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统治阶级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和提倡理学，清前期一些学者高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理学的大旗，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与此同时，他们强调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

黄宗羲像

首先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代表人物有黄宗羲、唐甄、钱大昕和龚自珍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封建君主是“寇仇”和“独夫”。他指出，封建君主为了自己的**乐，不惜荼毒天下肝脑，离散天下子女，敲剥天下骨髓，因而是天下的“大害”。黄宗羲痛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令不是天下之法，而是一家之法，因而也是非法之法。他还主张，不应以天子是非定是非，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黄宗羲还明确提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9]，公开否认皇室的特权地位。

唐甄在《潜书》中，把封建君主看作是杀人的刽子手和罪恶的渊薮。他先是否定了君主的神圣地位，认为君主和平民一样也是人，进而指出自秦以来，帝王都是贼，都是屠杀百姓的刽子手，清代的帝王也不例外。应当怎样对待这些杀人的君主呢？唐甄主张用极刑处置他们。[10]

钱大昕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是通过考史论学的形式进行的。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中，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弑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钱大昕在议论春秋时代弑君频仍的历史时，却指出，那些被杀的君主都是无道昏君，如果君主贤明，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他反问说：“君诚有道，何至于弑？”[11]

龚自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表现在他写的一组政论文《明良论》中。他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之下的君臣关系，指出：专制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专制制度好比一根绳索，捆绑着官吏的手足。官吏们则是以犬马自居，毫无廉耻，只知道醉心利禄，谄媚君主。不管是文臣武将，平日只知道吟诗作画，贪恋于车马服饰，一旦国家有事，则四处逃奔。在《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文章中，龚自珍还把清前期社会演变的趋势分成乱世、衰世、治世等几个阶段，指出道光朝已是衰世阶段，随之而来的将是乱世。龚自珍批判说，在封建专制主义之下的衰世，不仅缺乏有才能的将相，而且也没有有才能的士、农、工、商，甚至盗贼也都是低能儿。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混淆了一切善恶美丑，使人们是非不辨，黑白不分。龚自珍还把封建专制下的社会比作为吃人的老虎，认为只有变革社会，才能改变这种吃人的状况。为此，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2]

《明夷待访录》书照

其次是批判唯心主义理学，代表人物有顾炎武、朱之瑜、王夫之、傅山、颜元、戴震等。顾炎武批判了理学的空谈心性，指出所谓的理学，不过是禅学而已。朱之瑜批判理学的脱离实际，虚伪浮夸，认为这样的学问足以败坏人心，乱政亡国。他斥责理学家“不曾做得一事”，是“优孟衣冠”，“与今和尚一般”[13]。王夫之从哲学思想上对理学观点进行了清算，针对理学家主张的“理先气后”，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于气上见理”[14]。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王夫之则指出天理和人欲密不可分，如果离开人欲而别有天理，那不过是佛学的说教，从而揭露了理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王夫之还指斥理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所造成的祸害胜于洪水猛兽。

傅山对理学的批判非常尖锐。他把理学家比作“陋儒”、“瞎儒”，认为他们的言行和瞎子的言行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沟渠中自以为大。他们生前借偶像以自尊，死后配祀孔庙以盗名。傅山指出，理学家们多不知诗文为何物，他们不过是“奴君子”，他们的学问也不过是不知所云的梦话。颜元指斥理学是杀人的学问，理学家与贼没有什么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与砒霜鸩羽也没有什么区别。颜元直接批判朱熹，说他只是说话读书度日，不仅自误终身，而且企图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15]。颜元还批判理学是玄谈玄妙，对国家和百姓毫无用处，如果大家都像理学家倡导的那样去做，士农工商之业将会灭弃，百姓也将无以为生。戴震对理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反对理学关于人性的划分。理学把人性分成“义理”和“气质”两部分，认为“气质之性”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戴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义理之性”。性是自然的划分，品物的区别。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方面。只要人有生命形体，就必然有欲、情、知。因此，戴震认为理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非常荒谬的。戴震还揭露理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强凌弱的口实。他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罪。”[16]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既从理论上击中了要害，又从实践上揭露了本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初学术思想界在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时候，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认为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联系。顾炎武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见诸行事”。朱之瑜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傅山明确提出“学以济世”。颜元一生都在提倡实学，认为只有实学才是“救弊之道”。和学术思想界同步，这阶段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也大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很少虚浮和形式主义。吴伟业、侯方域等人的诗文，或抒发王朝更替的慨叹，或描写战争离乱的痛苦，或揭露统治阶级的暴政，或叙述有影响的历史事件，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著名的传奇剧作家李玉，大量作品反映的多是现实生活，离乱之苦，亡国之痛，充满了时代气息。

清前期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一段时间沉默后，于乾嘉道年间再度崛起。著名学者洪亮吉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研究，他论述人口增长过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陆燿编辑前人文集30卷，成《切问斋文钞》一书。书中搜集了清初人的文集中有关议论时政、记述民生的叙述，编成财赋、荒政、河防等12门，保存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魏源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考察漕运、水利等，研究社会实际问题。这里还应当提到龚自珍。在思想上，龚自珍对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希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贫富不齐的现象。在诗歌创作上，他倡一代新风。在史学领域，他关心西北史地，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主张加强对新疆的管理。这一阶段，许多人在治学上都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把研究学问和社会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

注释

[1] 《吉林外纪》卷八。

[2] 《吉林外纪》卷三。

[3] 《台湾使槎录》卷七、卷五。

[4] 《朝阳县志》卷二十六。

[5]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6] 参见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古今图书集成》序。

[8] 参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396～3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潜书》，《室语篇》。

[11] 《潜研堂文集》卷七。

[12]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5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 《答安东守约问》，《朱舜水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5] 颜元：《朱子语类评》。

[1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