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历史上多次吸收外来语言中的词汇，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增强了它的表达力，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之一。鸦片战争以前，汉语对外来语汇的吸收主要有两次：一是汉代以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词汇融入汉语之中，如“佛”、“魔”、“劫”、“禅”、“阎罗”、“菩萨”、“世界”、“袈裟”、“罗汉”、“庄严”、“法门”、“因缘”、“因果”、“因明”、“彼岸”、“忏悔”等词汇，其影响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有的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二是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译编西书时引进和创造出一批新词汇。一些采取音译的词汇如“斐西加”（今译物理）、“落日加”（今译逻辑）、“斐录所费亚”（今译哲学）等，不易理解，未能沿用下来；而另一些采用意译的词汇则得到保留，被人们所沿用，如“几何”、“对数”、“地球”、“赤道”、“泰西”、“耶稣”、“自鸣钟”、“天主教”、“南极”、“北极”、“远镜”、“比例”、“测量”、“曲线”、“西学”、“螺丝”、“天学”等[57]。这两次对外来语汇的吸收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汉语对外来语汇更多的吸纳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商品、宗教、坚船利炮、学术文化蜂拥而入。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舶来品面前，传统汉语语汇显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发生的这些变化，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亟待引进和创造大量新词汇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参与翻译西书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曾谈到中国旧有词汇不足应用的情况，指出：“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其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迻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除了引进外来词汇外，还需要创造新字词。关于创造新字词，他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然□者未经深究，即离晳者，以其非熟习也。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国之六万字，彼西方尚有十四万字，何从表见于中国之文中乎？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科，中国字缺之者更夥。”[58]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则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他主张：“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59]这些论述反映出晚清社会对新词汇的需求。

鸦片战争后成立的诸多翻译出版机构、新学堂及服务于其中的中外学者，对于新词汇的引进和创造做出重大贡献。墨海书馆、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西书汇集、使用了大量新名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严复、林纾、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中外学者都为新名词的引进创造做出积极努力。晚清时期新词汇的形成与外来学术文化的传播、中国社会变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要受后者的制约。大致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形成的新词汇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反映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经济技术和军事术语为主，也有一些社会政治、日常生活方面的用语。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大量日本书籍的翻译，又从日本引进了一系列新词汇，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语言。

中日甲午战争前新词汇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期间。当时，与中国打交道频繁的主要是英、美、法、俄等欧美国家。清政府主要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军事、经济技术，此类词汇的出现占了绝大多数，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有人谈到此期上海方言时说：“乃自海通以来，不仅中国各地方之语，均集合于上海一隅，即外国语之混入中国语者，亦复不少。例如‘刚白渡’之为‘买办’，‘密司脱’之为‘先生’，‘引擎’、‘马达’之为电气用品，‘德律风’之为电话，或中国本有其名而习用外国语者，或无其名而不得不用外国语者，或无其名而新立一名，其效力仍不及外国原名者。”[60]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广学会等文化机构都为新词汇的形成作出不懈努力。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此期间出版的译书中创造新字词多达1万以上[61]。归纳起来，此期出现的新词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62]。

自然科学、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新词汇：

代数学　微积分　数根（今译素数）　平三角　弧三角　乘方　开方　对角线　斜方形　锐角　钝角　重学　地心　吸力　通物电光（今译X射线）

斜面　压力　活塞　电筒　电管　电堆　电圈　电池　电瓶　马力　测电表

电气　化学　轻气　养气　炭气　硫强水　金类　非金类　植物学　博物学

机器局　招商局　刚白渡　船政局　铁厂　织布局　织呢局　钻铁机　劈铁机

水缸厂　打铁厂　铸铁厂　合拢铁器厂　水力压钢机　发电厂　发电器　转锯厂　车床　企业　洋秤　炸炮　铁甲舰　来福枪　栗色火药　钢弹　洋枪药　毛瑟枪子　沈雷　碰雷　格针（今译撞针）　前膛开花凝铁炮弹　火轮船　火车　火车栈　铸字机　银行　赛珍会　技艺馆　洋行　星宿盘（今译罗盘）　杠杆　齿轮　螺旋　显微镜　镪水　火油　镀金器具

日常生活方面的新词汇：

影戏　自来火　赛马　跑马场　摄影　皮酒（今译啤酒）　德律风（今译电话）　电报　照相　苟苟（今译可可）　弹故辣得（今译巧克力）　保命之行（今译人寿保险）　弧光灯　白热电灯　风雨表　寒暑表　洋车　螺丝钉　启逻迈当（公里）　道克德尔（博士）　立德（升）　迈当　美德（米、公尺）　密司脱（今译先生）　医院　喀马（克）　密斯（今译小姐）

政治、文教及外国史地方面的新词汇：

伯理玺天德（今译总统）　议院　国会　君民共主　议员民政　国民　报馆　新闻纸　日报　电线传递　民主　公法　息兵会　廓密尼士（今译共产党）　莎舍尔德玛噶里会（今译社会民主党）　希腊　雅典　塞尔维亚　斯巴达　葡萄牙　劳尔德士（又译比尔士，即上议院议员）　高门士（即下议院议员）　嘎尔格达（今译加尔各答）　干白雷池（今译剑桥）　密兰诺（今译米兰）　寇伦（今译科隆）　雪梨（今译悉尼）

在以上新词汇中，一些词汇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像“伯理玺天德”、“廓密尼士”、“弹故辣得”、“劳尔德士”等名词，如不加注解很难明白，不便于在社会上使用，旋兴旋灭，在所难免。这类词汇以音译者为多。还有一些词汇，包括某些音译词汇流行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又有了意义更确切、使用更方便的词汇，遂被取代，如“报纸”取代“新闻纸”、“火车”取代“火轮车”、“火柴”取代“自来火”等，即是如此。“德律风”、“密司脱”、“密司”等词皆属音译，都曾在晚清长期流行。当然，经过历史的过滤，也有大量新词汇被保留下来，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一直沿袭下来，最终汇入汉语中，成为中国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资产阶级政治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也出现了新的**。这种新**的一个标志就是反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被大量译介输入，而相当多的内容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与这种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词汇以反映近代中国及世界的政治、思想、学术、社会变革的内容为特色。兹举例如下：

政治方面的新词汇：

革命　维新　进步　改良　立宪　过渡时代　统一秩序　殖民　民权　人权　女权　地权　国权　共和　自治民族主义　社会　独立　政党　主义　虚无党　平等　自由　阶级　帝国主义　公理　社会主义　宪法　联邦　强权

行政法　民约论　政治学说

文化学术方面的新词汇：

天演论　进化论　达尔文学说　生存竞争　优胜劣败　物竞天择　群学

生计学　论理学　法学　新史学　哲学　文明　学战　工业发达史　德育　名学　边沁　卢骚　孟德斯鸠　麦喀士（今译马克思）　科学　研究会　修身

教科书　伦理学　霍布士　法兰西革命　文明进化论　美国独立战史　意大利建国史　英国宪法史　美国独立檄文　卢梭学案　亚丹斯密　华盛顿传　弥勒约翰之学说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词汇中的大多数都译自日本书籍。当时的开明之士大多数人都以读日本书、习日文相标榜。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学日本文之益》的文章，强调学习日文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而中国译出的西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通晓日文后便可以阅读这些“有用之书”。另外，日文与中文相近，易懂易学。梁氏说：“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唯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因此，“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63]这种认识不仅反映了梁启超个人的看法，也是当时中国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随着大量汉译日本书籍的出版，众多译自日本的新词汇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这些新词汇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用中国固有语汇中的词汇，但日本人在使用时赋予了新的意义；另一种是当中国无适当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创造。

属于前一种情况的词汇有“经济”、“革命”、“社会”、“思想”、“悲观”、“文明”、“具体”、“文学”、“列车”、“政府”等。这些词汇全都是中国语汇中的成语，流行既久，约定俗成，但日本人在近代使用时作了新的解释，改变了原来的词义，成为新词汇。以下举例说明：

经济一词，《文中子》：“皆有经济之道”，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语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政治”一词。现代日语中“经济”借用为economy的意译语，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又作“节俭”理解。这些用法为我国所沿袭。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帝王受命于天，王者易姓称为“革命”，原词仅限于界定改朝换代。日语扩大了该词词义范围，凡事物由旧质态到新质态的变革，都称为革命。

社会一词在《世说新语》有“邻里修社会”，原意指人们在社日里集会，即每逢节日，里社之民集会，称社会。这与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差异甚大。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西语“社会”最初被译作“人群”、“群体”，“社会学”译作“群学”。而日文中“社会”一词的含义与西文一致。20世纪初，“社会”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国人才用这个词汇来表示“群”及“群体”。

具体一词在《孟子·公孙丑》中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是四肢都具备的意思，即具有全部形体。后来的具体与抽象相对应，指个别的、实在的、有形的事物。

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词汇非汉语所固有，是日本人利用汉字的组合来表达欧美的语词，由汉字荟萃而成。其构词法，有的是形容词+名词，如哲学、美学、背景、**、硕士、古典等，有的是动词+宾语，如放射、进口、断交、生产、动员等，有的采用复合语，如治外法权、最后通牒、生产关系、自由竞争等。

在晚清，到底有多少新词汇从日本输入，确难统计。如果人们翻开当时的出版物看阅，随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东洋的名词术语。有的论者指出：“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抅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64]由于日文新词汇的流行，使不少以前输入中国的时髦词汇（主要是从欧美引进的新词）逐渐被淘汰，兹举例如下：

晚清时期新词汇中发生的这种更迭，反映出这部分日文词汇具有易懂、准确的优点。它们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有的进入基本词汇的行列。当然，此期的日文新词引进也存在着过于泛滥，简单照搬的情况，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191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作者署名“将来小律师”（彭文祖），尖锐地批评了日译新名词使用中出现的弊病，列举词例59个，其中包括“各各”、“偶素”、“手形”、“切手”、“引物”、“支那”、“让渡”等佶屈聱牙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存在，与中国语言日益大众化、通俗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最终为广大人民所抛弃。

注释

[1] 王筠：《说文释例自序》，同治四年刊本。

[2] 王筠：《说文释例自序》，同治四年刊本。

[3]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自序》，四川尊经书局，光绪八年刊本。

[4]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序》，上海积山书局，光绪十三年（1887）石印本。

[5]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观堂集林》卷八，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328页，北京，中国书店，1987。

[7] 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第4册，2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下册，130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9] 《龚自珍全集》下册，309页。

[1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沈学：《盛世元音自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43页。

[12] 同上书，42页。

[13]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页。

[14] 蔡锡勇：《传音快字自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34～35页。

[15] 温灏：《拼音字谱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61页。

[16] 王炳堃：《拼音字谱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62页。

[17]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2页。

[18]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352页。

[19]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盦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2～4页，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

[20]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2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1] 王照：《出字母书的缘故》，《清末文字改革文集》，33页。

[22] 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清末文字改革文集》，41～42页。

[23] 吴稚晖：《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85页。

[24] 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89页。

[25]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册，337～346页。

[26]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1页。

[27] 同上书，2～3页。

[28]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4页。

[29] 参考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9～12页。

[30] 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50页。

[31] 同上。

[32] 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55页。

[33]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81页。

[34] 王照：《小航文存》，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84页。

[35] 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1页。

[36]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6页。

[37]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6页。

[38]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按语，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213页。

[39] 曾纪泽：《文法举隅序》，《使西日记》，2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0] 沈学：《盛世元音》，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44页。

[41] 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吕叔湘等编：《马氏文通读本》，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42] 同上。

[43] 马建忠：《马氏文通·绪论正名》，《马氏文通读本》，48页。

[44] 同上书，59页。

[45] 吕叔湘等编：《马氏文通读本·导言》，35～37页。

[46]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6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7] 同上书，703页。

[48]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7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9] 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册，698页。

[50] 引自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7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51] 章太炎：《文例杂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49页。

[52] 参见《张涤华语文论丛》，129页。

[53] 吕思勉：《章句论》，引自《张涤华语文论丛》，130页。

[54]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197～19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5] 参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59页。

[56]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附例，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82页。

[57] 所举词例参见邓玉函等译《奇器图说》、汤若望著《远镜说》、利玛窦等译《几何原本》、毕方济等编译《天学略义》等书。

[58] 林乐知：《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卷一八四，1904年5月出版。引文中画“□”者系为漏字。

[59]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盦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3～4页。

[60] 姚公鹤：《上海闲话》，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1] 林乐知：《新名词之辨惑》。

[62] 所举词例参见李善兰译著《代微积拾级》《考数根法》《谈天》《重学》，徐寿等译《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傅兰雅主编《格致汇编》，广学会出版之《万国公报》，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及郭嵩焘、张德彝、曾纪泽、薛福成等人的出使、游历日记。

[63]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80～81页。

[64] 诸宗元等：《译书经眼录序》，《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