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的领域本极宽泛，《隋书·经籍志》史部有13个类目，除正史、古史（编年）外，尚有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新、旧《唐书》艺文、经籍志大体沿用这个分类。由此可知，隋唐五代的史学著作，除了前述“六书二史”、《史通》、《通典》外，还有很多。本节选择那些从不同角度展示隋唐风采的史著，分类加以介绍。

一、《唐律疏议》、《大唐六典》与《唐会要》

唐朝是一个极重视法制建设的时代，这几部书正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就的集中反映。

《唐律疏议》30卷，长孙无忌等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

唐朝的法典有四种形式：律、令、格、式。律是国家大法，是刑法典。唐朝在高祖武德时期，就依据《隋律》，制定了《武德律》12篇。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重加删定，历时10余年，修定《贞观律》，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500条，成为唐律的定本。唐高宗时，除对律文做了一些个别调整外，针对律文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解释无凭、“触涂睽误”等问题，在永徽三年下诏令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撰定《律疏》30卷，颁行天下，这就是《唐律疏议》的来源。全书以《贞观律》律文为经，按照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铨解和注释，辨析疑异。在颁行之后，与律文并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唐律疏议》中广泛征引唐代的令、格、式，涉及唐代各种典章制度，是研究唐代法律以及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史料。另外，唐律本身是集战国秦汉至隋封建法律递变之大成，《疏议》编撰时，又根据秦汉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叙述其源流，阐释其微义，补充其未备，这使《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封建法典的范本，不仅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封建法制建设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大唐六典》30卷，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朝发展到开元年间，达到极盛。盛世修典，自古皆然。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令“法以《周官》，勒为唐典”，即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撰唐六典：理、教、礼、政、刑、事典。但是由于唐制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以傅会，历久不能成书。后来监修张说委任毋煚、徐钦、韦述等采用变通的办法，“以令、式分入六司，像《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78]。后经张九龄、李林甫监修，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成书。

《唐六典》基本上以唐朝前期的行政机构为部类，按照当时的政府组织形式，分部门编列其编制品秩，陈述其职掌权限，并附注历朝沿革、故事，“一代典章，厘然具备”[79]。这是对盛唐行政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完备的记述，对后人研究唐朝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会要》100卷，虽题北宋王溥撰，但王溥之书主要是依据唐人苏冕兄弟的《会要》和崔铉、杨绍复等撰的《续会要》修成的。

“会要”体的首创之功，应归于苏氏兄弟。《新唐书·苏弁传》记载，苏弁为唐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是唐高宗时名相苏良嗣的从孙。此人“通学术，吏事精明”，曾任判度支，和杜佑一样，是位理财家。其家藏书2万卷，当时称“与秘府埒”。大约在贞元十九年（803年）《通典》进上的同时，当时担任杭州刺史的苏弁与兄苏冕“缵国朝故事”撰成《会要》40卷，分类记述唐高祖至唐德宗时唐朝典章制度的变迁。该书本为私修，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由宰相崔铉监修、由修撰官杨绍复等官修《续会要》40卷，补录了德宗至宣宗时的有关资料。宋初王溥等只将二书合并统编，又采录宣宗以后史事，共成百卷。书中记高祖至德宗时事最详，德宗至宣宗时事次之。书中多次出现“苏氏议曰”、“国朝”、“皇朝”等字样，说明王溥对唐人原书基本上是原文照录。

《唐会要》全书大约有360余个类目，基本上是删节唐代诏敕和奏议而成的，因而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比较精确地记录了唐朝一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为后人研究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由苏氏兄弟首创的“会要体”，成为我国古代史苑中断代记述典章制度史的一种重要体裁，而由崔铉等开创的官修当代“会要”，也同官修当代国史一样，成为我国史学领域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二、《元和郡县图志》

我国很古就有编撰地志的传统，现存《尚书·禹贡》，可谓是地理总志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地理总志——《畿服经》。隋朝大业年间，曾“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80]，最后编成《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唐初，在魏王李泰的主持下，编成《括地志》50卷，此书以贞观时的行政区划为纲，“分道诸州，披检疏录”，多载六朝时地理书，详于历史沿革。上述地志大多散佚，《括地志》仅有辑本4卷。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地理总志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

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少好学，该洽多闻，尤精于唐朝故实。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藩，颇有政绩。他一生勤于著述，精于易学、史学、地理学，著有《六代略》、《元和国计簿》、《十道州郡图》、《古今地名》等多种著作，只有《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下来（图已散失）。

李吉甫所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矛盾重重。他从自己从政的切身经历出发，受安史之乱后“实学”思潮的影响，悉心探究地理之学。《元和郡县图志》的编撰旨趣，就是通过“辨州域之疆理，审户口之丰耗”，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达到“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81]的目的。更明确地说，就是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而服务。这使《元和郡县图志》与《通典》一起成为唐后期“经世”之学的代表作。

在上述编撰旨趣的指导下，《元和郡县图志》在编撰过程中贯穿了实用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体例上形成一些特点：（1）详今略古。李吉甫认为编撰地志的目的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所以他反对详古略今、重文献征引而轻视现今地理的著述。《元和志》的体例框架，是以贞观十三年（639年）规划的10道为大纲，以元和时的47镇为构架，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论述府州及属县的等级，乡、户数目，四至八到，开元、元和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水利、军事设施等。宋人程大昌称此书“于唐家郡县疆境、方面险要，皆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可据”[82]。（2）备载各府州户口、贡赋、矿产、水利和城阙关隘，为研究唐代经济、军事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3）备列四至，为后人确定府州界线提供了方便。

《元和郡县图志》奠定了中国地理总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修地理总志提供了范本。《四库全书总目》称：“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强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83]所以后人常称《元和郡县图志》为“地志书鼻祖”。

三、《大唐西域记》、《蛮书》及其他

边疆民族史与中外交通史的撰述，是隋唐五代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特别是唐代，疆域辽阔，天下和同一家，使学者们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因而在边疆与域外史地的撰述上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出现了许多名著。

隋唐时期关于边疆史地与中西交通的第一部著作是隋裴矩的《西域图记》3卷。关于此书的写作，裴矩在序言中讲到：“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3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84]但遗憾的是此书后代失传，只有一篇序言保存在《隋书·裴矩传》中，就这篇简短的序言，价值也很高，特别是其中讲到的“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地中海）的三条通道，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唐高宗在平定西突厥后，也曾遣使往康国、吐火罗等地“访其风俗物产，图画以闻”[85]，后由许敬宗主持编纂了《西域国志》60卷，这部著作后来也散失了。

关于中西交通的记述，保存下来的是玄奘撰《大唐西域记》12卷。玄奘（600—664年）俗姓陈，名袆，唐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离长安西行，去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奉敕将其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0余个国家、地区、城邦的情况口述出来，由其弟子辩机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不仅为研究唐代西域和印度等地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享有盛誉。

另外还有慧立原撰，经彦悰修订，成书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这是玄奘的个人传记，其前5卷记述了玄奘西行前的情况和西行19年的经历，不仅可以和《大唐西域记》相互比读，而且还补其所未备，如《大唐西域记》记玄奘西行从高昌讲起，而此书则从长安讲起，对“丝绸之路”的记述更为完整。此书后5卷主要介绍玄奘回到长安后的佛学活动。

杜环的《经行记》也是唐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部名著。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军西征大食的怛罗斯战役中被俘。这次被俘的有两万余人，其中有一些造纸的工匠，使得中国造纸术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从天宝十载（751年）被俘到宝应初（762年）乘商船至广州归唐，杜环在中亚滞留、游历十余年，对中亚有很深的了解，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其书虽佚，杜佑在《通典》录入了一千五百余字，从中可以看到杜环对中亚各国和大食、拂菻、苫国等的详细记述，另外还提到中国绫绢、金银、书业工匠的被俘，是唐代生产技术西渐的见证。

晚唐时期，出现了多种反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记述云南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保留到现在的有樊绰的《蛮书》10卷。樊绰在唐懿宗咸通年间曾任安南从事，后参考前人著述，依据自己考察所得，写成这部记述南诏社会历史的专著，计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赊、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夷条教、南蛮疆界连接诸番夷国名10卷，是研究唐代云南地区交通、山川、城镇，以及南诏与邻近各国的民族、风俗的主要文献。记述岭南地区物产民情的著作还有刘恂的《岭表录异》3卷和段公路撰、崔龟图注的《北户录》3卷，记述桂林名胜古迹、山川城址、名人轶闻的有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1卷，这些都是研究唐代边疆地区社会历史的名著。

四、《贞观政要》与杂史、笔记

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史书分为正史和偏记小说两大类，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所谓“偏记小说”，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野史、杂史、笔记、小说。在四部分类法中，这一类书常分在史部杂史类和子部的杂家、小说类。唐代被称为“笔记的成熟期”[86]，这类可以补正史之疏漏、证正史之谬误的杂史笔记之书，在唐代也有不少名著，最有名的当然要推《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10卷，是与刘知几同时的著名史学家吴兢所撰。据该书自序讲，作者是鉴于“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也即“贞观之治”可为帝王政治的万世楷模，把贞观君臣的言论记录下来，目的是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效法“贞观之治”，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此书编撰于开元前期，编成后曾经送给唐玄宗御览，所以此书编撰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唐玄宗能效法唐太宗，再现大唐辉煌。

《贞观政要》全书分10卷40篇，分类辑录了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意”，其中有的是贞观君臣共商国是的应对问答，有的是大臣的诤言与奏疏，有的还涉及政治制度。总之，是着意表现贞观时期明君在上，良臣在下，君臣相得，“君有任贤纳谏之美，臣有辅君进谏之忠”的良好政治局面，树立封建帝王政治的典范。同时，这部书也表现了大史学家吴兢的民本思想及重视集体智慧、重视农业生产等进步的政治历史观。

直接模仿《贞观政要》而作的杂史有刘肃的《大唐新语》13卷。刘肃是元和时人，他选取唐高祖至唐代宗时君臣“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的言行，分类编排，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史鉴。

与《贞观政要》、《大唐新语》相比较，更偏重于记载轶闻轶事，小说、笔记性质较浓的一类著作有：

赵璘《因话录》6卷。赵璘是开成三年（638年）进士，官至衢州刺史。此书分宫、商、角、徵、羽五部：宫部记唐玄宗至宣宗朝人君言行；商部两卷，记王公大臣妙语卓行；角部记在野人野闻；徵部记典故；羽部记见闻杂事。虽系小说，却多有可质证史事之处。

此外，唐人自撰可资考证唐朝轶闻轶事、典故的笔记小说名作还有封演《封氏闻见记》、苏鹗《苏氏演义》、李德裕《次柳氏旧闻》等。总的说来，唐人笔记重视写当世故事，可读性强，又可资考史。

晚唐时期，社会危机四伏，唐朝危在旦夕。这种感觉使许多学人开始注意搜访唐朝的轶闻轶事。唐亡之后，五代衣冠士绅，思念故国，纂辑各种野史杂说，寄托情怀。因而，晚唐五代时期，历史笔记小说勃兴，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作品，如郑处诲《明皇杂录》、郑綮《开天传信录》、范摅《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都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价值。

注释

[1] 《史通·史官建置篇》。

[2] 《大唐六典·中书省·史馆》。

[3] 《史通·辨职篇》。

[4] 《史通·采撰篇》。

[5] 《隋书·高祖纪》。

[6] 《旧唐书·李元纮传》。

[7] 《通典·职官二》。

[8] 《新唐书·百官志》。

[9] 《史通·史官建置篇》。

[10] 《唐会要·史馆上》。

[11] 《新唐书·刘子玄传》。

[12] 《旧唐书·蒋乂传》。

[1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

[14]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15] 同上。

[16] 《唐会要·史馆》。

[17] 《旧唐书·刘子玄传》。

[18] 据《唐会要·史馆上》上记载，贞观十六年唐太宗要求看《起居注》，褚遂良不许，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房玄龄回答：“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由此可知，唐代《起居注》有时也称“国史”。

[19] 《史通·古今正史篇》。

[20] 《旧唐书·韦述传》。

[21] 《旧唐书·柳登传附柳芳传》。

[22] 《旧五代史·梁末帝纪下》。

[23] 《册府元龟》卷五五七。参阅《五代会要·史馆杂录》。

[24] 《宋史·张昭（远）传》。

[25] 《五代会要·前代史》。

[26] 《旧五代史·贾纬传》。

[27] 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8]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29] 关于专门设立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可参看《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旧唐书·敬播传》：“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

[30] 《旧唐书·魏征传》。

[31]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32] 《唐会要·史馆上》，参见《旧唐书·敬播传》。

[33]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34] 《史通·古今正史篇》。

[35]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36] 《唐大诏令集·经史》。

[37]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38] 《旧唐书·魏征传》。

[39] 《旧唐书·姚思廉传》。

[40] 赵翼：《廿二史札记·〈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41] 赵翼：《廿二史札记·古文自姚察始》。

[42]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夷·〈北齐书〉》。

[43] 《史通·古今正史篇》。

[44] 赵翼：《陔余丛考·〈周书〉》。

[45]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周书〉》。

[46] 《隋书·高祖纪》。

[47] 参见瞿林东：《略谈〈隋书〉的史论》，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48] 《通志·艺文略》。

[49] 《陔余丛考·〈隋书〉》。

[50] 载记是记少数民族政权的，但唐人认为李暠是其始祖，以汉人自视，而前凉张氏政权一直奉晋正朔，所以西凉、前凉写入列传，载记实记十四国。

[51] 《史通·题目篇》。

[52] 《史通·古今正史篇》。

[53] 《北史·序传》。

[54] 《北史·序传》。

[55] 参见瞿林东：《“八书”、“二史”》（上下），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8期。

[56] 《新唐书·令狐德棻附李延寿传》。

[57]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贻刘道原书》。

[5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至卷十五。

[59] 梁章钜：《退庵随笔》。

[60] 《史通·自叙篇》，本题下引自该篇的史料不再注出处。

[61] 《旧唐书·刘子玄传》。

[62] 《史通·曲笔篇》。

[63] 下引文出自这三篇者，不再出注。

[64] 《史通·书志篇》。

[65] 《史通·书事篇》。

[66] 《史通·杂说篇上》。

[67] 《史通·载言篇》。

[68] 《新唐书·杜佑传》。

[69] 《旧唐书·杜佑传》。

[70] 同上。

[71]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政书类·〈通典〉》。

[72] 《新唐书·萧颖士传》。

[7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74] 《旧唐书·杜佑传》。

[75] 参见瞿林东：《论〈通典〉的旨趣与方法》，《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76] 《通典·礼典·棺椁制》。

[77] 《通典·礼典·立尸》。

[78] 《直斋书录解题·唐六典》，参见《新唐书·艺文志》、《大唐新语》卷九。

[79]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职官类·〈唐六典〉》。

[80] 《隋书·经籍志》。

[8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82] 程大昌：《元和郡县图志跋》。

[83]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元和郡县图志〉》。

[84] 《隋书·裴矩传》。

[85] 《新唐书·艺文志》。

[86]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