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体娱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首先应归之于当时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其次是当时政治的开明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为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此外，像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文化上的传承，当时的社会风尚，人民的爱好，统治者的提倡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游艺文化空前繁盛的原因。

一、球戏的盛况

隋唐五代时期，各种球戏活动颇为盛行，有击鞠、蹴鞠、踏球等，种类繁多，其中尤以击鞠最为流行。

击鞠，又称击球、打球、打马球等，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游艺活动。有人称它是藏族人民在体育史上的重大贡献[157]；也有人认为它是从波斯传来的一种游艺项目，所以又称“波罗球”[158]（Polo）。

马球的打法是：骑在马上，分为两队，挥舞一种饰以雕文、下端为月牙形的球杖，纵马争逐一种大小如拳、朱红色的球。正规的球场，广阔平坦，“平望若砥，下看犹镜”[159]，有单球门和双球门两种场地。参赛人数没有严格的限制，以进球多少定胜负。

马球运动精彩激烈，上至帝王将相，下及普通文士军人，甚至百姓，都普遍从事。军人以“击鞠”为训练和娱乐方式，及第新进士则照例要赴月灯阁打球庆贺，[160]豪门显贵以击球作为比富斗气、消磨时光的手段，国家则以马球招待来访的贵宾以增进友谊。景龙四年（710年），吐蕃迎娶金城公主，双方在宫中举行“击鞠”大赛，唐中宗命后来成为唐玄宗的临淄王、嗣虢王邕和两位驸马杨慎交、武崇训4人上场，力敌吐蕃10人，大获全胜。[161]唐宣宗击球技艺精湛，“两军老手，咸服其能”[162]。唐僖宗颇以球艺自负，自诩“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163]。史称“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164]。1971年在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发现的《打球图》壁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击球的场景。[165]

彩绘骑马击球陶俑（唐）1958年陕西西安出土

值得一提的是，连柔弱女子，也巾帼不让须眉，纵马驰骋，右冲左突，飞杖猛击。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诗描写道：“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166]。出土文物中也有女子击球铜镜和击球女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球是唐王朝的国球。

由于马球运动剧烈，危险性较大，经常发生从马上堕落，或马匹相撞导致球员碎首折臂的事故，所以，中唐以来，又兴起一种“驴鞠”，即骑驴击球。如节度使郭英乂就曾在府中“教女妓乘驴击球”[167]。还有“步打”，即徒步打球，如王建《宫词》就有“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168]句，指的就是这种打法。

蹴鞠，也称踏鞠、蹴球，即古代的足球运动。战国时代，就开始流行。至唐盛行于全国各地，并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气球”的发明和“球门”的设置。“气球”，即充气之球，球的外壳用八瓣皮革缝制，内实以充气的球胆。归氏子弟《嘲咏皮日休》诗有：“八片尖裁浪作球，大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169]反映了球的构造及用途；球门是于场端“植两修竹，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比赛方式是“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170]。和现代足球基本相似。

军中以蹴鞠为“习武之戏”，统治者以踏鞠为消遣方式，文人学士中也不乏蹴鞠爱好者，普通百姓则更钟爱踢球。仲无颜《气球赋》中说：“广场春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171]反映了足球运动的精彩激烈。蹴鞠在妇女中也颇流行，《内人踏球赋》描写宫女的高超踏球技巧有“球不离足，足不离球”[172]句。杜诗“十年蹴鞠将雏远”、王维“蹴鞠屡过飞鸟上”等句，都反映了唐代流行蹴鞠的盛况。

此外，唐人还发明了多种球戏方式：（1）“打鞠”，也叫“一人场”。比赛时不用球门，也不拘人数多少，由一人表演，可用身体的任何部位，如头顶、胸靠、膝踢等，比赛花样和球不离身的技巧与时间长短。《燕山丛录》载唐显灵宫道士韩承义，可以“使鞠绕身，终日不堕”，“肩背膺腹，皆可代足。兼应数敌，皆给自弄”。（2）“白打”，也称“二人场”或“四人场”，是一种偶数对踢的比赛，赛时不设球门。此游戏在妇女中颇为流行。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句，即指此。（3）“趯鞠”，专以踢高为比赛，军中颇为流行。军人张芬，“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173]。康骈《剧谈录》记载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趯鞠的故事：有三鬟女子，过长安胜业坊北街，“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可见女子踢球技巧也不同凡响。另外，还有抛球、弄彩球等戏，不一而足。

二、“雅戏”——棋艺

隋唐五代时期流行各种棋类活动，有围棋、象棋、弹棋、双陆、蹙融等，其中以围棋最盛。

围棋，在隋唐时期趋于成熟并最后定型[174]。从考古材料来看，既有13道、15道、17道等发展中的围棋文物被发现，也有已经成熟定型的19道围棋文物的出土。[175]从有关围棋理论的著述来考察，《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关于围棋的专著就不下10种，在敦煌石窟藏经洞就曾发现唐代写本《棋经》残卷，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手抄本。此外，像探讨围棋起源的论著有皮日休的《原弈》，总结唐代围棋发展经验的有徐铉的《围棋义例铨释》等，标志着唐代围棋无论从形制还是理论，都已全面成熟。唐代围棋的成熟，还突出表现在具有国家棋院性质的棋待诏和棋博士的出现。棋待诏是我国围棋史上最早的国家认可的专业棋手，代表了当时棋艺的最高水平。棋待诏除了陪皇帝下棋，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间的重大比赛。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玄宗朝的王积薪、顺宗朝的王叔文、宣宗朝的顾师言、僖宗朝的滑能等；懿宗朝还出现了一位外籍棋待诏，这就是来自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朴球[176]。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围棋国手杨季鹰曾代表唐王朝出访新罗，谱写下中韩围棋史上的新篇章；[177]大中二年（848年），以日本王子为首的代表团访唐，顾师言代表国家出战，成为中日之间有史以来第一场有正式记载的围棋比赛。[178]棋博士，又称宫教棋博士，专门负责教习诸王、公主和宫人下棋，[179]是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专业棋类学校。由于政府的提倡，加之围棋的棋局充满哲理和智慧，比赛时又对时间和场地没有特殊的要求，所以深得当时人的喜爱，在朝野上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弈棋图（唐）

1972年新疆吐鲁蕃出土

象棋，在隋唐时还处于演变过程中，其流传程度远不如围棋广泛。棋子已有“将”、“马”、“车”、“象”、“卒”等。走法有“车直入”、“马斜飞”、“卒横行”、“将走四方”等，与今天的象棋有所不同。据载，武则天梦中与“大罗天女”下棋，“局中有子，（则天）旋被打将，频输天女”[180]。又载，肃宗宝应元年（762年），汝南人岑顺夜梦金象将军与天那将军列阵交锋，“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又有“步卒横行一尺”。岑顺醒来，就地发掘出一个古墓，“有金**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乃象戏行马之戏也”[181]。另外，象棋名谱《桔中秘》和《桔中乐》，都来源于唐代流传的一则关于象棋的故事：有个巴邛人，家有桔园，因霜后桔已收，余两只大桔，剖开一看，桔中有两老者在下象棋。[182]不过，唐代象棋还不见有“炮”、“士”子，走法与今也有所不同，这说明象棋还没有最终成型。

弹棋，玩法已失传。玩时主要靠技巧。棋盘为二尺见方的木盘，中间隆起，顶如小壶，四角也微隆。棋子24枚，双方各12枚：6红6黑。红子贵，黑子贱。玩时用己方子去击对方子，规则是先用贱子，不得已才用贵子。大概是以击中对方子入中间“小壶”多者为胜。类似今天的台球和康乐棋的玩法。唐代弹棋是一种颇为盛行的棋戏，文人骚客多有吟咏，如柳宗元的《弹棋序》、卢谕的《弹棋赋》、张廷珪的《弹棋局赋》、阎伯屿的《弹棋局赋》等。韦应物的《弹棋歌》盛赞了一位有高超技艺的弹棋名家刘生；李颀《弹棋歌》也称道弹棋高手崔侯；王建《宫词》中有妇女弹棋的描写。可见弹棋在隋唐时期是一种很流行的游戏。但是到宋代，弹棋突然失传，北宋沈括感叹：“弹棋，今人罕为之，”[183]南宋陆游则“恨其艺之不传也”[184]。

双陆，又称“握槊”、“长行”、“婆罗塞戏”、“双六”等名目，唐人目之为“雅戏”。其玩法已失传。唐代双陆，有棋盘，上下各12道。棋子30枚，双方各15枚，以黄黑分别。行棋时先掷骰子，决定先后，骰子2枚，各为21点。据唐时传日本，其形制仍保留至今的双陆玩法是：两人对局，黑棋自上左向右行，复由下右向左行；白棋由下左向右行，复由上右向左行。二人轮流掷骰子行棋，同一道中同色之棋任重数子，有2枚同色之棋者，敌棋不得入，已入者取去。取掉的棋可于敌方下次掷骰时入局。如取掉棋不得入局则它棋均不能行。一方不能行棋，即由对方掷骰行棋。如一方棋均入最高的6道（黑为下内6道，白为上内6道）者胜。[185]其玩法近似于现代跳棋。双陆是唐代棋戏中最为盛行的一种游戏，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

唐代喜玩双陆者很多，韦后与武三思打双陆，中宗点筹[186]；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与名相狄仁杰对双陆，武后点筹；[187]杨贵妃与玄宗玩双陆，将输，放白鹦鹉乱局；[188]更有嗜之如命者，如高宗时贝州民潘彦，“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抢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189]。唐人吟咏双陆的诗赋也很多，有赵搏的《废长行》、释皎然的《薛卿教长行歌》和邢绍宗的《握槊赋》等，为我们认识这种久已失传的古老游戏提供了生动素材。

蹙融，也是一种棋类游戏，玩法已失传。好像也是两人对局，有棋盘，各5子。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中描述：“今有弈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蹙融的子少，下法简单，所以唐人称之为“小戏”。段成式曾说：“小戏中，于弈局一样，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190]假如蹙融弈局指的是围棋盘的话，那么我们推测这大概是类似于今天“五子棋”的一种游戏。

除以上较为流行的5种棋戏外，“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者”[191]。这大概是与双陆玩法相似或从双陆派生出来的一些棋类游戏，惜其玩法已全不可考。

三、壮士裸袒猛相扑——角抵

角抵戏，又称角力或相扑，类似于今之摔跤。隋唐五代时期颇为盛行。柳彧曾说：“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192]宫廷、行伍和民间把它作为主要的观赏、军训及娱乐的项目之一。

宫廷经常举行角抵比赛，帝王们大都喜欢亲临观赏。隋文帝曾召和尚法通与西番人较量而大胜；[193]唐玄宗每赐宴常有百戏表演，角抵则被安排为压轴戏出场；宪宗最热衷的两项运动是角抵和击球；穆宗观赏角抵戏，经常搞到“日昃而罢”；[194]敬宗“常阅角抵于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夜分乃罢”；[195]文宗曾于“寒食节，御勤政楼观角抵”；[196]五代后唐庄宗甚至亲自赤膊上阵与李存贤角胜负，以刺史为酬赏；[197]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不仅能做诗填词，而且也是角抵的爱好者。

军队将角抵列为军训项目。《新唐书·兵志》称：天宝以后，府兵制废弛，离队军士为了维持生计，有不少人以卖艺为生，“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反映了军士们在军营中受过角抵等训练。唐后期，中央禁军神策左右军和各地方镇都非常重视对士兵的角抵训练。穆宗、文宗、懿宗等帝王经常检阅神策左右军的角抵表演；各地方镇也经常举行角抵大赛。

政府为了发展角抵事业，还设立皇帝摔跤队，取名“相扑朋”，从行伍和民间选拔了一批优秀选手。文宗时，“镇海军进健卒四人……悉能拔撅、角抵之戏”[198]。相扑朋还注重后备人材的培养，从少儿中遴选一些有前途的好苗子，重点培养。摔跤大师蒙万赢，“于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中”，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因“拳手轻捷”而崭露头角，“擅场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名从此始”。后来他历懿、僖、昭三朝，技艺日趋精湛成熟，于是广收门徒，“五陵年少、幽燕任侠，相从诣教者数百”[199]。堪称一代宗师。

在政府的推动下，角抵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起来。《角力记》云：“五陵、鄱阳、荆楚之间，五月盛集，水嬉则竞渡，街坊则相拂（按：方言，角力）为乐。”在陕南、成都一带，还设擂台比赛，“募桥市壮勇者，于山前平原作场，候人交（比赛），赢者社出物赏之，彩马拥之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至五月方罢”。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民间涌现出一批角力高手。穆宗时有云阳角抵人张莅；文宗时，邢州角抵人在南诏劫掠成都时，独毙蛮兵2人；武宗时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每战必胜，人称“万敌”，后选入左军，在一次街坊酒肆的角力比试中，却败在一位不知名的“麻衣掌盖”手下，真是强中自有更强者；懿宗时杨河，“性好相扑，身形魁伟，为人若有所求，必与人敌”，且善于围棋。像这类角抵高手，在唐代民间还有不少。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幅唐代幡画相扑图，形象生动，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最为惊奇的是，隋唐妇女也开展这项活动。唐政府在《禁断女乐敕》中说：“自有隋颓靡，庶政雕弊……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浸以为俗。……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式令，尤宜禁断，自今以后，不能更然。”[200]其中提到的“长袖从风”，即指女子角抵。但这道禁令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因为在唐末，号称“勇而多力”的皇家角抵高手张季弘，被一位山村妇女的高超技艺吓得“流汗神骇……阖扉假寐，不敢交手”[201]。可见唐代妇女中也不乏角抵名家。

四、拔拒抵长河——拔河

拔河，古称“牵钩”或“拖钩”。相传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南方荆楚一带，初用以教战，至隋唐时期，风俗以拔河祈丰年，所以颇为盛行。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

隋唐时期的拔河活动，规模很大，参加的人数也很多，每边多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隋书·地理志》载：“牵钩之戏，云以讲武所出。……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拔河是农闲时的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

到了唐代，拔河活动由民间传入宫廷。唐玄宗曾组织过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拔河比赛，薛胜《拔河赋》记此盛会曰：“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202]唐玄宗还曾作《观拔河俗戏》诗以助兴，诗序写道：“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诗云：“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俗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齐山岌业，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大臣张说也作诗《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曰：“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这两首诗对当时拔河比赛的气势作了很好的描写，并指明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拔河比赛是为了祈求丰年。同时，在首都举行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气壮山河的比赛，也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所谓“名曰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这是显示国力盛衰的一种方式。

五、万里秋千习俗同

秋千戏，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游戏之一。**秋千时，既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和复杂的动作，又带有几分惊险，通过自身的力量把身体**至空中，所以深受妇女和少年儿童们的喜爱，成为隋唐时期开展较为普及的一项游艺活动。

唐代宫廷流行秋千戏，“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女因而呼之”[203]。王涯《宫词》有“春风摆**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句，反映的就是唐代宫廷流行秋千戏的盛况。

唐代民间开展秋千活动更为广泛，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说明**秋千活动在唐代民间广泛开展。

唐代诗人留下大量吟咏秋千戏的诗篇，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项游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王建《秋千词》写道：

长长丝绳紫复碧，嫋嫋横枝高百尺。

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队分两边。

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

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

旁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

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

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少年儿童进行**秋千活动的比赛，他们以**的高低程度为输赢，有较高的技巧和胆略。

六、自解凌波不畏沉——游泳

游泳，作为一种消夏解暑、健身娱乐的活动，在此时也有很大的发展，并且涌现出一批游泳高手。据《通幽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周邯的人，有小奴约十四五岁，“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所以称为“水精”。周邯曾带他从四川沿江而下，“经瞿塘、滟滪，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采金银器物”。能潜入水深流急的长江三峡，说明其潜水技术是相当高超的。又据《因话录》卷六记载：有洪州优胡曹赞，“善为水嬉。百尺樯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这段记载表明唐时的水上运动有类似于现代的“高台跳水”；水中解囊，没有高超的游泳技术是不行的；“回波出入，变易千状”，已经有“花样游泳”的味道。

游龙门和弄潮是最能体现唐代民间高超的游泳技术水平的活动。龙门，位于今晋、陕交界地带，为一断裂带，上下悬差，形成急流湍瀑，令人望而生畏。然而“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水，上千如神”[204]。钱塘江潮，由于海水倒涌，气势壮观，有胆大者下水戏游，称“弄潮”。《唐语林》卷五载：“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在江南水乡，许多女子也是游泳能手，杨师道《采莲》诗描写一位游泳姑娘“自解凌波不畏沉”；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也曾描写过美女游泳的情景。

晚唐五代时期，一些权门豪贵之家还拥有私人游泳池，据引《旧五代史·雷满传》载：雷满是一位游泳爱好者，“满尝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龙水怪皆窟于此，盖水府也。’酒酣，取座上器掷池中，因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由此可见，游泳运动在隋唐五代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七、杂技的进一步风行

杂技艺术是传统的百戏内容之一。隋唐时期，百戏大盛，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杂技表演。如大业六年（610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以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百戏之盛，振古无比”[205]。唐政府每逢重大节日朝会，都要以各种百戏、歌舞来招待臣僚及外国使节。《唐语林》卷七记载：“旧制，三二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所谓“内抚诸夏，外接百蛮”[206]正是唐王朝的真实意图所在。在政府的倡导之下，杂技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较为流行的杂技有如下几种：

竿技，主要有顶竿和爬竿两种。顶竿，又称“戴竿”、“竿木”、“都卢寻橦”、“透橦”等名目。唐时，每逢皇帝诞辰、重大朝会，常大张音乐，盛陈百戏，顶竿为必演节目，被称为“热戏”。同时，还要进行顶竿比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207]武后时幽州艺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208]。玄宗时教坊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209]。敬宗时幽州艺人石大胡，“携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210]。这种竿技惊险刺激，玄宗时神童刘晏咏诗有“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211]。在敦煌石窟156号洞中，有一幅《宋国夫人出行图》壁画，在长长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即是顶竿表演。

爬竿，又称“缘橦”。隋唐民间流行此技。《隋书·沈光传》说，吴兴沈光，少年时“骁捷善戏”，曾爬上禅定寺门前高十余丈的幡竿系绳，只见他“以口衔绳，拍竿而上，直至竿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时人号为‘肉飞仙’”。这种爬竿上树技艺，在民间当经常比试。

绳技，也即走索。艺人在挂在空中的平直的绳上，表演各种平衡腾跃的惊险技巧。《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唐玄宗生日时的一次绳技表演云：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技。多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庐以系之。鹿庐内数丈立桩以起绳，绳之直如弦。然后使女以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之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注，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者。……自安史覆**，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伎，军州宴会时或有之。

唐代关于咏绳伎的诗文很多，如胡嘉隐的《绳伎赋》、张楚金的《楼下观绳伎赋》以及刘言史的《观绳伎》诗等，都有精彩的描述。

呈力伎，以表演力大为特色。《唐会要》中有“神龟负岳”、“夏育扛鼎”等项目，就属于这种表演活动。唐末俳优王某，“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212]。这也是一种呈力伎表演。

杂旋伎，表演者取多种圆形器物，放在竿上旋转，有“旋盘”、“转碟”、“耍盆”等。

弄枪伎，表演者赤身带着几个环，另一个表演者在数十步之外，连掷枪，皆中环。类似于掷飞刀表演。

蹴瓶伎，表演者将一瓶从地面踢到一根铁棒顶端，稳稳立住而不跌落，也称“踢瓶”。

擎戴伎，两个表演者以手相抵，一在上，头手朝下，一在下，以手撑住，擎戴而行。

拗腰伎，表演者向后翻腰，不仅手足皆到地，而且口能衔取到地上的东西，然后重新挺身而立。类似于衔花表演。

瞋面戏，表演者以手举足紧贴颈上，技艺娴熟者，可不用手而脚能自加颈上。唐有刘吃陁奴就擅长此技。[213]

踏球戏，表演者站在一尺多高的大木球上，脚下旋转滚动球而行。《封氏闻见记》卷六云：“今乐人又有踏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伎登蹑球，旋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

倒立伎，从印度传入，是一种含有柔术和硬气功的惊险杂技。《新唐书·礼乐志》载：“睿宗时，婆罗门国献倒行以足舞。仰置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筚篥者立背上，曲终而无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

丸剑伎，表演跳剑、弄丸的一项古老杂技。表演者把数枚铁丸或数把铁剑抛掷空中，用双手或双脚互相接抛，使之上下飞转，往复不绝。技高者可同时手掷4剑、脚受5丸。《唐音癸签·乐·散乐》载，“杂戏”有“跳丸”、“跳铃”、“跳剑”等名目，皆属此伎。

飞弹伎，表演者以弹弓来表演各种技艺。唐代有一个叫张芬的人，“弹弓力五斗……每除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模成”[214]。

八、马戏和幻术

马戏有舞马、舞象、舞狮等节目。其中舞马活动，规模最大，技巧最精。

舞马，据《乐府杂录》记载：“马舞者，栊马人著彩衣，执鞭，于**舞蹀躞，蹄皆应节也。”这种活动，在玄宗朝最盛。《旧唐书·音乐志》说：“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日旰，即内闲厩引碟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顾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明皇时，曾出现过“舞马四百蹄”[215]的盛况。文人墨客纷纷写诗作赋以纪其盛，较著名的有薛曜《舞马篇》、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李濯《内人马伎赋》、敬括《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发现唐鎏金舞马衔杯银壶[216]，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

舞象，是由驯服的大象所进行的各种表演活动。在南方产象的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他们曾以象舞作为招待来自中原唐使者的节目。据《岭表录异》记载：“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唐政府也有西南、东南各少数民族及南亚诸国赠送的驯象。唐玄宗时经常举行象舞表演。《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了一次包括马、象在内的驯兽大型表演，有“戏马斗鸡……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直到唐末，还有关于舞象的记载：“乾符四年（877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217]

舞狮，是人们模仿狮子的形象动作，创造的各种狮子舞，有五方狮子、九头狮子之类。五方狮子归入“立部伎”的《太平乐》中，由人装扮成5头不同颜色的狮子，各立一方，在狮子郎的逗弄下，表演狮子“俯仰驯狎”的各种神态；九头狮子是一种更为粗犷的狮子舞。白居易《西凉伎》诗描写舞狮的形象道：“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幻术种类也很多，除传统的“吞刀”、“吐火”等幻术外，还出现了“藏狭”之类的新幻术。

还有一种“断手足刳剔肠胃”的幻术，也是从天竺传来的。类似于现代魔术中脑袋搬家之类的表演。唐高宗时曾有人在内地演出。

唐代还有一个叫“燕奴”的戏法，表演时，“有术士于腕间出弹子二丸，皆五色，叱令变化，即化双双燕飞腾，名燕奴，又令变，即化二小剑交击。须臾复为丸入腕”[219]。

藏狭，又名“藏掖”。表演者以敏捷的手法变戏法。据《文献通考·乐考·散乐百戏》载：“藏狭，盖取物而怀之，使观者不能见也。”

此外，苏鹗《杜阳杂编》记载的幻术艺人米宝，能在粗2寸、长尺许的蜡烛上，施5色光，燃亮后，呈现楼台殿阁的形状，“竟夜不灭”。《通典·乐·散乐》也说，唐代幻术艺人能“额上为炎烬，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幡旄乱出”；《酉阳杂俎》更记载了能使画龟变活、画枝开花的幻术表演；还有“漱水而雾”、“吐饭而蜂翔”等幻术，也十分有趣。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唐代幻术的发展水平。

九、种类繁多的杂游戏

杂游戏的种类繁多，可分为博戏、斗胜游戏和宴集游戏三大类，是隋唐五代人民闲暇游艺的主要内容。

博戏的种类很多，大致说来，当时人最常开展的有叶子戏、选格、龟背戏、钱戏、藏钩等。

叶子戏：唐代发明的一项游戏活动。《太平广记》卷一三六《李邰》引《感定录》曰：“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女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戏’。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又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说：唐一行禅师制叶子格，“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虽然记载不同，但都肯定是唐代才出现这种游戏。它是由骨牌演变而成纸牌，具体玩法已不考。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近代扑克游戏的先驱。

选格：是从双陆发展而来的一种游戏。其玩法以掷骰为之。据房千里《骰子选格序》说：“开成三年（838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阳……遇二三子号进士者，以六骰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数。”[220]所以戏称“选格”（选，为选官之意）。唐僖宗就精于此戏，《北梦琐言》记载：“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双次第相重，自么自六，人共骇之。”后世的选官图游戏就是从此戏发展而来。

龟背戏：是从内宫传出、迅速流行于公卿士大夫中间的一种游戏。柳宗元《龟背戏》诗云：“长安新技出宫掖，喧喧初遍王侯宅。玉盘滴沥黄金钱，皎如文龟丽秋天。八方定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投变转动玄机卑，星流霞破相参差。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知。乍惊散漫无处所，须臾罗列已如故。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脩门象棋不复贵，魏宫妆奁世所弃。岂如瑞质耀奇文，愿持千岁寿吾君。庙堂巾笥非余慕，钱刀儿女徒纷纷。”诗中提到这种游戏比象棋还流行，惜其玩法已失传。

钱戏：又称“摊钱”。据李匡乂《资暇集》曰：“钱戏，有每以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所云意钱也，俗谓之摊钱，亦曰摊铺其钱。不使叠映欺惑也。”又赵与时《宾退录》也说：“因问何谓摊钱，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钱之戏。注云：即摊钱也。则掷钱之为博亦信矣。”并引杜诗“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来说明钱戏之盛。唐代宫中流行各种钱戏，有掷金钱，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云：“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又有白打钱，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又韦庄《长安清明》诗也有：“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白打钱戏在民间也有开展，侯白《启颜录》记载，封抱一为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这些钱戏的玩法已全部失传。

藏钩：是一种古老的游戏，汉代已经发明，唐时继续流传。《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载：“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人若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又今为此戏必于正月。”唐举人高映，“善意钩。成式尝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也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同视盗也”。又“山人石旻尤妙打钩，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钩，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这是一个集体性游戏，主要是猜测把某样东西藏在某人身上的游戏。

以上这几种游戏虽然娱乐性很强，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赌博性质，所以定名为博戏。

斗胜游戏有斗鸡、斗鹅、斗茶及斗百草等，以斗鸡最盛。

斗百草为隋唐时妇女儿童广为喜好的游戏。此戏以比赛花草种类、品种多寡、新奇为内容。为寻花草，人们四处巡游，甚富野趣，甚至有拿胡须作百草的有趣事情。《隋唐嘉话》卷下记载：“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会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白居易《观儿戏》诗有“弄尘斗百草，尽月乐嘻嘻”句，反映了儿童对斗百草游戏的喜爱。

斗茶，又称“茗战”[221]，以比赛茶的品种优劣、烹饪手艺为内容，类似于现代茶道。大盛于唐中叶以后。

宴集游戏是人们在节日聚会和饮宴时所举行的一系列游戏。最常见的有行酒令、投壶和抛彩球等。

行酒令，在唐人宴集时很流行。一般是推一人为令官，称“酒纠”，监督其余人轮流按令表演，违令者罚酒，所谓“酒令大于军令”就是这种游戏的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云溪友议》记载了一位叫崔云娘的酒纠在沣州宴上机敏应变，屡罚来宾的故事。时人有“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句，咏其在酒宴上“每戏举罚众宾”的神态。唐人行酒令比较复杂，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修养是不行的。唐人酒令的名目繁多，并且有一定的章程，有字令、旗幡令、诗令、闪压令、抛打令、手打令等。[222]今存《全唐诗》中有酒令1卷。

投壶，是由古代射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宴宾娱乐，早在春秋时代就开始流行。投壶，即在一定的距离外向壶中投“矢”。所用之壶，大腹细长颈，一般高1尺，壶口直径3寸，两耳直径各为1寸，壶内装满小豆，若投矢时用力过猛，矢会反弹出来；为增加投矢的难度，有时直接投空壶，称“骁壶”。投壶的规则很复杂，极讲究技巧，娱乐性强，颇受唐人喜欢。唐人精通投壶者很多，如《新唐书·裴宽传》中的“宽性通敏，工骑射、弹棋、投壶”；《大唐新语》中的“卢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韩愈《郑儋碑》中的“郑公与宾客朋游，饮酒必极醉，投壶博弈，穷日夜而不厌”[223]。还有一些投壶高手，能反手投壶，难度较高。据《朝野佥载》卷六记载：“薛昚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投壶的著作。《孔帖》载：“上官仪著有《投壶经》一卷。”反映了当时投壶游戏的盛行。

抛彩球，当酒酣时，以抛彩球为戏，还伴以专门的音乐《抛球乐》，乐停，球在谁手中，罚谁喝酒或出节目。唐人对这种游戏多有描述，刘禹锡有《抛球乐词》，皇甫松也有《抛球乐》诗，从中可以了解到抛球戏欢乐热闹的情景。今天宴集活动时玩的击鼓传花游戏与此戏类似。

十、出门俱是看花人

在唐人的赏花活动中，牡丹特别为人们所偏爱。爱牡丹、植牡丹、赏牡丹、咏牡丹成风。人们把牡丹花比喻为雍容华贵的美女，这正是大唐盛世的象征。牡丹花，在“隋朝花卉中所无也”，但自“天宝中，为都中奇赏”[224]以来，身价鹊起，贵族之家，至有“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225]而种植者。《唐语林》卷七说：“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赏者。”《唐国史补》卷中也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李正封咏牡丹诗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句，国色天香是对牡丹的最好赞誉。由于唐人对牡丹花的癖好，当时的长安市场上还出现了花市，“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226]。由此可见，牡丹花在唐人心目中之珍贵。

除牡丹花外，长安城中唐昌观的玉蕊花、杏园杏花、玄都观的桃花，等等，也是唐人所喜爱观赏的花卉。《剧谈录》说：“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姚合《杏园行》诗云：“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洛阳梨花满枝头时，“人多携酒其下，日为梨花洗妆，或至买树”[227]。李花也颇受人钟爱，“终南及庐岳出好李花，两市贵侯富民以千金买种于庐，有致富者”[228]。兰花也很名贵，“霍定生与友游曲江，以千金募人窃贵侯亭榭中兰花插帽，兼自持往绮罗丛中卖之。士女争买，抛掷金钱”[229]。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人爱花、赏花的巨大热情。

注释

[1] 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5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 《隋书·高祖纪下》。

[3] 《隋书·周罗睺传》。

[4] 《隋书·刘权传》。

[5] 《新唐书·唐俭传附唐宪传》。

[6] 《隋书·麦铁杖传》。

[7] 《隋书·沈光传》。

[8] 《隋书·刘元进传》。

[9] 《旧唐书·刘武周传》。

[10] 《隋书·李密传》。

[11] 《新唐书·李密传》。

[12] 《旧唐书·刘弘基传》。

[13] 《册府元龟·总录部·任侠》。

[14] 《旧唐书·公孙武达传》。

[15] 《册府元龟·总录部·任侠》。

[16] 《新唐书·卢祖尚传》。

[17] 《册府元龟·总录部·任侠》。

[18] 《旧唐书·李靖传》。

[19] 《旧唐书·后妃传·窦皇后传》。

[20]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2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22]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溯源》，《河山集》，第5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24] 《太平广记》卷二五四《欧阳询》引《启颜录》。

[25] 《旧唐书·高俭传》。

[26] 《新唐书·杜悰传》。

[27] 李晓路：《论唐代的文武之变》，载《江海学刊》，1990（2）。

[28] 《旧唐书·刘文静传》。

[29] 《旧唐书·宗室传·江夏王道宗传》。

[30]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31] 《唐会要·功臣》。

[32]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33] 《旧唐书·岑文本传》。

[34] 《旧唐书·魏元忠传》。

[35] 参见任士英：《唐代尚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6] 《全唐文》卷一《徒隶等准从本色授官教》。

[37] 《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

[38] 《旧唐书·李义府传》。

[39] 《唐令拾遗·户令第九》。

[40] 《旧唐书·刘仁轨传》。

[41] 《旧唐书·裴行俭传》。

[42] 《旧唐书·娄师德传》。

[43] 《旧唐书·文苑上·张昌龄传》。

[44] 参见葛承雍：《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

[45] 《李翰林集》序。

[46] 《新唐书·文艺上·杜审言传》。

[47] 《新唐书·文艺中·宋之问传》。

[48] 《新唐书·胡证传》。

[49] 《新唐书·列女传·段居贞妻谢》。

[50] 《旧唐书·郭子仪传》。

[51] 杜牧：《樊川文集·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52] 计有功：《唐诗纪事》。

[53] 《新唐书·韩愈传》。

[54] 《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55] 《旧五代史·王章传》。

[56] 《旧五代史·杨邠传》。

[57] 王谠：《唐语林》卷六补遗。

[58] 《隋书·高祖纪下》。

[59] 韩偓：《迷楼记》。

[60] 《隋书·食货志》。

[61] 《隋书·音乐志》。

[62]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63] 《隋书·隐逸·徐则传》。

[64]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65] 同上。

[66] 《隋书·杨素传》。

[67] 《隋书·宇文述传》。

[68] 《隋书·贺若弼传》。

[69] 吴兢：《贞观政要·俭约》。

[70] 《新唐书·太宗纪》。

[71]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72]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73] 《旧唐书·郭子仪传》。

[74] 《旧唐书·马璘传》。

[75] 《册府元龟·将帅部·奢侈》。

[76] 《旧唐书·裴冕传》。

[77] 《旧唐书·元载传》。

[78] 《旧唐书·段文昌传》。

[79] 《旧唐书·李吉甫传》。

[80] 《旧唐书·穆宗纪》。

[81] 《资治通鉴》卷二五○。

[82] 韩愈：《韩昌黎集·论佛骨表》。

[8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84]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

[8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

[86] 《旧唐书·天竺传》。又见同书《太宗纪》下及《郝处俊传》。

[87] 《旧唐书·郝处俊传》。

[88] 《旧唐书·天竺传》。又见同书《太宗纪》下及《郝处俊传》。

[89] 《资治通鉴》卷二○二。

[90] 《新唐书·张行成传附易之昌宗传》。

[91]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

[92] 《旧唐书·李皋传附李道古传》。

[93] 《旧唐书·穆宗纪》。

[94] 《旧唐书·李德裕传》。

[95]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

[96] 《旧唐书·武宗纪》。

[97]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98] 《旧唐书·文苑·卢照邻传》。

[99] 《白居易集·病中诗十五首》。

[100] 《旧唐书·李抱真传》。

[101] 韩愈：《韩昌黎集·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102] 同上。

[103] 《旧唐书·李皋传附李道古传》。

[104] 韩愈：《韩昌黎集·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105] 《全唐诗》卷三八三。

[106] 《册府元龟·邦计部·贪污》。

[107] 《册府元龟·宰辅部·奢侈》。

[108] 《旧五代史·豆卢革传》。

[109] 《新五代史·温韬传》。

[110] 《旧唐书·李义府传》。

[111]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112] 《旧唐书·高宗纪下》。

[113] 《旧唐书·舆服志》。

[114] 《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115] 《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116] 同上。

[117] 参见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119] 《旧唐书·裴度传》。

[120] 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

[121] 《旧唐书·舆服志》。

[122] 秦浩：《隋唐考古》，18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3] 参见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真品选粹》，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124]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册，10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25]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南北饮食风尚》，上册，14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26] 赵文润：《隋唐文化史》，12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27]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另见同书续集卷一《支诺皋》上。

[128]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129] 《唐会要》卷一○○。

[130] 苏鹗：《杜阳杂编》卷中。

[131]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132] 《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

[133]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134] 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135] 《资治通鉴》卷二一○。

[137]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138] 郑綮：《开天传信记》。

[139]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140] 《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

[141] 同上。

[142] 《新唐书·穆宗纪》。

[143]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144] 卢子：《逸史》。

[145]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

[146] 调露子：《角力记》。

[147] 《全唐诗》卷二七五。

[148] 马令：《南唐书》。

[149] 《元稹集》卷三。

[150] 李冗：《独异志》补佚。

[151] 无名氏：《大唐传载》。

[152] 《旧唐书·穆宗纪》。

[153] 《全唐诗》卷二一九。

[154]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九《赛神诗》。

[155] 《全唐诗》卷二一九。

[156] 孙思邈：《千金要方·月令》。

[157] 徐寿彭、王尧：《唐代马球考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58]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长安打球小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59] 《文苑英华》卷五十九阎宽《温汤御球》。

[160]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161]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

[162] 王谠：《唐语林》卷五。

[163]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

[164] 《资治通鉴》卷二○九。

[165] 《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7期。

[166] 《全唐诗》卷八○四。

[167] 《新唐书·郭知运传》。

[168] 《全唐诗》卷三○二。

[169] 《太平广记》卷二五七。

[170] 《文献通考·乐考·教乐百戏》。

[171]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172] 同上。

[173] 段成式：《酉阳杂俎》。

[174] 王永平：《论唐代的围棋文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365～3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75] 王永平：《隋唐文物中的围棋》，载《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176] 《全唐诗》卷六三八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

[177] 《旧唐书·新罗国传》。

[178] 《旧唐书·宣宗纪》。

[179] 《新唐书·百官志》卷二。

[180] 《士礼居丛书·狄梁公九谏第六》。

[181] 牛僧孺：《玄怪录·岑顺》。

[182] 牛僧孺：《玄怪录·巴邛人》。

[183] 沈括：《梦溪笔谈》。

[184] 陆游：《老学庵笔记》。

[185] ［日］《日用百科全书·围棋与将棋·双陆锦囊》。

[186] 《资治通鉴》卷二○八。

[187] 薛用弱：《集异志·集翠裘》。

[188] 郑处诲：《明皇杂录》。

[190]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

[191]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192] 《隋书·柳彧传》。

[193] 《续高僧传》。

[194] 《旧唐书·穆宗纪》。

[195] 《新唐书·宦者刘克明传》。

[196] 调露子：《角力记》。

[197] 《旧五代史·李存贤传》载：“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

[198] 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199] 调露子：《角力记》。

[200] 《唐大诏令集》。

[201] 调露子：《角力记》。

[202]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203]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204]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205] 《隋书·音乐志》。

[206] 韩鄂：《岁华纪丽》卷一。

[207] 崔令钦：《教坊记》序。

[209]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

[210] 苏鹗：《杜阳杂编》卷中。

[211] 《全唐诗》卷一二○《咏王大娘戴竿》。

[212] 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

[213] 以上所列诸伎见：《文献通考·乐考·散乐百戏》。

[214]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

[215] 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

[216]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载《文物》，1972（1）。

[217] 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218] 《文苑英华》卷八十二。

[219] 冯贽：《云仙杂记》卷九。

[220] 《全唐文》卷七六○。

[221] 冯贽：《云仙杂记》。

[222] 王谠：《唐语林》卷八。

[223]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六。

[224]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九。

[225]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226] 白居易：《买花》。

[227] 冯贽：《云仙杂记》卷一、三。

[228] 同上。

[22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