主，“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考订，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23]。认为考订训诂是为义理服务的。

方东树（1772—1851年）治学抑汉扬宋。他为了阐明自己对考据学的态度撰成《汉学商兑》一书，专攻汉学，指出：汉学以“六经”为宗，以训诂为方法，既不重道，也不重理，全凭感性经验，抛弃理论思维，才是离经叛道。他还具体指出汉学六蔽：一是“力破理学，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二是“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三是“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四是“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五是“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六是“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待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24]。在他看来，汉学反对理学的目的是“得以宽便其私”，“逞其新慧小辨”，“贪于名”。就是说汉学不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心术不正”，对“道”与教都是有害的。在回顾汉学发展时，他把矛头尤指向戴震。认为顾炎武、黄宗羲虽首倡经学，但未标出汉学。惠栋标出汉学，但对理学体系的立脚点“理”未禁止。戴震出，全面系统地批判“理”，使理学的立论基础发生动摇，学风发生根本转变。

唐鉴（1778—1861年）治学宗理学，尤尊朱熹。他认为朱熹对孔子以心传授后学的精神理解最深。朱熹的“居敬穷理”、“尊德性，道问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明清以来儒学求学问只想攀“南山捷径”，而怕下工夫，没有体会朱子的用心。他以朱学后继者自居，力排汉学，认为治经的目的在于领悟经中蕴涵的圣人大道，也就是宋学主张的“义理”，至于辞章文句不过是载道之器。汉学家们治经“得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是穿凿附会，违背了治经求道的原则。朱熹比汉学高明的地方正是在于他能发挥经中义理，这才是对两汉经学的最好发展。

三、汉学与宋学兼采

清中叶，无论是在汉学内部，还是在宋学内部，都出现了在阐发经书时，既重考据又重义理的趋势。一些学者能跳出门户局限，兼采义理、考据，对汉宋学术的融合起了积极作用。

早在惠栋大张汉帜时，江南诗人袁枚就致书惠栋指出：“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25]对汉宋学术都有批评，议论可谓持平。

纪昀从史学角度考察儒学发展流变。他在回顾儒学发展、指出汉宋互有胜负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强调融合门户，各采所长，推动学术发展。他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26]

戴震治经也不盲目信汉，而是敢于突破汉说。他对汉、宋均有批评。他认为汉宋之学各有所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度，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度。因此，他主张汉宋兼采，把考据、义理，还有辞章结合起来。戴震可以说是汉学家中汉宋兼采的大师。

焦循对汉学、宋学也多有批评。他对尊汉学风提出批评，认为汉学家们以汉为是，以汉人经注为归指，是不能了解孔子及经文原意的。他力辩以考据名学之非，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27]他在对汉儒批判的同时也指出宋学离训诂空谈义理之失：“宋之义理详诚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理。宋之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是为孔子之义理也。”[28]他对汉学、宋学的基本态度是：“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余谓汉学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误。”[29]

姚鼐和翁方纲也对汉学和宋学都有批评，主张互相吸取。姚鼐强调要吸取汉学考据之所长，来弥补理学之所短。“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辞有所附，考据有所归。”[31]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思想。翁方纲对宋学和汉学的片面性均持批评态度。他说：“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32]进而也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这三者不可偏废。

许宗彦（1768—1818年）对汉宋均有批评。他认为宋儒“研穷心性”，是陷于“虚无惝怳而无所归”，汉学家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托”，是陷于“琐屑散乱无所统记”，此二者皆非“圣贤之学”。他治经主“持汉宋学者之平，不屑校雠文字，辨析偏旁训诂，不乐掇拾零残经说，不惑于百家支离蔓延迂疏寡效之言”[33]。不赞同一味的考据、训诂，认为它们只是明道的手段。但也承认以训诂、考据来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许宗彦所处的时代是乾嘉汉学由盛转衰的时代，今文经经世思潮开始复兴。受其影响，他大体能跳出汉宋之争的窠臼，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来看待古代学术。

清中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历史眼光看，不过是儒家经学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有片面性，没有跳出本学派的门户之见。就传统经学而言，考据与义理应是统一的。二者对治经来说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考据是治经的工具或手段，义理则是治经的目的。只重考据而不重视义理，就不能领悟经中所蕴涵的道理，相反，一味地追求义理而忽视了考据，也会流于空谈。乾嘉时期汉宋之争尽管大有水火不相容之态势，但一些学者议论主汉宋持平，考据和义理兼采，是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