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在继承商周秦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将艺术水平推进到新的高度。尤其是魏晋书法，被世人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崛起了如钟繇、王羲之等享誉千古的第一流大书法家，而且书坛人才济济，翰墨之妙而入流品者摩肩接踵，至于留迹于庙塔寺宇、碑碣石刻之间的无名书家更难以计数。他们共同创造了书法艺术的辉煌：名作荟萃，书体创新，论撰繁富，给后世留下一大批不朽的珍贵艺术遗产。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书坛春色满园，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一派生机盎然。

一、诸体皆备的时代

唐代张怀瓘《书断》说：“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这是说，书体以笔画特点而言有十种：古文（科斗文）、大篆、籀文（与大篆小异）、小篆、八分、隶书、章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前三种书体因笔画曲折繁杂，不便书写，秦代始以小篆、隶书代之。秦人王次仲又造八分书，由小篆演变而来，其笔势波挑翩翻，字方八分，故谓之。至汉代，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相继问世。西汉史游始作草书，“至（东汉）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49]。史游乃章草之祖。后汉刘德升创行书，即行书之祖。飞白者，谓字宜轻微不满，笔画中留有空白，此汉末左中郎将蔡邕所创，蔡邕即飞白之祖。东汉张芝改革章草而为今草，故张芝为草书之祖。以上乃书体源流之梗概。

三体石经（三国　魏）

1922年河南洛阳出土

魏晋以降，不仅诸体皆备，而且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而使之日臻成熟和完善。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大师大都兼善诸体，如曹魏钟繇除真书绝世外，兼善隶、行、草八分诸体；东吴皇象“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西晋索靖草书绝世，又善八分；卫瓘善章草、小篆、隶、行、草诸书；东晋王羲之更是诸体兼备，凡草、隶、八分、飞白、章、行，莫不自成一家法。就是被唐人品目为第三流的书法家也莫不如是，如晋代杜预善行、草，王导行、草兼妙，刘宋范晔工草、隶、小篆，梁代陶弘景以真书、行、隶见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对书体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楷书的发展和对草、隶、飞白的创新。楷书亦称真书、正书，以减省隶书的波磔而成，字体方正，笔画平直。钟繇以楷书著称，常用之书写碑碣石刻，故又称“铭石书”。南齐王僧虔《论书》云：钟公“铭石书，最妙者也”。张怀瓘称钟繇“真书绝世”、“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近人多以为钟繇发展了秦汉以来所未有的楷法，为汉字的定型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符合史实的。

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对草、隶、行草有重要的创新。王羲之博采众家之所长，一改汉魏古朴之风，发展草楷相结合的行书，它便捷易识，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完美性的结合。张怀瓘称：羲之“割析张公（张芝）之草，而浓纤折衷，乃块其精熟；损益钟君（钟繇）之隶（指隶楷），虽运用增华，古雅不逮”。这种草楷相结合的行书遂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王献之则在行、草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种“非草非行”的新书体。此体兼具行、草二体的特点，笔画简易流畅，字形飘逸洒脱，极为优美。张怀瓘称：“子敬才高远识，行草之外，更开一门。”指的就是这种新字体。他又说：“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籍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50]

飞白作为一种特殊书体，实为民间所创，蔡邕受到启发，归而书之。张怀瓘《书断》称：“汉灵帝熹平中，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因这种书体“浅如流雾，浓若屯云”，华艳飘**，逸越可观，故问世之后，大受书家青睐，常用以题署宫阁。东吴张弘，晋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梁代萧子云又创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间，若有骞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从而将这一书体推向新的峰巅。

二、书家迭起，翰墨流芳

魏晋南北朝书家之多，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历朝难与为比。

唐人窦臮撰《述书赋》，根据前后所亲见墨宝者，列举自周秦至唐乾元初（758年），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共214人，现列表于下：

从表中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可入流品的书家共达153人，约占总人数71％，仅晋代便超出唐代11人。尽管窦氏统计的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可观其全貌。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周秦至唐的书法名家列为三品，其中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各朝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中清晰反映，魏晋时代不仅神品、妙品独占鳌头，即便能品亦非汉唐所能及，如果将魏晋南北朝各代入三品的书法名家加在一起，汉唐就更难望其项背了。

唐代李嗣真撰《书品后》，也开列了自秦代至唐世的书法家81人，分为十等。最高称逸品，共5人，其中秦1人，汉1人，魏晋3人；上上品2人，秦、汉各1人；上中品7人，其中后汉2人，魏晋5人；上下品12人，除汉1人、唐1人外，余皆为晋宋人。可见，魏晋南北朝书法名家之多，成就之大，几乎是唐人一致的看法。

在大批书家中，不少封建帝王跻身其中，他们嗜书成癖，且造诣颇深，构成了当时书坛的一大特色。北朝人颜之推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51]好尚书法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无疑与帝王的积极参与和提倡关系密切。魏武帝曹操不仅是位大诗人，亦善音乐、围棋、解方药，“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晋张华《博物志》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52]曹操的章草被张怀瓘列为妙品。东晋元帝“天然俊杰，毫翰英异”“用笔可观”；晋成帝“生知草意”“劲力外爽、古风内含”。[53]宋文帝善隶书，次及行、草，“规模大令（王献之），自谓不减于师”；其“隶书入妙，行、草入能”。齐高帝祖述献之，“善草书，笃好不已”。尝与书法名家王僧虔睹书，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他还收藏了大批名家书迹，一次就向王僧虔出示古迹11卷，并求能书人名；僧虔搜集民间所有、卷中所无者11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1卷，足见齐高帝酷爱书法之甚。高帝之子齐武帝亦善行、草书。梁武帝“好草书，状貌亦古”。据窦臮《述书赋》载，两晋南北朝帝王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计18帝，除上述各帝外，尚有司马师、司马昭、晋康帝、晋孝武帝、宋明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武帝、文帝、后主等。窦氏所述未必皆妥，但不致有大的出入。

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于是帝胄王室，士族名流，后妃贵妇，乃至民间，无不以善书为荣。故当时江南谚曰：“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也。”以帝胄而言，能书者不乏其人，如齐高帝第三子萧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54]。梁武帝第六子萧伦“尤工尺牍”，伦长子坚“亦善草隶”，坚弟确“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55]。陈文帝第二子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法”[56]。而南齐宗室萧子云诸体兼备，是称一代名家。

在时风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女性不让须眉，也大胆挥毫落简，驰骋书坛，更使书法艺术增姿添彩，成为当时书坛的又一特色。西晋卫铄（272—349年），世称卫夫人，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书法家。夫人字茂猗，廷尉卫展之妹，大书法家卫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在父祖的熏陶下，她从小酷爱书法，尤喜钟繇的作品，“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兼善诸体，精于草隶，年二十，著诗论草隶通解”[60]，将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高度。她不但培育出了“书圣”王羲之这样的高徒，而且撰写了一部书法理论杰作《笔阵图》，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此外，汉魏之际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亦擅长书法，真、草皆造诣极深；王羲之之妻郗氏是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某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往往是她代笔的；王凝之之妻谢道韫亦工书，与郗氏齐名，唐李嗣真《书品后》称其书体“雍容和雅，芬馥可玩”。王洽妻荀氏、王珉妻汪氏、郗愔妻傅氏皆因善书而垂名后世。又晋安帝王皇后名神爱，献之女，亦善书；梁武帝德皇后善隶书。如此等等，兹不细举。妇女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大大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宝库，魏晋时期之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高峰，妇女的作用毋容低估。

魏晋南北朝书法名家灿若繁星，而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推钟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等人，以下分而述之。

三、钟繇和索靖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累官至尚书仆射，魏初迁相国、太尉，明帝朝进封定陵侯，加太傅，人称钟太傅，享年八十。钟繇学书异常勤奋刻苦，据说十六年未尝窥户，他曾与其子钟会论书说：“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里；如厕忘返，附膺尽青，每见万类，则而象之。”[61]

这就是钟繇“居则画地，卧则画被，入厕忘返，抚膺尽青”，勤学苦练书法的故事。他既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等汉代书法名家，又不落前人窠臼，而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真书“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作为一代书法大师，他兼精诸体，凡真、行、草、隶、八分等莫不皆能，而尤擅长真、行、八分三体。南齐王僧虔《论书》曰：“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真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八分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62]三法之中，又以真书绝世，常用以书写表章碑碣，所谓“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钟繇的书法享誉后世，备受推崇，足为百代楷模。凡晋唐间之书评，莫不列之为逸品、神品或上上品，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王羲之论书云：“钟、张（芝）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刘宋羊欣称张芝、钟繇、王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之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梁武帝谓“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唐李嗣真《书品后》评曰：“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后学者恐徒伤筋臂耳。”[63]这些评价反映书坛后学对一代名学大师的推崇和景仰，其影响之深远无待多论。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敦煌西南）人，张芝妹之子。少有逸群之量，驰名海内，与乡人汜衷等五人号称“敦煌五龙”。因才艺绝人，被西晋武帝擢为尚书郎，后历官雁门、酒泉太守，拜游击将军等。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死于“八王之乱”，时年六十五。

索靖师法前贤而不拘泥，传张芝之草而形异，学韦诞之书而险峻过之，兼善草、隶、八分、章草诸体，尤以草书知名，常以自己的字势自负，曰：“银钩虿尾。”他的草书与张芝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时人云：“精熟之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其章草以险峻著称，“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峻则古今不逮”。晋王隐说：“靖草书绝世，学者如云。”其楷法多雄勇之势，过于卫瓘；其八分则称韦诞、钟繇之亚。

后代书家对索靖评价甚高，梁代袁昂《古今书评》曰：“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唐李嗣真《书品后》称：“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状，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岁凛凛，为不亡矣；风华艳丽，古今冠绝。”

四、皇象、张弘书冠东吴

皇象，字休明，东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官至青州刺史、侍中。自幼工书，师法汉代杜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然陈恨瘦，张恨峻，休明斟酌其间，甚得其妙。”[64]他与大画家曹不兴、围棋高手严武等八人齐名，时称“八绝”。其书体雅劲多力，挥洒淋漓，世称“沉著痛快”。梁代袁昂《古今书评》曰：“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他以章草称首，次八分，次小篆。其章草堪与王羲之的隶书相抗，八分书仅次于蔡邕，唐张怀瓘“以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众相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则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亚于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议伤于多肉矣”。故评其章草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小篆为能品。

皇象被后世尊为“书圣”。晋葛洪《抱朴子》称：“书圣者皇象。”刘宋羊欣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65]皇象能得此殊荣，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

与皇象同时代的还有东吴另一位大书法家张弘，字敬礼，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一生笃学不仕，常头戴乌巾，时称张乌巾，“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飘若云游，激如惊电，飞仙舞鹤之态，有类焉。自作飞白序势，备说其美也”。宗羊欣说：“此人特善飞白，能书者鲜不好之。”[66]唐欧阳询称道说：“飞白张乌巾冠世，其后逸少、子敬亦称绝妙。”

五、父子书圣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曾任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南渡后居建康（今南京市）。起家秘书郎，历官江州刺史、会稽内史等，因不满官场的黑暗和争斗，于永和十一年三月以生病为由，辞去会稽内史，发誓不再做官，遂举家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终年五十九。

王羲之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三：一是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凡草、隶、八分、章、行、飞白莫不皆精，无所不工，唐代张怀瓘评其草、隶、行、章草、飞白皆入神，八分入妙。二是对书体多所创新，不但发展了草隶结合的行书，而且在草书、飞白创作上颇有建树，使之日臻完美，故唐人李嗣真盛赞羲之为“书之圣也”、“草之圣也”、“飞白之仙也”。三是创造了遒媚劲健、飘逸洒脱、变化万千的笔法体势，使书法艺术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晋唐书家几乎众口一词，称道羲之书体“笔力鲜媚”、“姿仪雅丽”、“粉黛无施”，乃古今之独绝也。

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局部

王羲之一生作书甚多，但其真迹未能留存至今，存世的仅是一些摹刻本。其代表作主要有《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万岁通天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十七帖》等。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它写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53年）暮春三月初三日。这天，王羲之邀集当时名流谢安、郗昙、孙绰及子凝之、徽之、操之等41人，于山阴兰亭修祓禊之礼。与会者兴致盎然，宴饮赋诗，留下许多诗作。王羲之挥毫制序，兴乐而作，是为《兰亭集序》。序文用蚕茧纸、鼠须笔写成，笔迹“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全文共28行324字。羲之视此书为最得意之作，特加珍爱，留付子孙传掌，一直传之第七代孙释智永，智永又传弟子辩才，辩才密藏于会稽永兴寺房梁上。贞观年间，唐太宗访知此宝下落，费尽心机而不能得。后由宰相房玄龄设计，派监察御史萧翼微服入寺，从辩才手中骗而取之。太宗得宝，龙颜大悦，重赏两大臣，并命供奉拓书人赵模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据传，唐太宗驾崩后，《兰亭集序》随其遗骸殉葬昭陵。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摹本，字体和艺术风格都不尽一致。其真伪如何？它们能否体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迹？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曾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一致看法。[70]现存唐摹本《兰亭集序》藏故宫博物院。

《乐毅论》是王羲之为幼子献之初学书时所作，号称楷书第一名作。全文共44行600字，“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梁代即有摹本，莫不临学。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又令冯承素摹写数本，分赐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六人，于是有六本在外，传于后世。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草书传神之作。它是羲之所书信札，因开头有“十七日”三字，故名。唐太宗曾命弘文馆学习书法，遂出内库法书作范本，其中有《十七帖》，故又有馆本之称。该帖长1丈2尺，共107行，942字，即贞观中内本。唐张彦远称之为“烜赫著名帖也”[71]。

王羲之作为一代书法宗师，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深深爱戴和无限敬仰，其大名及其艺术成就将永垂后昆，光耀千古。

王羲之共七子，皆善书，而以幼子献之的成就最大，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为一时之冠。多才多艺，能书善画。桓温曾让他书扇，误落笔于上，因画作乌驳母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书郎，累官至尚书令；其族弟王珉代为中书令，亦善书，故世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

献之七岁练字，以父为师，次学张芝书。一次，羲之趁其练字时，悄悄地从背后突然夺他手中的笔，竟然夺不掉，不禁感叹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他曾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围观者数百人。为帮助他练习书法，羲之特精心书写《乐毅论》送给他临摹，学完后，居然能写出一笔极妙的小楷字。

献之学书从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而往往改变制度，别创新法，如将行草结合起来，创造一种“非草非行”、流便秀逸的新书体，写出来的字“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唐张怀瓘《书议》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72]王羲之的草书字字独立，献之则变父体，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世谓之“一笔书”，如《十二月帖》一气贯通，笔势奔放，其后经唐人张旭、怀素加以发展而成狂草一体，这正是王献之超越其父之处。

二王书体各有特色，献之虽也精于隶、行、草、章草、飞白、八分诸体，而不及父，然仅季孟之差耳。羲之笔多骨力，献之则媚趣过之，行、草尤为突出。他们都对我国书法艺术做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真所谓“父子联镳，轨范后昆”。

六、萧子云突破飞白古法

萧子云（487—549年），字景乔，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第十一子，仕于梁，历官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左丞、侍中等。勤学有文采，年二十六著《晋书》，尤善书法。在梁末侯景之乱中，子云逃往民间；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今常州市），饿死于显灵寺僧房，年六十三。

萧子云少习二王，晚学钟繇，取法前贤，而“微变字体”，多所创意。善草、行、小篆、楷、隶、章草，诸体兼备，又创小篆飞白。“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梁武帝论其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窬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73]甚至称其书堪与“二王并迹”。梁代袁昂盛赞其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74]。

萧子云对书法艺术的最大贡献，是改变蔡邕、张敬礼、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飞白古法，另创小篆飞白。它“轻浓得中”，有若“蝉翼掩素，游雾崩云”，笔势“意趣飘然”、“妍妙之极，难与为比”。从而将飞白之书发展到新的最佳境界。惜其书湮没无存，唯建康佛寺古壁上余一飞白“萧”字，一直保留到唐代，使后世得以睹其真容。唐代“鉴古善书”名家韩滉在浙西为官时，于建康佛寺发现此“萧”字，嗟叹异常，遂迁之于南徐官舍，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不时俯瞰赏玩。韩滉卒后，书画家李约得之，又将此“萧”字载还洛阳仁风里第，专为之建立精舍，陈列于壁，名之曰“萧斋”。李氏视若珍宝，自称“每阅玩此迹，而图书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知者相贺，比获兰亭之书”。并为之作赞曰：“子云臣梁，‘萧’字逾贵，点画均平，姿形端异；迹绝尔素，名空传记，明徵褒贬，惟此一字。”唐张宏靖特撰《萧斋记》，称“壁字（指“萧”字）奇纵，乃为希宝”[75]。由此不难看出，萧子云的小篆飞白之艺术价值与深远影响。

萧子云的书法成就蜚声海内外，就连百济国（今朝鲜半岛西南部）也慕其大名，不远千里派遣使臣向他求书。梁大同七年（541年），子云出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百济国派人至建康求书。适逢子云为郡，即将乘舟出发，使臣在岸边恭候，见离船三十余步，且行且拜。行至船前，子云遣人相问，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76]。真乃一字千金。萧子云为人吝啬，当时向他求书的人很多，他却从来不用好纸书写；人们为得到其真迹，常常要送以重金厚礼。萧子云视书法为谋利手段，赚得大批钱财，最后却活活饿死，这或许能给后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七、北朝书家与碑碣刻石

北朝书学深受魏晋之影响，一些世家大族多具家学渊源，当北魏之初，此等大族仍保持工书传统，故亦不乏书法名家。如范阳卢氏，自卢志、卢谌父子起，师法钟繇，又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自邈以上，兼善草书。邈第三代孙卢渊仕北魏，“习家法，代京（平城）宫殿，多其所题”。卢氏“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77]。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并以博艺齐名，崔悦习卫瓘、索靖体，甚妙；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宏于北魏初封白马公，“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妙”。其子崔浩，因工书而被道武帝拓跋珪“常置左右”，后位至宰相，“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摹楷”[78]。史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至于陈留江氏、博陵崔氏之善书者也代不乏人。江式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受学于卫觊，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北魏平凉州，江氏内徙平城，江式祖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官拜中书博士；江式少传家业，“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79]。式兄子顺和，亦工篆书。博崔中的崔挺、崔季舒等皆以尺牍、碑铭见称于世。此外，北齐、北周的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王褒等人，或以楷隶见长，或以草隶知名。而王褒之草隶名亚南朝萧子云，见重于世。“及（西魏）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80]然而，北朝自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忙于战争，无暇致力于文化事业；其本身原较落后，又远不如魏晋南朝统治者那样热衷于书画，更谈不上大力提倡，加之民族隔阂等诸多政治因素，故北朝虽不乏书法名家，但既无遗文，也不见遗迹，其成就难为后世知晓。因此，北朝书法家之知名度及其影响也就无法与南朝萧子云等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

李贤墓志铭（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北朝书法的最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碑碣刻石方面，它包括石窟造像题记、墓碑、墓志、塔铭、摩崖石刻等，这些遗迹多系无名书家与民间石工的作品，其书体繁多，风格各异，既有骨力雄劲、笔风粗犷的真书，也有一碑篆隶相杂或篆、真、分书兼施的现象，色彩纷呈，蔚为大观。但多数碑刻以真书为主，受钟繇影响甚深，其“书艺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由此开创一代书风，并形成各种流派”[81]。这就是驰名后世的“魏碑”。魏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当时书家对我国书坛的一大贡献，其影响甚为深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

八、论撰繁富，成就卓著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又直接促进了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汉代虽有赵一《非草书》和蔡邕《九势》《笔论》等书作，但严格说来，这些都算不上书法理论专著，而赵一《非草书》只不过是一篇非难学草书者的游戏文章而已。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之真正建立应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时论撰之繁富，理论之精辟都是空前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汉唐间人论书之作凡三十有八，其中后汉1，两晋南北朝16，唐21。这16种论书之作是：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论书》《题笔阵图后》，宋羊欣《采能书人名》，王愔《文字志目》，齐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梁萧子云《论书》，虞和《论书表》，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九首》，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陈释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后魏江式《论书》。此外，尚有未收录的重要论书之作，如晋索靖《草书状》、卫恒《四体书势》等。在这些书作中，既有向初学者传授执笔、用笔方法的理论专著，如卫夫人《笔阵图》；也有对书法理论的专门探讨，如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庾元威《论书》等；还有详述书体历史的，如卫恒《四体书势》；而更多的则是书品、书评并结合进行理论探讨的，如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等。对于书法理论探讨，不乏精辟见解，如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一文中，提出了“意在笔前”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骨筋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法犹如作文而先打“腹稿”，关系重大，极富科学性，为历来书家所重视。他还将练习书法形象地比喻为战斗：“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斩戮也。”

在他看来，写字如同作战，要以“心意”这位将军来指挥，要善于利用作战武器，还要讲究谋略，才能出奇制胜。这无疑是一代宗师的经验之谈，足资人们学习和借鉴。

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突出成就，为唐宋以后书法理论的日臻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