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清朝统治者崇奉孔子始于顺治帝。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即遣官祭孔，袭封孔子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先后改孔子牌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康熙帝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祝文中颂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称孔子是“万世师表”，孔子学说“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强调孔子是“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乾隆帝曾经五次前往山东曲阜孔子故里，把清前期的崇孔活动推向**。他明确表示：“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朕躬诣阙里，释奠庙堂，式观车服礼器，用慰仰止之思。”[4]在崇奉孔子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多次重修曲阜孔庙，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祭祀孔子。除了崇奉孔子外，清代帝王还尊礼朱熹。他们认为孔孟之后，只有朱熹“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功劳“最为弘巨”[5]。为此，把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先贤之列变为十哲之次。在科举考试中，也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标准。康熙帝甚至还说朱熹的文章全是“天地正气，宇宙大道”，把对朱熹的礼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前期统治者崇孔尊朱，就是在文化领域树立起了一面旗帜，以增加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号召力，从而加强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

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学。因为从北宋开始，儒学便进入理学发展阶段。朱熹的理学体系很完整，既包括哲学义理，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它强调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显然，这些对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康熙帝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魏裔介对理学有研究，写过《约言录》内外篇，推崇朱熹；还编纂过《圣学知统录》、《致知格物解》，宣传孔孟之道。于是，康熙帝便授魏裔介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给以重用。魏裔介死后，特旨入祀贤良祠。熊赐履对理学也很有研究，他根据儒家学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的观点，强调用人行政是治国的要务。他认为，人的才能有大小，学问有深浅，帝王选拔人才，首先应当看到是人心制约着行为，心术不好，才学也用不上。康熙帝对他的见解非常赏识，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死后，康熙帝派礼部官员前往吊丧，加赠太子太保衔，并赐以谥号。李光地宣扬朱熹理学十分卖力，曾纂辑《性理》、《四书》、《周易》等儒家经典，校理《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康熙帝对这些十分赞赏，升任他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李光地死后，特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清前期统治者对理学名臣的重用，对提倡理学起了重要作用。

文渊阁

提倡考据学也是清前期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内容之一。儒家经典因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这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正是因为清前期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作用，促成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崇儒重道还表现为学习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思想。清前期历代帝王对学习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的。顺治帝在短暂的一生中，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儒家典籍，因而深刻地领会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道理。清朝历史上首次举行经筵盛典，就发生在顺治年间。康熙帝即位以后，也很用心学习儒家典籍，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是记载帝王道法的，关系着国家治理。为了更好地领会儒家思想，康熙帝谕令举行经筵大典，由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自开经筵后，康熙帝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出巡在外地，从不辍讲。讲官讲毕，他还要不时温习，再三阅绎，直至道理明澈为止。结果，许多儒家著述康熙帝都能背诵。康熙帝之后，历代帝王对儒家学说也都非常精熟。对儒家学说的深刻领会，有利于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前期统治者还注意在民间普及儒家思想。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6]这是以儒家学说治理社会的具体化。雍正帝即位以后，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的内容进行了阐释，洋洋万言。为了确保把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清政府在各地遴选秀才，宣讲“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嘉庆年间，嘉庆帝又根据《圣谕广训》的内容，编撰了《四言韵文》一书，颁行各省。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广泛普及，有力地巩固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

清前期统治者确定了以崇儒重道为主的文化政策以后，又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工程，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在这些工程中，编纂书籍、建筑园林和发展教育具有代表性。

在编纂书籍方面，首先是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许多官书都有少数民族文本，例如《八旗通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从而方便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阅读。一些大型字典和辞典等书，也都是各族文字对照的，比如《五体清文鉴》，是满、蒙、汉、藏、维吾尔五种文字对照，《四体合璧清文鉴》是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对照，《三合便览》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对照，《西域同文志》则是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蒙文六种文字对照。这些多种文字对照书籍的出版，反映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强盛。

其次，清前期编纂书籍，虽然有的是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统治的需要，例如各种《实录》、《圣训》、《会典》、《方略》等，以便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更多书籍的编纂则是对以往传统文化的总结，反映了清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特色，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在园林建筑方面，主要指的是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和圆明园。避暑山庄在康熙年间建成，初名热河行宫，位于承德，是满族生活习俗的体现。原来，满族是我国的北方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修建避暑山庄，便于皇帝在京师和承德两地居住。修建避暑山庄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山庄的宫殿区，布局严整、对称，体现了汉族建筑的特色。山庄的苑景区，布局灵活多变，其中湖区湖光变幻，洲岛错落，亭榭掩映，花木葱茏，一派江南景色；山区山峦起伏，幽谷溪流，峰回路转，绿草青青，一派北国风光。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不仅如此，乾隆年间，在避暑山庄宫墙的东面和北面，还修建了几座寺庙，其中的安远庙，仿伊犁固尔扎庙式，具有新疆的建筑特色；普陀宗乘庙，仿西藏布达拉宫样式，须弥福寿庙，仿西藏扎什伦布寺样式，都具有西藏的建筑特色。这些寺庙在联系满族贵族、蒙古王公、西藏活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是清前期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位于北京西郊海淀，既是满族生活习俗的体现，便于违寒和避暑，也是我国南方和北方园林文化的交融，因为圆明园的修建，是康熙帝几次南巡之后，对江南灵山秀水产生极大兴趣的直接结果。此外，圆明园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楼、台、殿、阁、廊、榭、轩、馆等建筑，虽然大部分是中国传统样式，但是也有西式建筑，比如用白石砌成、再加以精雕细刻的西洋楼，就具有浓厚的欧洲建筑风格。

在教育工程的实施方面，除了中央和地方所设学校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教育的实施。为了培养满族人才，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了宗学、觉罗学等。为了培养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清政府又设立了托忒学、蒙古官学。此外，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招收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入学读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清前期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的时候，还应提及的是统治阶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化发展造成的破坏。文化专制主义是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清前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从加强皇权开始的。顺治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幼，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飞扬跋扈，不把幼小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亲政后，尽管多尔衮已死，还是追论了他的罪状，削去爵位。这是顺治帝加强皇权采取的措施。康熙帝即位时只有8岁，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对康熙帝也很轻视，以致康熙帝亲政以后，鳌拜在皇帝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智擒鳌拜，既巩固了皇权，也真正实现了“亲政”，为展示他的雄才大略创造了条件。雍正帝即位以后，为了立国本以固人心，避免皇子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制度，对巩固皇权有重要意义。

军机处值房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了有关机构，此举始于康熙帝。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设立南书房，在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常侍皇帝左右，讲求文义。后来，南书房的权力有所扩大，拟写谕旨，发布政令，“非崇班贵侪，上所亲信者不得入”[7]。雍正年间，清政府用兵西北，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雍正帝谕令在内阁之外建立军机房，办理军需事宜。后来，军机房更名军机处，由皇帝任命军机大臣，“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8]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大大加强了。随着军机处的设立，“廷寄”制度也应运而生。廷寄是谕旨的一种下发形式，它使皇帝的谕旨经过军机处密封，驿马传递，直达收件的地方督抚。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皇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直达地方。

清前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文化专制主义，其突出表现是销毁书籍和大兴文字狱。

明清之际是我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清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曾激起广大汉族民众及其知识分子的反抗。因此，在那一时代的许多著述中，存在着反清思想，以及对清朝统治者的诋毁之词。显然，这些对清朝统治是极为不利的。早在康熙年间，就发生过禁书事件。乾隆朝中叶，清朝进入鼎盛时代，统治阶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思想和文化，尤其是编辑《四库全书》，在民间大量搜寻书籍，为清朝统治者销毁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文字记载提供了机会。于是，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清朝统治者也开始大规模销毁书籍。

《大义觉迷录》

清朝统治者认为，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书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类书籍中，荒诞不经、语涉抵触的内容可能较多，因而便把查缴这几类书籍作为重点。结果，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销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这场文化浩劫中，中国古代典籍损失之大，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危害之深重，是人们难以表述和估量的。[9]

与销毁书籍相比，文字狱所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是为了压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清前期的文字狱始于康熙朝，起初是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酷措施。清朝统治稳定以后，文字狱则成为清朝统治者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的产物。雍正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大兴文字狱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因而案件数目增多，罪名也更加苛细。到了乾隆朝，实行文字狱更多的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且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下层知识分子。清前期文字狱总计发生100余起，200余人被判死刑，受株连而被判各种刑罚的不可胜记。

除了文化专制破坏了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外，统治阶级的盲目虚骄，自大心态，以及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也影响了清前期的文化发展，这在乾隆朝反映得尤为明显。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使团前来中国，带来了天文、地理仪器以及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使团。当时，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已经开始成为世界强国。对于这一切，乾隆帝全然不知，也不对那些仪器、武器等进行研究，却在敕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显然，这样的态度妨碍了对世界的了解，也隔断了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于乾隆帝在18世纪后期还在提倡刀马技艺，反对在军队中演习火器，这不仅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而且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武器制造更加落后，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