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是大一统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群体，注重社会，讲究等级秩序。从横向来看，它将人们可能具有的多样性人生选择限定在狭小的忠臣孝子的范围之内，并用功名利禄诱导每个个体生命自觉地去维护这一秩序，以从中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纵向来看，它还用“孝”的理论，限定任何个体都是宗族血脉中的一环。“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20]，既是上承先人，又可下传子孙。这种价值观和文化观是建立在汉代相对稳定时期的社会条件之上的。当稳定让位于动乱，生生不息被死亡相继取代之时，儒学一尊的地位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在分裂和战乱中，多元文化开始丛生。但是除名法之学曾出现过暂短的辉煌外，只有作为儒学的异化——玄学，影响最大。玄学一方面抛弃汉儒烦琐的章句之学，以高度的抽象思维和简明深刻的哲学概括，开创用义理解经的新风；另一方面又斩断汉代儒学构建的天人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们在理性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凭借这一优势，玄学排挤儒学占据了魏晋南朝学术文化的主流位置。然而，面对社会大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死亡恐惧，无论儒、名、法等传统学说，还是新兴的玄学，皆无法使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于是，这便给道、佛两教让出了发展的位置。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东汉末年开始形成，主要有三个派系：“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21]汤一介先生指出：“道教和其他宗教派别相比，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其他宗教大都要解释‘人死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所要求解决的却是‘人如何不死’（长生不死）；其二是，道教一开始就有十分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22]正是这两个特点，使道教一产生就非常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道教为人们设计了一整套“如何不死”的办法：一是通过延长生命的长度和提高生命的质量以享受人生；二是有一条达到永生的途径。道教宣称，人生通过饮符水、佩咒印，可以驱病避邪；通过斋戒、首恶，可以去祸就福；通过导引行气、服食金丹，可以养生长寿；通过男女合气之术，可以求得人生的欢娱。至于永生之路，则是通过修炼，形神合一、成仙得道。显然，道教使人们的视角从天道转向人道，从社会转向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生命的基本生理和心理的需求。道教干预政治的特点，又使它成为民众反抗统治者的组织手段和思想武器，从而以暴力方式去抗击黑暗势力。由于道教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本能和享受欲求，也迎合了统治营垒中某些人物希望永享荣华富贵的愿望。道教在不断地被改造和完善后，逐渐具备满足上层社会分子追求欲望和调节心理平衡的功能，因而吸纳的信徒越来越呈上层化。

不过，道教的理论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是它未能彻底解决人们对死亡的恐惧问题，未能回答“人死后如何”的问题。因为服食丹药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也终不能使人亲眼得见。而能起到填补这一空缺作用的，恰巧有一种外来的宗教，这就是佛教。

两汉之际，佛教即已传入中国，但其真正能够在汉地扎根并得到发展传播，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方面固然有它不断地进行调整，使自己中国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的宗教基本理论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佛教宣扬人间的贫富、夭寿，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是轮回报应的结果。人生的苦由“业”而引起，“业”即是人的种种欲望。前生的业决定后世的果报，众生都在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六道（天、人、阿修罗、饿鬼、地狱、畜生）中轮回。只有皈依佛门，人们才能彻底解除轮回果报之苦或在来世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还可以升入极乐世界，永享幸福。佛教的这些教义，不但对于迫切期望改变苦难命运的下层民众特别具有吸引力，而且对于上层分子来说，能通过轮回摆脱死亡后永不复生的命运，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总之，佛教比本土哲学或宗教，更圆满地解决了人生归宿问题，极大地淡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这也是佛教能在南北朝时期，远远超迈道教，而在人们宗教信仰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地位，佛、道两教在激烈抗衡的同时，也互相模仿，彼此吸收。如道教把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济世度人说以及三界诸天说等教义加以改造，与自己的宗教理论融成一体。至于科仪戒律，道教更是照抄佛家不误，以致道典《真诰·甄命授篇》竟然完全雷同于佛教的《四十二章经》。佛教徒对道教的符咒方术也大加借鉴，尽量使自己适合中国人的民族习惯。其结果，使佛、道两教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中最强劲的两翼。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除死亡恐惧的作用，但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构建的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伦理纲常和礼乐制度，是维系以君王为核心的等级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它在理论上为解决国家形式、社会秩序、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占有与分配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最系统的思路，并在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也是玄学越来越不屑一顾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却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然能够生生不息。佛、道两教都不敢忽视儒学的存在，在与儒学论争的同时，又努力将儒学的某些理论与自身的教义调和起来。如道教宣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23]佛教徒则主张佛法“六度”，与儒学“五教”（五常）名异实同。“六度与五教并行”“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24]。就是说，儒学以仁义化天下和佛教劝人戒恶从善，本质是一样的。同时儒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通过吸纳他学的精髓，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将来的复兴积蓄着力量。

魏晋南朝时期，玄学虽然极度昌盛，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消亡之路。这是因为它的玄虚高雅、超世脱俗的学术品格，日益将自我束之高阁，遂使研习者日少，学术生命丧失了生存根基。而佛教通过玄学化，逐渐将玄学的精旨妙义囊括无遗，使得玄学因无新义可陈，不得不匍匐在博大精深的佛学脚下，拾之遗唾。羽翼丰满后的佛教，转而指摘玄学，力图斩断与它的师从关系。南朝后期，玄学独立地位丧失，终于无疾而终了。

南北朝时期，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儒、佛、道三家都通过竞争，不相上下，互为补充，形成一种并存的局面。只是南方佛在先，北方儒为首，排序略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