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

辽、西夏、金、元时期，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因民族不同、统治的地区不同，政治、经济措施也不尽相同，这些措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当然也有区别。

一、辽代

辽朝是在游牧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建国伊始，在政治、经济、法规诸方面还带有部落联盟时期的痕迹。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父子不断扩疆拓土，终于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样，辽朝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辽朝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契丹国志》

辽朝农业的发展是在灭亡渤海国及燕云十六州之地并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阿保机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河北沽源县境）设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为广袤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有经验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优良农作物品种。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灭渤海国，使契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扩大到了农业地区。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之地进入辽朝版图。那里人烟辐辏，物产丰饶，社会经济形态已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这对契丹奴隶主贵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云中郡的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1]，南京（北京城西南）有人口30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2]。辽太宗耶律德光为这一片发达的农业地区并入契丹而欣喜若狂。特地改年号为会同，表示要努力促进幽蓟地区农业文化与塞外的游牧文化汇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对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对农业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保护的措施，使得农业、牧业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两者互补互利，相得益彰。契丹族以牧业起家，对畜牧业的重视自不待说。畜牧业既为契丹人提供了奶酪等生活必需品，也提供了维持军事力量所需要的马匹，而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农产品，则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农、牧业的结合，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增强了辽朝的国力。

契丹统治者向风慕化，对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明持积极态度。辽朝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熟悉汉人情况，在建立契丹王朝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批汉族士人的支持，任用一批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治理国家，借鉴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先进文化，这对于一个游牧部族联盟首领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实现中央集权，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了一套礼乐制度。这虽属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可以体现帝王的尊严，因而具有实际意义。后晋的大臣冯道曾给太宗、述律太后送来代表天子身份的“法驾”，会同三年（940年），耶律德光至燕京时，就备法驾入城，在这套仪卫引导下进入燕京大内，在元和殿上行“入阁礼”，他已经以封建帝王自居了。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灭后晋，将后晋的“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南）”[3]。大量汉文书籍的输入、翻译，不但把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传入了草原地区，而且也传入了中原地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促进了契丹地区草原文化的发展。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桴鼓不鸣，使轺相接，两国关系风霁月朗，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辽朝在立法、施政、制礼等方面更加刻意仿效宋朝，辽圣宗因喜读《贞观政要》，仰慕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为人，改名为隆绪，以示与隆基比肩。

榷场贸易是辽、宋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此之前，辽同五代的梁、唐、晋、汉以及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贸易往来，辽朝曾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之间，获利倍蓰。但都不及辽、宋贸易的规模。宋朝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4]。辽方用盐、布、羊、马、驼、北珠、玉器等换取宋方的茶、香药、缯帛、漆器、《九经》等。双方都从榷场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双方既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又是敌意尚未完全消弭的兄弟，彼此都规定有不准向对方输出的物品，但私贩填补了这一空白，宋朝的印本书籍与文人诗赋得以源源不断流入辽朝。

辽中京城墙遗址

辽朝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由于辽朝境内契丹人、汉人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不便于治理，因而辽朝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两套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北面官与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6]，办事机构设于皇帝御帐之北，各部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7]，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之南，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管理汉人、契丹人事务。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北枢密院，也叫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等。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叫汉人枢密院，长官称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等。除了北南枢密院这样实质上的宰辅机构外，辽朝还设有名义上的宰相，南北分设，即北面宰相、南面宰相。辽代的北面宰相不过是皇帝之下的部族官，南面宰相也只有在兼枢密使的情况下才有实权。北枢密院位在北、南二府以上，皇权通过它贯彻到二府直至各部族。与官制分为北面、南面相适应，辽朝的法律也有蕃律与汉律之分。蕃律适用于契丹人、奚人等，汉律则适用于汉人与渤海人。地方统治机构也体现出“因俗而治”的特色，契丹等游牧部落以部落治理，在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区则设州县治理。除此之外，还设有投下州。投下也作“头下”，是辽朝王公大臣、戚畹贵族以征伐所得俘虏、奴隶建立的私城。

辽朝建有五京，即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东南波罗城）、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宁辽阳）、南京（北京城西南）、西京（山西大同），初期以上京为首都，后迁中京。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他的政治中心不在五京，而在四时捺钵之中。捺钵又称“纳拔”、“纳钵”、“剌钵”、“纳宝”，即汉语的行宫、行在之意。辽朝皇帝一年四季不停地往返于四时捺钵之间，它不是皇帝一般的居留地，而是处理朝政的场所。四时捺钵初期地点不同，到后期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主要活动是习武和祭祀，秋捺钵是狩猎，夏捺钵和冬捺钵处理政务，称之为“春水”、“秋山”、“坐冬”、“纳凉”。春捺钵的地点在长春州的鱼儿泺（吉林大安县东南池虎城），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刺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冬捺钵在广平淀，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一片平原上。

由于辽朝统治区域既有游牧地区，也有农业地区，因此辽朝的文化也体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特点，这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文化气息的综合文化，就成为辽代文化的一个特色。

二、金代

金朝政权初建时是以女真贵族为核心，并联合汉人、契丹、渤海的上层人物共同统治的奴隶制政权。太祖、太宗时期，以锐不可当之势灭亡辽和北宋，扩大了统治范围，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进入金朝版图，大量汉人、契丹、渤海官僚被吸收入金朝统治者的行列中。熙宗时全面推行汉官制，限制女真贵族权势。至海陵王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金朝的统治体系全面确立，封建化进程加快，世宗时已是金朝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了。

与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金朝的官制也由勃极烈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化。勃极烈也叫孛堇，女真语中的官人、官长之称。孛堇为部落首领，统领几个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称都孛堇。以完颜氏为核心的部落大联盟建立后，联盟首领叫都勃极烈。阿骨打就是在任勃极烈时登上九五之尊的。阿骨打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也称大勃极烈，实即皇储，吴乞买和熙宗完颜亶都以这一官职即位为帝。勃极烈制带有贵族议事会性质，决定国内外一切大事，甚至可处分皇帝。随着疆土的拓展与辽宋降官的不断增加，勃极烈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得燕京、平州后，为安抚汉人而设置了汉官。灭辽之后，中央始设汉官，大抵沿袭辽朝南面官之制，决定军国大事的仍是那些勃极烈，汉官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熙宗即位后，为强化皇权，便主动借鉴辽宋官制，设三师、三公，以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为最高决策机关。天眷年间废除了勃极烈制，一律按汉官制除授，除西北边境依辽旧制保留有北面官外，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海陵王即位后，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女真贵族权力，罢领三省事，设置尚书令，位居丞相之上。正隆元年（1156年）颁行正隆官制，废罢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省下面的官府有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尚书省主持全国政务，设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以元帅府为枢密院掌军事，受尚书省节制。尚书令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师、三公不再参与政务。世宗时对正隆官制稍加调整，以后遂成定制。

《大金国志》（宋）宇文懋昭著

地方统治机构也有相应的调整。金朝初年行军打仗时，孛堇按率军的多少分别称猛安、谋克，猛安是千户、千夫长，谋克是百户、百夫长。后来猛安谋克制成为兼管行政的地方政权机构，猛安、谋克也就成为兼管地方行政的官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人、渤海、契丹人降附者甚多，都被编入猛安、谋克，一些汉官也被授予猛安、谋克、孛堇一类的称号。因猛安、谋克要行军打仗，破坏了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老百姓纷纷逃入深山，结寨自保，而那些投降的辽朝汉官，被取消了原来的官职和品级，猛安、谋克充其量也不过是乡长、里正一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的。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金朝统治者被迫停止在新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恢复原来的汉官制度。灭亡北宋后，金朝的辖境扩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区，地方机构保留了汉地旧制。官制的变革有利于女真人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

女真人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建国初期，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奴隶被广泛地应用于农牧业方面。灭辽后，金朝统治者面对的是人烟稠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高的燕云地区，为了重建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他们曾打算把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推广到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但是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得不推行汉制。女真人进入中原初期，掠人为奴的现象还十分普遍，有的甚至驱往西夏、高丽等地出售，或用奴隶换取马匹。这种残酷奴役、虐待奴隶的现象曾激起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到了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统治者不再强行改变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特别是他们全面地接触和了解汉地经济、文化之后，便逐渐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大规模掠民为奴的现象不再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的地位有了改善，大量被俘的奴隶恢复了自由人身份。为适应这种变化，金朝统治者在政策、法令上作了一些调整，奴隶解放的步伐加快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终于跨入了封建制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金朝统治者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提供了契机。

三、西夏

西夏统治者从唐末至宋朝初年，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治夏州（陕西靖边县境）的。节度使下面分设州衙和蕃落两套行政机构，州衙统治州县及其近郊，蕃落使统治蕃部。元昊建国后，仿照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这些官制几乎全是照搬宋朝，连名称都没有改变。开封府本是北宋首都区的地方政府机构，竟然也成了西夏官职，掌管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行政事务。这些机构中的主要长官是党项人，其余任职的有党项人、汉人。

西夏文书长卷

西夏的地方政府分为州、县两级。元昊建国后，为扩大政权声势，安插亲信，把一些堡砦、城镇都改成州，西夏国土不大，但州的数目不少。此外，西夏还设有郡、府。郡多设于边防重地，兼治军民。如肃州（甘肃酒泉）多蕃族居民，设蕃和郡；甘州（甘肃张掖）多回鹘人，设镇夷郡。甘州还设有宣化府，处理有关回鹘、吐蕃的民族事务，是一种民族宣抚机关，由此可见西夏是很重视民族问题的。

西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所占比重很小。从事农耕的多是汉人，他们掌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对西夏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昊时开凿了“昊王渠”，又疏浚了前代留下的秦家、汉延、唐徕诸渠，这些水利设施对西夏的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畜牧业在西夏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地旷人稀，横山山界以北与河西走廊地带水草丰茂，宜于畜牧。牧民多是党项、吐蕃、回鹘人，驯养牲畜以羊、马、牛、骆驼为主，畜产品除自给外，还作为商品与汉族进行交换。农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西夏封建化的进程。

西夏与宋、辽、金都进行过战争，但大多都在前期，在后期10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是“养贤重学，兵政日弛”的新时期。如果把西夏的政治、文化与宋朝作一比较，便可发现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封建制度、崇尚儒学等方面是一致的，只是民族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才各具特色罢了。北宋人富弼说，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因而发展迅速。西夏王国为加强西北各民族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元代

元代是我国文化发达繁荣的重要时期。元代文化之所以繁荣，有两个因素：经济的全面繁荣，是元代文化得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环境宽松，没有文字狱，则是元代文化发展的政治条件。

不少学者认为，元代文化是在农业凋敝，城市商业、手工业畸形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蒙古人在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屠杀居民，毁坏农田，给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元朝建立之后，这种现象便得到了纠正。忽必烈即位之初便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他下令设立十路宣抚司，令各司选择通晓农事者充任劝农官。在中央先设劝农司，后改为司农司，从此成为元朝的常设机构，专掌农桑水利，察举勤惰。又在农村设立村社制度，择年高熟悉农耕之人为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都要在田头植立书写本人姓名的牌橛，耕作不力而又不听劝诫者，给以惩处。为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农业生产，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吏治的主要标准，天下郡守县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8]。很快形成了政府重于农，百姓勤于业的生动局面。

与此同时，原先那种屠城毁田的落后行为已基本停止，忽必烈多次颁布“禁蒙古军马扰民”的诏令。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兴师攻南宋时，忽必烈就告诫将士不得妄行杀掠，因此在元兵进入南宋首都临安时，“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9]。在军事征服之后，元朝统治者立即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在平定江南地区的过程中，“农者就耒，商者就涂（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10]，生产力始终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为了养兵息民，召集流亡，蒙元统治者还广泛实行军民屯田，北至岭北，南至海南，到至大年间（1308—1311年）全国屯田已有120余处，“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11]。元朝政府还屡次下诏轻赋税，息徭役，开仓赈济，鼓励人民安于生产。元朝政府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治了黄河，开山东会通河，凿北京通惠河，沟通了南北大运河，漕运灌溉，皆受其惠。以上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民物日以繁息，仓廪之积盈衍于外，海内翕然，号为极治。”[12]至元三十年（1293年）全国户数为1400多万，每户以5口计算，人口已达7000多万，超过了金和南宋末年的总和。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当时最大的城市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此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3]。农业地区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料，绣局、纹锦局等手工业部门才能维持生产。大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4]。可见元代的城市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的。

八思巴文铜印

环境宽松是元代文化比较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在元代初年，儒士非但不受压抑，而且待遇相当优渥，蒙古统治者曾多次颁布蠲免儒人徭役的法令。元世祖忽必烈多次搜求儒士，征集隐遗，网罗了一大批汉人知识分子，都充入了官吏的行列，元代“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多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