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四五个世纪的传播，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宗派的全面繁盛时期。适应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需要，佛教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学派进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即所谓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八宗和三阶教一教。这些宗派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和传法世系。甚至在同一宗派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宗派，如律宗就有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之区分；至于禅宗内部更是小宗派林立，从大的方面而言，禅宗可分为北宗和南宗以及牛头禅一系，如果单从南宗而言，又有菏泽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等，在这些小宗派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派别。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使他们在创立宗派时，各执所据，甚至矛盾杂出，争论不休，但万法归一，都是为了佛教更好地在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经过竞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和建立，并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势。

一、“判教”方式上的分歧

隋唐时期的佛教各宗派，为了检视流传在中国的大小经论、判别或判定佛所说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以“教相判释”的方式，提出了各自独特的判教理论，用以统一佛教史上的众多派别。佛教徒在“判教”时，都是根据各宗派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说明各教派所信奉的经典不但不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佛教经典及著作中某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佛对不同听众、在不同时机所进行的说教，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通过判教，佛教徒还以抬高自己一系所信奉的经典，来压低他派。这就难免要产生分歧和矛盾。

天台宗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时”是说佛的说法分先后五时，第一时讲《华严》，第二时讲小乘教，第三时讲一般大乘，如《大集》、《宝积》等，第四时讲《般若》，第五时讲《法华》、《涅槃》。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描绘的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因此奉之为最高经典。所谓“八教”，又可分为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和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都是强调佛对不同水平的听众，运用不同的传道方法。天台宗为了抬高《法华经》和本宗的地位，判定《法华经》为“圆教”中的“纯圆”和“独妙”，而把其他各种经典都说成是有缺陷的，反映了天台宗人的宗派主义观点。

三论宗吉藏的判教主张是，佛的所有言教一律平等，并无高下的区别，但可以把佛说分为两类：从法讲，有菩萨藏和声闻三藏；从人讲，有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为三类，一是《华严》，二是《般若》，三是《法华》和《涅槃》，这都是对不同对象的说法，但各种说法又无不归于究竟。吉藏还提出判教式的“四重二谛”论，把《毗昙》、《成实》、《摄论》各派，一律贬为低级的，而把他自己的所谓“言忘虑绝”的解释，说成是最高的。但吉藏的主张和一般只从抬高自宗地位出发的判教还不完全相同，他把《涅槃》放在《法华》之上，表示不完全同意天台宗的判教学说。

唯识宗的判教，主要是依据《解深密经》的三时说，认为佛的一代教化是：初说苦、集、灭、道“四谛”，次说无自性（空），最后说三自性（有）。此说和印度佛教历史的演变基本吻合。

华严宗在吸取前人判教学说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组织，由法藏提出“五教十宗”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教”，是指小、始、终、顿、圆，也就是小乘、三乘（始、终、顿）和一乘（圆教）。法藏把天台宗人吹捧为“纯圆独妙”的《法华经》，降于“终教”地位，而把他们所尊奉的《华严经》，摆在最高的“一乘别圆”的“圆教”地位；同时又取天台宗“化仪四教”中的顿，变天台宗的“四教”而为华严宗的“五教”。法藏的弟子慧苑，认为法藏的“五教”，只不过是在天台的“四教”之外又加了一个“顿教”，意义不大，因而撰《刊定记》，表示对于“五教”判释的异议。澄观维护“五教”之说，斥责慧苑的意见为“异说”，慧苑因而也就被摈斥于正统的华严宗人之外。“五教”是从“约法”分类的；从“约义”分类，又有“十宗”，即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俱德宗（指一乘圆教）。法藏“十宗”说具体把印度大小乘诸派分在“五教”之内，他“判教”的目的，和天台宗一样，并不只是为了对全部佛教再来进行一次“诠叙”和分类，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抬高本宗地位。

律宗判教分为化教和制教两种，以此总括佛教诸派。化教是佛陀经论所诠，是如来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和智慧的教法。化教又分性空、相空和唯识三宗。制教是戒律所诠，是如来教戒众生，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又可分为实法、假名、圆教三宗。实法宗依《俱舍》，主张“色法戒体”；假名宗依《成实》，主张“非色非心戒体”；圆教宗则依《法华》、《涅槃》、《楞伽》，主张“心法戒体”。南山律宗认为自己就是圆教宗，代表佛教发展的最高水平。

佛教各宗派在“判教”方式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各宗派都是按照本宗的理论体系来进行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一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在判教过程中，各宗派还往往加入本宗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像禅宗那样更把中国独创的佛教思想作为整个佛教的最高理论，这样也就促进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进程。

二、修持方法上的差异

佛教是非常重视修养方法和途径的。早期佛教为了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达到涅槃的境界而修行。后来，修行的目的又有发展，变为追求佛教真理，而不是着眼于解脱生灭。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五花八门，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定和慧，也称止和观。定或止，就是禅定，着重于佛教思维修行；慧或观，就是学习佛教义理，培养佛教智慧。[54]

南北朝时，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禅定。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原则，标志着南北学风的融合。这种理论和修行并重的修持方法，对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很大。

唯识宗讲瑜伽行观，即通过禅定，不经语言文字的中介，运用佛教“智慧”，使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窥基还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提出了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观法。

华严宗有一套以“一真法界”为核心的“无尽缘起”的理论，同时它所谓的“法界观”也是禅法，他们还应用《华严经》的教义重新解释了止观。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所谓“十重唯识观”是吸收了唯识宗的“五重唯识观”，再加上四法界拼凑而成的。主张把法界归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心中的观念，而在思辨中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

净土宗属于重信仰、不重理论的宗派。它的理论简单、法门简易，讲究修持者以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强调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号念佛，口称佛名，就可以进入佛国。这种简易的修行方式非常适合下层人民的口味。但这种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所以净土宗在当时受到不少僧人的责疑。怀感曾作《释净土群疑论》，对这些责疑作了答辩。

禅宗虽然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也极重修行，有一套明快细密的理论。禅宗主张“见性成佛”，即通过自我本性、自我意识的反思，来证悟宇宙整体的实际，而不假外力。这样就和主张一心称号念佛的净土宗发生矛盾。唐中宗时僧慧日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攻击禅宗：“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击中禅宗要害。禅宗也反对净土宗建造塔庙等所谓的功德，主张但令心净，此间即可成佛，何处别有西方净土。争论的结果，促进了禅宗与净土宗、真言宗、律宗的相结合，最后汇合成为真正中国式的佛教。

律宗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特色，它将全部戒律归纳为“止持”、“作持”二类。由于对所据经典《四分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同，长期隐居终南山传道的道宣开创了“南山律宗”，同时还有扬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和法砺的弟子怀素在长安西太原寺东塔开创的东塔宗。它们自成一派，长期争论，不得统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敕令三宗学者代表集会，讨论鉴定统一流行的戒律。虽由国家出面调和异议也未见成效。不过由于南山宗的畅行，其他两宗很快也就衰微了。

密宗修持方法的神秘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它以咒语（陀罗尼）作为修习方法为特征，主张修行者要身、口、意“三密相应”，有极复杂的仪轨，需经导师秘密传授。尤其是它还有一套特别难为汉地群众接受的男女双修方式，所以密宗在汉地流传不久即衰微了，后来主要在西藏地区流传。

至于三阶教的修行方式，则迥异于其他宗派，它提倡以苦行忍辱为宗旨，被其他宗派视为“异端”而遭到讨伐。

中国佛教宗派的修持方法虽然各异，但其发展的趋势是使修持成佛成为快速而简易的事情，禅宗、净土宗莫不是如此。而那些一味恪守印度佛典教条，硬是坚持有一类人不能成佛的宗派，以及修持方式繁琐难懂的宗派，都在流传不久之后，因懂得的人越来越少，而衰微或中断。

三、理论学说上的区别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经以立法门。各宗派的大师，都努力解释所尊奉的经典，以求通达；同时还都标榜本宗本派所尊奉的经典是最高的经典，以抬高本宗地位，压低和贬斥他派的地位，这样就难免在理论学说上产生分歧，甚至矛盾。

三阶教以信行所著的《三阶佛法》为主要依据，把全部佛教按“时”、“处”（所依世界）、“机”（根机，指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

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据，主张“诸法性空”。

唯识宗以《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成唯识论》等所谓的“一经二论”为最基本的典籍，用许多佛教范畴对世界一切现象进行概念的分析、解释，宣扬“万法唯识”的唯心论。

律宗依据小乘法藏部（昙无德部）《四分律》，并加以大乘教义的阐释。

华严宗推崇《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佛典，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此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

密宗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的传授，其主要经典为《大日经》。

净土宗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其典据是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往生论》。

禅宗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以觉悟所谓的众生心性的本原佛性为主旨，自称“传佛心印”，分为渐悟和顿悟的南、北禅宗，南宗为主流，这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六祖《坛经》却备受推重，此外，还推崇《金刚经》。

由于佛教各宗派所推崇的经典不同，这就导致了它们在理论学说和修持方法上也大不相同。大致说来，隋唐佛教各宗派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照搬印度佛教，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较少，因而其思想变化也很少，如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唯识宗、善无畏和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创立的密宗。三论宗继承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学说，宣扬非有非空的双重否定的思维方式。唯识宗以繁琐分析为特征，它还一味恪守印度佛典的教条，硬是坚持有一类人不能成佛的主张。这两宗都因不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虽然也曾盛极一时，但很快就衰落了。密宗所提倡的一套理论，尤其是乐空不二的密法，与儒家伦理思想直接抵触，而流传不广，只在西藏地区获得流行。另一类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宗派的中国化色彩很浓，禅宗尤其突出。净土宗系继承印度佛典的思想创立，但在印度没有立宗，所以也是中国特有的宗派。这四个宗派，尤其是前三个宗派，可说是隋唐佛教的主流、中国化佛教的主体，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

四、对“异端”的讨伐

在隋唐佛教各宗派中，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可谓佛教异端。它宣扬世界已进入末法时期，众生不应只满足于念一佛、诵一经，而应普归一切佛（“普佛”），普信一切佛法（“普法”）。宣扬皈依普法、普佛，为末法众生唯一得救的法门。在修持方面，三阶教主张忍辱苦修，乞食为生，一日只食一餐。反对偶像崇拜，不主张念阿弥陀佛，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佛，所以路见男女一概礼拜，称为“普敬”。信行放弃上层僧人身份“比丘”，甘做小“沙弥”。它对上层僧人，颇为不敬，大骂他们统统是“鬼”、“魔”、“外道”，甚至是“恶贼”、“狗菩萨”、“驴菩萨”等。他所大讲的“普法”，也把拥宗自重的各宗派给一概排除了。所以，三阶教受到来自世俗和僧界两方面的攻击。

三阶教所宣扬的这套末世理论，不符合隋唐盛世的社会心理，统治者担心这种末世思想会动摇国政，一直将其视为异端而三番五次地下令禁止。隋文帝、武则天、唐玄宗都曾下过禁断三阶教的诏令，但三阶教的生命力很旺盛，直到唐末，社会上还有三阶教活动的迹象。可见三阶教在下层群众中，还是拥有广泛的影响的。另外，三阶教经营“无尽藏”，建立了本派独立的经济基础。

三阶教鄙视上层僧侣的豪华生活，厌弃宗派之间的互相攻讦，所以也受到其他宗派的讨伐。律宗的开创者道宣对信行及其著作，就颇多微词，他在《大唐内典录》卷五《隋朝传译佛经录》中对信行著作的评价是：“此录（指《对根起行杂录集》、《三阶位别录集》），诚并引经论正文，而其外题，无定准的。虽曰对根起行幽隐，指体标榜，于事少微。”道宣之后，三阶教及其经典更被斥为异端和伪经。唐明佺等人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把三阶教的经典列入“伪经目录”，并说三阶教“既违背佛意，别构异端，即是伪杂符箓之限。……不敢妄编在于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55]。《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昇也将三阶教经典列入《伪妄乱真录》，并说：“信行所撰，虽引经文，皆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不敢妄编在于《正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56]净土宗的怀感在《释净土群疑论》中，反复批驳信行关于“三阶”的观点，挖苦他不自量力，胡言乱语，指责三阶教自相矛盾。唯识宗的窥基在《西方要诀释疑通规》里，也针对“三阶行者五种小疑”进行了责难。道镜、善道在《念佛镜》中，也对三阶教的思想进行了反复的批驳，最后说：“……亦曾有数个三阶，舍三阶法，归依念佛。”[57]表示他们的“念佛法门”胜过三阶教。

除了从“教义”上来反对三阶教外，还有对三阶教人进行恶毒咒骂的。如唐临《冥报记》卷里说信行等人死后，堕入“地狱”，变做“乌龟”。怀信的《释门自镜录》卷上说信行死后变成了“遍身是口”的大蛇及三阶禅师被神鞭打。

三阶教虽然遭到统治者的禁断和正统的佛教徒的围攻，但它在民间仍暗中秘密流行。由此可见，一种思想的产生和流传自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单凭粗暴的政治禁毁和简单的谩骂攻击是不能阻止它的传播的。

五、佛教各宗派的融合[58]

隋唐佛教各宗派虽说歧义杂陈，但它们毕竟是在同一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子，所谓万法归宗，其实质还是一致的。

隋唐佛教宗派多讲心性之学。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后，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介绍了万物唯识所变的主张，推动了其他宗派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研究。“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知心为体”、“性体圆融”、“无情有性”等，论说纷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心性论。而止恶从善，排除欲望，发明本心，是各宗心性学说的基调。唐代几个重要宗派的学说，都可谓是心性之学。如天台宗著名学者湛然提出“无情有性”说，宣扬没有生命的东西（“无情”）也有佛性。这比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说法更为彻底，把成佛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了。再如禅宗倡导“净性自悟”说，认为人的本性、本心都是清净的，一个人只要认识本性、本心就是解脱。由于人的自心本性是清净的，因此一切事物也都在自性中。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把心性论和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也有深远影响。

和心性论密切联系的是，隋唐佛教宗派还阐发了几种唯心主义本体论。这些本体论的思想路线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一定区别，至于具体内容，相去就远了。这些唯心主义本体论大致有两大类型：一是法相唯识宗，宣扬主观意识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现象都是识的变观，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二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都主张以众生共同具有真心（自心、本心）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天台宗倡导“一念三千”说，华严宗鼓吹“法界缘起”论，禅宗宣扬“自心顿现”说，都以真心为万物的本原。但在论述真心如何派生、显现万物方面，则说法各异，形成不同的宗派。这是佛教宗派客观唯心主义多样性的反映。

隋唐佛教宗派还阐发了独立多样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天台宗提出“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说法。“一心三观”，是说一心中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三种观法——空观、假观和中观，对于世界万物，一心可以同时从空、假、中三方面去观察，空、假、中三谛是统一的、互不妨碍的，这就是“三谛圆融”的真理观。法相唯识宗宣扬“三性”说，认为一切现象都有三种不同的相状，认识了这三种相状，也就认识了一切现象的实相。华严宗在认识论的基本理论是“一真法界”观，这种法观包含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其重心是在“理事无碍”说的基础上，宣扬“事事无碍”说。华严宗人讲“一真法界”观，其真意在于说明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和各类关系就是“圆融无碍”的。禅宗认识论就是著名的“顿悟”说。禅宗认为，世人本来就具有佛教的高超智慧，只是因为被妄念的浮云所覆盖，不能自我证悟。一旦去掉妄念，就会顿见真如佛性。上述佛教宗派的认识论是和本体论以及修持方法完全混合在一起的，是为成佛作论证的，其基本性质是阐发一种神秘的直觉。

隋唐佛教各宗派之间在争论中也开始了融合，出现了不少兼修各宗学说的名僧。率先大力消除禅教对立，宣扬禅教一致的是唐僧宗密。他既是华严五祖，又是禅宗菏泽神会的四传弟子。他认为佛内心的意向和佛言说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又说一部大藏经论只有三种言教，禅门修行也只有三宗，而这三教三宗则是相应相合的。三种教是密意依性说相教（相当于唯识宗）、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当于三论宗）和显示真心即性教（相当于华严宗）。三种宗是息妄修心宗（指神秀等北宗禅师）、泯绝无寄宗（指牛头宗）和直显心性宗（指洪州、菏泽等宗）。上述三教和三宗依次配对，互相融摄，从而论定“三教三宗是一味法”。这开了宋以后佛教各宗派之间互相融摄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