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是世界重要的佛教遗迹，也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巨大的民族艺术宝库。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的社会环境和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在重视书画的同时，又热衷于大兴佛寺和凿窟造像，从而开石窟艺术之端并使之走向兴盛，其影响所及至于明清。

一、风格独特的克孜尔石窟

新疆地区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批石窟群。在天山南麓的古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焉耆和高昌（今吐鲁番）沿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1960年全国重点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石窟寺达16处，洞窟600余个，如脱库孔萨米石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雅尔湖石窟、吐峪沟石窟等。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7公里的戈壁悬崖间。在已编号的236个洞窟中，有75个洞窟保存着内容丰富、瑰丽多彩的壁画。其类型大体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窟四种。壁画最早者始于3世纪，最晚者为元代作品，北朝至隋唐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一。克孜尔壁画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即在窟顶遍画须弥山（佛教传说山名）景，并以菱形方格的形式排列，生动而富于变化；每个方格内分别画着不同内容的佛本生故事、千佛故事、菩萨故事、因缘故事及供养故事等，而且都以单幅的形式表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所有石窟中仅见于此，对敦煌早期壁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宗教内容外，还有反映古代新疆人民劳动、生活的游猎耕作图画等，画面上的人物与服饰，既具有鲜明的龟兹特色，又吸收了天竺画法，是当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

二、完备的佛教美术馆——敦煌莫高窟

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县起，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向东南方向延伸，分布着许多石窟群，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其中尤以敦煌莫高窟闻名于世。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城南2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石崖上。洞窟形似蜂窝，大小相间，鳞次栉比，上下共三层，绵延约1600多米。这里岩石松脆，不宜雕刻，故造像全系泥塑彩装，窟内饰以壁画，窟外采用木结构的悬空阁道和檐廊，整个洞窟群艺术形式多样，内容绚丽多彩。敦煌文物研究所自1964年以来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正式出版《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一书，据此得知，它共有492个洞窟，壁画45000平方米，塑像2000余尊。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止于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中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代约十一个朝代的持续营建，历时千余年之久。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十六国时期7窟，北魏、西魏18窟，北周15窟，其他为后世各朝开凿或重修。其艺术内容在大类上包容了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其表现形式有塑像、壁画、装饰图案等。

十六国北朝时期开凿的为早期洞窟。洞窟形制大多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塔柱向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佛龛，每面分两层，每层龛数不等，或一、二龛，或三、四龛，也有少数为覆斗形顶或园券龛的。覆斗形顶又称藻井，类似我国宫殿建筑内部屋顶结构，藻井画莲花井心，饰以精美的彩画图案花纹。窟内布局特点以塑像为主，统摄每一窟内容。

早期洞窟内容异常丰富，洞内各龛塑有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佛、菩萨、苦修像、弟子等；他们大都宽额高鼻，细眉长目，方颐长项，薄嘴唇，嘴角微翘，面部清癯端正，表情严肃；衣着富有“曹衣出水”的特征，衣褶纹饰既有传统的阴刻线条，也有犍陀罗（今巴基斯坦一带）式的突起线条，将中外艺术风格紧密结合于一起。各种浮塑更是琳琅满目，如双树龛楣、束帛龛柱、忍冬龛梁、摩尼珠宝、莲花宝瓶、缠枝莲花等，难以尽数，美不胜收。现略举数例于下：第275窟为十六国晚期开凿，洞内有中心塔柱，四壁开龛，以弥勒为主像。西侧塑大型弥勒一身，交脚扬掌，浮塑项光，三角背靠，座下两侧塑二狮子；弥勒上身半裸，璎珞下垂至腹，下身着绿色长裙，衣服紧贴身体，好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样子，称为“曹衣出水”；南壁东侧龛内塑思惟菩萨一身，西侧二阙形龛内各塑交脚菩萨一身，神态安详，衣饰特点颇类弥勒。洞内浮塑除弥勒项光外，还有双树龛楣。第248窟为北魏时修建，主室中心塔柱东向面园券龛内塑趺坐说法佛一身，着贴身通肩袈裟，花纹细密，神态逼真；龛外两侧塑胁侍菩萨各一身。浮雕有龙首龛梁，束帛龛柱，忍冬龛梁，莲花宝瓶，双树龛楣，莲花摩尼珠，摩尼宝珠等。

壁画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和精华，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和艺术成就也堪称举世无双，不愧为中国古代巨大的民族艺术宝库。早期壁画内容以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为主。说法图布局相对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一主佛坐在中间，向两侧的胁侍菩萨说法，龛壁画佛光、供养天人，龛楣画火焰，并点缀散花奏乐的飞天在空中飞翔。所谓佛本生故事，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生”行菩萨道、利生受苦的故事，常见的故事如第257窟西壁画的《九色鹿王本生》，它描绘九色鹿王曾救起一个溺水之人，后来此人竟恩将仇报，带领摩因光国王的人马捉拿九色鹿，鹿道出事情原委，国王受到感动，下令今后谁也不能捕杀鹿，被救的溺人因此落得满身生癞和口发恶臭的下场。全图用一长卷形画面表达连续情节，故事从左右两端开始，逐渐向中间汇拢，构思巧妙，情节生动。第254窟南壁龛下画的《萨埵那太子本生》，描写萨埵那太子出猎遇饿虎，自刺出血，投身虎前，让虎吞食的故事。该窟北壁龛东下又画《尸毗王本生》，描写尸毗王为了营救饥鹰爪底下的鸽子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喂鹰的故事。故事中的九色鹿王、萨埵那太子、尸毗王都是释迦的前生，这些故事的共同主题是宣扬忍受苦难、屈辱，要人们放弃斗争，作出自我牺牲，因此，这些画面都充满恐怖和悲惨的气氛。属于宗教画的还有佛传和经变故事画。佛传是指佛从投胎降生、修行成佛直至涅槃，整个一生的连环画，如第428窟《五塔变》（树下诞生），第431窟《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第263窟《鹿野苑初转法轮》，第294窟《佛传》等。经变是经义的形象化，即把佛经里的故事用连环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容无非是宣扬佛法无边，劝人为善而已，如第254、260窟中的《降魔变》和第428窟中的《涅槃变》等。此外，壁画中还有数量可观的供养人像，即那些出钱修窟者的画像，其中有男有女，也有供养比丘等；尽管这些画像大都画在不显眼的甬道两侧，且人体画得瘦小，但其衣饰面容仍清晰可辨，其中不少画像着北魏流行的折领胡服，女的着窄袖裙，肩搭披帛，表现了当时北方各族人民的衣着风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的宗教故事画中，还不时穿插有现实生活的画幅。当时的画师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将人民的劳动、生活情景及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巧妙地以绘画方式表达出来，更丰富了壁画的内容。如耕作、收获、狩猎、放牧、行船、屠沽等画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辛勤劳作；行旅、宴享、游乐、杂技、战争等画幅，则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北魏第257窟《九色鹿王本生》故事画中，画有一幅车马图，马匹矫健逼真，车辆为当时北方流行的样式；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南壁中画《得眼林》故事一铺，又名《五百强盗成佛图》，它描写了五百“强盗”英勇地反抗官军，结果被打败俘虏，官府对他们予以严惩，剥去衣服，剜掉双眼，丢弃于深山中悔过，其状惨不忍睹。这是一幅反映北魏末期各族人民大起义而遭到统治阶级残酷镇压的生动画卷。

图案装饰画是壁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案种类有动物、植物、无生物等，形式多样，构图新颖别致，如团花、棋格团花、山花、蕉叶帐顶、莲花、忍冬、火焰、佛光、飞天、云气及虎、猴、马、青龙、怪兽、鹦鹉、凤鸟、鸽子、长尾鸟等飞禽走兽；沿边饰以回纹、云头纹、彩帛纹、联珠纹、对马联珠纹等。在千姿百态的装饰图案中，尤以飞天引人注目，画师们妙笔生花，只用几条简单的彩色线条，便将她们那凌空飞舞、婀娜多姿的形态勾勒出来，或散花，或奏乐，一个个美若天仙，惟妙惟肖，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令人叹为观止。

三、雄伟壮观的云冈石窟[82]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武州山古称武州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皇始元年（396年），北魏拓跋部入主中原；二年后的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境内）迁都平城（今大同市），从此两地间往来频繁，武州塞正当交通要冲。自明元帝拓跋嗣起，北魏皇帝曾先后七次到武州山祈祷，这里便成为鲜卑拓跋贵族祈福的“神山”；接着，于此山开凿造像，建寺，而形成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现存主要洞窟53个，另有许多小窟，共计1100多龛，大小造像51000多尊。石窟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至孝文帝迁洛前的太和八年（494年）处于极盛阶段，现存主要洞窟都是在这30多年间开凿的。《水经·漯水注》描绘当时的盛况说：“武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五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即云冈石窟）南，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走向衰落，只开凿了一些小型窟龛。唐五代以后仍陆续修建，但规模较小。

云冈石窟按其形制、造像内容与形式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和平初年（460年）由沙门统（僧官，掌全国僧尼事务）昙曜主持开凿的五窟（编号第16至20窟）。其形制特点为平面椭圆形，穹隆顶，类似草庐；窟内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即过去、未来和现在佛，外壁雕满千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83]。这些大佛都是仿照皇帝的形体和身样来雕造的，第16至20窟中的主佛分别代表当时的文成帝、景穆帝、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其服饰特点是头戴宝冠，衣服右袒或通肩，有些呈突起式花纹，饰以璎珞，臂上带钏，明显表现出鲜卑游牧民族与犍陀罗服装相结合的特点。第二期是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洛前（465—494年）开凿的五组石窟，即第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该期石窟呈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也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礼拜道；造像变小，但形变趋于多样化，并出现供养人像；衣装也逐渐换成中原的传统服式，并受到南朝士大夫服饰的影响，如第5、6窟中的佛像被雕成褒衣博带，上着披帛，下着大裙的样式，这是鲜卑拓跋部日益汉化的表现。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年）开凿的，以中小窟和小龛居多。洞窟内部趋于方整，塔洞、四壁三龛和重龛式的洞窟较为流行；佛像面容瘦削，服饰多为褒衣博带式，衣下褶纹重叠，龛围雕饰繁缛。

云冈石窟内容丰富，窟龛内除雕满各种大小佛像、菩萨、千佛外，还有许多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浮雕；不少窟顶和龛楣雕有飞天、平棋飞天及伎乐天，伎乐天手持笛、鼓、埙、排箫、琵琶等乐器进行演奏，神韵生动，是研究古代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50窟北壁是“幢倒乐神”的浮雕，刻画了一批杂技艺人缘橦表演的情景，是研究古代杂技史的实物例证；至于一些动植物浮雕则比比皆是，如参天的森林，盛开的莲花，竞奔的白鹿，飘动的水藻，翔集的沙鸥，跳跃的鱼儿，等等，画面生动而形象，充满生活气息。这批宏伟精巧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雕刻技巧，北魏的优秀工匠们匠心独运，在继承秦汉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国内各地、各民族的长处和学习外来佛教艺术，创造出具有新的风格特色的石雕艺术。云冈石窟中的许多大佛像，便继承了汉代的大面积雕凿并保持完整统一效果的手法，使作品显出鲜明、奇伟和柔中有刚的特色；许多小像采用高浮雕手法，能娴熟自如地处理造像的不同角度或衣褶的重叠层次；并巧妙地运用身光、动植物形象作背景的装饰性处理方法，以衬托造像的面部形象，达到了新的艺术水平。某些装饰性边纹雕刻，已采用类似后代“易地突起”或“压地隐起”的手法，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而且动静结合，富有新意。云冈石刻艺术的发展，为后来的隋唐石刻艺术奠定了基础。

四、窟龛、造像居首的龙门石窟[84]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郊12.5公里的龙门山，这里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峦，山奇林郁，中有一大豁口若阙塞洞开，西为龙门山，东为香山，伊水自南而北流经其间，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就开凿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山崖上。北魏称龙门为伊阙，故龙门石窟又称伊阙石窟，是中国三大著名石窟寺之一。

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始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至北宋，其中以北魏和初唐营造规模最大，历时150余年。龙门石窟群像蜂窝一般密布于伊水两岸的东、西二山峭壁上，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10万余躯，碑刻题记3600多块。北魏窟龛约占1／3。以窟龛、佛像数量而言，龙门石窟居中国各大石窟群之首。在北魏窟龛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最为著名，号称龙门北魏三大窟。

1．古阳洞　又名老君洞或捞金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其规模宏大，洞深13.5米，高11.1米，宽6.9米；形制为穹隆顶，平面呈马蹄形。洞后壁中央雕凿主佛释迦牟尼坐像，袈裟下垂，颊丰满而面带微笑；佛两旁为胁从菩萨，皆宝冠长裙，饰以璎珞宝珠，仪态文静端庄；左菩萨手捏净瓶，右菩萨手持摩尼宝珠。洞南北两壁各有上下三层大龛和许多小龛及千佛，大小列龛多达数百计；龛内刻以释迦、交脚弥勒、多宝佛、菩萨、力士等像，形态各异。

除精美的造像外，古阳洞内还有不少的礼佛图浮雕、佛本生和佛传故事浮雕，以及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与边饰。洞北壁的贵族妇女礼佛图是件珍贵的艺术品，画面长53厘米，高21厘米，由一披袈裟的比丘尼前导，二贵族妇女长裙曳地紧随其后，一人捧香炉，一人提香袋；后面依次跟随的是双手擎宝盖的双髻侍女和拱手的双髻侍女9人，皆长裙曳地，鱼贯而行。画面合理运用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将人物大小、远近、疏密相间关系雕琢得十分得体；人物形象显得虔诚而肃穆，造成了一个礼佛的典型环境。佛本生和佛传故事内容与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相同。至于龛楣的浮雕装饰图案则形式多样，常见的有小坐佛、千佛、飞天、火焰、铺首（即饕餮）、莲花、忍冬等，再加上各式边饰，显得精美而华丽。

2．宾阳中洞　宣武帝景明元年（501年）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间，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历时23年，但只完成了宾阳中洞，南北二洞半途而废。宾阳中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北魏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洞内雕刻有11座大佛与菩萨，正壁列释迦一佛，左右是摩诃迦叶、阿难陀二弟子，外为文殊、普贤二菩萨；南北二壁各立一佛、二菩萨。其服饰皆头戴宝冠，身披璎珞珠宝。大像的周身崖壁，均饰以华丽的背光和头光，间以影雕千佛。窟顶中部为莲花藻井，环以流苏，构成莲花宝盖。环绕莲花的是凌空翱翔、弹琴奏乐的伎乐天，形成了一幅和谐、欢快的景象。窟口内壁崖面上饰以“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和帝后礼佛图浮雕。整个宾阳中洞雕作完整，壁面满是雕刻品，而且都敷以鲜艳色彩，显得富丽堂皇，堪称艺术杰作。

3．莲花洞　位于龙门西山中部偏南，开凿于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年）前后。洞深9.6米，高6.1米，宽6.15米，是北魏后期大型洞窟。窟平面呈长方形，窟顶为平园，因顶部藻井雕有精美的大型莲花浮雕图案，故名莲花洞。

莲花洞主佛为圆雕释迦牟尼立像，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该洞以高浮雕宝莲藻井和丰富精细的佛龛装饰驰名，其莲花藻井不同于其他窟寺，藻井上的高浮雕莲花图案不仅硕大无比、精美异常，且高低层次分明，图案中央是凸起的莲蓬，四周是盛开的双层莲花，围绕莲花的是由忍冬纹饰组成的圆盘，莲花图案周围又饰以六个供养飞天。飞天衣带飘舞，凌空飞翔，莲花盛开，忍冬相衬，动静结合，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精美的图画。佛龛装饰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既有许多佛传故事和飞天浮雕画面，还有大量的装饰图案，如昂首腾空之龙，翘尾蹲卧的雄狮，熠熠发光的摩尼宝珠，盛开的莲花托盘以及葡萄、石榴、莲花、忍冬等花草纹饰，令人目不暇接。它们与整个窟龛内容有机地融合于一起，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精美的艺术宝库。

除上述三大窟外，北魏末期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普泰洞、魏字洞、唐字洞、药方洞、赵客师洞等，这些都属于中小型洞窟，然亦各有特色。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陆续有开窟造像活动，但规模显著变小，数量也不多，无法与北魏相比。

总的说来，龙门北朝造像有共同的艺术特点，窟形较为单纯，题材内容趋于简明集中，大都突出主像；造像艺术日趋中国化、世俗化；碑刻题记增多，出现许多造像记。这些都对后世石窟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麦积山石窟及其他石窟艺术

散布于甘肃陇东、宁夏固原地区尚有20余处石窟群，其中较著名的有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南方地区的石窟寺则以四川居多，如千佛崖石窟、皇泽寺石窟等；江苏境内仅见南京栖霞山石窟。

1．麦积山石窟[85]　位于天水市东南45公里处的麦积山石窟，是甘肃境内仅次于敦煌莫高窟的第二大石窟群。洞窟依崖而建，分东崖、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和摩崖雕刻共194个，其中东崖54窟。大窟龛有涅槃窟、千佛廊、散花楼上七佛阁、牛儿堂、中七佛阁等，属于形制特殊的“崖阁”类，即在崖壁上先凿出檐柱，外有木构建筑，里面再造龛室。西崖140窟，最大的洞窟是万佛堂（编号第33号）和天堂洞（编号为第135号），两窟地势险峻，形制高大奇伟，窟顶有复斗藻井，饰以飞天彩绘，四壁缀满影塑小千佛。东、西崖两部分保存历代石塑、泥塑像共7800多尊，壁画9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创建于何时，史籍记载不详，据有关专家考证，大约始于后秦，历西秦、北魏、西魏、隋诸代开凿。唐代以后，因地震而使洞窟大面积崩毁，无法继续兴建，只在原龛内重新雕塑了一些佛像。现存的洞窟、造像和壁画主要是北朝时期的作品。

麦积山石窟造像同样丰富多彩，如北魏第60窟的胁侍菩萨，第169号窟的交脚菩萨与胁侍，第64号窟的坐佛与双手合十的比丘，皆表情生动，形态安详。所存壁画也不乏佳作精品，如北魏第127号窟内，藻井中央绘有满天飞腾的乘龙天人，四周绘有殿阁城楼、赴会的人群车马及狩猎的壮观场面；左壁“维摩变”中绘王者出行，伞盖相接，车从甚盛。其他窟内也多有飞天、宝莲、火珠等精美画图。

2．炳灵寺石窟　位于甘肃永靖县西南40公里处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上，洞窟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两寺间的洞沟等处。它始创于十六国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诸朝。现存窟龛196个，大小石雕造像694躯，泥塑82躯，残存壁画900多平方米。第169窟是西秦时开凿的早期大型洞窟，洞口离地面30余米，洞深19米，高14米，宽27米，是利用天然洞穴加工整理而成。窟中内容非常丰富，雕像有三世立佛、无量寿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等，雕像旁皆有题记，题记下彩画供养人，均面侧向佛，虔诚备至。北魏第125窟是个小窟龛，龛中雕有释迦、多宝佛并坐说法图，图像清晰，佛像面容慈祥，略带微笑，十分生动。雕像虽小，但足以与云冈、龙门的大型造像相媲美。

3．须弥山石窟　位于宁夏固原县西北约55公里处，窟龛沿东南向崖面绵延，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700米。始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唐代，因自然风化等原因而遭严重破坏。现存有北魏4窟，北周5窟；其形制特点为中心柱窟，每面开龛，四壁亦开龛，题材以三佛为主，建筑与造像风格类似麦积山同期窟龛。

4．南方地区石窟　以四川境内石窟和摩崖造像遗址最为丰富。据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全省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的县市近50个，窟龛在10个以上的有120多处。[86]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广元市近郊嘉陵江东、西两岸的千佛寺石窟和皇泽寺石窟，两窟隔江相望，均属中原系统。千佛寺窟始凿于北魏后期，历西魏、北周、隋、唐、宋诸代，现存54窟、819龛和大小造像7000余躯，其中的第7、第21窟是典型的北朝窟龛。皇泽寺开凿时间稍晚，始于西魏，经北周而至隋唐；现在窟龛56个，大小造像1203躯。

目前所见南朝石窟仅有南京市东北约20公里处的栖霞山，开凿于南朝齐、梁二代，但规模不大，窟龛、佛身都较小，一般每龛仅五六尊或七八尊小佛，无法与其他窟群相比。

注释

[1] 《隋书·百官上》。

[2] 《隋书·百官中》。

[3] 《宋书·乐志》。

[4] 《宋书·乐志三》。

[5] 《宋书·乐志一》。

[6] 《通典·乐典五》。

[7] 同上。

[8] 《隋书·音乐志上》。

[9] 《隋书·音乐志下》。

[10] 《通典·乐典二》。

[11] 《通典·乐典六》。

[12] 《通典·乐典二》。

[13] 《隋书·音乐志中》。

[14] 《魏书·释老志》。

[15] 《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兴寺》。

[16] 参见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48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7] 《通典·乐典六》。

[18]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10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9] 《宋书·乐志》。

[20] 《梁书·羊侃传》。

[21] 《晋书·隐逸夏统传》。

[22]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

[23] 《三国志·蜀书·许慈传》。

[24] 《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

[25] 《北史·柳彧传》。

[26] 《三国志·魏书·杜夔传》注。

[27] 《颜氏家训·杂艺篇》。

[28]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29] 《建康实录》卷八注引《京师寺记》。

[30] 见杜甫诗《送许八拾遗江南觐省》。

[31] 《历代名画记》卷二。

[32] 同上。

[33] 《南史》卷七十五《隐逸宗少文传》。

[34] 谢赫：《古画品录》。

[35] 《南史》卷三十九《刘瑱传》。

[36] 姚最：《续画品》。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历代名画记》卷七。

[40] 姚最：《续画品》。

[41] 同上。

[42] 《南史·竟陵王子良传》。

[43] 谢赫：《古画品录》。

[44] 姚最：《续画品》。

[45] 《历代名画记》卷七。

[46] 《宋书·隐逸·宗炳传》。

[47] 《宋书·王微传》。

[48] 姚最：《续画品》。

[49] 张怀瓘：《书断》，本节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见此书，不另注。

[50] 张怀瓘：《书议》，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

[51] 《颜氏家训·杂艺篇》。

[5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张华《博物志》。

[53] 窦臮：《述书赋》，载《法书要录》卷五。

[54] 《南史·齐高帝诸子下》。

[55] 《南史·梁武帝诸子》。

[56] 《南史·陈宗室诸王》。

[57]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

[58] 王僧虔：《论书》，载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

[59] 窦臮：《述书赋》。

[60] 卫铄：《与释某书》，载《全晋文》卷一四四。

[61] 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62]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

[63]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64]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

[65] 羊欣：《古今书评》，载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66]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

[67]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68] 虞和：《论书表》，载《法书要录》卷二。

[69] 《晋书·王羲之传》，另参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70] 关于争论详情，可参见《兰亭论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71]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

[72]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载。

[73] 《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传弟子云附传》。

[74] 袁昂：《古今书评》，载《法书要录》卷三。

[75] 《法书要录》卷三·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高平公《萧斋记》。

[76] 《南史·齐高帝诸子上》。

[77] 《北史·卢玄传》。

[78] 《北史·崔宏传》。

[79] 《北史·江式传》。

[80] 《北史·儒林赵文深传》。

[81] 侯镜昶：《书学论集·北朝真书流派评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82] 参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云冈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83] 《魏书·释老志》。

[84] 参见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5] 参见郭厚安、陈忠守：《甘肃古代史》第三编第九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86] 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载《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