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殊途同归：各少数民族政权一致推崇儒学

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然多种多样，但儒学是其中的主体和核心。千百年来，历代汉族统治者服膺儒学，以此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就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对儒学顶礼膜拜。不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偏居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吸收、传播儒学，都采取了积极态度，儒学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契丹人与汉族接触较早，从北魏至隋唐，儒学通过不同渠道，逐渐传入了契丹地区，但是当时儒学的力量还小，不足以动摇契丹人根深蒂固的草原文化。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深切感到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决定把尊孔崇儒定为基本国策，并修建了孔子庙，这一措施为儒家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居住着二百多万汉人，又世世代代尊奉儒学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划入辽朝版图，使中原儒士有了施展身手的机会，这些用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汉人官吏，给辽朝社会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影响。辽太宗耶律德光灭亡后晋，将中原文物运往上京（内蒙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东南二里波罗城），为辽朝礼乐制度改革的儒家化奠定了基础。在儒家思想的浸润影响下，契丹上层人士中涌现出了不少具有儒家思想的人物，世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辽朝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儒家思想，一方面是因为在其管辖范围内，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远比汉人为少，而辽朝的农业、手工业都掌握在汉人手里，契丹人掌握的畜牧业在辽朝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契丹人在文化方面也落后于汉族，辽朝统治者不能不十分注意调整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辽朝各级政权中都有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族官员，他们对辽朝鞠躬尽瘁，而那些皇亲国戚却不断发动叛乱，辽朝最高统治者想用儒家思想来消弭叛逆倾向，因而大力提倡儒学。

女真人在进入中原后，受契丹人和汉人的影响，大力提倡和推行儒家思想，把九经、诸史规定为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也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重视儒学就必然尊孔，自熙宗始孔子便受到了统治者的敬重。在他的倡导下，上京修建了孔子庙，章宗时又修葺曲阜孔子庙学，并把这一措施推广到全国各地。在金代无孔庙之处必须修建，凡有孔庙之处亦必办学校，授课内容也必须是儒家经典。孔子的陵墓也得到了保护。大将粘罕率军进入曲阜，得知有人发掘孔子陵墓，便说：“大圣人墓岂可发耶？”凡发墓者皆杀之。世宗不但修葺曲阜孔子墓，赐其家子孙粟帛，而且拨百姓10人守护陵墓，对于一个不识儒家文化为何物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这种措施是很难得的。金代帝王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继承，也堪与中原王朝的帝王相媲美。如熙宗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香焚茶，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1]。海陵王完颜亮“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2]。他写的诗词潇洒飘逸，别具一格。世宗、章宗也大力提倡儒学，正如《金史·文艺传序》所说：“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旋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随着金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一般的女真人也开始接受孔、孟学说和儒家思想了。

西夏虽僻居西北一隅，但汉文化基础深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李继迁时期就模仿中原王朝建立了寝庙、宗庙，元昊在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儒家学说，建立了一套与中原王朝大体相同的政治制度。元昊也很注意从汉人士子中网罗儒学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凡是汉人儒士前来投奔者，元昊都欣然接纳，有的任以公卿之职，倚为长城。毅宗、惠宗、崇宗都向往中原文明，即位后大力提倡汉族文化。推广儒学最热心，取得成就最大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他酷爱中原文化，积极推广儒学，建立了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的大汉太学，并亲临太学祭奠孔子，尊孔子为文宣帝，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庙堂务必庄严恢宏，美轮美奂。孔子在历代都受到敬重，几乎每代都有封谥，但封为帝号，还是第一次。仁宗还全盘照搬了中原的科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取士，考试内容不外乎是儒学经义，凡考中者都是儒学修养较高的士子，其中不少人成为西夏以儒治国的人才。儒家学说不断译成西夏文，为儒学在西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西夏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很大影响。《论语》《孟子》《孝经》固不必说，渗透着儒家学说的《贞观政要》可作治理国家的龟鉴，自然也在翻译之列。即使是西夏人的著作，也要千方百计融入儒家学说内容。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统治的精神支柱，维护了自己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儒士的作用，他倚之如左右手的谋士耶律楚材，就是一个儒士。但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在拔擢儒士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3]蒙古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没有儒士为之筹划，弓马换来的天下，就有可能得而复失，为了维系人心，元太宗下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敕修孔子庙，并在俘虏中拔擢儒士，一部分儒士因此而避免了遭受屠戮的厄运。另外，通过科举考试，又使数千人得到任用。真正大规模地任用儒士，是在世祖忽必烈时期。他在即位之前，就留意延揽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对于当时名士，他能屈指数之。中统元年（1260年）即位后，大儒许衡就向忽必烈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4]所谓汉法就是指以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方针，这一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当时宋元战火正炽，忽必烈多次在军中搜求儒士，并蠲免徭役，同时又数遣使召遗老于四方，一时名儒耆宿纷至沓来，一批富有治国经验的儒士被派到了各个岗位上，因此才能出现中统、至元年间文化发达的局面。元世祖之后，统治者仍然推崇儒学，如成宗在京师文宣王庙建成时行释奠礼，牲用太牢；武宗时将《孝经》译为蒙古文字，并颁赐诸王，主张把此书的内容“自王公达于庶民”；仁宗时命人节译《大学衍义》，并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5]而该书是地道的儒家学说。元朝末年，儒士地位开始跌落，因为轻儒，便无人操儒业，登要津者大都是胸无点墨之徒，因此纪纲紊乱，政务废弛，政治空前黑暗。元朝灭亡虽由多种原因造成，但不重视文治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理学北传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金朝因受蒙古人的攻击，自中都（北京）迁都汴京，大批儒士也跟随南下，宋金双方距离的缩短与使臣的频繁往来，使金朝儒士得以接触到南方的理学著作。宋朝的经学和理学能够在金朝传播，是在世宗、章宗提倡汉化之后，但未能出现足以和二程、朱熹相颉颃的大儒。杜时升、麻九畴、王若虚、赵秉文等人，虽然研治程朱之学，并有著作传世，但在学术上建树不大。金代流传于北方的理学，系二程学说的一部分，偶尔有朱熹学说的断续传入。宋蒙联袂灭金于蔡州（河南汝南）后，双方旋即交恶，蒙军攻陷德安（湖北安陆）后俘获了儒士赵复，被奉旨搜求儒、道、释、医的杨惟中、姚枢送往燕京，建立起太极书院，请赵复讲授程、朱之学。赵复陆续撰成《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等以飨学者，“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6]。姚枢可能没有参与太极书院的活动，他在燕京不久，便弃官归隐于辉州（河南辉县市），作家庙，又另筑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人的像，刊布从赵复那里得来的伊川《易传》、晦庵《论语》《孟子》集注等书，又与许衡、窦默同居苏门（河南辉县市），共同探讨程朱之学。通过赵复的官方讲学以及姚枢、许衡、窦默等人的讲习，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起来。

程朱理学在北方传布过程中，既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也招致了一部分人的攻讦，金末的李纯甫就曾激烈地抨击程朱理学，说“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7]。另一学者王若虚也对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有过激之处，并不能阻遏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理学在元朝初年的中国北方，在思想领域内还未取得统治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大力兴办学校，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因为学校的教材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的。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孔子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元朝完成统一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基本上在全国学术界取得了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