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前，人们对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还不能明确区分，因此在文学批评上探讨得比较多的是文学的政治功能和道德教化一类问题，理论上也无法深入。建安以后，随着儒家经学束缚的解脱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文学批评进入到自觉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内容，除继续讨论文学的政治、教化问题外，还接触到许多新的问题。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创作过程和写作技巧；评论作家作品的原则、方法和态度；各种文体产生的渊源及特征；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关系等。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不断获得新的认识，表示不同意见，进行激烈争论，从而呈现出文学批评五彩缤纷的局面。

一、《典论·论文》和《文赋》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它是我国第一篇以多位作家和多种文体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专论，着重论述了评论作家作品应抱何种态度的问题。而在论述过程中，又涉及文体、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对我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具有积极影响。

《典论·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肯定了文学的地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二，强调作家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风格，“文以气为主”，“气”即作家的气质，由于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也各异。第三，把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并各指出其特点：“奏论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这种区别虽未必完善，但有开创之功。第四，讨论了文学批评的态度，认为文学评论一直存在“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通病，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文人相轻”的陋习、主张“审己以度人”，先检查自己，看到短处，再衡量别人，发现长处。

曹丕以执政者身份对同时期作家作品做出较为公允的评论，实践了他文中提出的“审己以度人”的主张，对当时文学批评的开展有一定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典论·论文》虽然着重论述关于批评的态度问题，但在论述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文体“四科八类”的分析，是最早的文体论，其中“诗赋欲丽”的看法，指出了诗、赋之类文体的文学语言特征，启发人们从文学本身的特征来认识文学，标志着文学发展进入到了自觉阶段。又如“文气”问题的提出，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风格论的开端。

《陆士衡集·文赋》

曹魏以后，文学特征不断为人们所认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日渐增多，人们迫切要求对前人文学创作经验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指导创作实践。西晋文学家陆机适应这一社会需要，根据自身的创作感受，结合前人的创作经验，写成《文赋》一文。该文以创作过程中构思谋篇问题为中心，阐述了有关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问题，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又一篇重要作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作家在观察客观事物或阅读古代典籍时有所感触，于是产生创作冲动，并进入构思阶段。陆机主张，构思时要发挥想象，捕捉形象，运用独创精神，力求“意称于物”。在写作阶段，要注意分段布局，遣辞命意，认为意为骨干，文为枝条，应做到文以逮意。

二是探讨了写作技巧，总的原则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也就是说，立意要巧，用辞要美，要注意声律。从文学的艺术技巧角度来说，这三点无疑抓住了要害。其中声律问题的提出，在文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修辞技巧，《文赋》涉及许多手法，如辞意双关，运用警句突出主题，独创新辞，以精美词句弥补文章的平庸等。陆机强调，写作时要防止五种弊病，即篇幅太小不足成文、文辞美丑不谐、辞浮情虚、为迎合时好降低格调、过于质朴而枯燥无味。

三是分析了文章的风格问题，将文体分为10类，并分别指出其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以谲诳。”

《文赋》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许多新问题，总结了不少创作经验，是古代文学理论中一篇重要论著。但作者忽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把文学的形式问题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绝口不提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未免失于片面。

二、《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字彦和，生卒年不详。东莞（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刘勰笃信佛教，早年家贫，未得婚娶，依附沙门僧祐生活十余年，参加佛经翻译，精通佛家经典，但《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却是儒家的。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1篇《序志》是总结全书的自序。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最系统的一部。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文原于道”。所谓“道”是指客观存在着的，先天地而生，并且创造世界万物的精神。文学根源于“道”，“道”又被圣人所发现和体现，通过圣人之手用文章予以表现，所以，圣人的“六经”就是“道”的文字表现和真理的渊薮，为后世文章确立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准则，一切文章的本源都起于“六经”，文学的职能就在于阐述“六经”中所蕴含的“圣道”，即原道、征圣和宗经。这些观点强调文学的内容与作用，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使刘勰的文学观带有经学气息和某些神秘色彩。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5种，论述较为完整。作者对每类文体的说明，都是和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评论、写作方法和要求的阐明等相结合，从而使文体论的内容显得丰富充实。

创作论是《文心雕龙》中最精彩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书中对《文赋》涉及的一些问题，逐一分专篇予以深入探讨。如《神思》论艺术构思，《体性》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养气》论如何提高创作修养，《通变》论继承和革新，《情采》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比兴》论文学创作中两种重要表现手段——比和兴，《物色》论文学创作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序》论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总术》论掌握艺术技巧的重要性，《知音》论如何着手开展批评，等等。总起来说，刘勰的创作理论主要牵涉到四个方面：一是在创作准备上，要广泛观察和熟悉各种事物，加强自身品德的修养，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熟练掌握艺术技巧。二是要求作者在创作中表达出充实饱满的情态，使作品具有教育感化作用。同时，创作必须通过想象虚构，运用夸张、比兴等艺术手法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情景，从而加强作品的感染力量。三是文章与文辞的安排、篇章结构的布置、风格与作者的关系，以及剪裁取舍、修改润色等。四是声律、用典、对偶和字句的斟酌等。

刘勰的批评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批评的标准、态度和方法。认为批评文章一定要用儒家经典作标准，因为圣人著作内容充实、形式华美。具体地说，批评的标准有六条，即感情真挚而不欺诈，教化意义纯正而不杂乱，所写事物真实而不虚妄，意义正当而不歪曲，风格简练而不繁杂，文辞华丽而不过分。这实际上也是创作的要求。刘勰认为，文学批评要克服秦汉以来存在的三种毛病：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为此，他还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批评者对文学批评的特点应有所认识，避免带上个人主观色彩。第二，要尽量实事求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第三，加强批评者的自我修养，“务先博观”。

批评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刘勰的批评实践，如在作家论上，他评论作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一是以简要评语指出不同作家独具的特点；二是坚持知人论世的方法，把作品的思想倾向与作家的生活遭遇联系起来研究；三是对部分作家的评论贯彻了内容与文辞并重的观点。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它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三、《诗品》

《诗品》作者钟嵘，生卒年不详，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梁两朝曾做过参军、记室一类小官，《诗品》撰毕，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是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杰出的文学批评名著。全书专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共品评了自汉至齐梁时期五言诗作家122人（另有无名氏《古诗》一组），分上、中、下三品，每品1卷，共3卷。3卷前各有序言，但今本把3序合而为一，总称《诗品序》或《总序》。这样，《诗品》又可分为“总论”和“正文”两大组成部分：“总论”列举作者对诗歌问题一些总的看法，是诗论；“正文”是运用“总论”中论诗的原则，具体品评诗人及诗作，是诗评，也是该书的主体部分。

就其“总论”而言，3卷的序言各有侧重：上卷的序言着重叙述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史，论述诗的产生、诗的作用和表现手法等问题，并说明其写作背景及其起因。中卷的序言，说明了《诗品》的体例、特点以及品评的范围，同时批评了南朝诗坛好用典故的不良风气。下卷的序言论述了声律论的流弊，最后选录了五言诗名作的篇名附于后。在特点方面，以往的文论或通论创作，或仅谈文体，或只集录诗文，内容上都不对具体作家定品第，评风格，没有探讨风格和流派的起源，未能对他们诗作的优劣得失加以评判和总结，而这些正是钟嵘用力甚勤之处。在体例安排方面，《诗品》注意了四点：对同一品作者按照时代先后而不按其作品优劣来排列名次；对在世诗人不作评论；对“方今皇帝”萧衍（梁武帝）及依附他的权贵不作评论；《诗品序》末尾附录了历代五言诗名作的篇目，系作者从众多的诗作中精心选定的，这对了解钟嵘的审美观点和评诗标准很有帮助。

《诗品》

《诗品》正文的内容是溯流别、评风格、定品第。作者从汉魏六朝众多的诗人中，选定122位堪称“才子”的作家作为评论对象，辨别他们的源出和流派，分析他们的风格特色，评判他们的利弊得失，然后确定其品第之高下。总计上品11人（另有《古诗》一组）、中品39人、下品72人。对其中36位作家的评论，从传统的继承关系来探索其诗作的源出，区分其流派，最后归结为三个源头，即《国风》《小雅》和《楚辞》。

总之，《诗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论专著。它对五言诗的肯定和对当时各种不正诗风的批判，反映了较为进步的文艺观点。而对风格的评述、流派的区分和意境的探求以及对艺术美的鉴赏等，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艺术规律的见解，可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四、《文选》

魏晋以后，文学家大批涌现，作品不断积累，文体日益多样化，于是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各种诗文选本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编选者在编文选集时，往往面临着一个标准问题，这里就包含了若干文学批评见解。这些见解，或反映在选本序跋中，或体现在作品的取舍编排上，有的选本自身还兼有对所选文章的评论。因此，选文编集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西晋末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东晋李充的《翰林论》，是当时两种著名的文选。前者按体裁选集古代优秀作品，并对每种体裁加以叙论，后者按文体“褒贬古今，斟酌利病”[21]。可惜两书均已亡佚，仅留残篇，难窥全貌。今天完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诗文选本，是梁朝萧统的《文选》。

《昭明文选》

萧统（501—531年），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郊）人，梁武帝萧衍长子。统2岁时被立为太子，未即位而卒，谥昭明。他爱好文学，博览群书，与文士为友。《文选》是萧统召集文士共同编选的，故又称《昭明文选》。

《文选》共30卷，选录自先秦至梁朝间诗文共700余篇，分为37体。其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即引用典故和古人言论经过了仔细推敲，形式和辞藻华美的诗文。至于经典和子史，则不属文学作品。萧统虽然不很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对作品内容较为注意，对当时非常盛行但内容空虚的艳体诗与咏物诗一概不取。尽管他过于强调辞藻华美而忽视汉乐府等作品，对南北朝民歌居然一首不录，但入选之作大体还属精当。《文选》仅用30卷篇幅，概括了当时各种文体的大致面貌和代表作品，对后人研究这一期间的文学史，学习前代优秀作品提供了便利。唐代以诗取士，《文选》是士子必读的范本，乃至谚语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注释

[1] 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上卷，314~3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 《文心雕龙·明诗》。

[3] 《文心雕龙·才略》。

[4] 《晋书·阮籍传》。

[5] 《世说新语·任诞》。

[6] 《晋书·阮籍传》。

[7] 同上。

[8] 《晋书·嵇康传》。

[9] 《诗品·序》。

[10] 《诗品·序》。

[11] 《宋书·陶潜传》。

[12] 《归园田居》其四。

[13] 《宋书·谢灵运传》。

[14] 《文心雕龙·明诗》。

[15] 《魏书·文苑传》。

[16] 张揖：《上广雅表》。

[17] 《释名》作者刘熙，三国时人。参见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北京，中国书店，1983。

[18] 参见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上卷，41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9] 《诗品·序》。

[20] 《梁书·江淹传》。

[21] 《文镜秘府论·四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