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与之相适应的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也被科举制所代替。这使士族垄断仕途的历史结束，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可以经个人奋斗进取的机遇。尤其在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打击门阀势力，同时又积极扶植庶族地主参政，通过发展、完善科举制度，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更多地进入各级政权。由于庶族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和农民之间无法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往往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租佃佃农制。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对土地的经营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扩大，租佃制也有相应的发展。这些变化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勃勃生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拓宽而感到欢欣鼓舞，激发了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豪情壮志。农民则因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和在租佃制下获得的更多自由而对社会、对生产、对生活都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主动性。这使唐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生气，[63]并主要从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

唐代知识分子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政治上表现为普遍地希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行动。这从初唐四杰已开其端。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的诗文中，已经在叹息人生，纵览古今，渴望建功立业了。继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常常倾吐“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屡次上书论政，希望在参政行动上有所建树。他作《感遇》诗38首，鲜明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观万物之变化，叹岁月之流逝，伤繁华之不能永存，复悲叹于怀才之不遇。进入盛唐后，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精神更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如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64]。

盛唐功业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是李白，他自许甚高，以姜尚、诸葛亮、姚崇自况。他曾自信地写道：“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数度赴长安，就是为了实现他安社稷、济黎民的宏图壮志，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表现渴望风云际会、建立奇勋的愿望，如他在《梁甫吟》中写道：“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虽然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也没有挫伤他从政的锐气。

与李白大致同时的著名诗人杜甫、王维、孟浩然等，都有着强烈的参政向往。杜甫出身“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一生颠沛流离，仕途坎坷，但仍不忘参政显达，始终以儒家“入世”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王维、孟浩然以写山水诗见长，其中王维又以信佛而著称，但在那个时代的感召下，也向往着建立一番功业，希冀图画凌烟阁。孟浩然年40还入京应考进士，王维更是开元进士，官任吏部郎中、尚书右丞等职。“这样一种普遍要求参政的高涨热情，不单是基于对自己政治才能的高度估价，也是对国家前途命运充满了信心的表现，是当时国力强盛所唤起的知识分子思欲为国效力的新精神。”[65]

盛唐以后，知识分子由于受盛唐的熏陶和对盛唐的怀恋，仍然有一种昂扬的风貌，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诗人畅当以子弟被召入军，诗人韦应物《寄畅当》诗称：“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完全是盛唐知识分子那种建功立业，不屑于皓首穷经、屈从人下的精神风貌。以后到中唐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人都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表现了积极的入世思想。

正是唐代知识分子抱有积极的入世思想，他们的眼光便专注于现实，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歌乐舞，还是绘画雕塑，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通，比如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就是因为当时边塞战争增多，吸引了许多希望立功边关、求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游历边塞，或从军边塞，在对边塞生活的体验中，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有的写边塞绮丽的风光；有的写将士的英勇战斗；有的写妇女对戍边亲人的怀念；有的在诗中以政论的笔调抒写自己的边防政见，从而使边塞诗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又如盛唐的宗教壁画虽然描绘的是远离人世的天国，但天国里的人物、山水、楼台亭阁、花树禽鸟都洋溢着人间的气息。宗教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走向世俗化，成为唐代美术的显著特点之一。[66]

唐代知识分子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力求完善，力求超脱，杜甫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句，这种心态是对作品的认真创作，对语言的认真锤炼。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为建立功业，关心时局，关心生民疾苦，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把自己的壮志荣辱，与国家的兴衰融合在一起，同其命运；把自己的辛酸遭遇与生民疾苦融合在一起，同其悲辛；把自己的豪情同祖国的壮丽山河融合在一起，同其永存。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主张，把强烈的喜怒哀乐感情的抒发和功利主义文学观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文风改革注入了生机，并创造出许多实际的业绩，或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去表现文学的义理。在具体行动上，也往往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处世态度，如柳宗元信佛，那是因为自己感到对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无能为力，并感到耻辱，才在佛教中寻求解脱。这是积极的奋斗抗争，而不是消极的处顺就范。因此，他对于一切不同意的事情，都没有消极地容忍，违心地赞同，而是积极地斗争，对于韩愈、刘禹锡这样的好友，都敢表白自己的态度，如在《与韩愈论史官书》、《送僧浩初序》中，都说明了与韩愈的分歧，并对韩愈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又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他作《天说》予以批评。柳宗元对刘禹锡谈一些学术的分歧也是直言不讳。柳宗元所表现出的这种真诚品格，在唐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普遍的。

唐代像柳宗元那样奉佛，或产生避世思想的士大夫是较多的，但这种避世思想也往往有着积极进取的意蕴。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思索人生，感悟哲理，慨叹世事变幻，沧海桑田。陈子昂诗说：“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67]古者往矣，而知我者希，夫复何言！于是他产生了避世思想，甚至感慨于天命之不可知，“幽居观大运，悠悠念群生。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68]！但就在这些避世思想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入世愿望，表现着对朝政的执着关心。避世的念头与天命不可知的慨叹，是在理想得不到实现之后的一种变态反映。陈子昂在自己的诗中强烈地表现了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不满和抨击，真正的避世者是不会对社会现实那样执着关心的。这一点可以拿他来与阮籍相比。陈子昂的《感遇》诗，无疑受着阮籍《咏怀》诗的深刻影响。他的思想也无疑像阮籍那样有老庄思想的深深烙印，但阮籍对于现实黑暗未敢施加抨击，鲁迅先生在论述阮籍《大人先生传》反映出来的思想时指出：“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一切都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69]阮籍是深感世路艰难而不得不避世的，所以他一生怀着“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70]的心情。而陈子昂的避世，却是愤懑。如履薄冰之心情，结果是做到口不臧否人物，得以终其天年，而出于愤懑，故有所谏争，而终于罹祸。从归宿的不同，也可看到他们的差别所在。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差别，正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战乱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代；一个则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一个只是感悟人生，体识哲理，而进入一种无可如何的无所作为的心境中；一个却感悟人生，体认哲理之中，蕴含着壮大的气魄和力量，充满着时代赋予他的强大的自信心。正因为这一点，陈子昂才会写出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他在诗中所表现的不是哀愁，不是失望，更不是消沉，而是一种“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的孤独感”[71]。

又如柳宗元被贬后，寄情于山水，但实际这时的柳宗元也不是消沉的，当时他写的文章，悲愤不平之作比比皆是，在他那优美的山水游记后面，深深地隐藏着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并不是那种无所牵挂的、超尘出俗的随意之所之的出游，而是一种打发时日的百无聊赖的出游，隐藏着他对时局的关心、对生民的同情。也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才能创作出像《三戒》、《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封建论》等一批关心政治、关心生民疾苦、关心世态的文章。

陈子昂、柳宗元等人的避世思想或行动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以唐人的隐居而言，也往往是为了更有利于进取入世。

从唐初看，确实有一些真心出世隐居的人，而且名气也大。著名的如孙思邈，太宗即位，召至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72]。又如王绩“嗜酒**，才不足而智有余，伤其时而晦其用，深识之士也”。孙思邈和王绩生活在隋唐之际，他们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的社会动**和战乱，这种时代的烙印，并不仅是影响孙思邈和王绩等少数人，而是造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气。《新唐书·选举志下》载：“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赏食，犹辞不行。”但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唐朝一天天的强盛，士人入世的愿望即日益强烈了。不过就史实看，唐朝隐居的人也不少，但对此，时代已赋予了其新的内容，“它不再是满腹经纶的儒生们所标榜的特立独行，也脱下了狂歌酣醉的士人愤世嫉俗的外衣，似乎整个唐代的文化都为隐居读书所渗透，其间，最为生动的是它所显示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的意义”[73]。

唐代实行科举制。科举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了在这平等的竞争中取胜，需要人们潜心的准备，隐居读书对他们来说更安心一些，效果更好一些。如《旧唐书·柳璨传》载：柳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这是一个贫困士子隐居读书的例子，而贵族、官僚子弟也往往不留恋舒适的政府学校和优越的家庭环境，也选择了隐居读书的道路，晚唐著名宰相牛僧孺15岁时，居长安附近的庄园中读书，“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登进士上第”[74]。牛僧孺是显宦之后，他的读书地点不是热闹繁华的长安城中，而是选择了祖传产业的乡间别墅。对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李颀《缓歌行》诗曰：“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无论是隐居于山林寺观，还是自修苦饬于乡野茅屋，唐代士人十年寒窗，悬梁锥股，总以步履青鸾，击钟鼎食，辅佐帝王作为奋斗目标。

除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读书外，唐代士人中，还有学业已成，借隐居读书而博取高名，以待朝廷和地方长官辟用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但“在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注入了贫穷和富有两种不同经济身份的内容。家贫族卑的书生入仕无方，故寄身山水之间，寺院道观，等待着入仕的时机；一些豪门显宦之后则为博取世人的赞誉，做出淡泊功名而投隐山林的姿态，以期引起社会舆论的褒奖，为日后的入仕增添几块筹码”[75]。如名门世家出身的温造、宰相之子房琯都以隐居而沽名钓誉，欲擒故纵，求得了清美之职和速贵的机遇。唐中叶以降，辟召入幕是士人的一条重要的仕宦之途，许多朝中显宦都是由辟召而入仕的。如声望鹊起的阳城，德宗时，与弟隐居读书，曾发誓不婚，同居陋室，但时过不久，因李泌之荐入朝为谏议大夫，阳城并没有因曾发誓坚读山中而有什么负疚感。可见，隐居读书求仕是唐代很多士人所走的路。

唐代隐居读书的士人中，并不都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欲望的。如李白少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李白后由道士吴筠之荐而为翰林，“竹溪六逸”的其他成员也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仕途，但他们从政后基本上仍保持着隐居读书时的清雅高洁，恪守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品行道德。

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在强盛的唐朝，社会联系已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纯粹淡泊无欲的人已几乎不复存在，《旧唐书·隐士传赞》也称：“高士之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结庐泉石，投绂市朝。心无出处，是曰逍遥。”隐居读书的士人并不消沉或颓废，而是身居山中而寓国政得失、民众疾苦于怀。中唐时，李渤不从科举，隐居嵩山，以读书习业为事，元和元年（806年），诏征为拾遗，“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76]。很多奉佛的士人，往往也是对官场种种龌龊行为极度反感，转而以佛教的恬淡无争作为指导，采取避世遁世的态度，这实际是傲世，表面上看来十分消极，但傲世保持了自己卓荦昂藏和磊落不羁的人格，消极中蕴含着积极的成分。有些奉佛的士大夫在国家危难面前还往往能挺身而出，如安史之乱时，叛军由范阳南下，河朔州县相继失守，一向奉佛的颜真卿和堂兄颜杲卿奋起抵抗，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大长了正气。到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又连镇叛乱，这时李希烈也发动叛乱，攻下汝州，当时，颜真卿已年近八旬，受朝廷指派，到许州宣慰李希烈。他在李希烈处大义凛然，面对种种威逼，毫不变节，最后投身赴火，视死如归。唐代即使是一些想去职的官吏也往往会有一种责任感，如韦应物在《寄李儋元锡》诗中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去就之间，想到的是百姓流离失所，自己拿着俸禄，没有尽到责任，感到很惭愧。这正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所体现出的人生观，具有这种人生观的韦应物，是一位有良心的封建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