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各民族文化艺术和建筑形式的日益融合，我国古代建筑的规模和工艺进入了新阶段，木构建筑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当时的建筑师和工匠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各民族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建筑艺术，并为唐代建筑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寺院建筑也在我国大量出现，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支派。
一、洛阳的规模与布局
洛阳地处河南西部的伊洛盆地，南面伊水，北依邙山，四周群山环抱，伊、洛、湹、涧四水贯穿其间，是建立都市的理想之地，继东周、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和北魏都在此建立过都城。魏晋洛阳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的旧址上修建起来的。由于汉末董卓之乱以后，洛阳城破坏得过于严重，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曹魏征发民丁，“大治洛阳宫，起洛阳、太极殿，筑总章观”[49]。从这时起，我国各封建王朝的皇宫正殿都称作太极殿。太极殿前的总章观高达10余丈，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此外，曹魏在修复洛阳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加强防御设施，在城的西北部修建了由3个城堡组成的金墉城，3个城堡之间有门道复通。金墉城紧靠邙山，地势较高，可以俯瞰洛阳全城，成为对防御守城十分有利的制高点。曹魏还特别加厚了洛阳城西、城北两面的城墙，并在金墉城的北面加修了壕沟。整个洛阳城东西长6里，南北长9里，在三国时算得上是防御坚固的大城市了。
西晋永嘉之乱时，洛阳城再次化为废墟。直到公元494年，在锐意改革的北魏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之后，古都洛阳才又重新兴盛起来。比起魏晋洛阳城来，北魏洛阳在城市的形制和布局上都出现了许多变革。首先是建筑了单一的宫城，废除了东汉以来分南北两宫的制度。北魏洛阳城外廓东西长20里，南北宽15里，内有城垣两重，内重是宫城，外重是魏晋故城。宫城位于都城中央偏北位置，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1／10。宫城中建有诸多宫殿台观，见于记载的著名建筑就有凌云台、宣光殿、嘉福殿、九龙殿、凉风观、宣慈观、灵芝钓台等，都很豪华壮丽。特别是宣光、嘉福和九龙诸殿前筑有九龙吐水，形成一池。三殿都有飞廊和灵芝钓台相连，形成一组十分壮观的建筑。宫城北面是北魏宫廷的御花园华林园。
北魏洛阳城共有13个城门，城西的西阳门与城东的东阳门遥遥相对，两门之间修建了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此外，在东墙北面的建春门和西墙北面的阊阖门之间也开了一条横贯全城的大街，这条大街正好从宫城的东门和西门穿过，把宫城分为两部分，南部为朝会之所，北部是寝宫所在。宫城的阊阖门与洛阳城的南门宣阳门对直，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大街铜驼街，它是城市的中轴线，其东有太庙、国子学和司徒府，其西有太社、太尉府等官署。外城南面偏东处则设有灵台、明堂和太学村。
北魏洛阳城较之前代在城市的布局上更加合理和成熟。汉魏洛阳城宫城与闾里相混杂，分区不明确，而且宫城面积过大，作为一个都市，这种布局和构成是不平衡的。而北魏洛阳城集前代城市布局之长，形成了一个布局合理，方便生活又利于管理的都城。洛阳城内市场集中设置，城西有大市，城东有小市，城南有四通市，四通市附近是外国商人聚居的四夷里。大市是最重要的商业区，主要进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小市是农牧产品市场，四通市则以交易贵重货物和外国商品为主。洛阳城内道路系统规整，以各门御街为干道，形成方格网状的道路网。城市划分为320个坊里，每坊呈正方形，每边长300步，坊外筑有围墙，四面设门，犹如城中之城。大坊住四五百户居民，小坊住六七十家。每坊设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坊里内的家居建筑多为四合院住宅，其建制，依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和家庭的大小在规模上有所区别。标准的民居四周有高墙，正中有门房、正楼，院内由上房、侧房、下房及附属房屋如厨房、仓库、厕所等组成。院内设照壁和二进门，把庭院分成前后两部分，正房设在后院，长辈住上房，晚辈住侧房。家境差的人家，住宅虽不致如此完备，但风格亦相似。
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和布局对后代城市建设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从北宋东京城、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布局中，都可以看到。此外，北魏洛阳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他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那就是佛教寺院遍布全城，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叹为观止。关于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和结构特点，后文另述。
二、繁华的六朝帝都
建康城西沿长江，北据玄武湖，东枕钟山，南临秦淮河，地势十分险要。在汉末军阀大混战中，两大古都长安和洛阳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只有建康在江东于安定中继续得到发展，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了。从公元229年孙吴迁都建业始，直到公元589年陈亡，其间除西晋定都洛阳外，南方的六个王朝都以建康为都城。六朝在此定都的时间长达322年。
东晋南朝的建康城基本上保持了东吴建业的旧貌，只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土墙为砖墙。城垣形制为南北稍长，东西略窄，周围20里。建康城共有6个城门，南面正中为宣阳门，宫城正南为大司马门。从大司马门至宣阳门2里，出宣阳门到朱雀航5里，这条南北御道全长7里，是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又从城东的建春门（刘宋时改称建阳门）到城西的西阳门修建了一条东西横街，它与南北御道构成了丁字形的道路网。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又营建了新宫。新宫城的位置在都城中部偏北处，呈长方形，筑有2道城墙，外城周8里，内城周5里，皆绕以城壕。宫城前设横街和御街，御街东西散布着民居和佛寺，布局大体依魏晋洛阳城。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年），又增建了第3层宫城。这种宫城重重的现象在我国历代宫城建筑布局中是罕见的，反映了当时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往往从“变起阙下”发展到改朝换代，而封建帝王对此严加防范的政局特点。
西晋末年以来，随着南渡人口的不断增加，建康城内人满为患。为了便于对居民的控制，里坊制度建立起来，里坊的区划和排列日益规整。建康城内还设有大市、东市、北市和秣陵斗场市4个商业区。东晋时在建康城东南修筑了东府城，城周3里19步，又在西南修建西州城，作为官员办公的场所；并于城北修筑白下城，城西修筑石头城，城南修建苑治城，皆为驻军之所，历来都有重兵屯守。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宫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不仅把建康宫造得富丽堂皇，还修筑了大小殿宇3500间，成为建康城最大的建筑群。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重修建康宫，起玉烛殿，宋明帝又造紫极殿，史称“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50]。南齐东昏侯在位时更是大兴土木，“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青茹金口带，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51]。梁武帝好佛，所以萧梁宫城中还有许多供养佛事的殿堂，南朝统治者奢华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人口的增长太猛，在建康城外也兴建了大量居民区，城南秦淮河两岸日益繁华。居民区持续向东向南发展，东到淮青大桥，南到石子冈，都是鳞次栉比的街市。豪门士族的高级住宅也遍布在这里，朱雀航东面的乌衣巷就是东晋最大的士族王、谢两家的府邸。城外有市廛，是建康城布局的一大特点。
六朝建康城的另一布局特点是园林苑囿众多，分布广泛，不仅有大型的皇家花园和游猎场所，还建有大量私家园林。六朝时盛行兴造私家园林之风，在面积并不算很大的都城内外，士族贵戚建筑了许多邸宅园林。从东府城到建康城清明门外的青溪沿岸，是个景色优美的风景区，集中建有不少园林。东晋太傅司马道子执政后就在此地大开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52]。关于六朝园林建筑的风格和布局特点，还将在后文中予以详述。
三、佛教寺塔和石窟建筑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东土，佛教建筑也随之出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建成的洛阳白马寺便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佛教寺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佛教建筑也随之大增。
嵩岳寺塔
佛教建筑的主要类型包括寺、塔和石窟寺三种。当时，寺院建筑发展十分迅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三国时期仅建业一地就有寺院680余所；北魏末年洛阳城有佛寺1300多所，整个北方更多达3万余所。这些寺院建筑基本上仿照西周以来的宫室布局，只多了一个佛塔建筑。据文献记载，我国佛寺的平面布局早期与印度式寺庙“浮屠祠”大致相同，以佛塔为主体建筑，一般都把佛塔修建在寺院正中。塔内藏舍利（佛的遗骨），作为信徒崇拜的对象。稍后在塔的四周修筑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这时塔与殿并重，出现了塔、殿并列的布局。
《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北魏洛阳城40多所重要佛寺，其中以永宁寺规模最大，其布局堪称该时期佛寺布局的典型代表。永宁寺是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胡灵太后所建，平面为长方形，采用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前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佛塔是永宁寺诸建筑的核心。此外，院内还建有僧房楼观1000多间。寺内各种建筑均采用我国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大殿形如太极殿，由立柱、斗拱、梁枋组成梁柱式构造，内外柱列和梁枋互相联结，成为一个稳固的整体。大殿的外檐斗拱使用下昂和栱，屋檐的翼角翘起以中心柱向角柱逐渐增高的方式构成，是典型的庑殿顶。佛殿模仿宫殿的形制是北魏佛寺的建筑特点之一。永宁寺的院墙与宫墙也很类似，墙上皆施以短椽，覆以瓦。寺院南门有门楼3层，通道3条，东西门楼各2层，北门则为乌头门。整个寺院显得庄严而又堂皇，清静而又肃穆。
这一时期，许多贵族官僚舍宅为寺，造成一些寺院没有佛塔的现象。贵族住宅是由若干大型厅堂和庭院回廊组成，一般以前厅作为佛殿供养佛像，以后堂作为讲堂。由于融合了府邸和民居的建筑形式，故而佛寺多有楼阁苑囿，环境幽雅宜人。
在寺院里建造佛塔源于印度，塔即“stupa”，音译为“窣屠波”。它的原形呈半球体，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四部分组成，是一种实心建筑。佛塔的作用是藏置佛的舍利和遗物。塔式建筑传入中国以后，很快便与中国楼阁式建筑相结合，成为中国特有的楼阁式塔。大型的塔都是空心的，可以登高远眺。原来的“窣屠波”被缩小，置于塔顶，称作“刹”，在宗教意义之外还起装饰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木结构的楼阁式塔，另一种是密檐式砖塔。其中又以前者为主流，唐以后在其基础上还发展为楼阁式的砖石塔。永宁寺塔是当时最大的楼阁式佛塔，共9层，“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53]。塔顶的刹上有金宝瓶，瓶下置承露金盘30重，四周悬挂金铎，塔的每层外檐也都悬有金铎，上下共120个，“至于高风永夜，金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54]。永宁寺塔平面为方形，每面开3门6窗。整座塔造作精巧，“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时人赞叹“不可思议”[55]！
砖造密檐式塔的形制一般是底层较高，上筑密檐5至15层，这种塔一般不能登高眺览。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是河南登封县的嵩岳寺塔，它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塔高41米，外形平面呈12边形，其边数之多在我国现有佛塔中是仅见的。塔的内部平面则为正八边形，塔内构造采用空筒式木板楼层结构。整座塔坐落在不足1米的砖砌基座上，底层直径约10.6米，内部空间直径约5米，壁体厚2.5米。塔的底层特别高大，成为塔身，高度为塔高的1／3，其上2／3的高度为15层密檐和塔刹。在这15层密檐之间建有492个装饰性的门窗，各层密檐层层向上收缩，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形外廓。嵩岳寺塔的结构、造型和装饰是我国古代砖塔建造的一种开创性尝试，它的成功对以后砖塔的建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石窟寺建筑是另一种类型的佛教建筑，起源于印度，随同佛教传入我国。我国石窟寺的开凿大约开始于公元3世纪，北朝及隋唐时最为兴盛。现存的大型石窟寺大部分建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包括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等。石窟寺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和手法，同时也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优秀成分，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石窟寺形式多样，以云冈石窟为例，它长约1公里，现存大小石窟50多个，全部洞窟可分为3种类型：早期开凿的石窟都是平面呈椭圆形的大山洞，洞顶雕成穹隆顶，窟前部开一门，门上有窗，窟内四壁小佛簇拥着中央高大的主佛，空间显得十分狭小；中期开凿的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两室，窟的四壁满是精美的雕像和壁画，主佛像不追求体积高大，故内部空间显得开阔；后期开凿的石窟是方形窟室，中央有刻满浮雕的方形塔柱，四壁刻有佛像、龛座等。小龛的形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出现了民族形式的屋形龛，这表明石窟寺这种外来建筑已经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云冈石窟建筑形式的前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过程。
四、“虽由人造，宛若天成”的园林建筑
从魏晋开始，园林已经抛弃了前代以宫室楼阁为主、禽兽充满囿中的形式，而发展了古代“三山一池”的传统。这时园林的基础是穿池构山形成的自然山水。南北朝时期又盛行起兴建私家园林之风，官僚贵族和豪富人家都建有园宅或别墅。某些文人名士的私家园林影响很大，全国闻名。刘宋名士谢灵运辞官之后，“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56]，并作《山居赋》以言其事。《世说新语·简傲篇》载：“王子敬（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刘孝标注引《吴郡志》云：“顾辟疆园，自西晋以来传之，池馆林泉之盛，号吴中第一。”
根据园林规模大小的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可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类。这两类园林具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讲究因地制宜，讲求自然，布局灵活而变化有致。园林不论大小，在湖山景色的布置上都以模仿大自然为主题，设计构思争取做到“虽由人造，宛若天成”，以不显人工斧凿痕迹为杰作。谢灵运的山居别墅“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57]。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即使是雍容华贵的皇家园林也多采用不规则的平面布局方式，空间疏密相间而景致连绵不断，楼台亭阁皆傍水而就，于水上设小桥，置小岛，颇得自然和谐之趣。如北齐邺城的玄武苑，“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缭垣开囿，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篠怀风，蒲萄结阴”[58]。环苑则凿有玄武池，池中有鱼梁钓台，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实为古代园林建筑之佳作。
魏晋南北朝园林建筑的第二个特点是空间对比讲求变化，园林中山、石、池、树、亭、台、楼、榭等景物错落有致，形成众多的风景点，它们相对独立，却又与其他景物群相通，组合于一起显得十分和谐，极富韵味。西晋名士陆机在其《洛阳记》中这样描绘皇家园林芳林苑的景致：
读罢此文，令人恍如置身其中。芳林苑的景致安排十分巧妙，各种景物浑然一体，诗情画意尽收其中，不愧“神居”之称。
魏晋南北朝园林建筑的第三个特点是建筑物旁多配以花鸟虫鱼，以增添自然美趣，而且依建筑风格的不同，配以不同的花草树木和动物。湖池周围配以修竹垂柳；小亭配以纤草小花；池中饲养金鱼鳖虾。这种安排可使游人愉悦身心，在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都得到享受。北魏人茹皓是华林诸作中的高手，他“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59]。
除了上述特点以外，大型和小型园林都各具韵味，于风格上有一些不同。大型园林主要包括皇家园林和一些大官僚的山林别业。其主要特点是水多于陆，广阔的水面一般占总面积的2／3以上。为了衬托湖水，往往堆造高达几十米的山丘，并在湖滨山麓建造风景点。以南朝皇家园林为例，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6年），建康令张永在玄武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又在华林园内筑景阳山，并将玄武湖水引入华林园的天渊池，从东西掖门下注入宫城南堑，使宫内的沟水萦回不息。南齐永元三年（501年），又“于阅武堂起芳林苑，山石皆涂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60]。到梁武帝时候，华林园内天渊池旁已建有景阳楼、琴堂、灵曜殿、芳香堂、日观台、兴华殿、风光殿、重阁等建筑。
小型园林主要包括官僚贵族的园宅和别墅，其设计精巧，布局细腻，疏密得当，尤以清幽秀丽，玲珑剔透见长，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几乎每一座寺观都是一座小型园林，且风格独特。园林的培护会使寺观显得更加典雅清幽，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北魏洛阳城东的平等寺“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61]。城南的景明寺更是“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堦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62]。丝毫也不逊色于私家园林。“借景”技法在小型园林建造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建筑师在设计园林时除注意园内人工景物的配合外，还将园外周围的景色融合到园里，从而扩大园林的空间，收到风景重叠、画面迷蒙的效果。还以景明寺为例，它“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63]，将山形城影“借”入园内，倒映于山池绿水之中，池边“青林垂影，绿水为文”[64]，诗情画意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