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契丹人的社会风俗

一、服饰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辽道宗大康元年）宋遣使臣沈括以“回谢国信使”之名，前往辽议划代北蔚、云、应三州疆界事。他在此行中记载契丹“其人剪发、妥其两髦”[1]。亦即《宋史·宋琪传》所说的：“渤海酋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为契丹之饰。”髡发、剪发，即剪剃去头发。“妥其两髦”，即留下两缕短发拖垂着。这是两处似具体而又难以具体说清楚的文字记载，因为剃剪的和留下的头发在什么位置不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求助于绘画资料。传世的辽代胡瓌《卓歇图》中有髡发男子多人，他们头顶剃光，仅在两耳上方留大约四五厘米一片头发，下垂至肩部，任其摆动，也不至影响活动。辽初契丹族著名画家耶律倍所画的《射骑图》中契丹人的发型也与《卓歇图》中一样。

乾统七年四凤铜镜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在发掘的辽墓壁画中，契丹人发型资料也随之增多。较早的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契丹男子发型与上述轴画中所见不同，该壁画是剃光头顶部、下部留下，将额头上部剪短，两鬓部分留长散垂过肩，这与早在辽圣宗陵内壁画契丹人发型是一样的。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七号辽墓的壁画中，契丹人主仆髡发不同，也与上述发型有别。墓主人剃去颅顶发，前额上及两额角留发，再修成两个弯眉形，中间仍相连接，然后留长缕结辫披在耳后，侍从及驭手，在两额角上方留两片发，再结辫顺两鬓披下。另外在辽太祖陵前石刻中，还见有一件残躯背后，有一条发辫沿脊而下，这种情形与前额两角各留一缕，颅后留一缕的发型也可能类似。

女子的发型虽然同样髡法，但与男子差别较大。在壁画中看到的女子发型，由于多戴帽、扎彩帛或戴花饰，只能大致看出盘髻于顶的形式，而不像男子髡发能看清楚。壁画中契丹女子发型，较清晰的如1974年发掘的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主室门外东壁，共画4人，3人在前，1人在后，皆微侧面向右。发掘报告指出，“前西一人为女，于额前分发”，似一种分发于两侧后的双垂髻发型。从面型及服饰看，其他3人也是女子。前中女子发型是前额剪短，余盘髻于顶，裹巾，年龄较大，与东侧女子发式相同。女子发型的真实情况，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个，是内蒙古察右前旗豪贝营6号辽墓的契丹女尸。其发型是将额头上部宽5.5厘米一段剃去，将所蓄长发集束头顶，用纱带捆扎，另从右额角分出一绺编成小辫，经前颅向后绕回头顶压在已束的发上，扎后的长发和其余长发皆散披脑后及后两侧，发长及肩。前额所剃部分，发茬长近一厘米，如再生长长一些，大概就像上述叶茂台四女中的前两人的发型。

辽代契丹人的服饰，皇亲贵族与一般契丹平民，有不同的情况和变化。平民一直保持本民族适应于游牧生活的故有的衣饰习惯，皇帝和官僚显贵汉化之风逐步加速。最初辽太祖还注意保持传统旧俗，对汉服、汉语都有戒心，唯恐上行下效，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他本人本来汉语很好，但在与汉人交往中却不说汉语。据《辽史》记载，自辽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宫开始用汉服，皇后与北班契丹臣僚仍服国服，即原契丹民族服饰。太宗会同九年（947年）十二月进驻后晋都城开封，次年一月，便用汉礼服礼仪在崇元殿受百官贺，将晋帝石重贵及母、妻、子、宫女、内宦、东西班官、医官、控鹤人、庖丁、茶洒司人、健卒共一百余人送往黄龙府。三月又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所有这些，都对辽文化的发展和汉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史·仪卫志》云：“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这种制度，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在服饰制度方面的具体反映。按国制即契丹服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和吊服。

金面具（辽）

内蒙古哲盟陈国公主墓出土

辽帝、后等服饰，有宋人亲见笔录。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遣知制诰路振使辽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贺圣宗生辰，几见圣宗、承天皇太后及辽、汉臣僚、侍从婢女及年十几岁的皇弟。初见圣宗于武功殿，圣宗汉服，黄纱袍，玉带，络互靴。参加会见的有契丹及汉服官员。又见皇太后萧燕燕于文化殿，太后冠翠玉充耳，衣黄绵小褧袍，束白绵带，方床累茵而坐，以裙环覆其足。旁立胡婢，皆五色练缠发，盘以为髻，戴金耳珰。纯练彩衣，束以绣带。皇弟年十余岁，胡帽锦衣。再一次于武功殿参加武功殿庆贺圣宗生日宴会时，萧太后冠凤大冠，冠有绥缨，垂覆于领，凤皆浮动。衣黄青凤袍，貂裘覆足[2]。两见萧太后服饰各异，且为《辽史·仪卫志》所不备。记录中未记圣宗冠式，按《辽史·仪卫志》载，皇帝汉服，冠有翼善，折上巾，不知所戴是哪一种。

在文献记载中，多为礼制服饰，而且是限于官服。实际生活中的服饰内容，远比文献记载要复杂、丰富、多彩。这些情况，为考古发现的大量辽墓壁画所证实。至于一般契丹人服饰，如在内蒙古奈曼旗发现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墓的壁画所见，《牵马图》从者髡发，穿青色圆领窄袖袍，白色中单，绿色裤，白靴。西壁侍从髡发、穿青绿色圆领窄袖过膝短袍，白色中单，黄色裤，黄色靴。前室男仆，髡发，穿圆领窄袖蓝色长袍，白色中单，黄色腰带，黑色靴。女仆汉装，有双髻垂于耳后，穿浅黄色大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黑领夹袄，淡赭色腰带下垂，绿色浅底圆口鞋。内蒙古察右前旗出土契丹女尸，自外及内穿：绣花丝棉长袍，黄色罗底面，浅黄色绢里。绛紫色丝绵长袍，绛紫色紫罗面，黄色绢里。中黄色丝绵长袍，中黄色罗面，浅黄色绢里。黄色丝绵罗短袄，绢里。轻罗短衫，圆领，领边宽4厘米折叠4层。浅黄色绢短衫，圆领，领边折叠四层，宽5厘米，卷边缝合。绢裙，由四幅拼缀而成，长115厘米，展宽235厘米。棕色罗面丝绵背心，前胸一片，上略呈弧边，下呈大弧度圆角衣垂。前有扣带二条，背部对开式。另有绛紫色罗手套，分拇指与四指合一套。黄色罗面丝绵软靴，腰高19厘米。包头外三层浅黄罗面，一层紫罗里，深蓝色丝织带圆形，顶部有收结。当然同时穿六七层衣服，恐怕不是生前，而是死后厚葬的结果，从这些衣服中，反映了服式的复杂情形。

至今发现的契丹人的帽子都是官僚显贵们的鎏金银冠[4]，形式有圆筒高翅形，即筒形圆顶，两侧附以近似长方形高于帽顶的鎏金银冠，翅上有麒麟及缠枝花纹；另一种鎏金银冠，自前正中高起出尖，两边向后分折三折海棠曲线，上下有花边缘上錾如意云纹，栏内正中凸起宝珠，两边各一行龙及凤凰。同形式的为双凤而无龙。第三种形式的鎏金银冠，由16片镂孔银片用金丝缀合，正中重叠两片作如意头形，前一片上錾真武像，另一片为双凤纹，其余各片有凤、鹦鹉、雁、花卉、火焰纹等，压边錾蔓草纹。此冠出土于女尸旁，应为女冠。第四种形式为高翅鎏金男冠，由六片镂孔银片组成。先由四片合成圆顶筒形帽，用银丝缀合，下边镶入双层帽箍中，两侧附两片高出帽顶的弧形帽翅。冠前中镂火焰纹，两旁为凤凰，两翅是飞翔的凤鸟纹。后面上部素面，其余为卷草纹。冠顶正中立一“元始天尊”鎏金银像，由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二种形式，在大同华严寺辽塑菩萨中就有类似的冠形。上述几种冠形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契丹冠制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契丹人服饰，平时男子空顶或皮、毡帽，穿圆领窄袖紧身左衽长袍、束革带、佩匕刀、下袴、足靴。亦穿开襟短上衣。冬衣皮毛。女子包头巾，或小圆帽、皮帽，穿与男子同式的长袍，或左衽短衫、袄，下长裙、裤，着筒靴，束帛带，冬衣皮毛。总之契丹衣服，不像汉服宽肥，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沈括使辽后颇有体验，他说：“窄袖利于驰射，衣短、长靴皆便于涉草。胡人茂草，常寝处其间。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却无所沾[5]。”这里沈括悟出了胡人衣服短瘦和筒靴的道理，也使人们从这段记述中，看到他高履博带在雨后草地行走的狼狈相。其实他还没看到，穿靴骑马，不但不磨足腕，一旦落马，还能靴脱人离，不致被马镫拖住。

前面提到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服饰汉化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居住在辽域的汉人，衣冠也同样有契丹化的情况。据沈括所见，在辽境的汉人，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唯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带、女子连裳已异矣”。[6]但苏颂所见则大有不同，他说：“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蕃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蕃汉耳。”又说，“衣服渐变存语言”[7]。他们所见各有不同，但都看到了变化。事实说明，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只要他们生活在一起，互有往来，各方面相互影响是必然的。

二、饮食

以上宋人使辽所见，契丹所过的是一种典型的游牧经济生活，他们逐水草畜牧，以马牛羊为主要生产、生活资料。除放牧外，还以狩猎作为衣食的补充。他们不善农业，种植技术不高。这种情形主要由于其经济是牧业为主，另外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由于古长城以北地区高寒，无霜期短，许多在中原种植的农作物不适宜生长，只有那些生长期短的作物，如糜粟、荞麦比较合适，其管理技术要求不高，所以当时就习惯于种植这类作物。

经济与生活是统一的，牧业经济决定了他们的饮食内容和方式。马、牛、羊和狩猎而来的野生动物，如飞禽鹅雁野鸭，水中之鱼，地下之貔狸（地羊、地鼠），以及野羊（黄羊）、麋鹿、野猪，都是肉食来源。至于虎、豹、熊、貂，则以取皮为主。

荷叶纹银杯（辽）

除了以上列举的主食，饮料种类也有多种，而以茶为大宗。在辽宋之间、双方贸易往往是以牛羊马茶互换。在双方朝廷互赠礼品中，宋赠辽的礼品就有建茶、团茶、岳麓茶等名贵茶种。契丹人贵贱上下饮酒成风，他们所饮之酒有曲酒、**酒、新罗酒等。

蔬菜有葱、韭、芹菜；瓜果有梨、柿、杏、李子、栗子、枣、榛子、松子、海棠等。同时还有蜜渍和蜜山果食品。辽代初期已从中国西北地区引种西瓜，以牛粪覆棚而种，其味甘甜，宋代中原种西瓜开始种于御园，种子也来自于辽。

三、婚姻

契丹人建立辽朝之前，其婚姻是在血缘关系较远的部族间或氏族间结成，即“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的族外婚制。这里所说的姓，不是汉人的张王李赵，《契丹国志·族姓原始》记载说：“契丹部族本无姓氏，唯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之后……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以汉语译之，谓之耶律氏。辽太祖淳钦皇后及应天皇后皆述律氏，辽初赠姓萧，成为后族之姓，并一直保持着婚姻关系。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两族间通婚，不以尊卑贵贱为限，但两族部落之家，如果不得到皇帝的认可，皆不得与外部族通婚。至于耶律与萧姓之外的诸部之间通婚，则没有上述严格的限制，听其自主择娶。

辽代对契丹诸部的婚姻限制，不只限于契丹本族。对于辽境内的大量汉人，以及奚、渤海、女真、室韦、回鹘诸民族杂居，在辽初也不许他们相互通婚。这些限制，到辽太宗时有所松动。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始允许“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自此上自契丹公主，下至一般契丹女子，下嫁汉人为妻者已不在少数。如世宗妹嫁汉人刘珂，圣宗之女嫁汉人刘三暇，刘四瑞，汉人韩瑜妻及续弦皆为契丹萧氏。道宗时赵匡瑀妻也是娶的萧氏。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仍有所限制，直到辽兴宗时，参知政事韩绍方谏准，契丹、奚、汉、渤海四姓之间，旧不许通婚的禁令才得以解除。

普通契丹人之间的婚姻。在辽以前，如两家相议结婚，男子要到女方住一段时间，待女子有孕，或住上三年之后，才能领着女子回到自己家中共同生活。订婚要给女方马、牛、羊作聘礼，还有媒人从中说合。至于聘礼的多少，以贫富贵贱而异。富贵之家除牛、马、羊而外，更有金银、珠宝、锦缎相送。女方家自然也有相应的陪送。举行婚礼，要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由媒人、执事、男方代表等带着彩礼前往女方家，拜见女方父母及亲族，交过彩礼，行罢酒宴，女子始上车马而去。同时女方也派送亲人等，带着陪嫁财物一同前往男方家。当新娘下车马后，前由一倩女，手捧一镜为前导，后面跟着的人，以羔裘袭盖随后。行进中还要跨鞍具，至家要拜祖先、父母、亲族。举行婚仪时，嫁娶要受人尊重的人当“奥坐”“奥姑”，即证婚人。有执事主持礼仪。这些复杂的程序，有时长达3日而毕，上自纳后，下嫁公主，至一般人家，大抵相类。

在婚亲关系中，亦有不限辈分之姻，有关这种情况，《辽史》及一些墓志里多有记载。如辽太祖时，淳钦皇后所生之女质古，就嫁给了后之弟室鲁，成为甥舅婚。淳钦皇后的一个娘家侄女，嫁给了后之孙世宗为后，结为姑侄婚。景宗萧皇后生三女，长适其侄孛野、老三下嫁孛野之舅，甥、舅俩娶了俩姊妹。这种不论辈分的婚姻，皇戚如此，在下者自不少见。另外，在契丹人中，妻后母和妻寡嫂的婚姻也一直存在，在辽代后期始有禁令，但禁而不止。

四、丧葬

自契丹族见于文献记载，大约自北朝至唐亡，有关契丹人丧葬风俗的叙述都很简略[12]。只记载说，契丹人有死子女者，作为孩子的父母，十分悲伤，朝夕痛哭不已。而死父母者，子女则不悲哭，因为痛哭会带来不吉利的事。他们以马驾车将尸体送往山林棚架之上，3年后前往收拾遗骨加以焚化。没有丧期，也不作“塚墓”。在焚化骨殖时，有简单的亲朋聚会，饮酒，唱祭歌：“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对于这种风俗，当时在汉人眼里，被视为大不孝的行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天葬与火葬相结合的习俗。至于“死者不得作塚墓”的记载，至少不墓恐非确实，因为契丹之先，东胡与鲜卑人已实行墓葬，考古发现辽以前亦曾有墓，因此墓而不坟（塚）是可能的。辽代自辽初就有望祭黑山及木叶山祖先亡灵的大礼，说明他们的祖先有集中的族葬地在那里，辽代契丹人仍保留族葬之风。

辽王朝建立之后，其丧葬风俗有了明显的变化。《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在他正式称帝前三年（913年），曾进行一次“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凶仪”的活动，其中“定凶仪”就含定丧葬礼仪。于是自辽太祖以后，皇帝死后就有一系列的丧葬活动，而且与汉人治丧有明显的类似内容。《辽史·礼志》中就有告丧、吊唁、入殓、停灵供祭、哀服哭拜、扶柩送葬、选墓地、建陵墓、暖墓、下葬、守陵墓、辞陵等事项。如辽太祖死于天显元年（925年）七月，由于辽帝皆死后始修建陵墓，于是停灵柩于上都子城西北，至次年八月始葬于祖陵。辽圣宗死后，夜四鼓入殓，兴宗率群臣于灵柩前行三致祭礼，至发葬起灵时又行五致祭礼，至祭所焚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在陵园东向面火行拜天地礼，向群臣赠先帝遗物，葬毕出陵园神门再东向拜辞。道宗皇帝死，天祚帝及皇族、外戚、使相皆斩衰、一般宦吏及承应人等，皆服白枲衣巾。入殓时帝率众人丧服焚香，奠酒致祭。送葬时皇帝亲扶灵车，下葬前又亲下陵寝暖墓。在陵地分赠先帝遗物，最后率群臣绕陵墓三匝行辞陵礼。繁多的丧礼，不止流行于皇族，在一般契丹人中，或有简略，亦大概如此。

葬也不是以前的“死不塚墓”的情形。皇帝死有陵园及守陵卫制，贵戚、大臣、显贵、普通契丹人，亦皆实行墓葬，有的也建有坟园。选陵墓地有职业阴阳相舆人，[13]也有遵照死者生前愿望。如辽圣宗生前夏季常驻地，因爱该地庆云山的秀丽景色，有“吾万岁后当葬此”的愿望，到他死后，兴宗便遵其遗愿将他葬在那里。兴宗死后，是道宗选定的陵所。

辽代皇帝陵的选建，与唐陵有相近之处。陵墓因山为陵，把地宫直接建筑在山体内，四周有一定的范围，就山势而立，在可以逾越之处筑墙，有神门、神道及陵前石刻，在陵地附近建州城卫陵。由于辽亡时，金人对辽陵进行了极大的破坏，此后又未再维修，因此至今所看的陵园是一片废墟，仅能知其大概。自辽太祖至辽道宗，辽代的八个皇帝陵墓分建在四个地方。太祖祖陵在辽上京西山[14]，旁有祖州城，太宗怀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岗岗庙，旁建怀州卫陵[15]。世宗显陵在今辽宁省北镇西北，旁建显州卫陵。穆宗附葬怀陵。景宗乾陵在今辽宁省北镇西南、旁建乾州护陵，显、乾二陵皆在医巫闾山中。圣宗永庆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北山中，旁建庆州（今白塔子）护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皆附葬庆陵，三陵间距约二公里，自东至西顺序排列。辽陵陵园建筑情况，如太祖陵，陵园在祖州城（今石房子村西）遗址西约1.5公里一个四山环抱的山谷中，山谷仅一南口可供进入，为太祖陵园神门所在。陵寝在谷中西侧一向东延伸的山岭上，凿山筑地宫，陵寝下坡有石刻残存。山谷四周除绝峰外，皆以石块筑墙封堵。陵园内平坡上有祭殿遗迹。神门外神道西有祭祀建筑遗迹，东有契丹大字残碑石及龟座。在地宫处，曾拾到玉雕人像，雕刻十分精致。乾陵、庆陵，地形选择和建造情况也与祖陵接近。至今没有对辽陵陵墓进行考古发掘，但圣、兴、道三陵20世纪初已被盗掘，后来日本人对地宫壁画进行过临摹并采集到一部分残存遗物[16]，从而也使人们对辽陵地宫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辽圣宗永庆陵东南向，前有斜下坡墓道接着羡道进入长方形前室。前室两侧有通道通向两个圆形侧室。过前室经通道通圆形中室，中室两侧也有通道连着两个侧室。中室再前过通道进入一个圆形后室。自羡道至后室全长约21米，中间三室横宽15米。各圆室皆穹隆顶，其余为券拱顶，壁皆以砖砌，上用白灰抹平，自墓道至墓室满绘彩色壁画。从地宫建筑平面看，和地上建筑类比，是一个有前中后三殿为中轴，两旁各有配殿的大建筑群，而它的墓顶，又似天空和毡幕。兴宗和道宗陵地宫平面布局与圣宗陵相同，差别是墓室平面由圆形变成了八角形。

契丹贵族和中等人家，在墓室建造和殉葬品方面也很奢侈，厚葬之风甚浓。大约在世宗以前，墓室平面多流行方形及长方形，至圣宗前圆形墓比较流行，此后流行六角及八角形墓室。大墓有的分前后室及左右耳室。建筑材料多用砖，也有石室墓。葬具有木棺槨、石棺，或无棺槨仅有尸床。晚期中小墓流行火葬。除有随葬品外，墓室壁画也相当流行。至于贫苦牧（农）民，墓室简单的只有几块残砖，或以瓦瓮殓骨。

早期大墓如穆宗应历九年（959年）驸马卫国王萧沙古与公主质古合葬墓，是一座砖砌，分墓道、前中后室及两前侧室的大型方室墓，墓总长10.5米，宽8.7米。自斜坡墓道而下至墓门，有花岗岩石门两扇，门上有铺首，上下镶铁铸门轴，外面彩绘人物（武士——门神）。前室正中放墓志，左放铁炉、桶、铲、壶、火夹、银鞍饰、嵌银铁马镫、银铃等鞍马佩饰。南侧室放八组鞍辔，铁盔甲及钳、锤、凿等工具。北侧室放大量瓷器。中室为主室，四周有柏木（槨）护板，中砌砖台，上放木尸床。护板原有绘画。尸床有栏杆，栏杆柱顶雕望兽，栏板雕花，上镶铜泡钉，中央镶透雕盘龙铜饰，四角挂铜铃，床外悬紫底绣金花帷幔，上织金及彩绘龙、凤、凫鸟、蝙蝠、莲瓣等花纹及鎏金银佩饰。帷幔四角包皮，用铜悬挂。尸床铺毛毡，男尸在里，女尸在外，身上有金质蹀躞、匕首、短剑、铜镜、漆盒等。在头骨附近有玛瑙、琥珀、珊瑚制成的璎珞，各式铜镜，包银鞘短剑和匕首、错金银铁矛，各种已朽的丝织品，装饰品，生活用品等。后室放炊饮器皿，有青、白瓷碗盆，银壶、碗、筷、匙及铁刀、斧、钳、剪等铁器，并有铁镞、鸣镝、骨刀、刷、解锥、砺石、石砚等。各室所出器物总计达二千一百余件，其中大多为生前实用品。[17]

女尸以绸带缠束，手中握珠，有以银片卷成的鼻塞。有尸衾、面衣和多件衣服。这些对契丹葬俗提供了各方面的内容。该墓还出土了两件轴画（参看本卷第十二章辽代绘画）。

辽代中期的墓葬中，圣宗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夫妇墓的情况，可以全面体现契丹人的葬俗，具有典型代表性。该墓由墓道、天井、前室及东西耳室和后室组成。墓道下斜坡有阶级，倾斜15度，上窄下宽，墓门前距今地表4米。东西两壁抹白灰，上绘对应的侍从牵马在廊庑下的壁画。天井呈横长方形，南北长0.95米，东西宽4.2米。条砖铺地，壁面抹白灰。砖砌仿木结构墓门，高2.65米，宽1.93米，通高4.42米。门两侧影作立颊，门上额两侧上角彩绘牡丹花，中间嵌半圆形木额，涂白后彩绘牡丹花纹，额上两个横长方形门簪。门额以上砖雕房脊、筒板瓦及瓦当、滴水、檐椽及檐下柱头和补间斗拱。所有构件，均以墨线勾轮廓，再填以彩色。前室长方形、券顶，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3米，高2.65米。方砖铺地，四壁抹白灰，两侧正中有通道进入两圆形耳室，耳室直径1.60米，穹隆顶高2.40米左右。前室东西两壁绘男女仆役和手持骨朵的卫士，顶部绘日、月、星、云。后室圆形，直径4.38米、高3.97米。方砖铺地。正顶以大石块封顶。全室以红松木作护壁。

陈国公主和驸马都是按照契丹族传统葬俗埋葬的。在后室只有砖砌尸床而无棺。尸**铺柏木板，再铺褐紫色织金褥垫，四周有嵌银片饰品的木床帐，及挂有银流苏的丝织帷幔。驸马与公主，头东足西，仰身直肢，男外女里，尸体及丝织衣物早已腐朽，但金银玉等佩饰仍原位未动。公主与驸马均头枕银枕，头旁各放一鎏金银冠，身套银丝网络，戴金面具，着银靴。胸佩琥珀璎珞，束带。公主头戴珍珠、琥珀头饰，颈戴琥珀、珍珠项链，两腕各戴一对金镯，每指戴一个金戒指。身佩金荷包、金针筒、铁刀、琥珀和玉佩。驸马腰束金跨银锃蹀躞带，带上挂银刀、银锥。

除随身衣物及装饰品以外，还有大量的随葬物品分放在各墓室中。在前中央稍前放汉文墓志一盒，其余大部分是生活用品，有辽绿釉长颈壶，茶绿釉小口长瓶（鸡腿瓶），绿釉小罐，和青瓷、白瓷碗盘，鎏金铜锁及钥匙。木围棋子（80枚），其中容器类似从东耳室出水漂浮而来。东耳室放有瓷器类，银壶、银盏、银匙、水晶杯、玛瑙盅等。西耳室放两套鞍马具，有包银木鞍、银障泥，银络头、缰绳、胸带、鞧带，铁衔镳、铁镫，铜马镫。过道中有木鸣镝等。后室有木脚踏，玻璃瓶、杯、盘、玉盂、砚、水晶串珠（152颗），银唾盂、托盘，金花银钵，鎏银匙，铜镜、铜盘等。另外有木弓及弓囊，银、铜跨银锃蹀躞带，玉跨丝锃蹀躞带等。所出器物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工艺之精巧，品位之高，为目前辽墓所仅见。[18]

辽代晚期契丹人墓，具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察右前旗豪贝营6号墓。该墓是一个石块筑成的六角形单室小墓。该墓有尸床无棺槨，重要的是保存了一具未腐掉的女子全尸，还有鎏金铜面具，铜丝网络，十余件衣帽鞋袜和手套以及瓷器、铜佩刀、玉环和漆木器等。女子发型是目前仅见的完整一例，尸体先附一层丝绵，再用深褐色粗罗自上而下缠裹，手指及上下肢分缠，直至足尖。上身裁成背心式大片缠裹，头部用纱布包裹。上肢手臂分缠，由手及肩，下肢由上而下。从这具女子发型、面具、网络、缠尸，以及服饰的完整出土，对于了解契丹人葬俗提供了全面的珍贵资料。[19]

从上述契丹人自皇帝至一般人的丧葬情形，可以看到一些突出的民族风俗。最突出的是死者戴金属面具和金属丝编的尸网络。另外还有保存尸体之风。在葬具和殉葬品方面也别具特色[20]。关于保存尸体问题，虽然已发现辽墓中完整未腐之尸，但在处理上仍与文献记载有不同之处。文献记载，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灭晋归途暴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初死之人破腹，“取其胃肠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又以尖苇简刺于皮肤，沥其膏血尽”。或“倒悬其尸，（出）其渣秽口鼻中，又以白矾涂尸令瘐”。当时宋朝也赠辽水银和龙脑，帮助他们保存尸体。看来契丹人当时保存尸体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清除胃肠及沥尽膏血和水分，再以药物或盐处理。至于“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并且数量较多。所谓“面具”，就是用很薄的金属片，打制成人面形状，覆盖于死者脸上。已发现的有金、银、铜或银鎏金和铜鎏金质，面型有男女老幼之分，其脸型各不相同，看来与死者容貌有一定的类似之处，或者与这个民族的一般类型类似。身套网络分头、上下身和手足套，头部仅露面部，其余全络。编法如今见“胡椒眼”状的鸟笼孔。上下套分片缝合，手套五指分开，足套不分指。全身如今纺织内衣一样贴近肢体。有一处记载说，辽人死不用棺。记载说宋遣章频使辽[21]，归途死于辽中京北之紫濛馆，辽以“锦车驾驼载至中京，敛以银饰棺”。所以要至中京殓，因为“虏中无棺榇”之故。辽契丹不用棺而以尸台尸床陈尸者确实不少，应是一种流行风俗，但亦有用木棺石棺下葬者。至于以金属为面具，银丝络其手足，则流行于显贵而非贫民。考古发现的以帛缠尸的现象，不见文献记载，但已不是一例，当为一种风俗。辽契丹人墓葬品中不论男女，多有鞍马具，佩刀匕、火盆火炉，瓷器中的鸡冠壶，小口长腹瓶，特别是瓷器最具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