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先人有修史记事的传统。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就编撰了《蒙古秘史》。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并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制度，在短期内完成了《辽史》《金史》和《宋史》，使辽、宋、金三朝的主要历史资料得以系统地保存下来。同时还编修了本朝历史（如实录），汇编了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文献，为后人研究元史提供了一些资料。在大一统的形势下，史地研究有了空前发展，《大一统志》的编修总结了前代方志学和地理学的成果，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方志学和地理学的重要著作。私家史学著述和文献也十分丰富，保留下来的远比辽、金要多出许多，而尤以马端临、胡三省的史学成果为最。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元代史学比之辽、金、西夏有了很大发展。

一、正统之争与辽、金、宋三史的修订

在元修辽、金、宋三史时，正统之争非常激烈。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初立国史院，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33]。至元元年（1264年），世祖又令王鹗等修辽、金史。至灭宋后，世祖命词臣通修辽、宋、金三史。[34]此后，仁宗延祐年间、明宗天历年间皆屡诏修撰，均无甚进展，究其因，“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35]。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为都总裁。至是时，“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36]以此为三史之义例，结束了正统之争。

正统之争平息后，三史的纂修迅速展开。为了统一体例，制定了总的编撰凡例：（1）帝纪，各史书法以《史记》、《西汉书》、《新唐书》为准，各国国号，以南、北史为准；（2）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为志；（3）表与志同；（4）列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需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5）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37]在确定义例的同时，元政府组织了强大的写作班子，以铁木儿塔实、贺唯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实、贺唯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其中揭傒斯先死，未任《宋史》总裁官）。为了保证三史的纂修，脱脱还筹措了纂修经费。至正三年四月，三史同时开始纂修，四年三月《辽史》先成，次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

二、辽、宋、金三史的内容和评价

辽、宋、金三史共747卷，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辽史》　《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元修《辽史》时二本俱在。脱脱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辽史·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可见，元修《辽史》依据耶律俨、陈大任本无异。

《辽史》共有《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

《辽史》中的《国语解》，对契丹人的称谓、官名、地名、部族等都有解释，不仅有助于研读《辽史》，而且也有助于研究已经失传的契丹文字和语言。

《辽史》过于简略，也有不少疏漏，由于成书太速，其中前后矛盾、重复或与《金史》《宋史》《新唐书》相矛盾的地方也有不少。此外还有许多名字互称、人名音译不一而致生歧义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俱已失传，元代官修《辽史》就成为现存唯一一部系统记载辽代历史的书籍，是研究辽代历史的基本资料。清人厉鹗作《辽史拾遗》、汪辉祖作《辽金元三史同名录》，对研读《辽史》均有参考价值。

2．《金史》　金有累朝实录，元初王鹗等人又对金史进行了纂修。阿鲁图等《进金史表》称：“于时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说：“金史之修，创于王鹗，考其初稿，即据实录。”王鹗是金正大元年（1224年）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天兴三年（1234年）蔡州陷落被元人所俘，后被万户张柔解救，馆于保州（河北保定）。忽必烈即位后，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精于史学，中统、至元年间积极建议修辽、金二史。王恽《玉堂嘉话》中录有王鹗《金史》目录，可见王鹗已有《金史》底本。元至正年间官修《金史》主要本之于金累朝实录和王鹗《金史》旧本以及元好问、刘祁等私人著述。

《金史》共135卷，其中有《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末附《国语解》1卷。

《国语解》附于《金史》之末，分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等五类，对书中音译名词注明汉语语文，对释读《金史》大有裨益。

在元修辽、金、宋三史中，《金史》较之于其他二史，得到了后世史家很高的评价。清人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赅，文笔极老洁，迥出宋、辽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而《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称：“是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列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金史》所以被称为良史，也是相比较而言的。清代金史学家施国祁认为，其“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厥略；叙事得实，非《元史》之讹谬”[38]。其评价显得客观公允。尽管如此，《金史》的缺陷还是很多的，如叙事自相矛盾，内容重复，史实讹误，氏名、地名、官名前后互异，应立传而不立传，应载之国事、政事而不载等，同时在某些地方也与《辽史》、《宋史》等相互矛盾。后人对《金史》做了很多考据、补证工作，清人施国祁作《金史详校》、汪辉祖作《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今人陈述作《金史拾补五种》，均可作为研读《金史》的参考。由于金代史籍多已失传，《金史》自然体现出其重要价值，是今人研究金代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3．《宋史》　宋代遗留的史料十分丰富，每帝必有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还有正史和私家关于当代史籍的记述。而名臣传、言行录、家谱之类则更多。元人苏天爵说：“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谱图、别集、小说不知其几。”[39]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史馆所藏其太史所著《宋史》及诸记注五千余册，“悉归国史院”[40]。元代史臣正是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宋史》。

《宋史》书照

《宋史》共496卷，内分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含世家6卷），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多的一部。全书记载了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南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共320年的历史。

《宋史》的纂修是以宋代国史为稿本的。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41]由于元人修史仓促，急于求成，无暇梳理浩繁的史料，致使《宋史》中错误、重复、疏漏、杂乱之处很多，如纪传互异、志传互异、传文前后互异、表传互异、一人二传等。其疏漏之处突出表现为详略失当。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宋史》对北宋事迹记载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有记载，《宋史》也不具首尾，甚至将南宋最后二帝端宗和帝昺削去帝号，不写入本纪。《文苑传》只详北宋，南宋则只有周邦彦数人，《循吏传》更未记南宋一人。由于《宋史》存在着突出的缺陷，因此明、清两代学者对宋代历史进行了重新编撰的尝试，明代柯维骐编有《宋史新编》200卷，王维俭编有《宋史记》250卷；清代陈黄中编有《宋史稿》219卷，陆心源编有《宋史翼》40卷。这些改写的宋代历史，其史料价值都不及元代官修《宋史》。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看，《宋史》远胜于辽、金二史。

元修辽、金、宋三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特点和优点。在编撰义例上采用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处理方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映和民族平等原则的体现；在篇目设计上，三史按照正史体例编撰，但也各有创新（前已述及）。特别是元朝享国日短，能在短期内完成三史，保存了三朝的主要历史资料，不使湮没于兵火，应当说是对中国史学史的一大贡献。

三、元代官修史书和文献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纂修，除顺帝外，太祖以下皆有实录。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实录都于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撰成，次年又成《世祖实录》。《成宗实录》成书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实录》成书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英宗实录》成书于泰定元年（1324年）。泰定帝、文宗、明宗、宁宗诸朝实录成书时间不详。另外，未践位的顺宗也有实录，成书于皇庆元年。由于元朝的国史、实录均秘不外传[42]，故明以后亡佚，今存元代官修反映蒙元史事的书籍尚有《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通制条格》《元典章》《经世大典》等，这些史籍虽然绝大多数都已残缺不全，但仍然是反映元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1．《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13世纪蒙古国官修史书，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关于其成书时间，书末说：“于子年之七月，书毕矣。”这个成书时间，语焉不详，但根据其所述史事，当为128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或1264年甲子，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此书原为畏兀儿体蒙古文，书中记载了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事迹和窝阔台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记述涉及到窝阔台以后的事迹，可见该书不是一次完成。根据《元史·察罕传》和《元史·虞集传》的记载，该书在仁宗时曾被译为汉文，文宗时仍在续修，但后世未见流传。明朝初年翰林译员出于教授蒙古语的需要，将此书译为汉文，题名《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明初刻本为正集10卷，续集2卷，《永乐大典》收录本为15卷。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282节。第一卷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前的远祖写起，记述了直至成吉思汗幼年时的史事，第二卷至第十一卷，记述了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最后一卷记述了窝阔台即位以后的史事，其记事时间跨度前后约五百年。书中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历程和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录了蒙古汗国南征金夏、收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对12世纪至13世纪蒙古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状况都有生动反映。特别是该书描述了蒙古族由原始社会早期的氏族组织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直至产生阶级、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是研究民族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珍贵资料，是一部蒙古族早期的重要历史典籍。

《元朝秘史》还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经典作品，对研究古代蒙古文学和蒙古文字具有很高的价值。该书在军事研究方面也有重要价值，书中记录了成吉思汗指挥的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精彩战例，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元朝秘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两卷续集内容过于简略，错讹之处较多，文笔也不如正集。全书对某些年代和史事的记载，也有不确和错乱的地方。

2．《圣武亲征录》　是一部记载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成书于元世祖时期，作者佚名。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曾令王鹗等人商榷史事，王鹗等延访了成吉思汗事迹，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系王鹗等人纂修。该书与《元史·太祖本纪》《元史·太宗本纪》颇相近似，与根据《金册》纂修的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成吉思汗纪》的许多内容也有共同之处，与《元朝秘史》有同有异。因此，《圣武亲征录》对研究蒙古早期历史也有重要价值。

3．《经世大典》　《经世大典》是元朝官修政书。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撰，赵世延、虞集为总裁，其后欧阳玄继任总裁，纂修官皆一时名士。次年五月成书后，名为《皇朝经世大典》。全书共880卷，目录12卷，附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据《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全书分为10篇，其中君事4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撰；臣事6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之下又分若干目，内容丰富，记载了有元一代的重要制度。治典分制官、三公、宰臣年表、各行省、入官、补吏、儒学教官、军官、钱谷官、投下、封赠、承荫、臣事等13目；赋典分都邑、版籍、经理、农桑、赋税、海运、钞法、金银珠玉铜铁铅锡竹木等课、盐法、茶法、酒醋、商税、市舶、宗亲、岁赐、俸秩、公用钱、常平义仓、市籴粮草、蠲免、赈贷等20目；政典分为征伐、招捕、军制等20目；宪典分名例、卫禁、职制等22目；工典分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等22目。《经世大典》的体例仿唐、宋会要，而在篇目设置、编撰方法上则有所创新，是元朝典章制度总汇，内容涉及元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修《元史》时对该书多有引用。

《经世大典》在明代已残缺，今所存遗文，除《元文类》所收该书序录和《永乐大典》残本中留存的《站赤》部分外，尚有《广仓学宭丛书》所收之《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大元官制杂记》《元高丽记事》，均为前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约十余卷，其内容虽然很少，但涉及市籴、粮草、仓库、招捕、站赤、急递铺、海运、高丽、缅甸等事，仍不失为研究元代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4．《元典章》　原名《大元国朝圣政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年）以前元朝的法令、文书、判例等档案、材料的汇编，是各级官吏行使政令的依据。全书包括前集60卷，内容分为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10大类，记事至延祐七年（1320年）止；英宗至治年间又增附新集，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共8大类，不分卷。各大类之下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81门，467目，2391条。

《元典章》的全部内容由元代原始文牍资料组成，是反映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具体、生动的重要历史文献。其“圣政”“吏部”各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如官制、吏制、职制以及吏治状况，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迁转、考核、公规和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资考稽；“户部”“工部”各条，比较集中而详细地反映了元代土地、户口、农桑、课税、租税、赋役、差发、市舶、手工业、商业和币制的状况，是研究元代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兵部”各条集中反映了元朝的军役、军器、驿站制度等；“刑部”各卷在《元典章》中篇幅最大，大量的词讼文字和判例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是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元典章》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等官府的文件，保存了元朝中央政府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窥见其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程序。《元典章》在许多方面都能补充《元史》的不足，是研究元史的重要文献。

5．《通制条格》　《通制条格》是元朝政府颁行的法令文书汇编《大元通制》中的条格部分（相当于唐、金代法律体系中的令）。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政府尚无本朝成文法，“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43]。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下诏禁用金律，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制定了《至元新格》，“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44]。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由枢密院、御史台及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诸宰臣，根据世祖以来的条格、诏令和断例，加以厘正和编撰，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成书，名曰《大元通制》。该书具有法典性质，全书共88卷，分诏制、条格、断例以及别类四部分，并仿唐宋旧律篇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20篇，凡2539条。全书仅有《通制条格》明写本传世，1930年由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共22卷，涉及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杂令、僧道、营缮等19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其中不少条款属于临时制宜性质，但其作为单行法，也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是元代民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重要法规，是反映元代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宝贵史料。

6．《宪台通纪》及其续集　《宪台通纪》及其续集是元代监察机构典章制度的汇编，元御史台官修。成书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四月，由御史台官员赵成禧负责编撰。此书的编撰依据了元御史台的档案，所谓“稽之简策，参以案牍，旁询曲采，汇集成书”。其记事起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终于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内容涉及元朝御史台的“立法定制，因革变通，与夫除拜先后，官职名氏”等。《宪台通纪》成书15年以后，御史台议室由御史台掾史唐惟明，“摭故府事迹，自丙子（1336年）以后，仿前凡例，有合载者作《续集》以补之”。并由御史中丞张琪等勘定，名曰《宪台通纪续集》。记事起于顺帝至元二年，迄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宪台通纪》及其续集，是反映元朝御史台典章制度的资料汇编，是研究元朝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元朝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生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这两部书中都有反映。根据这两部书的序文，这两部书被收入《永乐大典》2608卷和2609卷，《永乐大典》收入本均未见分卷。[45]

7．《南台备要》　《南台备要》系元代江南行御史台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至正年间由刘孟琛等纂修。该书记载元代江南行御史台事甚详，所谓“自有行台以来，典章制度与夫随时制宜者，罔不毕备，至若治所之变迁、官员之除擢、属道之废置，亦皆秩然胪列于斯所考矣”[46]。该书除涉及典章制度的部分与《宪台通纪》有相同的地方外，主要记述了元代江南行御史台事迹。行御史台是元代设立的特殊监察机构，它既是中央御史台的分设机构，又是地方监察机构，负责管辖所属各道肃政廉访司。《南台备要》记载了元朝最重要的行台之一——江南行御史台的事迹，有助于后人了解元代地方监察机构的运转情况，同时该书还保存了江南社会经济和农民起义的部分档案资料。该书收在《永乐大典》卷2610至2611中。

8．《秘书监志》　又名《秘书志》，元顺帝至正年间秘书监官员王士点、商企翁撰，全书共11卷。秘书监是元朝掌管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的机构，《秘书监志》主要记述该机构的建置迁除、典章故事、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还载有编撰《大元大一统志》的经过和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等事宜。《四库全书·秘书监志提要》称该书“凡至元以来建置沿革、典章故事无不具载，司天监亦附录焉”。该书对研究元代图籍管理、科技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还可以从中了解元代秘书监的机构运转情况。

四、有关元朝历史的私人著述和文献资料

元朝私人著述本朝史事的书籍种类较多，除杂史、传记一类书籍外，其余散见于元人文集、笔记、行记之中，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一）杂史传记类

1．《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名臣事略》15卷，是元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苏天爵编。苏天爵（1294—1352年），元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字伯休，人称滋溪先生。他曾任职国史院、预修《武宗实录》、《文宗实录》。史称“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其为文，长于序事……”有《滋溪文稿》《元文类》传世。《元朝名臣事略》成书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全书包括元开国以来至仁宗延祐年间47个大臣的传记，前4卷收蒙古、色目12人，后11卷收汉人35人。该书仿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像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资料，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略，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人传记之前有提要，概述其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其先人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加小字注明其事迹。正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以补充的，也以小字注出。这是对中国古代传记类史籍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全书引文共130余篇，其中元初名家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这些人的文集今已不存，所据碑传不少也已佚失，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修《元史》，从其中取材甚多。

2．《庚申外史》　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权衡撰，全书分上下两卷，主要记载元顺帝一朝事。因顺帝生年庚申而得名。权衡，字以制，江西吉安人，号葛溪，元末隐居黄华山（今河南林州境内）。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逐年编次元统元年（1333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历史，记事客观真实。其中关于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也有详细记载；对元末农民起义如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记载翔实。因此该书对研究元顺帝朝政治和元末农民起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修《元史》时征得此书，成为撰写顺帝本纪和元末有关臣僚传记的素材。

除上述两部史传外，元代私人史学著述还有《平宋录》和《北巡私记》，都是记载某一特定事件的史作。刘敏中所撰《平宋录》记述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下临安、灭南宋及宋幼主北迁之事，其中保存了忽必烈封瀛国公诏和伯颜贺表等重要史料。刘佶所撰《北巡私记》，记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出逃及死去的情况。此外，王鹗所撰《汝南遗事》以其亲身经历，随日编载记述了蒙古灭金的蔡州战役的情况，是研究金元战争的重要史料。

（二）笔记类

现存元人笔记四十余种，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具史料价值。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曾投考进士不中，因绝意仕途，以耕读自适。元末兵起，避乱于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采摘树叶作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30卷585条，名曰《南村辍耕录》。《南村辍耕录》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诸如天文历算、地理气象、历史文物、典章制度、掌故、宗教、迷信、灾异、风俗人情、小说绘画等均有记述。该书对元朝典章制度、掌故和农民起义事最为详细。

除《南村辍耕录》外，元人笔记中如《草木子》《癸辛杂识》《山居新语》《农田余话》《乐郊私语》等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行记类

蒙古西征和元朝统一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显著增加，官宦、文人、僧道、使节等的各具特色的旅行记大量出现，成为研究元史和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见闻，是研究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耶律楚材所撰《西游录》记载了西亚、中亚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等，同时也反映了耶律楚材的宗教思想；刘郁《西使记》记载了旭烈兀西征活动和西亚的风土人情；张德辉《纪行》叙述了大漠南北蒙古人的风土人情。上述行记成书于蒙古国时期，对研究蒙古国的历史有所裨益。到元代，出现了几部记载域外事迹的行记。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奉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在该国居留一年，根据本人亲身见闻，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记载了该国城郭宫室、语言、宗教、经济生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事迹共四十余条。此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存同时代关于柬埔寨历史的唯一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末南昌人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诸国，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共100条，记述了220多个国名和地名，其中不少是第一次见于我国古代文献著录。其记述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涉及当地的山川风土、物产贸易、民情习尚等，是研究元代中外关系和14世纪亚非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此外，涉及域外的行记还有元朝官员徐明善出使安南（今越南）所写《安南行记》，是研究元代中越关系和越南史地的重要资料。

五、元代的方志学

《大元大一统志》记述了中央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所辖路、府、州的情况，大抵一州一卷，其事迹多者分为二卷或三卷，所记州县之事，仿照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成例，分建置沿革、城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但每州也不必各目皆备。《大元大一统志》就卷数而言，是《明一统志》的14倍，《清一统志》的2倍，是元以前的方志总汇。该书资料丰富，多取材于唐宋旧志，但也有一些新的补充，还保留了元代城镇居民生活、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元大一统志》在中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金毓黻说：“至其所用资料，多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及宋元所修地方志乘，而明初修《元史·地理志》，多依据是书，其后修一统志，更以是书为蓝本，剪裁原文，旧痕犹在，而不及其美富远矣。”[47]可惜此书在明代已散失，仅存残卷数十，其遗文散见于《永乐大典》等书中。金毓黻辑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5卷，辑本4卷；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该书残本、各家抄本及群书所引，汇辑为一书，分编10卷，题名《元一统志》。

元代的方志除《大元大一统志》外，还有《延祐四明志》及其续志、《大德昌州国图志》等。

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约1254—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是元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文献通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端临之父马廷鸾是南宋右相。根据同治《乐平县志》记载，马端临20岁时曾获“漕试第一”，1276年元军陷临安，马端临绝意仕进，专心治学。元吏部尚书、南宋降臣留梦炎“使求端临出身文书，以亲疾力辞之”，后为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教授台州路学，旋即辞归。大约在30岁前后，马端临开始编撰《文献通考》，历时二十余年成书。延祐四年（1317年）道士王寿衍奉朝廷之命访求有道之士，发现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于延祐六年向朝廷推荐。随令马端临缮写全书，送翰林国史院审定，复令本路选人誊写刊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礼请马端临亲自携书赴路誊写校刊，《文献通考》得以广为流传。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以后又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巨著，记事自上古起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止。全书以《通典》为蓝本，唐玄宗天宝以前事在《通典》基础上加以增补，其后至南宋嘉定末则广泛收集材料编撰而成。马端临在《自序》中对该书的编撰原则作了说明，对“文献”二字进行了解释：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全书348卷，共分24门，计有《田赋考》7卷，《钱币考》2卷，《户口考》2卷，《职役考》2卷，《征榷考》6卷，《市籴考》2卷，《土贡考》1卷，《国用考》5卷，《选举考》12卷，《学校考》7卷，《职官考》21卷，《郊社考》23卷，《宗庙考》15卷，《王礼考》22卷，《乐考》21卷，《兵考》13卷，《刑考》12卷，《舆地考》9卷，《四裔考》25卷，《经籍考》76卷，《帝系考》10卷，《封建考》18卷，《象纬考》17卷，《物异考》20卷。其中前十九考俱因通典成规而对其门类加以调整，分类更加细致合理；后五考系《通典》“未有专论，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48]。其《经籍考》采录历代各种书目，《帝系考》叙历代帝王姓氏出处及统治时期，《封建考》叙历代封爵建国之事，《象纬考》叙历代天象情况，《物异考》叙历代灾异等。每一考都按时代先后排比，前作小序，说明著述成规和考订新意，后有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由于马端临贯通古今，结论往往是非常精当的。《文献通考》材料比《通典》丰富，内容比《通典》详备，编排体例比《通典》合理。但该书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难免有遗漏史事、轻重失当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此外，该书在体例上也缺乏创新，有的内容基本上是照搬前人著作。尽管如此，《文献通考》仍不失为南宋宁宗以前有关典章制度和其他史事的集大成著作。

《文献通考》表现了马端临卓越的史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见解比以往史学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抛开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之后，不难发现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首先，马端临注重对社会经济的观察和研究，他把《通典》中的《食货典》分为八考，将田赋置于全书之首，钱币、户口、职役等次之，共计27卷，占全书类目的1／4，内容更加详尽、具体，全面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次，马端临注重探求“变通张弛之故”，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开始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求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在论及田赋制度的变化时马端临指出：“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49]这里他把商鞅、杨炎的变法作为田赋制度变革的标志。尽管马端临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接近科学的观点，给封建社会的发展勾画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第三，马端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无神论思想。杜佑在《通典》中舍弃了有关五行灾异的内容，郑樵更斥五行之说为“妖学”，而马端临认为五行灾异之说是穿凿附会之论，遂专立《物异》一考，述历代史籍中附会于五行之说的灾异等事，保留了许多自然界反常的资料，这是对待自然历史的一种客观态度，同五行学家的封建迷信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第四，在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中，爱国主义思想也有突出表现。马端临是南宋遗民，对宋朝的灭亡有切肤之痛。《文献通考》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优良史学传统，全书有关宋朝的史事占其篇幅的一半以上，许多内容为《宋史》所未备。马端临通过对宋代史事的总结和研究，揭露了南宋王朝的腐败统治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探究宋亡的原因，其中不乏其独到和近乎科学的见解，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早年受其父的影响，立志注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科。此后他开始致力于注释《资治通鉴》，所谓“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他仿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制，著《资治通鉴广注》97卷，论10篇。胡三省在注《通鉴》的同时，开始了他动**年代的宦海生涯。他中进士后，任吉州泰和县尉，调庆元慈溪县尉，因刚直忤上被罢职。此后，他历任江都丞、江陵县令、怀宁县令。咸淳三年（1267年）任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咸淳六年至杭州，为廖莹中荐于贾似道，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时元军围襄阳，胡三省曾上御敌之策，未被贾似道采纳。襄阳失守，胡三省间道归乡里。在此后的战乱中，胡三省失去了《通鉴》注文原稿。宋亡，胡三省重归故里，继续进行《通鉴》的注释工作。他“复购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年）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易，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辨误》十二卷”[50]。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历时近30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注文的字数几乎同原文相等，所涉及的内容大到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小到草木虫鱼，十分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胡三省将《通鉴考异》及所注等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便于检索。在注释过程中，他根据原书编年体的特点，注意标明人物或事件的连贯，例如卷一百八十八载李密旧部杜才干杀邴元真为之复仇事，胡三省注曰：“（元真）叛密事见一百八十卷元年九月”，诸如此类的注释眉目清晰。胡三省还就原文进行了一些解释，使原意更为显著，极易领会。胡三省在注释过程中，对《通鉴》原文的错误进行了考订，并对宋元之际流行的《通鉴》注本特别是《史炤释文》的谬误进行了纠正，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胡三省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史学家，他在《注》中表达了自己对故国沦丧的哀痛，并对宋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同时他借注史对元朝的统治进行了抨击，要求“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欠大伸”[51]，这种带有人民性的进步史学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释

[1]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

[2] 《辽史·耶律不古传》。

[3] 《辽史·太宗纪》。

[4] 《辽史·萧韩家奴传》。

[5] 参见《辽史·圣宗本纪》、《辽史·室昉传》、《辽史·邢抱朴传》。

[6] 《辽史·萧韩家奴传》。

[7] 《辽史·耶律谷欲传》。

[8] 《辽史证误三种》，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辽史·耶律俨传》。

[10] 《辽史·天祚帝纪》。

[11] 《辽史·刘辉传》。

[12] 《辽史·耶律孟简传》。

[1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

[14] 《金史·熙宗本纪》。

[15] 《金史·移剌履传》。

[16] 《金史·党怀英传》。

[17] 《金史·章宗本纪》。

[18] 引自《礼耕堂丛说·卢氏补金艺文志说》。

[19] 《金史·元德明传·附好问传》。

[20] 据张博泉等：《〈中州集〉与〈金史〉》，见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1] 刘祁：《归潜志·自序》。

[22] 《金史·刘从益传》。

[23] 《金史·王若虚传》。

[24] 《遗山文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25] 《礼耕堂丛说·绣谷写本滹南集说》。

[26] 《宋史·夏国传》。

[27] 《金史·夏国传》。

[28] 《元史·耶律楚材传》。

[29]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均著录。

[30] 《宋史·艺文志》、《遂初堂书目》均著录。

[31] 《通志·艺文略》有著录。

[32]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33] 《元史·世祖本纪》。

[34] 杨维桢：《正统辨》，《辍耕录》卷三。

[35] 《续文献通考·正史考》。

[36] 权衡：《庚申外史》。

[37] 参见《辽史·附录·三史凡例》，15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38] 《金史详校·序》。

[39] 《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40] 《元史·董文炳传》。

[4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

[42] 据《元史·虞集传》。

[43] 《元史·刑法志》。

[44] 《新元史·刑法志》。

[45] 引文据二书有关序文，见《永乐大典》本。

[46] 据《南台备要》序文，见《永乐大典》本。

[47]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44页，香港，香港鼎文出版社，1982。

[48] 《文献通考·自序》。

[49] 《文献通考·自序》。

[50]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51] 《资治通鉴》卷二四○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