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是晚清文化赖以存在的广阔基础和土壤，晚清文化发生的种种变化无不反映着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都可以从晚清社会的变化中找到它的根源。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丧失了主权独立，逐步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由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新的阶级关系，使传统封建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晚清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一、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各国列强接踵而至，鲸吞蚕食，迫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在晚清70余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手段，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从中国索取了大片领土和利益。中国不仅发生了民族危机，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手段中，推行炮舰政策，发动侵华战争，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它们危害中国最重要的侵略手段。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英国进犯西藏、日俄战争等，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晚清期间发动的规模较大的侵华战争。每次战争，各国侵略者往往出动数万、数十万近代化军队，穷兵黩武，大开杀戒，毁坏了中国大量的城市和乡村，给亿万生灵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各种不平等条约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标志。据王铁崖先生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书统计，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协定、章程、合同共有533项，绝大多数都是不平等的。强迫中国订约的国家既有英、法、俄、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强国，也有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实力稍次的西方国家。它们或者用野蛮的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就范；或者制造借口，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乘人之危，取渔人之利。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把对中国的侵略加以“合法化”，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是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时期民族危机深化的重要标志。从英国逼签《南京条约》割占香港起，先后有英国、俄国、日本等国，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掠去中国大片领土，到1914年俄国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为止，被各国列强侵占的中国领土约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的16％。除了强占中国领土，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沿海重要港湾大都变为它们的租界地，中国已处于被鲸吞蚕食的危境。“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谭嗣同发出的这种感慨，是对中国民族深刻危机的真实写照。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如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银1670万两；中英《烟台条约》赔款银20万两；中日《马关条约》赔款银2亿两；与英、俄、日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银4.5亿两，本息折合高达9.8亿两。以上7项赔款合计白银12.5349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以1901年计）的10倍以上。

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借款合同，向中国输出资本，操纵中国的内政。这种奴役性的借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急剧增加。仅在1898—1911年的十余年间，清政府举借外债多达110项，所借债额累计超过白银12亿两。[2]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极为严重。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还竭力从政治上干涉中国的内政，实现对中国的政治控制。1843年英国从《五口通商章程》取得领事裁判权，中国独立的诉讼司法制度从此遭到破坏。此后有19个国家先后取得这种特权，在中国设置“领事法庭”，实行独立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治外法权。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政治特权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各项内政决策的制定执行，而且连中国政府设何种机构，拥有多大权限，任用何人都要干涉。实际上，晚清时期的中国内政已经处于各国列强的控制之下。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情况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对中国实行文化上的侵略。它们派传教士来华，输入西方文化，设立各种文化机构，妄图用基督教来征服中国，把它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强加到中国人的头上，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3]

中国的民族危机，外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其内因则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然。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压榨广大人民。而其统治集团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更是日趋腐败，走上与外国侵略者妥协的道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丧失了最后一点抵抗意志，完全听从列强的摆布，成为“洋人的朝廷”。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秩序已经基本形成。可见，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导致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根本原因。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汇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晚清70余年间，抵抗、革命、社会改革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使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因此，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引起文化领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闭关大门的被打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是由于外来入侵者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他们在中国办的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宣扬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理论，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精神征服；另一方面是由于处于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的先进中国人，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反思，大胆探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积极主动地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耶稣上帝、声光化电、民主自由、报刊学堂，凡此种种，都是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它们一股脑儿地涌入中国，并逐步在中国植根，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其二，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传统儒学具有独尊的社会地位。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鉴于民族危机的深化和愤于清王朝的腐化衰败，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的出路，对儒学采取了怀疑、批评的态度。他们主张用民主取代专制，用平等取代纲常名教，对儒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动摇了儒学在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1905年，清政府迫于新潮流的冲击，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对儒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居于主导地位，其统治地位的动摇不能不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质的变化。

二、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近代性质的新政治、新经济及新的阶级关系逐步形成。这些变化为晚清文化领域的新陈代谢提供了重要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产地，把大量剩余商品运往中国，使中国许多传统手工业因洋货的流行而萧条、破产。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结果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减少了农业中的自给成分。从中国掠夺的产品经过买办、外商之手，最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业国的重要原料。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反转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使这些生产部门不得不产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中国传统农业再也难以保持从前的独立地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最显著变化还是近代工业的出现。鸦片战争以后，首先在开放口岸出现了外国资本家开办的企业，如柯拜船坞（英）、厦门船厂（英）、浦东铁厂（英）、望益纸馆（葡）等。它们虽然规模都不大，属于加工修理性质，但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举办了一批近代军用、民用企业。随之，一批地主、商人、买办、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间，无论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企业，还是外国资本的企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新成分。

晚清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这种变动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社会旧有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新的流动趋向；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固有的两大基本阶级。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大变局对这两个阶级的存在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主阶级受到清王朝的扶持，其经济、政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土地集中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地主阶级力量加强的重要表现。然而，由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成长，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导致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有所成长。

农民阶级是晚清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阶级，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土地集中日益严重，农民处于不断贫困化的状况。有人对贫苦农民的艰难处境作过这样的描述：“至于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庇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秕；种种苦况，吞声独受。”[5]破产的农民有的沦为无业游民，有的则流入城市，转化为近代工人阶级。

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晚清时期出现的新兴阶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6]

由于东西方社会情况不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外来资本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从阶级构成上说，就是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买办阶层形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个社会集团是依靠外国资本的扩张成长起来的，附属于帝国主义势力。由于晚清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买办阶级不但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而且向政治领域渗透，成为沟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之间联系的桥梁。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僚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举办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不过，晚清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处于形成初期，还不能与民国年间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旧中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的资产阶级。它的主体部分，即工业资本集团，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从1869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是民族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出现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00余家，雇工近3万人，资本总额700多万元。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895年至1913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共549家，资本总额达到12 028.8万元。[7]比前一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然而，民族资本企业一般规模小，资本少，实力薄弱，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在晚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发动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表现出一定的反封建的意志和勇气，另一方面又在斗争中反映出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近代无产阶级也是在晚清时期形成的一个新兴阶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就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大的维修加工企业，廉价雇佣中国工人，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人。19世纪60年代后，在清政府的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近代工人。到1913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的工人已达到50万至60万人之间。[8]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如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组织性纪律性强，无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优点。这就是：（1）与广大农民阶级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其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破产的农民。（2）分布集中，在地区分布上多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几个交通中心城市；在产业分布上多集中在纺织、矿山、铁路、造船、航运等行业。（3）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9]晚清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在阶段”，尚未独立开展政治斗争。尽管如此，中国无产阶级仍然为反对中外资本家的压榨，维护自身权利，进行了许多斗争，同时还参加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初露锋芒。

清末烟厂女工

在上述阶级中，对晚清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阶级主要有两个，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封建旧文化的维护者和代表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竭力保护儒家思想体系和纲常名教的伦理道德，反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开明者试图通过提倡“中体西用”论，变通传统观念，来适应新的形势，达到延长封建统治的目的。这种主张从本质上讲，依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不仅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也使近代文化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不仅积极开展政治斗争，而且开展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他们提倡新学术、新思想，用西方进化论、民权论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和旧的伦理道德，开展了一系列新文化建设工作，为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10]

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则并非指一般性的劳动创造，而是指特殊的劳动创造，即脑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创造。这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与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生产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知识分子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和载体。没有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科技等各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引起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一定社会的文化发展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晚清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用各种手段扩大和加强其统治基础——士绅集团，如提倡尊孔读经、科举取士、增广“正途”学额、推行“捐纳”等，以挽救旧式“士”集团的衰落；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步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于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湖南时务学堂部分教员——晚清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留影

所谓近代新型知识分子是指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或具有近代知识结构和新的思想观念，从事一定的近代文化活动的脑力劳动者。鸦片战争后，新型知识分子已经在中国出现，如容闳、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严复、康有为等人，或者通过出国留学，或者通过接触西方文化，改变了旧的知识结构，具备了一定的近代文化知识水平，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数量少，而且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群体意识尚不明显。在甲午战争后，由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近代性质的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科技、翻译、医疗、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有力地冲击了旧的“士”业。一些新的社会职业，如教师、记者、编辑、出版商、作家、翻译、医务人员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读书做官”不再成为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选择，从事新职业的人与日俱增。以教育为例，1907年全国各种学堂有教职员124 388人，学生1 024 488人；而1909年教职员达到186 501人，学生达到1 639 921人[11]，分别增长了49.99％和60％，这种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此期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发展之迅速。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更为鲜明。过去他们都曾对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抱有信心，战争的惨败及战后的局势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的是非得失。他们批评洋务派官僚实行的所谓“变法”，是“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只不过是用“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消极办法支撑“瓦墁毁坏，榱栋崩析，将就倾圮”之“千岁老屋”。[12]洋务派从他们过去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变为指责的对象。他们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称赞日本“自受各国欺凌，痛定思痛，幡然变计，于是改正朔，易服色，变祖宗法制，仿西国规模，迄今不过二十余年，而大局一新，百废俱举”。[13]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所谓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也。”[14]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民众的力量，借用民众的力量来救亡图存，推行政治改革。梁启超在《说群自序》一文中指出：国家、天下都由人群组合而成，要保住国家、天下，必须要“能群”，“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它群之利也”。[15]康有为在保国会的讲演中痛陈民族危急的紧迫，中国遇到“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强调“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16]这种强烈的群体意识是甲午战争前的新派人士所不能企及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新型知识分子或者以政治改良为宗旨，或者以民主革命为旗帜，纷纷结社组党，组织起来，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新型知识分子的这种觉醒和集结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推动意义同样重大。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办学热、办报热、出版繁荣、小说盛行的局面。学术界、文艺界喊出了“史界革命”、“诗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的口号，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开拓出一些新领域。可以说，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直接开拓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奋斗，辛勤劳动，近代新文化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