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饰

1．发型　中外文献，有关蒙古人发型的记载并不算少，但仅限其形式及称谓，内容并不丰富。据南宋人孟珙（王国维考为赵珙）《蒙鞑备录》记载，蒙古人的发型，上自成吉思汗，下至普通百姓，男子人人皆剃“婆焦”。所谓“婆焦”，其形如当时常见的汉人儿童的“三搭头”，具体形式即在前囟门留一缕，两额角上各留一缕，中间一缕稍长便剪短，使其不致遮住视线，两边则下垂至肩，或任其散披，或绾双环垂肩，因此汉人又称其形式名“不浪儿”。另一种形式是将前顶额头上剃去，其余长发分缕结辫，有结双辫的，如上述形式，也有结一辫自后脑下垂于背的。以上几种形式除文献记述外，传世元太祖、成宗、世祖画像，元刻本《事林广记》一书对弈图中的蒙古人，都可以作为例证。

有关蒙古妇女的发型记载不多。《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33]，“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这种剃前额发的形式，与上述男子发中的后一种有共同之处。辽代妇女也有这种发型。以上记载，都是蒙哥时期所见，是蒙古帝国建立前后的情况。在元代的绘画资料中，蒙古族妇女的发型已有所变化。常见的有绾发或盘髻于顶、包巾、有簪导。盘发先从前顶中分，向后梳拢，再回盘于顶，并贯一发簪。盘结之后，有的扎彩带，有的包纱巾或扎花其上。从结婚以后妇女剃前顶发推想，结婚前的女子，应当是系发满贮的形式。至于结辫也是方便之事。

蒙古人的帽子样式则有多种，而且男女有别，特别是妇女有一种十分突出的帽子。蒙古人的帽分冬夏，冬帽有皮毛和毡帽，分圆顶、尖圆顶、圆顶带后檐如箕形，如传世成吉思汗所戴，被认为是《元史·舆服志》里的“白金搭子”。夏天有毡笠，亦名钹笠，因其形似乐器铜钹而得名。檐宽可以遮阳，有时后部还附以布护颈，以防风沙蚊蝇之灾。顶有顶珠、珠珞或雉尾，还有一种胡帽。《元史·后妃传》里说，忽必烈常因日光照眼不便骑射之苦，诉与察必皇后，于是皇后在他的帽前加檐，问题解决了，便下令以此为式进行推广。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草木子》书中记载：元代官民皆戴帽，其帽式圆，或前圆后方，形式不一。前圆后方式，或即“白金搭子”式。在绘画中，见有方顶四拼戽斗形式的高顶帽，五折或六折瓦棱帽和圆形缨顶帽。瓦棱式帽类似当今冀鲁豫邻区农村的多棱草帽。

戴帽女黑陶俑（元）

金飞天头饰（元）

2．服饰　《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姑姑”。“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纻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1245—1247年，一位罗马教廷派往蒙古帝国的使者，记述了他所见到的蒙古人服饰，男人和妇女是以同样的式样制成的。男子长袍“二侧从上端到底部是开的，在胸部折叠起来；在左边扣一个扣子，在右边扣三个扣子，在左边开口直到腰部。各种毛皮的外衣样式都相同；不过，在外面的外衣以毛向外，并在背后开口；它在背后并有一个垂尾，下垂至膝部”。当时的蒙古妇女，多“胡服胡帽”，紧袖身宽而长，有一种大袖衣如汉人鹤氅。而与男子不同处是女袍衫多左衽，还有宽袖、窄袖对襟衫。作为装饰多披云肩。有长裙、穿靴。见于绘画中的蒙古人袍式，常见的皆窄袖、右衽，领式有方有圆、束腰带。有的自腰间打折（襕）似裙，领口如云肩，类似马褂而长过膝。另外还有一种比肩、“比甲”，是察必皇后为忽必烈而改制的，“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襟”。此式便鞍马而利骑射，很快成为时尚。[34]

刺绣夹衫（元）

3．官服制度　元初无冠服之制，皆草创而从旧俗，忽必烈既称帝改元，又“混一天下”，于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始定服制。礼服，天子衮冕。朝服，皇帝通天冠，绛纱袍。百官梁冠，分七梁貂蝉笼巾，俱青罗衣、加蔽膝、环绶、并执笏。公服，戴漆纱展角幞头、穿盘领右衽大袖袍，偏带八胯朱革鞓。一品服紫，大独科花径五寸，玉带或花或素。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花犀带。三品至九品亦各有区别。

在列举了元代蒙古人服饰和舆服制度之后，还应当介绍蒙古贵族聚会服饰“只孙衣”，这是皇帝举行只孙或诈马宴会上的服装。《元史·舆服志》说：“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大宴地点在宫内或草原上，如在草原，便建起可容上二千人的大毡幕，参加者亦设毡幕于四周，此时形成一个很大的蒙古包群。宴会一连举行三四天，与会者每日一易服色，如第一天皆穿白色天鹅绒衣，第二天穿红色天鹅绒衣，第三天穿蓝色天鹅绒衣，到了第四天则穿最好的织锦衣。周伯琦《近光集》记载说：“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每日一易服，三日而罢。此时皇帝御服观阅，教坊奏乐，百戏竞技，这就是只孙宴和只孙衣展示的盛况。

二、饮食

在蒙古草原上，草地四月始青，六七月又黄，从气候到生态环境，是一个最适宜牧业的地区，牛、马、羊、驼是蒙古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蒙古人的饮食生活，自然与牧业经营相联系。

饮食以肉，乳食品为主，同时也辅以米面。虽以肉食为常餐，主要是羊肉，平时很少宰牛，因为牛要进行再生产，要不断地产奶，像土地生产粮食一样，向人们供应奶食品。至于马除供骑外，也向人们提供最富营养的奶，非大祭更很少杀掉。

作为生活来源，蒙古人兼营狩猎。草原和森林中，野生黄羊、野兔、野猪、麋鹿，还有地羊，都是他们猎捕的对象。

肉食制作，以烧烤或煮炖方法，然后每人以刀切割而食，如今日的“手扒羊”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由主人或一人切成小块，另一人用刀尖挑送给每个人，食罢饮汤。奶食品有鲜奶，用鲜奶经过加工而成的奶酪、奶油、奶干以及奶茶。这些加工产品，有的则像粮食一样进行储存，以供常年食用。奶粥、奶茶兼食。奶酒是蒙古人的主要饮料，最好的奶酒是马奶酒，其营养价值也最高。

米面食品，有炒米、炒面、米粥。米是粟米，不是大米，炒米可泡奶茶中或干食。炒面可以干食或做粥。另外面食中还有首思、包思即面条、油饼之类。

草原上也生产蔬菜，如萝卜、白菜、葱、蒜、韭菜等。名贵的特产有沙菌即蘑菇。

奶酒、蘑菇、黄羊肉，在元代最是汉人到草原上垂涎欲滴的佳品。

以肉乳为饮食的生活，使蒙古人体格健壮，但到蒙古人中间生活的汉人却不习惯，他们“必米食而后饱”。但蒙古高原在元代农业很不发达，仅有个别城市周围耕种土地，而以汉人为劳作，大量粮食要从今天的山西、河北一带运去，而且每年数量很大，途中粮车不断。

三、婚姻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婚姻，有高下贫富的不同。他们所实行的是族外婚制，皇亲“不取庶姓，非其族也，不居嫡选”，“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公主”。虽族外婚，也是门当户对，部酋显贵之间，普通人家之间，分别相互联姻。如元朝皇后多是弘吉拉氏，这是自元太祖时被认定下来的。初怯薛禅随太祖时，太祖与怯薛禅议定：“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后来怯薛婵生女，成为太祖之后弘吉拉氏。从此事也反映出一种指腹为婚的风俗。

指腹为婚之外，一般婚姻，要请媒人议婚，议定后先下聘礼，富家以马牛羊驼及钱帛为礼，及结婚，女家亦以马牛羊驼及车帐，乃至侍婢陪嫁。成婚时有一种风俗，先由女方家长备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并请来由女婿率领的男方亲友，带着财礼前来赴宴。大家饮酒欢乐。宴终，女子的父亲当众告诉女婿说，现在我的女儿将成为你的妻子，但不知她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找她，找到了你们就可以成婚。实际情况是，在举行宴会中，女子特意偷偷地溜走，到另外的地方，在亲友家里躲起来了。于是男子跨马追寻，甚至有寻一二日不见者。寻到之后，要以酒羊谢亲邻，亲邻亦以礼品回赠，并以马纵之于野，令男子在旷野中将马捉住，女子骑上，双双同归丈人家。同时将马尾系住的女子衣衿用刀子割断，然后由妇女们簇拥他们入帐，行交拜之礼，也有不进行追寻过程而成婚的。女子到夫家，要穿红袍，戴姑姑冠，入室先向灶叩拜，再拜公婆姑舅叔伯诸长辈，受礼物而毕。还有一种形式，即成婚后，婿在妻家，至生子后始双双回到男家。

至于贫寒人家的婚姻，他们自然没有丰厚的财礼相送。一般是由亲友到女方家把女子接来，举行简单的婚礼，小备酒席，也就算成婚了。

蒙古人婚姻中，一夫多妻特别在富贵家比较流行，另外仍存在着父死娶庶母为妻，甚至娶多少都允许。兄死可以妻其嫂。这种妻庶母，妻兄嫂风俗，在当时是明令禁止在汉人间实行的。元代关于婚姻问题，规定“各从其俗”。但在蒙古人中的一些婚俗，如妻后母及兄嫂一类，也有所变化。如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六月，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上言，提出改变将罪臣之妻妾断与他人为妻，认为这种“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与国朝旌表妇人贞节之旨相背，主张取消这种举措以倡妇节。到了十二月，就有诏曰：“皇姑鲁国大长公主，蚤寡守节，不从诸叔继尚，鞠育遗孤……朕思庶民若有是者尤当旌表。”[36]公主不从夫死为小叔之妻，反而受到赞许，并主持在庶民中加以提倡，显然是对旧俗的一种冲击。当然一种传统故俗的改变，绝非一纸诏令就能根绝，事实是这种收继婚俗不仅在元代一直流行，就是到明代，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四、丧葬

《元史·祭祀志》里说：“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祀稍稽诸古。”这里所说的国俗，是指仍遵守蒙古族故有的传统习俗，“稍稽诸古”则是参照汉礼而有所改变。从元代各民族的丧葬礼俗情形，便能够看到一些差别。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和统治的朝代，国中民族成分复杂，除汉人外，还有畏吾儿、回鹘、女真、苗、藏，乃至从中亚地区来的不少“色目人”。对各民族的丧葬之事，一直采取“各从本俗”的政策。同时对于以大量金银珠宝殉葬，在墓上进行砖瓦建筑，停尸备葬过久，大量烧纸马金银冥物和墓地范围等事也有所限制。

至于蒙古族丧葬风俗情况，《元史》中仅简略记载皇帝丧葬情况，对蒙古人丧葬礼俗及一般人的情况则绝少提及。孟珙《蒙鞑备录》记载：白鞑靼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剺其面而哭”，因此常见其人面腮上留有刀痕。西方史书中记载，蒙古人丧，亲属会聚悲哭，举行悼念，停尸以乳、肉供祭，然后选一个秘密地方埋掉。富裕之家，把死者置帐中，前面桌上放一盘肉和一杯马奶，下葬后还将死者病中住过的毡帐，甚至将母马及小马、马鞍辔一起埋掉。或者将宰杀的马皮，四肢用木柱撑起，腹中用草塞填后放在墓地上，一切视死如生。[37]如武士战死，将戎装、武器乃至坐骑殉葬。葬毕，参加送葬者，要从两堆火之间走过，名曰“消灾”。据记载蒙古人墓而无坟，亦无守坟丁忧之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与汉人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蒙古人的丧葬风俗也受汉俗的影响，甚至很少区别。在辽宁凌源、内蒙古赤峰等地发现的元代蒙古人墓就是例证。这些墓由斜坡墓道和砖筑单室方形墓、穹隆顶上留一个“天窗”，与生前蒙古包有天窗性质类似。墓室后部砌尸床、无棺具而陈尸尸**。有单人葬，也有合葬，男左女右。殉葬品有生活用的瓷器、铜镜、铜币、铁车马具、鞍具、狗和五色镇石等。墓室绘壁画，绘夫妻对坐饮宴、探视卧病者，奏乐、游乐、听说唱、出猎等。从《出猎图》的画面来看，途中小憩在挂有“春风馆”布幌的野店中。行猎时主人随猎手挎弓矢，执猎鹰，趋猎犬，追鹿兔，及大获而归，家人携酒奏乐迎接的场面。画中的人物，其容貌、服饰都是蒙古人和他们的装饰。[38]已发现的蒙古人墓葬说明，他们的葬俗已与辽宋金代普遍的葬俗，即墓葬情况已无多少不同，或者说已深深地受到汉俗的影响。

由于宗教的影响，火葬也流行于蒙古人中。死者在请喇嘛诵经之后进行火化，然后拾起遗骨灰或埋葬，或和泥土制成小塔置之寺中。

父母死后，亲眷素服去冠七日始复，并散其生前遗物予亲友和巫者、喇嘛。若子女死，送葬之后，他的父亲则持刀向门外作三次劈砍动作，以示驱其灵魂不归。

帝王丧葬。大蒙古帝国皇帝成吉思汗，史书记载说他是一个用兵如神，深沉又大度的人。他统一蒙古各部，横跨欧亚，“灭国四十”，权力至极。但在他死后，却不像许多历史上的帝王那样，建造豪华广大的陵墓和陵园建筑，而是简殓密葬，使外人莫知其处。《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于1127年7月，当灭西夏在即之时，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葬起辇谷。其后自太祖以下诸帝，除蒙哥葬地失载外，皆葬起辇谷。《元史·祭祀志》里还记载，蒙古帝王死后，用香楠木一段分为两半，以死者之体形凿槽为棺，殓时戴皮帽、穿貂皮衣、系腰带、皮靴袜。随葬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然后用四条金箍将木棺捆封，覆盖着金线锦，放在用白毡镶银黑色丝锦为帐的灵车上发丧。灵车由一个蒙古骑马巫媪，牵一匹金饰鞍辔，罩金丝锦的（引魂）金灵马为前导，途中每日三次以牲羊奠祭，到达陵地后，将开挖墓穴的上层土块依次排放，下棺后再依次复原位，剩余之土，远弃他处。葬毕众人远退五里之外，每日烧羊供祭，守三年后护陵人始离去。这时被开启的墓地，草木如旧，使人很难辨认出墓穴所在。对于这种葬俗，因其神秘，所以也有多种记载，诸说不一。有的说送葬途中，凡遇到行人便予杀掉，以免走漏行迹。有的说葬毕以群马踩踏，待草再生地貌如故。有的说随葬一幼象，再来时由母象嗅其所在。还有记载说陵地插矢以为垣，阔逾30里，逻骑以为卫，等等。

成吉思汗丧葬礼俗，在蒙古贵族中也有效法的，其以圆木两片为棺具也在蒙古人中流行，但到目前为止，无实物发现，仅见一例在元代壁画中。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塞（百眼井）石窟，第31窟有一幅元代绘画《丧葬图》，图中有木棺一具，“木棺头粗尾细，由一圆木中分而成，棺头年轮清晰，木棺中间有三道长方形箍”。[39]画面中还有白色蒙古包二座，寺庙、宫殿各一所，宫中有一妇人垂头痛哭，棺后左立一束袖袍服、戴笠帽男子，右立二僧人。三人后有方形圹穴，四只白鹤将穴中一“伏尸”衔起，圹穴右角跪一诵经僧人。这幅画不仅具体丰富了蒙古人的丧葬风俗，也为元代蒙古人棺形作了例证。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可以肯定，元代帝王无地上陵园建筑之设，但其葬所却众说不一。史载葬地“起辇谷”，从字面讲，起辇即汉文所说飞龙之地，是成吉思汗发迹故地，这与“忒木真生此，故死葬于此”的记载一致。也是他生前喜爱之地，他曾行猎憩息此地有过此念。具体所在，《黑鞑事略》说在泸沟河侧山水环绕处。拉施特《史集》说，在成吉思汗出生地不远，并曾常猎地不儿罕·合勒敦山中，西南有土剌河（鄂尔浑河），东有斡难河（鄂嫩河），南有怯录连河（克鲁伦河）。学者认为，即在今蒙古国东部肯特山中。上述河流，皆发源于此山，这里林木茂密，幽谷深邃，又是蒙古故地，选为埋身之所也在常理之中。

现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有一座成吉思汗陵，该陵始建于明成化六年（1740年）以后，由漠南察哈尔部所建会盟和奉祀成吉思汗影堂（八白室）纪念地，至清定为成吉思汗陵地，并设扎萨克一员护守。1939年为免遭日寇破坏迁至甘肃榆中县兴隆山，十一年后又迁至青海塔尔寺中。1954年4月1日，又由内蒙古自治区组成代表团，前往塔尔寺迎灵，安放在中央专款修建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中，成为纪念成吉思汗的圣地。

注释

[1] 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卷一○八七七，一○七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2] 路振：《乘轺录》，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

[3] 《辽史·仪卫志》。

[4] 冯永谦：《辽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窝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田淑华、成长福、张秀夫：《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文物》，1982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5]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6] 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永乐大典》卷一○八七七。

[7] 苏颂：《栾城集》卷十六。

[8] 《辽史·食货志》。

[9] 沈括：《熙宁使虏图抄》。

[10] 王曾：《契丹国事》，扫叶山房校刊本。

[11] 转引自《辽史拾遗补》卷五。

[12] 参见《魏书》《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各书《契丹传》。

[13] 《辽史·耶律不哥传》。

[14] 贾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

[15] 张松柏：《辽怀州辽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16]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鸟居龙藏：《辽之文化图谱》，日本东方文化院、东京研究所，1936。

[17]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1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19]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贝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期。

[20] 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21] 《辽史·兴宗本纪》为重熙元年（1034年）。

[22]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23]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崔文印校正本，1986。

[24] 《金史·世宗本纪》。

[25] 《宋史·陈亮传》。

[26] 罗哲文：《中国古代帝王陵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

[27] 参见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金墓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8期，图版壹、图版贰壁画。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30] 李志清：《西夏墓封土、设色及置位探讨》，《考古学集刊》第5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韩兆民、李志清：《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考古学集刊》第5集。

[31] 参见《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

[32]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33] 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蒙古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4] 《元史·后妃传》。

[35] 《元史·舆服志》。

[36] 《元史·文宗本纪》。

[37] 《出使蒙古记·蒙古史》，参见《多桑蒙古史》上册，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38] 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9]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