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包括辽、西夏、金、元4个朝代。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人最早活动于潢河（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流域，是渔猎民族，后来也从事畜牧。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即位称帝，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983年）复称契丹，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1066年）第二次改号为辽。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至1125年亡于金，辽朝历时118年，共有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9位皇帝。太祖、太宗时期是辽朝初期的前段，世宗、穆宗、景宗是初期的后段；圣宗、兴宗是辽朝的中期；道宗、天祚帝时期则是辽朝的后期。如按社会性质划分，初期前段是奴隶社会，后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到了中期，这一过渡完成，后期已经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但在封建社会中，仍然有奴隶制成分。

金朝是以女真贵族为核心，联合汉人、渤海、契丹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女真作为族称，出现在辽、五代时期，历史上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都是指的女真人，他们长期生活在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一带，从事渔猎和农业。1115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建元收国，他就是历史上的金太祖。天会三年（1125年）金灭辽；天会五年（1127年）覆亡北宋；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在蒙古军的压力下，将都城由中都（北京）迁往汴京（河南开封）；天兴元年（1232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由汴京逃往蔡州（河南汝南），天兴三年（1234年）宋、蒙联袂攻金，金亡。金朝共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9帝，历时119年。女真族在阿骨打建立金王朝前还是原始社会，金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女真人已进入奴隶社会。由于女真奴隶主贵族不断发动掠夺战争，对北方地区的经济破坏非常惨重。从熙宗时起，女真族的奴隶制已经开始转变为封建制了，到章宗时才最后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金朝的经济、文化是继辽、宋之后发展起来的，从总的方面看，稍逊于南宋，但超过了辽朝，对元朝有一定影响。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代羌族部落的一支，也称党项羌。五代、北宋初年，都臣属于中原王朝，宋太宗赐党项羌首领李继捧名为赵保忠，继捧族弟李继迁抗宋自立。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继迁之孙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又称白上国，宋人称为西夏，都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其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甘肃敦煌县西），南至萧关（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蒙古瀚海）。西夏从元昊建国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被蒙古灭亡，历时近两个世纪，共有景宗、毅宗、惠宗、崇宗、仁宗、桓宗、襄宗、神宗、献宗、末帝10个皇帝。西夏社会从家长奴隶制过渡到封建领主制，只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李继迁统治时，是西夏封建制的萌芽时期。继迁之子德明克绍箕裘，承袭父业，与宋朝和平共处，积极发展农业、商业，又从宋朝获得大量岁赐，他在兴建宫殿、宗庙、官署上都竭力模仿汉制，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封建化进程。1038年李元昊公开宣布建立大夏王国，则是西夏封建制正式形成的标志。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国家。蒙古族名始于唐代，辽、宋、金时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等不同译名。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国，号为大蒙古国。他就是历史上的元太祖。其子太宗窝阔台兴建哈喇和林城（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为国都。大蒙古国的统治者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统治了亚洲、欧洲的广袤地区。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在按台山（即阿尔泰山）以西的封地和旭烈兀（成吉思汗孙、拖雷子）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都成为大汗的藩属。1260年，忽必烈（拖雷之子）即位于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采纳儒士的建议，遵用汉法，革故鼎新，以燕京（北京）为中都，后为都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蒙古人1227年灭西夏，1234年与南宋联袂灭金，1276年覆亡南宋，自此全国统一，江山一统。1368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往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其后裔据有漠北，袭用元国号，史称北元。元朝如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至大都失守，共162年，有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15位皇帝。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因为保留着浓厚的草原奴隶制因素，因而蒙古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造成中国北部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这种局面不利于蒙古人的统治，因为农业地区所提供的财富远远超过了畜牧业，破坏了农业生产，蒙古人的统治也就难以继续下去。有鉴于此，忽必烈即位后，便注意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采用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这样，忽必烈便成了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也意味着蒙古人彻底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辽、西夏、金、元4个朝代共统治了四个半世纪，除了元朝统一了全国外，其他3个朝代都是地区性的政权。这一时期的文化大体上有3条脉络：（1）儒学与多种宗教并存；（2）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互相杂糅；（3）地域文化的差异。

辽、西夏、金、元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东北、西北地区，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汉地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原汉族地区一向崇尚儒学，儒学一直处于显赫地位，而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人起初并不看重儒学，他们是在与汉人长期的接触与熏陶中，才慢慢地接受了儒学的，一直到元代，程朱理学才在全国学术思想领域内确立了统治地位。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在接受儒学的同时，对其他宗教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儒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辽朝统治者崇尚佛教，元朝人曾有“辽以释废”的感叹；西夏人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蒙古人在其广大的征服区内，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只要对蒙古人的统治有利，信仰何种宗教都受到保护。成吉思汗的后裔中有信仰基督教的，有皈依佛教的，有崇拜偶像的，有笃信伊斯兰教的，也有不信任何宗教的。由于元代实行帝师制度，佛教的地位高于其他宗教，而在佛教的各派别中，喇嘛教又高于其他宗派。

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人生活在北方边陲，形成了草原文化。除了西夏比较孱弱，无力问鼎中原外，其余3个政权都想取中原王朝而代之，结果是蒙古人取得了成功，辽、金只占据了原来属于中原王朝的部分地区。辽、金、蒙古统治者发现，用草原文化来治理有着上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汉族地区，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让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和光同尘，互相杂糅，这才是有效治理中原地区的不二法门。两种不同文化的杂糅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地区的不同，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差异。辽朝契丹人居住区与汉人聚居区，金朝南北方之间就有差异，特别是元朝版图辽阔，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这种差异既有民族和居住地区的因素，也有受汉文化影响深浅的因素。有些民族本身文化素质较高、居住地区交通比较便利，与汉人接触较多，其文化就比较先进，相反，那些文化素质较低，居住地区偏僻，与汉人接触很少的民族，文化就相对落后了。这种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元代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社会发展就不平衡。居住在辽阳地区的女真人，因长期与汉人杂居，经济、文化都受汉族的影响，因而发展较快；居住在原上京路、胡里改路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较少，保留自己的特色也就较多；而那些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因为山隘林深，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甚少，无从接触汉文化，到元代仍处在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又比如元代已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而云南的倮倮（彝族的先民）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

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塞外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汇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样性文化。

本卷由任崇岳主编，负责设计提纲、挑选图片并撰写绪言、第一至第八章、第十三章第四节；贾洲杰撰写第十二、第十四两章及第十三章第二、第三两节；洪书云撰写第十一章；陈朝云撰写第九、第十两章及第十三章第一节。全书最后由任崇岳统稿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