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以前长期的社会动**，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同时也加速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民族融合的进程到隋朝已大体完成，入唐以后融进新鲜血液的中原民族正焕发着青春活力，这给隋唐时期的诗坛带来了勃勃生机。隋唐时期边塞诗较多，内容风格往往雄浑苍茫，洋溢着一种热爱边疆，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如被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王昌龄的《出塞》，和被章太炎先生盛称为“绝句之最”的王之涣的《凉州词》都是描述边塞的。当时边塞诗所展现出的风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活力与生机。如王昌龄的《出塞》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所表现的献身边塞的豪情，似乎可以看到作者的身影。

边塞诗之外，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多有一种游侠豪情和尚武的内在精神，如王维著名的《观猎》诗即是以明快羡慕的笔调去描绘打猎的过程：“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唐代诗人还常常直述自己的平生抱负，流露出一种弃文从武的壮志雄心，如高适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又如杨炯《从军行》诗中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总之，隋唐时期，诗中有一种尚武精神，而这种尚武精神，融汇了北地少数民族犷悍的民族风貌。

隋朝建立以后，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制度更直接对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选拔官吏上废除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对诗歌的发展影响尤为显著。首先，隋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是将居住地的士人，按“才能”进行评定，所以士人重视本乡本土的表现。科举制要求士人离开本乡本土去参加考试，这就扩大了士人的视野，增加了士人的阅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其次，九品中正制注重家世，而科举制鼓励人们平等竞争，从而激发了人们建功立业的思想。这些都扩大了诗歌题材，同时也给诗歌注入了时代精神。唐代科举制重进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为主，这又促进了士人的诗歌创作，士人也因此变成了诗人。这无疑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如杜甫即因科举落第，漫游齐、赵（今山东、河南、河北）写下了磅礴古今的《望岳》等诗篇，而他著名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是科举失意后，与在长安结交的诗友高适、岑参等同游雁塔而作的。当时很多士人怀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来参加考试，并为此而潜心作诗。考中后要雁塔题诗，交往应酬，抒**怀；失第后，也要发泄怨闷，感时伤怀，或结伴游览，或投身边塞另谋出路。这些都扩大了诗人的活动范围，拓展了诗人的思路，增加了诗歌的创作题材。

入唐以后，历朝皇帝大都重视文化。对唐朝有开建之功的太宗皇帝，在称帝之前，就很注意收用文士，把当时著名文人房玄龄、虞世南等18人招致门下，号十八学士，格外优宠。太宗称帝后，“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1]。继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则天、玄宗都致力于倡导文化。这不仅极大推动唐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一批诗人。在唐代诗坛占一席之地的宫廷诗人就是在他们周围形成的，如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对唐诗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单以唐朝而言，历朝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王建作《宫词》100首，描述的是皇宫内的事情；杜甫、白居易等人都描述了当时社会很多黑暗而敏感的问题，但并未因此致祸。官方对诗歌所涉内容的宽容，以致后人有“唐诗无避讳”之说。[2]这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诗人展现才华和抒发感情。

唐代佛、道等宗教兴盛，尤其是佛教对唐诗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据郭绍林统计：《全唐诗》所收唐士大夫游览佛寺、研读佛典、交接僧人的诗及唐代僧人的诗共5200多首，占《全唐诗》所收诗的十分之一以上。再以佛教对诗歌本身的影响看，郭绍林认为：“唐代近体诗崛起，成为一代文体，其中律诗的成就也极高，技巧极为娴熟。律诗中的对偶部分，体现了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说：“辩证法思想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在中国本土出现，并由老子加以总结。对偶句式在近体诗产生之前，也已出现于文学作品和士大夫的日常闲谈中。但佛教有意识地总结、宣扬、提倡，和仅仅由文学现象自发地发展相比，却有着规范化、成熟化、多样化、可变化的积极后果。初唐时期，近体诗还很幼稚，而盛唐、中唐、晚唐时期，以对偶典雅工整名世的大家辈出，其中不少是奉佛的士大夫，这和佛教创宗后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慧能讲过的三十六对时期，正好相符，这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学自身的发展了。”[3]

此外，佛教对诗歌的意境也产生了影响。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达到了山水田园诗的极致，但他们诗歌意境很大程度是受佛教影响的，如明人谢榛引孔文谷的话说：王维、孟浩然和韦应物的诗，“典雅冲穆，入妙通玄，观宝玉于东序，听广乐于均天”[4]。总之，佛教的思想方法对诗歌的意境、构思和表达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思想来看，一方面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官方的哲学思想，激励士人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激励士人关心政治，留意民间疾苦，使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写出很多伤时感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不时受到士人的嘲弄，如王绩曰：“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又如李白曰：“凤歌笑孔丘。”这种开放思想有利于表达浪漫主义的情怀，从而形成李白那种奔放自然的笔调，表现出奇妙空灵的意境。

从诗歌本身来看，经过隋代的发展，讲究辞藻形式的宫体诗已经受到了冲击，新的诗风正在孕育之中，诗歌发展到盛唐基本上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的，一是风骨的回归；一是诗的形式美，即律诗的形成和成熟。强盛的唐朝为新诗歌幼苗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气候和自由广阔的天地。

隋唐五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就唐诗发展来看，初唐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思想领域活跃，这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诗坛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兴起的局面。

唐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唐诗经过这近百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断探索，艺术经验长期积累，也进入了它的光辉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高昂明朗，雄浑壮大，或追求完美的诗歌意境；或表现为“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也就在这时，统治阶级变得日益腐败起来，内部又不断争权夺利，剥削加重，致使人民生活穷困，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又出现了描写生民疾苦的创作倾向和讽刺诗，从侧重理想转向写实。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急剧衰败，但诗人们大都生长于开元盛世，受过盛唐精神的熏陶，受过盛唐诗歌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表现出盛唐诗歌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那种浑然一体的意象韵味。同时这些诗人都亲身经历了战乱，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感受都必然反映到诗歌作品中来。又由于盛唐诗歌盛极难继，为了寻求新的诗歌发展道路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或通俗；或怪奇；或幽峭。而且，为了恢复唐朝往日的繁荣与昌盛，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不断涌现。但随着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唐朝复兴的希望破灭，诗歌也转向描述自我，或悲叹往昔，感慨历史，以致把闺阁生活、爱情生活、青楼歌妓生活大量反映到诗歌作品中来，并且随着唐朝的消亡而日趋纤弱。“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唐诗走向没落的时候，一种新的文体词正在悄然兴起。

词起自民间，它的发生发展与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关系甚大。诗在唐朝是可以歌唱的，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就是讲述唐诗歌唱的。《全唐诗·附录》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也就是歌诗的娼妓，应用了“泛声”或“和声”，无形中诗已变成了长短句。渐渐的参差不齐的“诗”被驱入文学的范围，成为新文体的词。词在唐末五代是一个发生发展时期。唐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歌妓的活跃，歌妓因歌唱的需要，又推动了词的发展。唐末五代的词题材狭窄，如温庭筠及花间派词人绝大多数作品是描述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这与词产生的具体环境有很大关系。词在南唐后主李煜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李煜作为南唐国主，也是著名词人，他前期写豪华的宫廷生活，实际上是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后期词哀叹身世的不幸，使词摆脱了长期在花间樽前曼声吟唱中所形成的传统风格，而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使词向一个多彩的艺术载体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除诗词外，文章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隋唐文体的变革上。隋文帝虽不悦诗书，但他是一个务实的皇帝。建隋后，他在积极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整顿和改革的同时，还改革了文体，即针对当时华艳的文风，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大臣李谔还奏请对有华艳文风者，绳之以法，也得到了文帝的赞许，并以谔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5]。入唐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明确提出了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在重视文学艺术特点的同时，反对**靡的文风。从而为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骈文源于秦汉，形成在魏晋，六朝大为兴旺，但骈文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地着眼于技巧的追求，路子越走越窄，逐渐走向僵死。这样，先秦时期兴盛一时的散体文再度兴起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经过隋唐两代，主要是唐代文人的不断努力，最后到韩愈、柳宗元完成了古文运动的进程。韩愈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但也有些散文，和他的诗一样，过分追求新奇古奥，有生涩难读之弊。柳宗元的传奇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史记》人物传记的一个发展。柳宗元山水游记文笔简练传神，是《水经注》之后山水游记文学的又一典范。

总之，韩、柳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的基础，在创作实践上做出了典范。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了骈文对文坛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天地，不仅恢复了其原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推广了其实用范围，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去表现自我，去写景、抒情、言志。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小说称之为“传奇”。首先，唐代城市经济繁荣，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小说由原来单纯的谈神说鬼，走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其次，唐代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较强的新的散文体，诗歌发展也为它输送了丰富的营养。另外，唐代佛道教义故事，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此外，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温卷”风气，在中晚唐尤为盛行，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也写传奇小说，传奇也在这时得到了发展。传奇的产生使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隋唐五代佛教宣讲经文，分僧讲和俗讲两种。僧讲专对僧徒，俗讲对普通人。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俗讲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或历史和佛教故事，因情节吸引人，而风行一时。变文到宋演变为话本小说，弹词也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