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渐进的过程合于另一民族”[27]。人们习惯于把前一种情况称为同化，后一种情况称作融合。从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情况看，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融合在一起的，当然，一部分汉族人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融入少数民族的也不少见。为论述的方便，我们仍按朝代来说。

一、辽代

辽朝的统治民族是契丹人，如今这个民族已融入汉族与其他民族之中，不复存在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大致上有三种途径：一是其他民族的人流入契丹地区，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其民族特性已**然无存，无论是宗教信仰，抑或是生活习俗，都融入契丹人中了。如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不断对外用兵，开拓疆土，掳掠了邻近地区的各族百姓，其中以汉人占多数。这些汉人有的被分配到契丹贵族家中充当家内奴仆，有的则被编入帝后的宫卫中去。他们长期生活在契丹人当中，由于他们是少数，无论是语言、生活方式都必须与契丹人保持一致，汉语及原来的生活习惯已经用不上了。久而久之，他们便接受了契丹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从而变成了契丹人。如汉人韩知古自从成为宫分人以来，韩氏几代都是辽朝帝后私奴。知古之子匡嗣因是悬壶好手渐受重用。匡嗣之子德让受到景宗皇后齐天后的信任，景宗死后，儿子圣宗幼小，她以太后之尊，竟然下嫁德让为妻，“承天太后既然以韩德让为夫，因此，韩德让事实上就处于‘太上皇’地位上了”[28]。因此，韩德让赐姓耶律，先赐名德昌，后赐名隆运，任大丞相，事无不统。接着，齐天太后又下诏韩德让“出宫籍，属于横帐”[29]。所谓“横帐”，也就是耶律阿保机系的子孙，是辽朝四帐皇族中既尊且贵的那部分人。继韩德让被废除奴隶身份——宫籍后，又有姚景行摆脱宫籍。景行祖先姚汉英原是后周将领，应历初使辽被扣留为宫分人。景行在道宗时官至参知政事。韩德让死后，其弟韩德冲之子韩制心便成为这一家族中的代表人物，《韩橁墓志》说他是“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兼侍中南大王赠政事令陈王讳遂贞赐名直心……再从兄也，谱系于国姓”。表明韩直心（亦作制心）是墓主韩橁的再从兄，“谱系于国姓”则是少有的殊荣，因为并非所有韩姓族人都可以改姓为耶律的，例如制心之父德冲仍为韩氏。改姓耶律意味着韩德让与其侄制心两家已成了契丹人中的一员，《辽史·耶律制心传》说他“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也已把他看作契丹人了。以上所举是汉人官员契丹化的例子，平民百姓中这类事例当会更多。北宋末年徽宗时，大臣宋昭在谈及辽方的情况时说：“或者又谓山后（五代、北宋时习惯上统称今河北太行山、都军山、燕山迤北地区为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荒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30]从耶律阿保机称帝至北宋徽宗时，不过两个世纪之久，山后的汉民便“尽为蕃种”了，说明他们已融入契丹人中了。这一记载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融入契丹人之中，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汉人的大量流入，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给契丹社会注入了活力，契丹的社会制度便逐渐封建化了。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契丹人因某种原因流入其他民族地区，在经过相当长时间后，融入了其他民族。如辽朝灭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带领下西走中亚，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其疆域东至鄂尔浑、土拉河，西达咸海，统治了包括漠北诸部族、乃蛮、康里、葛逻禄、回鹘、党项、契丹、汉和其他突厥语诸部族的游牧和农业人口，后来为蒙古人所灭，这些契丹人便融入中亚各民族中了。还有些契丹人在辽朝覆亡后不肯作亡国之奴，率众远徙，逃到了金人控制范围之外，如石抹库禄蒲之祖原姓萧氏，“四世祖库烈儿、闵宗国沦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远徙穷朔，以复仇为志”[31]。他们迁移到了根河北岸山地，过着逐水草射猎牧畜的生活，也有些粗放的农耕生产。因为这些契丹人生活在其他民族的包围之中，时间既久，便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了。有人认为现在的达斡尔人即那一部分契丹人的孑遗。

金灭辽后，对原居住于燕云地区与塞外草原上的契丹人，一方面仍沿袭契丹时的统治办法，任命节度使、详稳、群牧等官职；另一方面又推行猛安谋克制。契丹人不甘心受金朝的统治，屡屡起兵反抗，也屡屡遭到镇压。契丹人在兵败之后，或遁入沙漠，或西投夏国，这些人多不是大规模有组织的迁徙，而是盲目地流窜，只要有个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便三五成群地迁入。显而易见，后来便和当地民族融合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金朝统治者恐契丹遗民聚众滋事或揭竿起义，强迫他们迁出故土，与女真人杂居，以便控扼。如大定十七年（1177年）世宗“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32]。这是因为大定初年曾发生过契丹人窝斡起义的事件，事平之后，世宗“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33]，到了十七年，又徙契丹人于乌古里石垒部。这些契丹人后来便融入女真人中了。

元朝统一全国后，契丹人有留居于东北故地的，也有分散居住在中原汉地的，因居住区域不同，受环境、生活习俗的影响，后来的发展道路也不相同。分散在中原地区，处于汉、女真人包围中的契丹人，逐渐被汉人所吸收，不再见于史册；另一部分诸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人后来又恢复了聚族而居的传统，他们或游牧，或从事农业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便陆续迁入内地了。鉴于他们的耕作技术还不娴熟，元朝统治者“诏给契丹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34]。这些人到元末明初之际已不见于史乘，可知已融入汉人中了。事实上，到了元代中叶，契丹人大部分已融入汉人之中，元朝政府也视契丹为汉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元代的契丹人已被列入汉人八种之中。[35]

契丹人与汉人的通婚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事例很多。如会同三年（940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36]。这表明契丹人与汉人通婚，已得到辽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出土的辽代墓志，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韩相墓志称，其母与继室均姓萧[37]；马直温妻张氏墓志称，她的两个女儿先后嫁耶律筠[38]，等等。宋人吕本中的《轩渠录》记载了一个故事：绍兴年间，女真人攻打南宋，一宋将劫金人寨，得到一只箱子，打开看时，见到女真士兵的妻子寄给丈夫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首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39]当时辽朝早已亡国，诗中把南婆与契丹联在一起，可见契丹指的是汉人。

第三种情况是，契丹人虽然没有迁往他处，但是因居住地区与汉族人邻近，因而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使用汉人的语言文字，模仿汉人的生活习俗，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民族融合。最明显的是，那些半农半牧区，与汉族错杂而居的契丹人，得风气之先，率先使用了汉族人的语言文字，接受了汉族的风俗习惯，尤其那些契丹贵族汉化得更彻底。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外，辽朝还征服了诸如奚、渤海、回鹘、室韦、阻卜、乌古、敌烈等部。他们有的被吸收进契丹的部落体制中，有的被分配到皇室的斡鲁朵中，有的则委派效忠于辽朝的酋长管辖，有的则由州、县治理。这些被征服的民族，虽然要接受辽朝统治者的奴役与压迫，但从另一角度说，也把这些民族卷入了前进的潮流，迫使他们接受新事物，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如圣宗开泰年间耶律古昱“镇抚西北部，教以种树、畜牧，不数年，民多富实”[40]。又如开泰年间，辽朝曾把《易》《诗》《书》《春秋》《礼记》赐给东北的铁骊人，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在东北各民族杂居地区，汉语是族际间思想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宋人许亢宗的《奉使行程录》记载：“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41]当然，落后的民族也有先进的成分，如黑车子室韦被契丹人同化了，但他们高超的造车技术却在契丹人中保存了下来。“在辽朝成立之前，被契丹吸收和同化的，至少有若干回鹘人，可能还有若干奚人；在辽朝成立之后，则有奚、室韦、女真、突厥、回鹘、乌古、敌烈等族的一些部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与契丹同化了。此外，在文化比较发达的渤海人和汉人中，也有少数移民、俘虏和士兵渐渐同化到契丹里面去了。”[42]这里所说的同化，更正确地说是民族融合，因为这其中没有任何强迫的因素在内，完全是各民族自觉自愿的行动。民族史学家贾敬颜教授对辽代的民族融合，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称汉人为‘契丹’起于辽、金战争之际，其所以有此名号，首先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实行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的大量南来汉人地区，实行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汉人。或者，有一部分契丹人直接向汉人转化；而另一部分契丹人先向女真人转化，之后再向汉人转化。不管怎样，元朝广义的‘汉人’之内包括了契丹人，乃是千真万确的。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从前进的行程中失掉了，但它的‘分子’——遗胤散布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以致成了汉人的代词。”[43]

二、金代

女真人是金朝的主体民族，在金朝建国前和建国过程中即已吸收了大量的非女真人，使之变为女真人，如辽代的兀惹、铁骊、达卢古、胡里改等族，后来都融入了女真。特别是女真人在攻辽的过程中，不断俘掠人口，迁往女真内地，“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44]。如天辅年间金人攻破燕京后，“迁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河北迁西县北喜峰口）徙之内地”[45]。这些被迫迁入女真族内地的汉人，后来都融合进了女真人之中。除了掳掠外，还有不堪辽朝压迫而自愿皈依的契丹人。太祖阿骨打统治时期，“辽通（吉林四平市西一面城）、祺（辽宁康平县东南）、双（辽宁铁岭市东南）、辽（辽宁新民县东北）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46]。这些处于女真人包围中的契丹人，后来就被女真人同化了。对辽朝的战争取得决定的胜利后，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把整个州的百姓都一迁而空。辽朝天祚帝出逃后，为切断他与契丹人的联系，金人竟然将邻近天祚帝的山西诸州契丹人迁入金人腹地。灭辽后，东北地区还留有由契丹人组成的猛安、谋克，海陵王完颜亮不加存恤，强迁契丹人丁壮入军攻宋，又下令“杀亡辽耶律氏、宋赵氏子男凡百三十余人”[47]，终于激起了以移剌窝斡为首的契丹人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金世宗在大定年间“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48]。他的政策是，让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49]。所谓“男婚女聘，渐化成俗”云云，就是提倡契丹人与女真人通婚，久而久之，契丹人的民族特色便泯灭无余，与女真人毫无二致了。

柳毅传书铜镜（金）

除了契丹人外，奚人也是金朝统治者移民的对象，奚人的王族世代与辽为婚，对金朝的反抗也很激烈。天辅年间，金军在平定了奚人的反抗后，将一部分奚人迁于内地；另一部分“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50]。所谓河东，唐代以后泛指山西全境。由此可知，金朝对奚人的政策是分化瓦解，迁入女真人内地者若干年之后，便融合于女真人中，那些零星散居于山西全境者，很快便淹没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被汉人所同化了。

渤海人皈依金人较早，在政治上较受优待，但仍免不了被迁徙的厄运。如皇统九年（1149年），“宰臣议徙辽阳、渤海之民于燕南，从之”[51]。像霫这样的小民族，也被迁入了中原地区。居住在陕西的回鹘，则被迁往燕山、辽东。

在迁徙契丹、渤海、汉人的同时，还把大批女真人迁入原属辽、宋管辖的地区，以征服者的身份去监视被征服者。灭宋以后，“虑中国（指中原汉人）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52]，以监视那些剽悍难治的中原士民。于是一部分女真人从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这些女真人“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53]。有金一代，女真人曾三次大规模地迁入汉族地区。第一次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天，因已占领宋朝大片土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54]。第二次是皇统元年（1141年），南宋将淮水以北的土地割给金国后，金熙宗又迁徙一批猛安、谋克至中土屯田。大名府（河北大名）、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女真人屯田处所，他们“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村落间”[55]。第三次是金宣宗的南迁。由于蒙古人频频进攻，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由中都播迁汴京，“河北军户迁徙河南者几百万口”[56]，仅军户便有几百万口，加上官员与女真富户，南迁者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金世宗不想让猛安、谋克与汉人相处，与完颜思敬等擘画，“其后遂以猛安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57]。自金太宗天会年间到金朝末年，女真人户迁中原内地者络绎不绝，有的学者估计：“内迁的女真人，至少要占女真人口总数的一半。”[58]金世宗虽想把女真人禁锢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免得被汉人所同化，但一纸禁令毕竟阻挡不住民族自然同化的历史潮流，迨至章宗年间，尚书省便向天子建议：“齐民往往与屯田户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59]这一建议为章宗采纳。这些迁入中原内地的女真人，与汉族错杂而居，在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又加上与汉人递相婚姻，因而加快了自然同化过程。金朝灭亡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加入了汉族行列。由于金代统治者的不断移民，使得原来只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足迹遍及于长江之北，而关内的汉人则大批迁移到了东北，被迁的还有契丹人和奚人，于是在整个北中国形成了民族杂居的状况，大大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

金朝在灭亡之后，一批女真人因各种原因散居在全国各地，至今不少省市还有女真遗民的后裔。如福建、台湾就有自称是完颜粘罕（即宗翰）的后裔，如今已改姓粘，民族成分也已改为满族。台湾有粘姓女真遗民万人左右，分布在台北、台南、台中、高雄、屏东、花莲、嘉义、基隆等地；福建的粘氏后裔3000人左右，分布在福州、厦门、晋江、泉州、三明、南安等地。山西省的女真遗民集中在安邑县房子村和三家庄村，均为仝姓。仝姓《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村名房子，里号双安；户口殷繁，人丁繁衍。”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金人姓氏中“夹谷曰仝”。可知山西仝姓皆女真人遗胤。除了姓氏以外，这支女真遗民已无任何民族特色，现在是汉族的一部分。安徽的女真遗民约有2000人，集中在肥东县的12个乡中，一律姓完颜。这一支是金朝的皇室贵胄，金亡后改姓完，与汉族杂居，今已恢复为满族。河南的唐河、鹿邑两县均有女真遗民，唐河的仝姓自山西迁来，鹿邑的完颜姓则自安徽迁来。

元代时期，统治者已明确地将女真人与汉人视为一体，同等对待，这在客观上拆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壁垒，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以致最后完全融合到汉民族之中。首先是将女真姓氏改为汉姓，在元代几乎是一种风气，这种改姓不带任何强迫成分，完全是出于自愿。在几代人之后，这些女真人与汉人已毫无差别，若无人叙述其先世，他们便不知自己为女真人了，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述改姓氏的女真人有21姓之多。其次是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金代各民族间的通婚，是先从金朝女真贵族为满足**欲而掳掠别族女子开始的。辽朝灭亡后，金军将领纷纷抢掠辽朝后妃宗女为妻妾，如宗翰就抢走了天祚帝元妃，宗望也抢走了天祚帝的女儿余辇公主。灭亡北宋时，金朝统治者又如法炮制。仅宋徽宗被俘北上的144名后妃中，被金军将领强行纳为妃妾者就达81人，甚至宋高宗生母韦贤妃也被迫再嫁女真人为妻。仅兀术一人就纳徽宗后妃8人。徽宗之女被俘北上者18人，其中荣德帝姬、宁福帝姬、令福帝姬、华福帝姬、庆福帝姬等5人被金熙宗封为夫人[60]。这些当然都是强迫婚姻，就她们个人的遭遇来说是不幸的。其他如章宗爱妃李师儿就是汉人。以上所说都是金代上层贵族与汉人通婚的例子，一般官员与平民通婚者也不在少数，以致出现了女真人“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61]的现象。在元代的笔记小说中，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记载不胜枚举。《元典章》中就记载有女真望族刘德宁的原配、继室曹氏、李氏、姜氏等均为汉人。汉人娶女真女子为妻者也不少，如元初大臣史天倪的三个妻妾完颜氏、散竹氏、蒲散氏均是女真人。《金史·兵志》说，女真统治者“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婚姻）以相固结”。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因女真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便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笼络汉人为其效力；二是让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通过互相杂居通婚，内迁的女真人在血统上便与汉人融为一体了。

当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的时候，在这里居住的女真人、契丹人、奚人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上的民族特征已丧失殆尽，与汉人没有多少差别，数以百万计的女真人已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乡了。元末有个叫温迪罕的人生活在汴梁，后来留居西域。朝代鼎革后，他在西域见到了明朝使者，乡土之思油然而生，说自己所居之地，“语言不通，食饮异好，侧耳而听，但闻侏离羌音，啁哳胡歌而已”[62]。可见这位侨居异域的女真人，在心理状态上也与汉人相同了。有鉴于此，元朝统治者不再区分汉、奚、契丹、女真等民族，一律笼统地称之为汉人，这标志着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已经完成了。

三、西夏

西夏统治者知道，他们固有的文化远比汉族落后，因而对汉族封建文化的汲取也特别积极。他们模仿中原地区的文物制度，用西夏文翻译汉文典籍，这些措施为党项族与汉民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西夏的疆土东与北宋毗邻，北与辽朝相接，这几个国家的居民犬牙交错地居住在一起，彼此间相互交往，党项人不可能不受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迁入内地的唐兀人，长期与汉族人错杂而居，于是在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方面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久而久之，唐兀人在文化及心理素质上都逐渐与汉族相近了。

内迁的唐兀人与汉人递相婚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如元代驻守庐州（安徽合肥）的西夏人将领也先不花娶当地女子夏氏为妻，其祖先当过西夏管僧官的师克恭娶汉族女子王氏、萧氏等。就是在姓氏上，许多内迁的西夏人也逐渐采用了汉姓，原来的姓氏反而摒弃不用了。河南省濮阳市东约50华里的柳屯乡杨十八郎村西金堤河道东侧，有一座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碑铭》称，杨氏家族在定居河南之初，还带有草原牧民所特有的尚武任侠的粗犷性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点便被汉族的生活习俗所同化而终至于泯灭无余了。杨氏家族的汉化首先表现在姓名上。从其始祖唐兀台到三世达海，专用蒙古人赐予的姓氏唐兀；四世崇喜，唐兀与杨氏并用；五世以后独用汉姓。杨崇喜取字为象贤，其昆仲13人也分别取字为思贤、师贤、齐贤等，原来曾经用过的伯颜、脱脱、镇花台、闾儿等少数民族名字，都摒弃不用了。其次是婚姻丧葬的汉化。据《唐兀公碑铭》与《杨氏家谱》所载，一世唐兀台之妻九姐，不详何族；二世闾马之妻为哈喇鲁氏；三世弟兄5人，一人娶妻乃蛮氏，余皆汉姓；四世昆仲14人，其中9人娶汉人女子为妻；迨到六世，均娶汉姓女子为妻。由此可见，杨氏家族在迁来河南后，血统上已是多民族的融合了。丧葬也是如此。杨氏家族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自然不会有坟茔地和子女守丧之礼。杨氏家族迁来濮阳后，由于政治地位优越，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竟成为一个“子姓僮奴，食者万指”[63]的名门望族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这支西夏遗民开始兴办儒学，置买坟茔，安葬父母骸骨，这与汉人缙绅已毫无二致了。尽管元朝统治者三令五申，禁止蒙古人和色目人行守丧礼，凡为宦者父母殁后不许丁忧，但一纸禁令毕竟阻挡不住民族同化的自然趋势。第三是崇尚儒学。从其二世祖闾马开始，子孙三代相继筹建义学，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义学落成，并置学田近五百亩，学生逾五十人，莘莘士子到此求学者络绎不绝，至正十八年（1358年）被元廷赐名为“崇义书院”。由于在这里受业的学生读的都是儒家经典，到明朝初年，杨氏家族中已经没人认识西夏文，对于西夏国的历史，也已不甚了了。如今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已融入汉族之中，如果不是发现了家谱和碑碣，谁也无法识别这支三千余人的杨姓居民是西夏人后裔了。

除了河南的西夏遗民外，四川木雅地区、安徽等地均发现有西夏遗民。西夏人虽然作为单一的民族已经消亡了，但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湮没的。

四、元代

元朝统治者虽然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将人分为四等，但是元朝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却给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由于政令统一，辽、宋、金、西夏时期的畛域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山水迢递、素无往来的各民族百姓联系到了一起，“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64]。元人的话未免有些夸张，但是此疆彼域的藩篱确实是被打破了，这种情况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在元帝国的版图内，不断有民族迁移，终元之世，也未停止。其中既有各民族迁至内地，也有汉人迁往边陲地区，各民族错杂而居的情况极为普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甚多：

成吉思汗像

2．元朝政府有计划的移民　如：一些西夏人在安徽的合肥、河南的濮阳定居；畏兀儿人移往河南的南阳、渑池以及云南；哈喇鲁人迁往湖北的襄阳、河南的南阳；乞儿吉斯人则徙入山东。蒙古人因是统治民族，居住范围更广，他们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南征的蒙古军定居于云南通海，还有一些蒙古人则因犯罪而被安置在浙、闽沿海。如今河北的宣化、山西的大同则是回回、阿儿浑、阿兰、康里、钦察和斡罗思人聚居之地。江南各地，回回人为数甚多，如“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71]。大都、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商贾云集之地，民族成分就更为复杂。

3．俘掠的奴隶　这些奴隶主要是指汉人。蒙古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攻下城池后，拒命者即屠城，但有一技之长者可免一死，迁往漠北从事手工业劳动，如道士丘处机在赴西域途中路过漠北时，曾亲眼看见“燕京童男女及工匠万人居作”[72]。元代的奴隶有多少，一时还无法确考，但数量相当庞大则是可以肯定的。宋子贞说元朝初年将校驱口几居天下之半，看来并非虚诳之语。如：“阿术略地至襄阳，俘生口五万、马牛五千”[73]；刘整协助都元帅阿术攻宋，“抄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锐、俘人民八万”[74]；塔出“帅师攻安丰、庐、寿（安徽寿县），俘生口万余来献”[75]。一次战役便可俘获数万人，再加上其他渠道而成为奴隶者，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不幸沦为奴隶的人，未必全部被遣送到漠北，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却到了漠北。后来这些汉人便融入蒙古人中了。

4．因罪放逐　按照元代刑律规定：“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76]也就是说，南方人犯罪者流徙北方，北方人犯罪者流徙南方，而南方多汉人，“北人”则指的是蒙古、色目以及东北境内的高丽、女真人等。世祖忽必烈时，一大批参与乃颜之乱的蒙古人被徙往南方，尚书省上奏说：“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月给米万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77]得到了世祖的批准。于是，这些乃颜家族及其民户“分置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命枢密院遣使括其数，得二千六百人”[78]。另外，个别因犯罪而举家流徙的官员为数更多。如元文宗时蒙古官员彻里帖木儿、速速、班丹犯罪，结果“彻里帖木儿流广东，班丹广西，速速徙海南，皆置荒僻州郡”[79]。这些南迁的蒙古人因山川辽远，无法再回到漠北，久而久之，便融入汉人中去了。

5．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的戚畹贵族、达官显宦怕受到明朝的迫害而流落他乡　河南省的蒙古人大多是元朝王室的后裔。如孟津县麻屯乡李姓蒙古人的家谱上说：“姓札剌尔氏，不讳其祖为鞑人。”鞑人也就是蒙古人。据李姓家谱载：“李出有元，札剌尔氏，自始祖忠宣生忠武，以开国勋封鲁。忠武生忠定，食采东平，遂居州之阳谷马儿庄。忠定子七，可传者长忠烈，次武靖王霸都鲁。子五，长子忠宪安童，忠宪生司徒兀良台，司徒生文忠拜住……”翻检《元史》木华黎、孛鲁、霸都鲁、安童、拜住等人的传，竟然一一吻合。据《元史·木华黎传》，其父孔温窟哇死后谥忠宣，木华黎死后谥忠武，木华黎之子孛鲁谥忠定，孛鲁之子霸都鲁谥武靖。霸都鲁之子安童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任右丞相，其孙拜住在英宗时任右丞相，一门显赫，职高位崇，为元代安邦定国立下了殊勋。他们一家世代受封于鲁，至霸都鲁时又受封为东平王，因此便世代定居于东平。孔温窟哇六世孙怀远在元朝中叶任松江（上海市松江县）万户府，怀远之子咬儿袭父职，举家由山东东平徙居松江。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松江，咬儿之子可用因“款附意缓，谪戍河南……世居洛阳县之南关，是为河南祖”。这一支蒙古人就这样来到了河南。由于他们是亡国遗民，备受歧视，不敢再姓札剌尔氏，以免招来横祸，于是“易氏曰李，从木从子，志所自也”。这就是洛阳一带蒙古人改姓李氏的由来。河南省南阳地区有蒙古人3.6万人，占整个河南蒙古人的80％以上，仅镇平县就有近2.2万人。据镇平县晁陂乡卫生院东北角蒙古人帖木花儿的墓碑记载，帖木花儿是元顺帝之子，“昔元纪自文宗殂，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安徽当涂），顺帝奔应昌（内蒙克什克腾西达来诺尔西南），遂移祚。公睹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以王为姓”。由于他们是天潢贵胄，故以王为姓。晁陂蒙古人王氏族谱序中也说：“我镇平晁陂王氏来自蒙古，乃元胄也。顺帝如应昌而国祚移，由是元宗室留居中土者类皆隐名韬元，至今莫能尽考。”这些人至今仍被承认为蒙古族，但是无论是语言、服饰乃至生活习俗已全部汉化，再加上与汉族人通婚，即使在血统上也与汉族人融合在一起了。

6．经商　元代疆域广袤，物产富饶，大批回回商人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天下，杭州、泉州、扬州等大都会都有回回人的店铺，真是“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要津，专其膏腴”[80]。

手抄经卷（辽）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

经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元朝境内的各民族形成了杂居的局面，每个行省都不是居住着单一的民族，如“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彝族）、曰达达（蒙古族）、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81]。《至顺镇江志》又记载，那里除了土著居民汉人外，还有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等族，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在那些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和地区，汉族无疑是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内迁的各民族当然要受到汉族先进文明的浸润和影响，他们与汉族的共同性逐渐增多，本民族的特色逐渐减少，久而久之，入居中原的党项、契丹、女真、渤海等少数民族，便融入汉族之中了。

元代民族融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何时形成民族，学术界尚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元代只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只是到了“明代，回回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8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回民族“当然不是在元代一开始就形成的，但它形成的过程相当快，最迟在元代后期即应形成”[83]。后一种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回回在元代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成吉思汗时称中亚突厥人所建立的花剌子模国为回回国，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从此以后，中亚、西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人）便被称之为回回，甚至色目人也被泛称为回回人。这时的回回人尚未形成为一个民族，因此，回回人与回族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成吉思汗与旭烈兀的西征，打开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从葱岭以西地区迁入中原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侨民，这些人成分复杂，人数最多的是军士与商人，此外还有工匠、学者、官吏、医生等，几乎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们散布于全国各地，但以入居中原者为多，后来都以中原为家。他们虽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种族与来源不同，语言、风俗习惯也大异其趣，都是通过某种机缘来中国定居的，他们被统称为回回人。这些被称为回回的人，早在唐、宋时便有人来到了中国，当然还只能算外国人。长期定居中国后，在这里生息繁衍，且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学会了汉语，到他们的子孙时，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学富五车的大儒了。有汉语作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有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共同信仰，回回人之间又互相通婚，有些人甚至与汉族通婚，他们的习俗与心理状态当然也就接近。在这一基础上，迁居中国后被通称为“回回”的波斯、阿拉伯及中亚突厥等族的移民很自然地融为一体，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就逐渐形成了。[84]

元代的民族融合比辽、西夏、金时期范围要广泛得多，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 厉鹗：《辽史拾遗》卷十五。

[2] 《契丹国志·四京本末》。

[3] 《辽史·太宗本纪下》。

[4] 《宋史·食货志下》。

[5] 《辽史·百官志》。

[6] 同上。

[7] 同上。

[8] 《续文献通考·田赋一》引陆深：《玉堂漫笔》。

[9] 《元史·伯颜传》。

[10] 《元史·世祖本纪五》。

[11] 《元史·兵志三·屯田》。

[12] 《元朝名臣事略·丞相东平忠宪王勋德碑》。

[13]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3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14] 《元史·食货志一》。

[15] 余阙：《青阳先生文集·杨君显民诗集序》。

[16] 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

[17] 《元史·崔斌传》。

[18] 《草木子·杂俎篇》。

[19] 《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

[20] 《宋史纪事本末·蒙古取汴》。

[21] 《金史·世宗本纪中》。

[22] 同上。

[23] 同上。

[24] 《金史·唐括安礼传》。

[25] 《宋史·夏国传上》。

[26] 《元文类·耶律楚材神道碑》。

[27]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8] 李锡厚：《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9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29] 《辽史·圣宗本纪五》。

[3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八》。

[31] 许谦：《白云集·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

[32] 《金史·兵志》。

[33] 同上。

[34] 《元史·世祖本纪十三》。

[35] 《南村辍耕录·氏族》。

[36] 《辽史·太宗本纪下》。

[37] 唐云明：《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考古》，1973年第5期。

[38] 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39] 《说郛》卷三十四，宛委山堂木刻本。

[40] 《辽史·耶律古昱传》。

[41] 《大金国志·许奉使行程录》。

[42] 张正明：《契丹史略》，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3] 贾敬颜：《“契丹”——汉人之别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

[44] 《金史·张觉传》。

[45] 《金史·太祖本纪》。

[46] 同上。

[47] 《金史·海陵王本纪》。

[48] 《金史·世宗本纪》。

[49] 《金史·唐括安礼传》。

[50] 《金史·兵志》。

[51] 《金史·熙宗本纪》。

[52] 《大金国志·屯田》。

[53] 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安穆昆散处中原》，39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7。

[54] 《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

[55] 《大金国志·屯田》。

[56] 《金史·高汝砺传》。

[57] 《金史·完颜思敬传》。

[58] 罗贤佑：《元代民族史》，28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59] 《金史·章宗本纪一》。

[60] 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传》，230～239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61] 《历代名臣奏议·论和战》。

[62] 宋濂：《宋学士文集·寄和右丞温迪罕诗卷序》。

[63] 《述善集·崇义书院记》。

[64] 王礼：《麟原文集·义冢记》。

[65] 《元史·兵志一》。

[66] 《述善集·伯颜宗道传》，手抄本，见河南濮阳杨氏所藏家谱。

[67] 杨志玖：《从〈至顺镇江志〉看元代镇江路的回回人》，《元史三论》，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8] 《乾隆河南府志·人物》。

[69] 《元史·马祖常传》。

[70] 《河南渑池刘氏墓志铭》，该碑立于渑池县城东一里河村北岭上。

[71] 《南村辍耕录·嘲回回》。

[72]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73] 《元史·世祖本纪三》。

[74] 《元史·刘整传》。

[75] 《元史·塔出传》。

[76] 《元史·王结传》。

[77]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78] 《元史·文宗本纪四》。

[79] 同上。

[80] 许有壬：《至正集·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81] 《至顺镇江志·户口类》。

[82]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3] 杨志玖：《萨都剌的族属及其相关问题》，《元史三论》，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4] 参见杨志玖：《元史三论》，168～169页；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572～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