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总是与该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说，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秦汉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这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因而人们的精神面貌总的来说是趋于积极向上、生气勃勃的。表现在社会时尚方面，任侠、节义与名士风雅也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

一、任侠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侠客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侠”的含义、特点及其产生年代等问题，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在我国古籍中，对“侠客”有多种称谓，如“侠”“游侠”“任侠”“剑士”“剑客”“刺客”等。最早提出“侠”这个概念的是战国时的韩非子。他在《五蠹》篇中将“侠”列为“五蠹”之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确指出“侠”的特征是以其武力触犯法律。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专为“侠”立传，称之为《游侠列传》。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轭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游侠，就其“不轨于正义”这一点而言，正与韩非子所谓的“以武犯禁”相同。同时，他还指出了“游侠”的三大特征，即讲信用、愿舍己而救人、施恩义于人而不自矜不图报。另外，《史记·季布传》中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对于“任侠”，《辞源》解释为：“抱不平，负气仗义。”这里也基本点明了“侠”的特征。

侠客究竟产生于何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又说：“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所以他在《游侠列传》中，只记了汉兴以来几位游侠。但是，司马迁所界定的“匹夫之侠”或“布衣之侠”，其实只是众多侠客中的一类。而称为“剑客”“私侠”“侠”“刺客”“死士”“巨子”的侠客，在先秦绝不是没有。如《史记·刺客列传》中所提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的事迹，除曹沫本是鲁国大将外，其他几位均为布衣之徒。从本质上讲，他们甘心冒死去行刺，在“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轭困”这方面，正表现了他们的“侠”的精神。在刺客荆轲的周围，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不少豪侠之士的身影。为了激励荆轲，田光自刎而死；为使荆轲达到目的，樊於期捧出了自己的头颅；易水边，为荆轲送行，一群身着素衣的士人，个个目瞋发竖；这些不是“侠”士又是什么？《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还踵。”这是墨子之徒多侠客的证明。而《汉书》的作者班固除将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视为游侠之首外，还将“行侠为官、亦官亦侠”的陈遵、原涉等人写入《游侠传》，从而大大突破了司马迁所说的“布衣之侠”的范围。由此可见，任侠之风大致起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

关于汉代游侠兴盛的原因，班固说得很清楚：“及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凯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由此看来，汉代游侠之风所以盛行，一是因为“禁网疏阔”，二是部分权贵的参与，三是社会对侠士行为的推崇。不过，这并不是说汉代最高统治者对游侠采取了宽容政策。相反，在文、景、武三代，统治者对游侠的诛伐是十分严厉的。如郭解之父因任侠尚气，在汉文帝时被诛。郭解本人也被公孙弘“以睚眦杀人”，而被处诛灭三族。萭章等一批豪侠被京兆尹王尊所杀。汉武帝更立所谓“沉命法”，规定凡敢藏匿罪人者，判以杀头之罪。而令人回味的是，即使在统治者这样严厉的裁抑下，任侠之风仍没有销声匿迹。如在汉景帝亲自下诏诛灭了一批游侠之后，游侠反而“纷纷复出”。郭解被杀，但“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看来一味地弹压是行不通的，还必须针对“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现象，另做文章。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等西汉前期一批有名的“布衣之侠”的事迹。鲁人朱家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人。鲁人因孔子的缘故，大都以儒家思想设教，但朱家却以行侠而闻名。当时的豪侠或杀人犯法者无处躲藏，大都到朱家这里向他求助。朱家总是想尽办法解救他们，把他们隐藏起来。经他隐藏解救的豪杰数以百计，一般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己，从来不求报偿，甚至害怕碰见他们。救人急难，总是先照顾到那些贫贱的人。他自己家中也并无多少余财。他衣着破旧，每顿饭也不吃两个荤菜。出门乘坐的也是用小牛犊拉的车子，却到处奔走救人急难，比干自己的事还用心。当时楚人季布也是一位尚气任侠的豪杰，在当地很有名。楚汉相争时，项羽让他带兵，他曾多次窘困刘邦。后来项羽败亡，刘邦当了皇帝，下令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如有敢隐藏季布的，诛灭三族。于是有人把季布送到了朱家那里。朱家不仅不退避，反而对他悉心照顾，并去洛阳向汝阴侯滕公求助。在朱家、滕公的帮助下，季布得到了皇上的赦免，并被任命为宫廷侍卫。季布因此出了名。但等到季布官居权要、名显位尊之后，朱家却终生不再去见他。这就是朱家的为人。

剧孟是洛阳人。当时洛阳人大都以经商射利为能，而剧孟却以行侠显名于诸侯。汉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震惊朝野。条侯周亚夫时任太尉，被派去平定叛乱。周亚夫乘坐驿舍所备的快车到洛阳，见到了剧孟，高兴地说：“吴楚诸王发起这么大的行动而不求剧孟参与，我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的原因了。”以周亚夫身居太尉之尊，而如此看重一个布衣之侠，由此也可以看出剧孟当时的声望与能量。剧孟的为人行事大体上像朱家，但喜欢下棋之类的博弈活动。剧孟的母亲死时，四方远近前来送葬的竟至车马千乘，冠盖盈门。但到剧孟死时，其家中所剩的财产却不足十金。

郭解是轵县（今河南济源轵城镇）人，字翁伯。郭解的父亲曾因行侠而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身材短小，精明强悍，却不善饮酒。年轻时，他内心阴狠，稍有不快便动武杀人，常义气用事，为朋友两肋插刀，什么犯法的事都干过。年长后，他一改恶习，对自己严加约束，常以德报怨，施恩于人而不图报，救人性命而不炫耀。但有时仍难以自控，对仇人怒目而视，那些仰慕他的少年常暗中替他报仇，而不让他知道。一次，郭解的外甥依仗其舅父的声势，硬逼人喝酒，结果对方一怒之下抽刀刺死了他便逃跑了。郭解的姐姐很生气，一怒之下，把她儿子的尸体抛在大路上不下葬，想以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暗中找到了凶手，非但没有报复，反而说是自己的外甥无理，并释放了他。同时收尸葬了其外甥。此事传开后，更多的人敬慕他。郭解平时出入，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躲避着他。但有一个人胆子大，碰见郭解总是用傲慢的眼光看着他。郭解手下的人以为此人大不敬，便想杀掉那人。郭解却说：“居于乡里而不被乡人尊敬，只能怪我自己不修德行啊。他何罪之有？”后来，郭解还帮那人免除了差役。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曾下令把家庭财产在300万以上的豪富迁徙到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去，以便于控制。郭解当时的家产不足300万，不应被迁。但因为他一向有豪侠的名声，被官府列入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得知后，为郭解辩解说：“郭解家里并不富足，不够迁徙资格。”汉武帝听了这话，说：“一个普通老百姓，竟能使一个大将军替他说话，这说明他家里不穷。”郭解于是只得迁徙了。迁徙之时，单是同郭解往来的人为他送行而出的钱就达1000多万。后来，因为其家人及门客杀人，被判以“大逆无道”，全家被诛，但郭解“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事迹却至今仍存于史书之中。

与司马迁不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除照录《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几位和萭章之外，还记载了行侠为官或亦官亦侠之人，如陈遵、原涉等。其实陈遵的为官行侠，主要是好结交，好饮酒，行为不加约束，有点类似于魏晋时代的一些名士。用司马迁对侠的理解，“为官亦侠、亦官亦侠”较有代表性的是原涉。原涉字巨先，他父亲在汉哀帝时为南阳郡太守。当时大郡官守俸禄为二千石，死在任上，赋敛送葬所得在千万以上。当时又很少有人在父母死后服三年丧的。原涉父亲死时，他却一概不收当地人们送的财物，并且在他父亲的坟上结庐守丧三年。他因此得以扬名京师。后来大司马史丹举荐他为谷口县令，他才二十几岁。谷口这个地方本来盗贼较多，原涉来做县令后，为非作歹的人却偃旗息鼓了。在此之前，原涉的叔父被茂陵一个姓秦的人所杀，原涉到谷口上任半年，为了报仇，竟辞去了官职。谷口一位豪杰因为杀秦氏，躲藏了一年多，遇到大赦才出来。当时郡国豪杰以及长安、五陵的侠义之人都很敬慕此人，原涉也同他倾心相待，并以与这些侠士交结而感到快乐。原涉为人也专以赈济贫穷、赴人之急为务。有一次，朋友请原涉饮酒。有人告诉他说有位客人的母亲病了，避在里宅不能来赴宴，原涉就前去问候，却听到里面有哭声。原涉进门施行凭吊，问丧事办得如何，才知此人家中一无所有。原涉回到朋友家，要求撤去酒席，在宾客们的帮助下，替人置办了一切下葬所需的物件送去，并替人家办理了丧事。原涉后来又几度任官，几次被免。原涉生性有点像郭解，外表温和而内阴好杀。他要恨谁，一瞪眼这人就活不成。最后他终因杀人而被捕，处斩。

自东汉以后，正史中不再为侠客立传，所以也就无事迹可述。但不少人物的传记中都提到他们是好侠尚气的，可见任侠之风并未消失。如《后汉书·段颎传》载其“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董卓“以健侠知名”（《后汉书·董卓传》）。袁绍“好游侠”（《后汉书》及《三国志》注引《英雄记》）。袁术“以侠气闻”（《后汉书·何进传》）。张邈“以侠闻”（《后汉书·吕布传》）。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凌统“轻侠有胆气”（《后汉书·凌统传》）。鲁肃也曾为侠客所拥戴，“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到居就瑜”（《后汉书·鲁肃传》）。许褚也曾招聚侠客“从（许）褚侠客，皆以为虎士”（《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这是东汉末年侠客众多的明证。这里还不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布衣之侠。

大体而言，汉人所说的游侠，都不是以武功剑术而闻名天下的。在《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侠士中，只有剧孟是喜好剑术的。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侠，主要是其任侠的精神。他们无视官府、无视法禁，而敢于自掌正义、自执礼法，并往往为之不惜身家性命。尽管他们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与官府作对，更不是要推翻封建政府，但是，由于他们以侠义为重，所以当封建的法律有碍于其行侠时，他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冲决它。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与权贵们结交，甚至亲自为官。所以说，游侠最突出的人格特色便是优游行事，不拘滞，不俯仰，不屈辱。他们就是以这种人格的力量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和仰慕。当然，在游侠之中，也有一些人以行侠为名而发泄私愤，“以睚眦杀人”，侵凌孤弱，越人财货。流品至此，与其说是游侠，不如说是强梁或盗贼了。鱼龙混杂，善恶并存。因此，对于游侠，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如司马迁虽认为游侠“时扞当时之文网”，触法犯禁，但“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基本是称颂的态度。而班固却不然，他认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资，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在他看来，这些游侠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到底是罪不容诛。这两种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对于游侠，也可自评说，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侠客文化的持久魅力甚至到今天仍有人津津乐道。

二、节义

在谈到秦汉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时，有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这就是当时人们讲气节、重信义的精神。所谓气节，是指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屈服，不动摇；所谓信义，是指讲信用、有道德，坚持正义。这种讲气节、重信义的精神，表现在人格理想上，便是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便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表现在社会责任上，便是我们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讲究节义，是我国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

在秦汉以前，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讲究节义之人，如商代的箕子、比干，西周时的微子，春秋时的史官南史与董狐，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群体人格的形式，自觉地践行节义、追求儒家所称道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的，则是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代的士人。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后汉知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27]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也说：“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28]。这些，都是对东汉士人气节的赞誉。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这样论述东汉士人的人格理想的：“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殉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为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29]这是歌颂与社会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东汉士人的人格气概的话，实际也是对秦汉时代人们重视节义这一精神的有力说明。

在古代的史籍中，留下了大量的秦汉时代人们讲气节、重信义的事迹。在《史记·田儋列传》中，司马迁就讲述了一个讲求节义的感人的故事。在楚汉战争中称齐王的田横，当楚汉战争结束后，面对汉高祖刘邦派去招抚的使者，不肯臣服而自尽。其留守海岛的五百壮士，不受汉使招抚，也全部壮烈自尽。对于他们这种行为的是与非，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却不能不令人敬佩！

两汉时期，重名节成风，而重名节之人也比比皆是。其中富有民族气节的典型如苏武，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匈奴，不畏匈奴逼降，在寒冷荒凉的北海（今贝加尔湖）“持汉节牧羊”，连匈奴统治者也“壮其节，朝夕遣人候伺”[30]。19年后才归汉。又如张骞出使西域，在外十余载，多次为匈奴所扣留，但绝不投降，终于设法逃回，不辱使命。不恋官位、注重名节的典型，如严光（字子陵）曾与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南），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31]。又如不贪钱财、注重名节的典型，如杨震任东莱太守时道经属县昌邑，县令王邑“夜怀王金以遣震”，说：“暮夜无知者。”杨震驳斥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又，杨震子常蔬食步行，其故旧长者或乏为其产业，震不肯，说：“使后世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32]至于为保持名节、视死如归的，更是大有人在。

东汉后期，君主昏庸，宦官专政，官场十分混浊。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十分黑暗腐败的背景下，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以自身的德操来对抗社会邪恶势力，以自鉴自励、不降志辱身为原则的东汉士人。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宋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剑、岑至、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文中提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的名士。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能够坚持士节，与腐朽势力相抗衡，以匡正社会上存在着的不良风俗，代表了社会上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人们的愿望。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他们的反宦官行动，则是东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较为清醒的改良自救运动。范文澜先生说：“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耿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33]《后汉书·陈蕃传》记陈蕃对薛勤所说的话：“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34]，李膺“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35]。这些士人们的言行，足以代表当时社会崇尚节义之风。

范滂是东汉士人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曾任高官，却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任清诏使，刚入州境，脏污的守令便望风而去。他任三府掾属，劾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20余人。他任郡功曹，举荐的是身有异节、隐于幽随之人；为乡党所不齿者，虽是亲属，且有权贵推荐，也不召用。在统治者的榜掠、死刑面前，他挺身而出，绝不累及他人。能在邪恶面前不低头、坚持士节的人，在当时大有人在。如杜密、魏朗在狱中自尽，持“死与义合”的信条而不向宦官屈服；众多的士人，在掩护张俭的过程中，“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36]，等等。这里有必要指出，东汉士人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其精神内涵，就是主体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由主体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它们是有力地推动人们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驱动力，是崇高的理想在主体意识中的基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就会爆发出来，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因此，对于秦汉时期人们讲气节、重信义的风尚，尤其是对于东汉士人们的气节，不仅应看到其感人的言行，更应该理解其内在的精神实质。

三、名士风雅

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时的评品之风有了很大扩展。在当时，有许多士人加入了人物评品的行列，他们或以其独特的见解裁量人物，或主动邀名士评论。往往名士的一席谈话，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前程，或使人声名鹊起，或使人名声扫地。甚至有人感叹说：“宁为刑罚所加，亦不为名士所短。”但也有一些名士的评论能使人改过从善，起到奖励、提拔作用。在东汉广为流行的评品之风中，郭太和许劭是两位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郭太，字林宗，太原郡界休县人。家里世代贫困。早年丧父，母亲想让他在本县官府当差，他说：“大丈夫怎能甘居如此低微的差役职位呢？”于是拒绝了。后来，他跟随成皋人屈伯彦学习，用3年时间完成了学业，通晓古代典籍，并善于高谈阔论，爱好音律。他来到都城洛阳，得到当时河南尹李膺的赏识。李膺是当世名士，郭太受到李膺的器重，从此声名鹊起。后来他回归故乡时，士大夫和众儒生为他送行到黄河岸边，送行的车辆多达数千。而郭太单独与李膺同船共渡，送行人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神仙下凡。他曾多次得到官府的征召与举荐，但都婉言谢绝。他说：“我夜晚观测天象，白天考察社会，料到当今朝廷已被上天所废弃，无法再支持下去了。”

郭太一生未在官府担任什么职务，他主要的活动，便是周游郡国，结交人物，并从事教学活动。他生性能识别人才，乐于褒奖教诲士人，因而十分受人仰慕。一次他游经陈、梁之间，途中遇雨，他就将头巾折起一角遮雨，从那以后人们就故意将头巾折起一角使用，并称之为“林宗巾”。可见当时人对他的敬慕达到了何种地步。有人曾问范滂说：“郭林宗是怎样的人？”范滂说：“他退隐但不离开自己的亲人，保持贞洁但不与世俗隔绝，天子不得以他做臣下，诸侯也无法与他交朋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其他品格。”后来他母亲逝世，他以至孝被人称颂。郭太虽然善于辨别、评述人的流品，但是从不危言耸听，所以虽然宦官专权也不能对他有所伤害。到党锢之祸兴起，许多名士为宦官所害，而郭太却能幸免于难。

郭太作为当时的一代名士，受到世人的极力推崇。而经他评论的人物，也多有与其评论吻合的，说明其确有过人的见识。如经郭太评论的左原，是陈留郡人。在郡学校做学生时，左原便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斥逐。郭太曾在路上与他相遇，摆设酒菜对他加以劝慰，说道：“从前颜涿聚是梁甫山的大强盗，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商人，最终一个成为齐国的忠臣，一个成为魏国的著名贤者。蘧瑗、颜回尚且不能没有过错，况且是其他人呢？千万不要怀恨在心，自思己过就是了。”左原接受了他的劝告就离去了。有人因此指责郭太不与恶人绝交。郭太答道：“不仁义的人，如果对他们过于厌恶，他们就会起而作乱。”左原后来忽然愤恨再起，勾结外人到郡学想要报复众儒生。那日正巧郭太也在郡学，左原一见郭太，自愧有负于先前的诺言，于是作罢离去。后来此事内情暴露，众人对郭太又感激又信服。

经郭太奖拔而成才的还有茅容。茅容字季伟，陈留郡人。40余岁时，在田中耕作，有时与大伙在树下避雨，别人都相对蹲坐一圈，唯独他端坐一旁，恭敬倍至。郭太路经此处，见到茅容这般不寻常的神态很是惊奇，于是与他攀谈，并因此应邀借宿茅容家中。次日天明时分，茅容杀鸡备饭，郭太还以为这是为他准备的，不一会儿茅容把鸡送到他母亲那里，自己用野菜与客人一起用餐。郭太见状起身而拜，道：“阁下真是贤才啊！”于是劝茅容立志于学会，最终使他成为一名有贤德的人。

另有一人叫黄允，字子艾，济阴郡人，因为才智出众而四方知名。郭太见此人而对他说：“阁下有超人的才华，足以成为伟大人物。然而只怕坚守道义不够忠诚，将会有所失误。”后来司徒袁隗想为侄女求亲，见到黄允而感叹道：“能得个像黄允这样的女婿我就心满意足了。”黄允听到这话就休弃了妻子夏侯氏。夏侯氏因此对婆婆说：“现在我被休弃，就要与黄家诀别了，我只要求与亲属们有一次聚会的机会，以便表达辞别之情。”于是黄家隆重召集宾客三百多人，夏侯氏端坐中央，挽起衣袖愤愤地历数黄允见不得人的肮脏恶事十五件，说罢登车，毅然离去，黄允因此而被当时人唾弃。

庄子曾说过，人的情欲比山河还要险恶，因为它既动静可以观察，又深沉难于预测。所以，深厚的人性与个人的感情、面貌并不一致；知人善用的鉴别之事，是帝王所难以做好的。而郭太身为士人，终身不就朝廷征聘，作为一介儒生除能用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结合自己对人物品评的经验积累，鉴别各类人物外，作为评价的主体，他不带任何官吏的成见，作为被评价的客体，也不必有什么掩饰造作。正因为他这种特殊的身份，能不带成见，在被评价者不加掩饰的情况下接受品评，加之他本人的过人学识，所以他才能屡评屡中，奖掖后进，使人改过自新，奋发有为，从而充分展示自己一代名士的风范，受到世人的敬慕。

汉末的人物品题是当时历史上一种很有特色的社会现象。东汉末年以善于品评人物著称的，除郭太外，还有许劭等人。许劭字子将，汝南郡平舆县人。年轻时已有高尚的名誉与节操，喜欢品评人物，有很多人得到他的赏识。当他充任郡功曹时，太守对他十分敬重。郡府中官吏听说许劭入府为吏，没有不赶快改变节操、粉饰言行的。同郡人袁绍，身为公子，强横任侠，辞去濮阳县令官职回归故乡时，随同的车骑与仆从非常多，将要进入汝南郡界的时候，袁绍就遣散宾客，说：“我的车乘衣冠章服怎可以让许子将看见。”于是只单独乘一辆车回家乡去了。许劭曾经到过颍川郡，去拜见过许多名人，唯独不去问候陈寔。又如陈蕃为给妻子送葬而回乡时，乡亲们都去看望他，而只有许劭不去。有人问起其中原因，许劭说：“太丘县长陈寔道术太广泛，广泛了就难以周全；陈蕃性情严峻，严峻了就难以通达。因此不去造访他们。”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许劭不仅年轻时就已成为名士，具有评判人的资格，而且确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对人有独特的审视眼光。

不过，与郭太品题人物不同，许劭的评品人物不是随机性的，遇到谁就品评谁，而是有一定计划性的。事实上，许劭也是以善于议论人物、论定高下而闻名于士林的。许劭曾与他的堂兄许靖一起，每个月总要更换他们对人物高下的评语，因此汝南俗语有所谓“月旦评”一说。他们所品题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物的品德、性情、才能、识度等方面。据说，曹操地位低下时，常常说些恭敬谦虚的话，送上丰厚的礼品，来请求许劭为他的人品作鉴定。许劭鄙视此人而不肯答应他，曹操就窥测可乘之机对他加以威胁，许劭不得已，评定他的人品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得此结论十分高兴而离去。

东汉士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名士的品评，不仅与当时的选举制度有关，也与当时社会上注重名节的风气不无关系。那些被社会上公认为具有名节的士人，往往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们的议论，能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他们的褒贬不仅影响到某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会影响到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时期的社会清谈风气，实是汉末人物品题的继续。

注释

[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通典·职官八》。

[3] 《太平御览》卷六十九引挚虞《决疑·要注》。

[4] 《续汉书·舆服志》注引《异物志》。

[5] 《汉书·地理志》。

[6] 《后汉书·东夷列传》。

[7] 《急就篇》颜师古注。

[8] 《汉书·食货志》。

[9] 《后汉书·董卓传》。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 《汉书·贾山传》。

[12] 《史记·平准书》。

[13] 《后汉书·循吏传》。

[14] 《汉书·惠帝纪》。

[15] 《汉书·王吉传》。

[16] 《大戴礼记·本命》。

[17] 《汉书·文帝纪》。

[18] 《后汉书·顺帝本纪》。

[19] 《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

[20]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 《汉书·贡禹传》。

[22] 《晋书·索靖传》。

[23] 《周礼·春官·冢人》郑注引《汉律》。

[24] 《后汉书·章八王传》。

[25] 《后汉书·礼仪志》。

[26] 《荆楚岁时记》。

[27] 《二程遗书》卷一。

[28] 《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

[29] 《后汉书·李杜列传》。

[30] 《汉书·李广苏建传》。

[31] 《后汉书·逸民列传》。

[32] 《后汉书·杨震传》。

[33]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编，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 《后汉书·党锢列传》。

[35] 《世说新语·德行》。

[36] 《后汉书·党锢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