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又称“子学”，以诸子学说为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学兴起于先秦，汉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诸子学遭到禁止，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清朝中叶，一些致力于古籍整理的学者开始把目光移向诸子学，才唤起人们对诸子学的注意。晚清时期，社会风气丕变，诸子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萌发崛起，不意竟成复兴之势，形成当时文化潮流变迁的一种新景观。大致而言，晚清时期的诸子学发展以19世纪末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诸子学萌发时期，后一阶段为诸子学复兴时期。

一、晚清诸子学的初步复兴

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学术现象，从其渊源来讲，至少可以追溯到乾嘉时期。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文人学者多以耙梳古籍为治学本务。部分学者不满足于仅在儒学典籍的整理上耗费精力，于是把治学目光移向诸子学上，开始了对诸子学的整理与研究。嘉道以后，清朝统治日趋衰落，文化专制有所松动。随着考据学的衰颓，一些原来受到压抑的学派乘机萌动。有的学者把治学兴趣移向诸子学，写出一批论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从嘉道年间到光绪朝中后期，研究诸子学的学者以旧式宿儒为主体，其著述主要停留在对诸子文献的技术性整理上，基本上还是乾嘉考据学在诸子学领域的延伸。论及范围有《韩非子》、老庄、《吕氏春秋》《荀子》《管子》《墨子》《公孙龙子》《商君书》《淮南子》等。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1．《韩非子》　韩非是先秦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55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秦汉时，此书称《韩子》，而不称《韩非子》。宋以后，书名始有变化。因宋以后学者尊称唐韩愈为“韩子”，为避免混淆，人们便把《韩子》改称为《韩非子》。流传至清代的宋版《韩非子》只有南宋时所刻的“乾道本”。该书在序里题署“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可知它印于公元1165年（南宋乾道元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此印本在清代有过两个传本，即李奕畴所藏的原印本和钱曾的述古堂影抄本。李奕畴所藏的原印本现已亡佚，但它尚有两种抄本传世：一是张敦仁在1805年（清嘉庆十年）曾向李借阅，抄了一部，但未刊刻，影响不大；二是吴鼒在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抄录了李氏藏本，并在南京刊印。顾广圻发现其中第14卷有缺页，便用述古堂抄本予以补足。为此，他作了《韩非子识误》3卷，附刊在吴鼒所刻印的南京翻刻本之后。这个本子又叫“吴鼒本”，或“吴氏仿宋本”，是清代著名的精刻本，亦为学界认可的善本。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扬州汪氏编印“乾晏合编”中的《韩非子》及《韩非子识误》、1875年（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全书”中的《韩非子》及后来鸿文书局的石印本等，都是根据吴鼒影宋乾道本翻刻的。清初钱曾的述古堂影抄本曾被黄丕烈购到。黄氏借到李奕畴所藏的原印本，将两书作了校勘，付梓刊刻，后为上海涵芬楼所藏。

除了顾广圻的《韩非子识误》3卷外，晚清学界关于《韩非子》研究的著述有：俞樾的《诸子平议》中有《韩非子》1卷；孙诒让《札迻》亦有论及；还有吴汝纶的《韩非子点勘》。影响较大的是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从弟，好诸子学。他以乾道本为主，参用他本，博采诸家，间附己见，写成《韩非子集解》20卷，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刊印。他在考释该书时，除以宋乾道本为底本外，还用其他版本及唐宋时所编的类书，如《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引文来加以校勘。他在注释时不但保存了旧注，还广泛采集了卢文弨、顾广圻、王念孙、张文虎、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及日本蒲阪圆《增读韩非子》的各种校释，附以己见，以很大的精力编成此书。由于王先慎的整理疏注较为精当，使《韩非子》一书“厘然可诵”。《韩非子集解》成为当时最为通行的《韩非子》注释本之一，以致后来不断被翻印。

3．《庄子》　《庄子》是诸子学的重要内容，成书于先秦，对后世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后人虽以老、庄并称，但清儒对《庄子》的研究远比《老子》开展得充分。晚清以前有关《庄子》研究的著述屡有告世，如高秋月的《庄子释意》、吴世尚的《庄子解》、孙嘉淦的《南华通》、宣颖的《南华经解》、姚鼐的《庄子章义》、林云铭的《庄子因》、陆树芝的《庄子雪》、王懋竑的《庄子存校》等。晚清时期，学界对《庄子》的研究、整理有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包括像曾国藩那样的正统理学家，都对《庄子》抱有浓厚兴趣，予以高度评价。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就把庄周与司马迁、班固、左丘明相提并论，列为“三十二圣哲”之一。此期刊行的《庄子》研究著述有：《庄子内篇注》，王闿运著，刊于1869年（同治八年）；《庄子约解》，刘鸿典著，刊于1864年（同治三年）；《庄子平议》3卷，俞樾著，所著《诸子平议》中的内容之一；《庄子集释》10卷，郭庆藩著，有1894年（光绪二十年）湖南长沙思贤讲舍刻本；《庄子集解》8卷，王先谦著，有1909年（宣统元年）长沙思贤讲舍刻本及涵芬楼影印本；瑞安孙诒让校《庄子》53则，收入《札迻》之中。在这些著述中，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尤为精当，影响颇大。郭庆藩（1844—1896），字孟纯，号子瀞，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之弟崑焘子。其著《庄子集释》采用注疏体，具录晋人郭象注、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及晋唐人逸注，并搜集了清代研究《庄子》学者如卢文弨、王念孙、洪颐煊、郭嵩焘、俞樾、李桢等人的有关著述，材料丰富，内容充实，受到时人高度评价。梁启超称赞说：“郭孟纯（庆藩）的《庄子集释》，用注疏体，具录郭象注及陆氏《经典释文》，而搜集晋、唐人逸注及清儒卢、王诸家之是正文字者，间附案语，以为之疏，在现行《庄子》诸注解书中算最好了。”[87]

4．《荀子》　荀子与孟子同为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两位大师，但至宋代，《孟子》被尊为经，几与孔子并列，而《荀子》则以“异端”受到正统学派的排斥，长期隐而不彰。清代中期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对《荀子》作了初步阐释。从此《荀子》受到学人的重视，出现了复活之势。晚清时期荀学进一步发展。该书读本以谢墉（1719—1795）、卢文弨合校本为最善，亦最流行。关于荀学的研究成果有：顾广圻的《荀子异同》1卷、郝懿行的《荀子补注》1卷、刘台拱的《荀子补注》1卷、陈奂的《荀子异同》、陈昌齐的《荀子正误》、俞樾的《荀子平议》4卷、孙诒让的《札迻》校《荀子》29则，以及王先谦的《荀子集解》21卷等多种。其集大成者为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王氏此著在谢墉校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王念孙、刘台拱、陈奂、俞樾、郭嵩焘诸家对《荀子》考订训诂的研究成果，内容翔实，甚便学者阅读。在对《荀子》一书评价上，王先谦提出了与正统派学者不同的观点，不同意他们对《荀子》的否定。他说：“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他称赞《荀子》“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论议不越凡席，而思虑浃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88]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正统派学者对《荀子》评价上的偏颇，有助于荀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5．《墨子》　墨子是先秦时代与孔子齐名的思想家，墨学与儒学在当时都号称“显学”。然而自汉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墨学衰落，渐成为绝学，废2000年之久。至清代，墨学开始复兴。清乾隆年间，汪中始治《墨子》，既校《墨子》全书，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辑为《表微》1卷。继汪中之后，毕沅著《墨子注》、张惠言著《墨子经说解》、王念孙的《读墨子杂志》等，都对《墨子》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墨学在晚清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西学潮流的冲击，国人反思传统文化，企图从中找到应付外来冲击的对策。《墨子》一书中包含的大量科学内容，与传入中国的声光化电堪相匹敌，这样《墨子》便受到国人的重视，有关墨学的著述不断刊行。这类作品主要有：苏时学的《墨子刊误》（1867年刊）、俞樾的《墨子平议》（载于《诸子平议》，1870年刊）、王树楠的《墨子斠注补正》（1887年撰）、陈澧的《东塾读书记》（1871年撰）、殷家俊的《〈格术补〉笺》（1876年撰）、邓云昭的《墨经正文解义》（1896年撰）、王仁俊的《格致古微》（1896年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1895年聚珍本）等。

孙诒让像

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一部带总结性的著作。作者积10年之功，潜心钻研《墨子》，集各家研究墨学成果于一书，遂告大成。全书计《间诂》正文15卷，校释原书53篇之文；《目录》1卷，考71篇之佚存；《附录》1卷，为《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序》；《墨子后语》上下篇，为《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既有对《墨子》一书的校勘、考证，又有对墨学思想的探讨阐发，与当时其他墨学著述风格迥异，读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朴学大师俞樾高度评价此书：“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衇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89]梁启超亦评价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案：孙诒让字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90]

6．《管子》　《管子》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流行于清代的《管子》一书是唐人尹知章的注本，错谬较多。嘉庆时，洪颐煊吸取了王念孙、孙渊如等人校证《管子》的一些成果，附以己说，写成《管子义证》8卷。稍后，王念孙也写成《读管子杂志》24卷，凡640余条。这两部管学著作成为晚清《管子》研究的先声。咸同以后刊行的管学著述主要有：戴望（1837—1873）的《管子校正》26卷、宋翔凤（1776—1860）的《管子识误》1卷、张佩纶（1848—1908）的《管子学》（不分卷，有影印原稿本12册）、俞樾的《管子平议》6卷等；王绍兰（1760—1835）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及王筠（1784—1854）为《管子弟子职》一篇所作的《正音》等，则为研究《管子》的专释。

7．《商君书》　《商君书》是关于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是商鞅的后学编成的，但大部分代表商鞅的思想。在清代，《商君书》的校本主要有3家：孙星衍、孙冯翼的《商君书校》，收录于《问经堂丛书》内；严可均校本，在浙江书局《二十二子》之内；钱熙祚校本，在《指海》之内。此外，注解《商君书》的著述有：俞樾的《商子平议》1卷、孙诒让的《商子札迻》和王仁俊的《商君书发微》（稿本）等。与其他各家相比，此期对《商君书》的研究较为薄弱。

从嘉道年间至19世纪末，是晚清诸子学复兴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秦汉时期的诸子学主要流派普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涌现出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提到的各家外，还有《吕氏春秋》、《公孙龙子》、《慎子》、《邓析子》、《孙武子》、《关尹子》、《列子》、《淮南子》等各家，秦汉诸子百家，几被网罗殆尽。从这些成果的形式来看，既有专题性的作品，如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等，又有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等，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超过了乾嘉时代的诸子学研究水平。其中不乏总结性的著作，像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书，都汇集了前人及同时代人大量研究成果，发人所未发，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俞樾的《诸子平议》是晚清学者综合性研究诸子学的一部代表作。该书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体例，对《管子》等14家作了阐释。全书共35卷，其中《管子平议》6卷、《晏子春秋平议》1卷、《老子平议》1卷、《墨子平议》3卷、《荀子平议》4卷、《列子平议》1卷、《庄子平议》3卷、《商子平议》1卷、《韩非子平议》1卷、《吕氏春秋平议》3卷、《董子春秋繁露平议》2卷、《贾子平议》2卷、《淮南内经平议》4卷、《杨子太元经平议》1卷、《杨子法言平议》2卷。从其书目录涉及范围之广博，可见作者治学规模的宏大。俞樾虽然学宗儒学，尤其服膺汉学，但对诸子百家并无成见，而采取接纳的态度。他在书序中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91]无怪乎章太炎把俞氏此书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相提并论，称：“《诸子》（《诸子平议》）乃与《杂志》（《读书杂志》）抗衡。”[92]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在治学思路、治学风格上并没有超出乾嘉汉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乾嘉汉学在诸子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延伸。关注诸子学的学者主要是旧式士夫宿儒。所述问题，多为对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鲜有对诸子学义理的深入阐发。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来看，基本上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看待诸子学的，把诸子学视为坚持儒学的一种补充，研究诸子学是为了辅翼儒学。因此，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活跃一时，但只是作为传统儒学的附属学术而存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种研究思路和认识对于诸子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二、诸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对晚清思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学思潮的感染下，学术界成长起一批初步具有近代学术目光的学者群体。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痛定思痛，从文化学术的深层来反省中国的问题，重新估价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和作用。此期的新派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方面的，还是革命派方面的，都非常看重诸子学，竭力攻读之，研究之，试图从中挖掘于己有用的内容。这批人治诸子学的思路、宗旨、方法，与老辈宿儒截然不同，因此，自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后，中国学界的诸子学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

在新派知识分子中，系统研究诸子学的是康有为。他在《孔子改制考》中，不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了论述，还对老、墨各家作了考辨，提出了“诸子并起创教”“诸子创教改制”“诸子改制托古”“诸子争教互攻”等观点。但是，康有为在这里谈诸子完全是从政治着眼，以诸子印证儒家的今文经学，为其尊孔倡教，托古改制的政治主张服务，而且所论主观武断，“自由进退古今”，引起了学术上的争议。谭嗣同、唐才常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守旧士人排斥诸子学为“异端”的谬见。唐才常指出：“尘尘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瞀于科目，沈冥于俗儒，如蛾趋焰，如蚁附羶。其上者能笺注虫鱼，批风抹月，人许、郑而家徐、庾；其下则抱兔园册子，束溼老师宿儒之言，以谋通显；或且睥睨群论，私尊敝帚。与之言西学，则曰异端；与之言周秦诸子，则亦曰异端。而试问彼之不异端而绳矩昌平者，糟粕而已，圈苙而已。呜呼！孔教之晦，学派之孽，斯云剧矣。”他认为，先秦诸子都是从孔学中衍化出来的，与孔学并不矛盾。他说：“是故周、秦诸子，悉荄滋孔氏，而孟子、公羊子，衍太平之仁理，寻平权之坠绪，其嫡派也；墨子、庄、列，精研天人之旨，曼衍格物之词，其支派也；荀子开历代网罗钳束之术，其孽派也。”在他看来，诸子学不仅与孔学同源，而且还能解决现实问题，指出：“故欲捄今日民穷财尽、公私窳敝之病，则必治之以管学；欲捄今日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病，则必治之以墨学；欲捄今日吏治废弛、弄文骩法之病，则必治之以申、韩之学；欲画五大洲大同之轨，进一千五百兆仁寿之民，则必治之以孟子、公羊之学。”[93]谭嗣同在《仁学》则强调诸子学是西学的源头，他说：“如商学，则有《管子》《盐铁论》之类；兵学，则有孙、吴、司马穰苴之类；农学，则有商鞅之类；工学，则有公输子之类；刑名学，则有邓析之类；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性理，则有庄、列、淮南之类；交涉，则有苏、张之类；法律，则有申、韩之类；辨学，则有公孙龙、惠施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94]维新派士人反对排斥诸子学的守旧观点，肯定诸子学的价值和意义，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康有为尊孔改制说的影响颇深，带有不少附会的成分。

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术领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新派知识分子从近代的意义上，重新看待学术的重要性。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并号召中国青年学子学习西方的培根、笛卡儿、达尔文、托尔斯泰及日本的福泽谕吉等思想学术大师，起到“左右一国”的作用，“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95]这种振兴中国学术的强烈要求在新派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有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为例，说明学术更新对国家盛衰兴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学术实质上是“奴隶之学”，从而强调了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主张包含了明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于此期新派知识分子研究包括诸子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从而开拓出诸子学研究的新局面。

此期的诸子学研究是与新派知识分子突破独尊儒学的学术旧格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章太炎尖锐揭露历代帝王尊孔的目的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96]。批判《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97]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的文章，指出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是无稽之谈，并论证儒学并非深不可测，无非是和诸子百家一样的学术派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梁启超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与乃师康有为发生了分歧。他在1902年撰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对康氏创设孔教的主张表示质疑，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停滞不前，“皆有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又说：“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98]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99]

随着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动摇，诸子学研究开展起来。由于摆脱了“独尊儒术”的传统观念，新派知识分子对诸子学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把它们看作是与儒学同样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宝库。邓实甚至把中国先秦诸子学与古希腊学术相提并论，把复兴诸子学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希望。他说：“考吾国当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其术自鸣，如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驾齐驱者也。夫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先后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100]基于这种认识，一些新派学者不囿儒学一格，对先秦诸子及汉唐后非主流学派的思想家展开研究，所及范围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名家、杂家、农家、兵家，及汉唐后的王阳明、李贽、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较为活跃的学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为革命派学者，主要是国粹派的骨干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陆绍明、马叙伦等，《国粹学报》《政艺丛报》是他们的主要论坛。另一部分为改良派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新民丛报》是其主要论坛。见于《国粹学报》的文章作品主要有：

《国学发微》刘师培　第1期　1905年2月

《周末学术史叙》刘师培　第2期　1905年3月

《国学通论》邓实　第3期　1905年4月

《古学起原论》刘师培　第8期　1905年9月

《古学复兴论》邓实　第9期　1905年10月

《王艮传》刘师培　第10期　1905年11月

《颜李二先生传》刘师培　第12期　1906年1月

《老子韵表》刘师培　第14期　1906年3月

《明末四先生学说》邓实　第15期　1906年4月

《诸子言政本六经集论》陆绍明　第16期　1906年5月

《古代政术史序》陆绍明　第18期　1906年7月

《论史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陆绍明　第18期　1906年7月

《徐光启传》黄节　第19期　1906年8月

《答问诸子》王闿运　第19期　1906年8月

《诸子学略说》章绛（太炎）　第20期　1906年9月

《黄梨洲行朝录后叙》邓实　第20期　1906年9月

《中国哲学起源考》刘师培　第23期　1906年12月

《王学释疑》刘师培　第26期　1907年3月

《荀子词例举要》刘师培　第31期　1907年7月

《荀子名学发微》刘师培　第32期　1907年8月

《晏子春秋补释》刘师培　第35期　1907年11月

《水经注札记》王闿运　第38期　1908年2月

《邓牧传》邓实　第40期　1908年4月

《荀子补释》刘师培　第48期　1908年12月

《庄子解故》章绛（太炎）　第51期　1909年3月

《穆天子传补释》刘师培　第50期　1909年2月

《吕氏春秋斠补自序》刘师培　第60期　1909年12月

《贾子新书斠补》刘师培　第61期　1910年1月

《白虎通义阙文补订》刘师培　第75期　1911年2月

《管子斠补》刘师培　第80期　1911年7月

此期梁启超发表的著述主要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第3号（连载）　1902年3月

《周末学术余议附识》　《新民丛报》第6号　1902年4月

《墨子之论理学》　《新民丛报》第49—第51号　1904年6月—8月

《子墨子学说》　《新民丛报》第49—第58号　1904年6—12月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新民丛报》第69号　1905年5月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新民丛报》第77—第78号　1906年3—4月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新民丛报》第80—第82号　1906年5—7月

《中国之武士道》　广智书局1904年发行

《管子传》　《饮冰室专集》第28卷

除此以外，严复写过《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庄子评点》等，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对先秦的荀子、老子、庄子、农家许行、墨子、管子、商君、韩非子、淮南子、王阳明、黄宗羲诸家的伦理思想作了论述，从一个新的学术视角对诸子学作了阐发。在上述提到的学者中，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是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人。

此期的诸子学研究从总体而言，具有视野广阔、思路新颖的特点。

所谓视野广阔是指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在此以前，学界对诸子学的研究范围较窄，主要局限在先秦两汉时的各家，而对汉以后的非主流学派则很少提到。此期的新派学者则不然，不仅对秦汉诸子进行研究，还对汉以后的各家学派进行开掘，极大地丰富了诸子学的研究内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独尊儒术”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再把诸子学仅视为“千古绝学”，而是从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诸子学研究。为此，他们提出了“国学”的概念，把中国学术分为“国学”与“君学”“真儒之学”与“伪儒之学”。邓实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指出：国学是深为帝王所不喜欢的真儒学术思想，“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学是帝王所尊崇的伪儒学术思想，“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也”。“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若夫伪儒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固宠图富贵而已。”[101]他认为，“国学”与“君学”是对立的，“此盛则彼衰，此兴则彼仆”。而受到君学压抑的先秦诸子及后世诸子之学，均属国学之列，应该大力挖掘，发扬光大，发挥其积极作用。邓实说：

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洲原君、原臣之说倡，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推而老、庄、申、韩、荀、墨之学用于战国，则战国非昔日之战国；伏生、申公、辕固生之学用于汉，则汉非昔之汉，又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人不更悲乎。[102]

用“国学”的观点看待中国学术，这就打破了单纯从时间上区分诸子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诸子学的范围。

所谓思路新颖是指新派学者摆脱汉学考据治学宗旨与方法的影响，运用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开展诸子学研究所开出的规模。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此期的研究成果固然有一些关于诸子典籍的注释、考证类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宏观纵论，综合性研究的作品，研究的侧重点是对诸子学的总体论述、探求其内在规律性及其兴衰成败的原因所在，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了一大步。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西方进化论为理论，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中国学术史分为8个时代：“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按：应为8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子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其间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103]他称春秋战国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把魏晋时期称为“老子时代”，反映出作者对诸子学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梁氏还对诸子学的特点作了论述。他按各派发源地区的不同把先秦诸子百家分为南北两派：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归于北派；而把老子、庄子、杨朱、许行、屈原等归于南派。北派的特点概括为：“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重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南派的特点是：“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等。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活跃的学术局面倍加推崇，以深邃的思想分析了“全盛时代”形成的7项原因：（1）“由于蕴蓄之宏富也”；（2）“由于社会之变迁也”；（3）“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4）“由于交通之频繁也”；（5）“由于人才之见重也”；（6）“由于文字之趋简也”；（7）“由于讲学之风盛也”。[104]梁氏的论述着重把握诸子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特点，初步探讨了其发展大概及变迁因果规律，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新意。诸子学中具有民主、科学精神，可资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内容，也同样是新派知识分子阐述的重点所在。如《墨子》中的“兼爱”思想、科学精神；王阳明“心学”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黄宗羲等人的反君主专制主张、《管子》、《商君书》中的“变法图强”思想等内容，都受到新派知识分子们的重视，发表文章予以阐发。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把墨学高度评价为拯救中国的真理，指出：“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唯学墨；唯无学别墨而学真墨。”[105]

从撰写体例上看，打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儒学为重点，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把诸子百家的研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的框架之中，变“以人为主”为“以学为主”。在此以前，中国学术思想史著作多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为范例，其写法是以王朝兴替为断限，以人物为中心，以学派源流为线索来撰写。这种写法虽然长于表现个别学派和学者个体的情况，但却难于从整体上反映思想学术的变化规律和特点。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则打破了旧学术史的体系，把先秦诸子纳入近代学科分类体系之中。他在书中开列的学科计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16门。他认为，近代的这些学科在中国先秦时代早已齐备，并均有系统研究，有些学科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如心理学“唯孔子性近习远之旨立说最精。”[106]伦理学方面，墨家、老庄、杨朱、韩非子、商君、管子等都有创见，但“汉魏以降，学者侈言伦理，奉孔孟为依归，视诸家为曲说，故诸子学术湮没不彰，亦可慨矣。”[107]刘师培最推崇荀子的名学思想，认为它已经具备了归纳逻辑法与演绎逻辑法：“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故立名以为界。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故立名以为标。”[108]在政治学方面，儒家“以德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为至轻”，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又不以法律加以限制，是“不圆满之政法学也”，不足为训。墨家主张平等，“较之儒家，其说进矣。”法家“虽以主权为君，然亦不偏于专制。”[109]在经济学方面，他最赞同管子的“贷国债”“税矿山”的主张，认为这与西方国家“所行之政大约相符”，是先秦诸子各家中唯一“以富民与富国并重者。”[110]总之，刘师培的分析论述贯彻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对儒家学说中的敬天法祖、尊君崇上、重本抑末、禁私禁欲等观念进行了鞭挞，而对诸子百家中带有进步性、民主性的思想因素予以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了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藐视权贵的精神及管子富国富民主张，为诸子学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从研究方法上看，新派学者除了使用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对诸子学典籍进行考证外，还采用了近代科学方法，如比较法等开展研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把中国学术与古希腊、古印度的学术作了比较，指出：“以地理论，则中国、印度同为东洋学派，而希腊为西洋学派；以人种论，则印度、希腊同为阿利物族学派，而中国为黄族学派；以性质论，则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学派。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点，相异之点。”[111]这些论述虽然流于肤浅，但都是用比较法研究中国学术的最初尝试，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他也将其优缺点进行比较，从中得出总体性的结论。他把先秦学术归纳为五点长处和六项弱点。五点长处是：“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问题之倡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影响之广远”。其六项弱点是：“论理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教之界太严”。[112]两相比较，优点大于缺点，先秦时代的学术，尤其是诸子学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辉煌时期。

总而言之，从戊戌维新思潮以后，诸子学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开展起来。在治学宗旨上，新派学者改变了乾嘉考据学那种脱离现实，崇古信古的治学老路，把治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注意发挥学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在治学内容上，西方学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使新派学者破除“独尊儒术”的旧框框，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中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内在规律上来。在治学方法上，他们把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科学方法，如历史进化论、比较研究法、逻辑学方法等，广泛地引进诸子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为民国年间中国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 张穆：《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潘德舆：《任东涧先生集序》，《养一斋集》卷十八，6～7页。

[3] 潘德舆：《与鲁通甫书》，《养一斋集》卷二十二，18页。

[4] 李元春：《学术是非论》，《时斋文集初刻》卷二，1页，道光四年版。

[5] 《大清仁宗睿（嘉庆）皇帝实录》第3册，1768页，台北文华书局影印本。

[6]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20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 《曾国藩全集·诗文》，232页。

[8] 阮元辑的《皇清经解》于1829年刻竣刊，收录清代各种经学著作173种，1408卷，作者74家，基本上反映了道光以前清代汉学的研究状况。

[9] 《籀庼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538页。

[10]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4页，光绪八年四明花雨楼刻本。

[11] 皮锡瑞：《经学历史》，313～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辛亥七月，8页。

[13] 朱琦：《辨学上》《辨学中》，《怡志堂集》卷一，1～4页，同治三年京师刊本。

[14] 引自何秋涛：《籍经堂类稿序》，光绪九年刊本。

[15] 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165～166页。

[16] 同上书，166页。

[17]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卷五，5页，同治十三年扬州刻本。

[18] 张裕钊：《与钟子勤书》，《清儒学案》第4册，290页。

[19] 方濬颐：《学论》，《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一，29～30页。

[20] 陈澧：《东塾著稿·学思自记》，转引自《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175页。

[21] 丁晏：《读经说》，《清儒学案》第4册，11页。

[22] 邵懿辰：《检书图记》，《邵位西遗文》卷上，50页，同治四年刊本。

[23] 吴大廷：《跋邵位西遗文》，《邵位西遗文》。

[24] 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3页。

[25] 顾广誉：《学诗详说自序》，《清儒学案》第3册，875页。

[26] 包世臣：《国子监生凌君墓表》，《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190页。

[27] 徐世昌编：《晓楼学案》，《清儒学案》第3册，44页。

[28] 刘文淇：《句溪新著序》，《清儒学案》第3册，458页。

[29] 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六》，《龚自珍全集》下册，441页。

[30] 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27页。

[31] 同上书，28页。

[32]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5～6页。

[33] 龚自珍：《非五行传》，《龚自珍全集》上册，130页。

[3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54页。

[35]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册，242页。

[36] 魏源：《默觚·治篇五》，《魏源集》上册，48～49页。

[37]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儒学案》第1册，655页。

[38] 魏源：《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109～110页。

[39] 魏源：《书古微序》，《魏源集》上册，113页。

[40] 同上书，24页。

[41]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96页。

[42] 皮锡瑞：《经学通论序》，《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

[43] 皮名举：《皮鹿门先生传略》，《经学历史》附录一，351页。

[44]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8页。

[4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15页。

[46] 同上书，116页。

[47] 康有为：《礼运注叙》，《孟子微》，235～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48] 《康有为全集》第1集，124页。

[49]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50] 同上书，2页。

[51] 同上书，3页。

[52]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53] 同上书，285页。

[54] 同上书，269页。

[55]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56] 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7]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5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2页。

[59] 《戊戌变法》第4册，124页。

[60] 《朱一新传》，《清史稿》卷四四五。

[61]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1023～1024页。

[62] 同上书，1024页。

[63] 朱一新：《答康长孺者》，《康有为全集》第1集，1025页。

[64]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1033页。

[65] 同上书，1032页。

[66] 朱一新：《答长孺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1046页。

[67]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1032页。

[68] 朱一新：《佩弦斋文存·挽联》，1页。

[69] 欧榘甲：《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戊戌变法》第3册，149页。

[70] 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政论集》，149页。

[71] 康有为：《两粤广仁学堂圣学会缘起》，《康有为政论集》，187页。

[72]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时务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73]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28～29页。

[74] 《翼教丛编》序，1页。

[75] 张之洞：《劝学篇·宗经第五》，《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

[76] 《抱冰堂弟子纪》，《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1033页。

[77] 孙家鼐：《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七十二，5页。

[78]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205～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7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461～463页，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0]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151页。

[81] 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一函。

[82]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左盦外集》卷四，1页。

[83]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左盦外集》卷五，1页。

[84]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左盦外集》卷五，36页。

[85] 刘师培：《孔学真论》，《左盦外集》卷九，4～6页。

[86] 魏源：《老子本义序》，《魏源集》上册，254页。

[8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32～233页。

[88] 王先谦：《荀子集解序》，《葵园四种》，78～7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89] 俞樾：《墨子间诂序》，《墨子间诂》，1～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

[9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30页。

[91] 俞樾：《诸子平议》，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92] 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第4册，211页。

[93] 唐才常：《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说》，《唐才常集》，30～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94] 《谭嗣同全集》下册，399页。

[95]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0、116页。

[96]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174页。

[97] 章太炎：《原经》，《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中卷。

[98]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5页。

[99]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77～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0]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8年10月。

[101] 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27期。

[102] 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30期。

[10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页。

[10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1～15页。

[105]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1页。

[106]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申叔先生遗集》第14册，21页。

[107] 同上书，22页。

[108] 同上书，6页。

[109] 同上书，13～14页。

[110] 同上书，77页。

[11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1页。

[112] 同上书，3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