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如何，是其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显著标志。秦汉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情况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

一、式样繁多的服饰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过去相比，服饰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服饰的质地愈加精良，式样和品种愈加繁多，花案和佩饰愈加华贵。就是一般人所穿的服饰也较以前更丰富多彩。兹将其分为常服、冠服、特种服饰、杂服饰及梳妆几类，作一简要叙述。

（一）常服

所谓“常服”，顾名思义，就是一般人日常所穿的服装。秦汉时期，常服可分为长袍与短衣两大类。

袍服起源于先秦的深衣。所谓深衣，就是把著于上身的“衣”和服于下身的“裳”（即裙）缝合到一起的衣服。先秦时，袍服的形制一般均肥大臃肿，且费工费料。秦汉时的袍服基本沿袭了这一式样，并有一定改进。袍又分为禅衣、襜褕、複袍三种。

襜褕是禅衣的一种变种，且更为宽博。它是直裾的，不用“续衽钩边”的“衽”，使腰部显得宽松自如。襜褕原是男女通用的服饰，两汉之际，渐转为女子的常服。襜褕的质地一般为厚丝绸或毛料，所以多用于作外衣，以御春寒秋凉。

外短衣的代表是襦和袭。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急就篇》颜师古注云：“襦自膝以上。”可见襦之下摆刚及于膝盖。襦作短外衣用。在汉代，由于汉高祖刘邦为楚人，楚人好短服，一时襦成为贵族子弟中流行的便服。不过，他们所穿的襦以白色细绫做成，称为绮襦。由于襦短仅及于膝，所以下面必著袴，即裤子。显贵以纨做袴，故称纨袴。汉代男子之袴有裆，女子之袴则无裆。

袭是一种没有著棉絮的短上衣。它和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无著，袭又作褶，是受当时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短服影响而制成的一种边塞常服。

（二）冠服

冠服是国家规定的礼服。它集中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战国靡丽之服的基础上，创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的一整套冠服制服。西汉基本沿用秦制，少有改变。东汉时，将秦制与所谓三代古制相糅合，冠服制度更趋完备。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为周为火德，秦得水德，因此确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1]。秦始皇本人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此冠服至唐代“其状遗失”[2]。秦始皇又废除了周代的六冕之制，郊祀之服，“难为玄衣绛裳，一具而已”[3]。“绛”为深红色；“玄”为黑色带红。可见秦代服色尚黑，并非一切皆黑。天子所用冠服的衣料，多出自关东，其中以齐地东阿县的缯帛最著名。秦始皇佩长剑，称“太阿之剑”，剑长7尺（约今四尺半），以显示君主的威严。当时少府的属官御府令丞下有尚衣、尚冠二职，专门负责御服的制作。

关于秦代后妃的服饰，不见于秦汉史籍的记载。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一书可知，当时后妃的服饰约略有冠子、凤钗、花子、短裙、丝鞋等。其中，丝鞋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已得到印证。

秦代百官的冠服多取法于东方六国。今可考者，有高山冠、法冠和武冠三种。高山冠，一名侧注。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其形制“高九寸，铁为卷梁，制似通天，顶直竖，不斜却，无山述展筩。”相传此冠出自齐王之冠。服用此冠服者一般为中外官、谒者、谒者仆射。法冠别称獬豸冠。此冠高五寸，以纵为展筩，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相传獬豸为独角怪兽，出自北荒，性别曲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4]楚王捕获此兽，取其形以制衣冠。秦灭楚，以楚君冠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武冠亦称鹖冠，以其多加双鹖尾故名。据《晋书·舆服志》所载：“鹖，鸟名也。形类鹞而微黑，性果勇，其斗到死乃至。上党贡之，赵武灵王以表显壮士。至秦汉犹施之武人。”可见此服始于赵，为武官所常服。

一般来说，秦官的袍服均采用深衣制，秦始皇规定三品以上服绿袍深衣，以绢为之，而庶民则准穿白袍。

西汉皇朝建立后，基本沿用了秦代的冠服制度。刘邦定都长安后，仅把钧玄、长冠定为祭祀大典的通用冠服，其余一仍旧制。百官的服制，虽有四时服色，但凡朝会必穿黑衣。其冠服异于秦代的，主要是进贤冠、绣衣和皇后贵人等服制的正式规定。进贤冠是文官的通用服，仿古代缁布冠。据《续汉书·舆服志》所载，其形制“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所以它不仅是文官之服，也是儒生之服。所谓绣衣，是汉武帝特派的直指使者所服，绣衣使者还持斧，以示有生杀之权。绣衣使者主要由御史担任，故又称绣衣御史。

西汉时，还对内宫服饰作了详细的规定。入庙服，即祭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均为“绀上皂下”，也即上衣为天青色，下裳为黑色。蚕服，本为养蚕时所穿之服，此时则定为内宫的朝服。服色“青上缥下”，即上衣为藏青色，下裳为月白色。贵人则“纯缥上下”。上述服饰，均为深衣制。其附饰则区别较大。太皇太后及皇太后皆有簪珥；皇后则有假结步摇，簪珥；贵人则黑玳瑁，加簪珥；长公主加步摇，余同贵人；其他公主仅有簪珥。

在汉代，印绶是服饰中的重要内容。凡官吏外出，必佩有与其身份相称的印绶。一般官印佩在腰间（多装鞶嚢里），印绶则垂在外面。绶带的颜色，也因官职的尊卑而不同，如公、侯、将军佩紫绶，比二千石以上佩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佩黑绶，比二百石以上佩黄绶。

总之，秦汉时期的冠服有一套相当严格的规定，它是封建等级关系的一种外在标志。

（三）特种服饰

这里所说的特种服饰，主要是指军服、囚服、丧服，以及各少数民族服饰。

秦代的军服，缺乏文献记载。从秦兵马俑群形象看，当时的兵种分为步兵、车兵和骑兵三类，其中步兵中还分为一般士卒和部分弩兵。车兵则有御手和车士。从职务看，既有将军，也有中级武官，还有下级武士。根据他们的不同身份，其服饰有一定区别。

从其所戴冠看，将军头戴长冠，双卷尾饰。冠有组缨，系扎于颏下，垂于胸前。一般武官也戴长冠，单卷尾。御手在白色圆形软帽上戴长冠，单卷尾。车士有的戴白色圆形软帽，有的则戴单卷尾长冠。而一般兵士则不戴冠，以布束发，束发之布称为帻。

在秦代，从将军到士兵，一律穿紧腰贴身的窄袍。所不同的是，将军著两层战袍，其余皆为单层。其服色，武士战袍多为红色，御手为褐色。铠甲武士分为两类：一类穿绿色短褐，衣领和袖口有赭色花边，下穿深色袴；一类着红色短褐，衣领、袖口为浅蓝花边，下穿蓝色或绿色袴。

此外，秦代兵士多带铠甲。铠甲形制多样，所护部位几乎遍及全身。从秦俑看，当时的士兵与武官、将军小腿上都裹有护腿。

汉代的军服制度，多沿袭秦制。西汉时，军队中以玄甲为尊，以玄甲军阵送葬为军人的最高荣誉。霍去病死后，就享受了这一待遇。东汉时，军服的基本色为红色，与火德相应。《汉官仪》云：“司空骑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汉家火行，宜赤袴。”又《释名》云：“交龙为旗，画作两龙相依倚也，通以赤色为之，无文彩。”可知当时旗以红色为尊，一改秦和西汉的时尚。

囚服。在中国古代，人一旦陷罪，皆需易服。秦汉时，犯人服酱紫色的赭衣。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秦二世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也提到，“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当时，犯罪之人不仅服赭服，而且还常常书其罪于背。据《汉书·贾山传》载：“怜其衣赭，书其背。”《后汉书·李杜列传》中也说：“河南尹李燮遇甄邵于途，使卒投诸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徙往边塞服刑的囚徒，其服式与内地有所不同。据陈直先生考证，有一居延汉简曰：“大奴冯宣，年廿七八岁，中壮，发五六寸，青黑色，毋头衣，皂袍，白布袴，履白革舄，持剑亡。”可见当地囚徒穿的是黑袍、白布裤、白皮制鞋，还可以佩剑。当时囚服的用料是七稯布或八稯布。

秦汉时期的丧服为白色。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寡人亲发丧，兵皆缟素。”同书《苏武传》也说：“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言上崩。”不过，并非一切白服皆为丧服。在汉代，一般官吏削职为民也服白色，著白巾。如《汉书·朱博传》载：“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而一般官府趋走贱役，也著白巾。同书《龚胜传》说：“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此“白衣”指诸司亭长之属。所以一般平民亦称作“白衣”。汉代平民除服白色外，也服用青绿色衣裳。但丧服一律为白色。

（四）杂服饰及梳妆

秦汉时人所穿的袜子，有的用布帛所作，也有的用皮革制作。袜高一般一尺余，上端有带，穿时用带束紧上口。其色多白，但祭祀时则用红色。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袜子中，有的用素绢做成。此类袜子为富贵人家所有。

锦袜（东汉）四川广汉县出土

秦汉时，人们有进门脱履的习俗。在屋中，多穿袜于席上。不仅平日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也是如此。能剑履上殿，则为殊荣。

南方地区因为天气湿热，一般平民多无穿鞋和袜的习惯，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多赤足。

当时，人们为了御寒，冬天也戴手套。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朱罗手套和素罗手套，面里皆用罗，内絮以丝绵，形制与今棉手套相似。

秦汉时的杂佩，主要有带、鞶囊、笔削、刚卯等。凡袍服必施带。带有革带和丝带之分，男性主要用革带，而女子一律服丝带。在腰侧的带上，人们还常佩有鞶囊。鞶囊是一种皮制囊袋，多用以盛印绶，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也有的用鞶囊来盛奏章文卷，如尚书郎以此作为专门佩饰。一般的案牍吏，也有其独特的佩饰，这就是笔削。刚卯也称双卯，上常刻有铭文，据说佩戴在身上可以避疾厉，因而当时人多爱佩之。此外，妇女的杂饰还有头巾和香囊。

彩绘云纹香囊（东汉）1934年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从汉墓中发现的壁画、画像石和帛画看，当时妇女的发式多种多样。其中中老年妇女多梳成银锭式，或称马鞍翘式，发髻后倾；一般年轻妇女或侍婢，脑后多垂发辫，分股按段扎束；女孩则梳双辫，或与男孩一样从丫角形，俗谓之“总角”。总的来看，妇女发式前后一般总有一部分需剪平，然后根据情况梳成不同发型。贵族妇人常施粉黛。男子成年后，一般不剪发，椎成发髻，冠以冠巾。发髻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单台圆丘髻、双环单台髻、双环髻、三环髻、四环髻等。梳妆的用品，有铜镜、梳篦、小刀、毛刷、脂粉等。

二、饮食结构的多元化

饮食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饮食状况，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类型、科技发达程度和人们的文化素质决定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基本形成了以五谷为主，辅之以蔬菜、鱼肉的饮食习惯。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除仍保留以五谷杂粮为主食的饮食传统外，肉食的比重有了较大的增加，烹饪技术也有了进步，食品种类有了新的发展。

（一）主食

秦汉时期的饮食，以五谷为主食。所谓五谷，指黍、粟、麦、菽、稻。黍还包括糜、稷。黍是黏性的，其余二种是非黏性的。粟，即小米，亦称谷子。凡古人单言“米”或“饭”多是指粟而言。粟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麦，分大麦、小麦、春麦等不同品种，此外青稞也可归入此属。菽是豆类的总称，有大豆、小豆、胡豆、豍豆等不同品种。豆在当时不仅作为主食，也作为副食和调味品。稻有籼稻、粳稻、糯稻之分。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作物种植状况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主食也各具特色。北方关东地区以麦为主食，其次为粟、黍、菽。关中地区在西汉武帝前以食粟和黍为主，以后改为以麦为主食。江南和巴蜀地区以食稻米为主食，边郡人则以杂粮为主食。

秦汉时期，把原粮加工成食用口粮的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人们不仅沿用杵臼和簸扬法脱去谷物之皮，以食其谷粒，并且用踏椎、风车和人力、畜力、水力推动的石磨等工具，把谷物捣成或磨成粉末。从洛阳全谷园汉墓出土的汉陶仓上“大麦屑”的题字，说明麦麸已从麦粉中分析出来，移作他用。

主食的品种有饼、饭、粥三种。由于从西汉开始，麦食成为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人们的主要食物，因而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当时麦食的制作方法。先说麦饼。麦饼最迟在秦汉之际就已出现。据《三辅旧事》记载：“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屠儿、酤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可见当时已有了以专门制作麦饼为生的商人。麦饼的做法，有蒸、烤、煮三种。将去掉麸子的面粉，用水掺和，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煮而成的，为蒸饼。把调好味的面团压平，“以胡麻著其上”，放在烤炉颈边烘烤酥脆，称作烤饼，又叫胡饼。把和好的面揪成面片，下到沸水中煮熟，即可食用，为汤饼。所谓麦饭，即用麦子（主要是大麦）做成的干饭。麦饭的优点是：一则做法简便，麦不需经磨制，只要去秕，经蒸或煮即可食用；二则熟饭经暴干，能保存较长时间，饿时可随时食用。但因麦饭制作粗糙，多为一般平民所食，世人也以食麦饭为寒俭，或以示清高。麦粥是用大麦做的粥，以其易消化，多为老人和妇孺所食。秦汉人常以麦粥待客，犹如今天设茶待客一样。其他的粮食，如粟、黍、稻等，其烹制方法也基本与麦相同。其中又以做干饭最为常见。

（二）副食

秦汉人的副食分蔬菜和肉食品两大类。这一时期，虽然人们从总体上说食用肉类食品的比重比先秦时有很大增加，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蔬菜仍是主要的副食。即使在剥削阶级的饮食中，经常吃肉食的也是少数。

从当时的文献及考古发掘材料看，秦汉时期蔬菜的品种主要有葵、芹菜、芋头、韭、葱等。此外，我们所知的蔬菜尚有芜菁、空心菜、芥菜、笋、萝卜、葫芦、黄瓜、豆芽、藕、蒜等。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从此，豆腐及各类豆制品也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的重要副食品。

当时肉食的品种有很多，主要可分为家养和野生两大类。六畜之中，马、牛是役畜，很少食用，常被食用的是羊、猪、狗、鸡，尤以猪和狗为最。秦汉时，人们普遍嗜好吃下水，如舌、心、肺、胃、肠、肝、头、蹄等，几乎无所不好。由于肉相对较贵，一般平民也常买一些下水来调剂一下生活。据荀悦《东观汉记》记载：“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贫寒，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鸡是各阶层人都爱饲养和食用的家禽，鸡肉和鸡蛋在秦汉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除鸡之外，家禽还有鸭和鹅。

庖厨画像砖（东汉）

秦汉人常食用的野生动物，兽类有鹿、兔、狼、鼠等。禽类有雉、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等。水产类则有鲂、鲤、鲫、鳜、白鱼、索鱼、鲍鱼、鳅、鳖、青蛙、蟹、螺、蚌、贝、蛤等。

（三）杂食

秦汉时，人们除了主食、副食外，还食用各类杂食。

水果是当时人们常爱食用的一种杂食。秦汉时，水果的种类很多。从各类文献记载和有关考古材料看，当时人们常食的水果有桃、李子、橘子、香橙、柿子、枣、梨、梅子、杨梅、橄榄、西瓜等。

在各类饮料中，酒是各阶层人均爱饮用的一种。当时社会饮酒风气盛行，不仅男子饮酒，女子也颇有健饮者。同时，饮酒的习俗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无论是宫中宴会、祭天祭祖、飨会养老，还是娶妻生子、待友会客等，皆有饮酒之习，真所谓“有礼是会，无酒不行”[8]。除酒以外，当时主要的饮料还有浆。浆是用米粉或面粉调水熬制而成的。

（四）饮食习俗

秦汉时，人们一般每日二餐，或三餐，因饮食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各异。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传食律》和《仓律》看，无论是一般官吏、平民，还是囚徒，都是早晚各一餐。到了汉代，一般官吏和平民仍保持一日二餐的习俗，但是一日三餐的现象开始增加。据《汉书·淮南厉王传》载：“请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饮食器席蓐。”至于天子的饮食，则为一日四餐，即平旦、昼、晡、莫各一次。《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提倡孝道，也表现在饮食中。当时，长者肉食，晚辈素食，被认为是尊老的美德。

饮食生活中，还有不少禁忌。其中多属迷信，如日月薄食不饮、雷不作酱等。但也有合理成分，如不食鼠涉的饭，符合卫生要求。

除日常居家饮食外，秦汉时有宴饮之风。从目前所知的各类宴饮图看，当时统治阶层举行宴会，宴席相当丰盛，食肉的数量和品种也相当惊人。并且，进食时还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据《礼记·曲礼》记载：“凡进食之礼，左者，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醢酱处内……”不过，一般平民之家饮食就没有这么复杂的规定了。

总体说来，秦汉时期人们的饮食品种是丰富的，烹饪的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堪称上乘，但是，由于其饮食结构的主体是五谷和蔬菜，食肉毕竟不占主要地位，因而其营养标准较为低下。这一传统的饮食结构，在中国以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三、居室状况的改进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建筑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的成就，除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外，还可以众多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为代表。在住宅建筑方面，当时普遍采用了三合院或四合院。东汉时，木结构的多层砖瓦建筑取代了高台建筑，居处面貌为之一变，成为以后我国历代居室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宫殿建筑

在居室建筑方面，宫殿建筑可以说代表了秦汉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显示胜利者的无上威势，并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的宫殿图样描摹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每破诸侯，则写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室复道，周阁连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这还不够，他还令人在上林苑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阿房宫是由多种建筑形式组合的庞大建筑群，殿堂廊庑，园林池囿相隔其间。据记载，阿房宫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宫前还有12铜人像。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300座，关外400余座，可惜，这些精美的建筑，包括阿房宫在内，许多都毁于战火。

西汉皇朝建立后，迁都长安。丞相萧何亲自主持了兴建宫殿事宜。他先命人将原秦朝的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后又在其西面兴建了未央宫，作为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在这里。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增强，又开始大兴土木，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西汉宫中之殿数量多得惊人，仅《三辅黄图》所列的未央宫中的殿名，就有30座。东汉班固《两都赋》中写道：“肇自高而终平，也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西汉宫殿之精巧富丽，比之秦代毫不逊色。

东汉王朝建立后，以洛阳为首都，西京长安的宫殿遭到废弃。东汉自明帝时起，大量营建宫殿，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阳殿，其规模不亚于阿房、未央。该殿可容万人，陛高两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40里外都可望见。东汉时期的建筑与秦、西汉有较大不同。由于洛阳地处平原，修建宫殿无山可傍，于是便大量采用由西汉时兴起的木结构技术，用成组斗拱的抬梁式木构架结构，并越来越多地采用砖石，成为流行的建筑形式。

东汉末年，董卓挟献帝西迁，“悉烧宫庙府舍居家，二百余里，无复孑遗”[9]。极盛一时的洛阳城顿成一片废墟。

（二）住宅建筑

秦汉时期，民宅的基本形式是一堂二室。《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记载了一个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大木具。”所谓“一宇”，即有堂屋一间；“二内”，即房屋有卧室二间。房屋上面覆有瓦，木构齐备。又《汉书·晁错传》载：“营邑立城，制里割邑……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可见一堂二室也是汉代民居的基本形式。

庭院画像砖（东汉）1954年四川成都市扬子山出土

至于当时民居的具体结构，除少数采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采用木架构结构。墙壁用夯土筑造，屋顶多系悬心式顶或囤顶。每个房间都有窗，形状有方形、横长方形、圆形等。窗棂以斜方格居多，也有作垂直密列形的。有的房间还特设许多小窗，以增加亮度。民屋周围常有围墙，自成院落。富贵人家常设有小院、大院等数个院落。

在当时，贵族的宅第与一般平民之家的居室有很大的不同。贵族豪强常聚族而居，家庭成员连同奴仆，往往达数十百人，建筑内容众多，规模很大。如四川德阳出土的汉代画砖所示，其大门中有一座高大的正门，可以通车马，看来是主人或贵宾来时才开启。其一侧有小门，供一般人平时出入。建筑物后面透出树影，看来里面为庭院。与正门相对的，一般为前堂，有的在大门和前堂之间还设有中门。前堂是整个宅第的主要建筑。堂上一般有两楹，即两根粗大的堂柱，南面开敞，另三面有墙，堂间高大宽敞，是家人团聚和社交的主要场所。堂两侧有夹室，后有房，皆有门户相通，为家庭成员的居室。有的前堂之后还有后堂，作为饮食歌乐的处所。此外，院中还分别建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以及奴婢僮仆的居室。有的显贵富豪也仿效王室，建造了自己的私家园林。东汉时期豪族地主的庄园，常融住宅、园林、田地于一体。

陶院落（东汉）1959年河南郑州出土

秦汉时，居于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住所，因其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异。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族，多以穹庐为舍。穹庐是用毛制品旃为材料而制作成的。居住在山谷中的西羌，虽喜放牧，但已开始开山种田，故建有草舍。西南夷及南越诸族，一般以耕田为业，居室稳定，建有木、竹和石屋。

（三）室内用具

秦汉时期，上自帝王，下及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因此，席为居家必备之物。席一般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莞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曰：“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莞席有四件，其中完好的有两件。一件长2.19米，宽0.81米；另一件长2.22米，宽0.82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0.20米左右。这大概是当时席的基本形状。

汉代注重礼节，坐席也不例外。一般尊者有专席，如家庭中的长辈、讲堂上的老师、宫廷中的帝王与皇后等，均设专席。从座次看，秦汉时以东向为尊，其余座次为南向、北向、西向。凡同席者，身份应当相同，否则被视为不恭。其坐姿为屈足向后，以膝抵席，臀部依在脚后跟上，如同今日之跪。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围以栏杆，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没有栏杆。**一般都铺席，唯贫者和清贫之吏才坐光板床。**的用具有枕、被、褥等。床有时也作坐席用。

百花灯（东汉）1972年河南洛阳出土

东汉末年，西域的“胡床”传入中原。因为这类床可以折叠，且较轻便，深得京师贵族人家青睐。

富贵人家为显示自己的身份高贵，往往不坐席，而坐榻。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榻以一人坐的独榻为多。

室内主要的实用性装饰是帷帐，冬以御风寒，夏则挡蚊蝇。有的人家还有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各种图案。

几案在当时使用较为普遍。官吏、儒生之室备有书案，以承文书或书卷。此外，案上常放有笔、墨、纸、砚。有的用来放置碗、盘等，相当于饭桌。几案腿短，适应了秦汉人坐席的姿势。

住房中不能没有灯烛。烛在很早就已开始使用，而灯则始用于战国。秦汉时，灯的使用更为普遍，制作更为精巧，形制也越来越多。现在所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形灯等。灯用铜、陶、铁等材料制成。不少灯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此外，当时居室用具还有香炉、簏、箧、笥等。

四、便利的交通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交通道路的开辟以及车船制造技术的改进，人们的交通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它又反过来对国家的统一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陆上交通

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并推动各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秦汉两朝都十分重视陆上道路的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关中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网。

驰道是秦汉道路网的主干。它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驰道本为天子道，最早出现于庞大的宫殿群中。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所经之处，皆修驰道，驰道遂由关中伸向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10]。在秦代，驰道与各郡县的道路相连接，在长江以北的黄淮流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网。

驰道全由黄土夯筑而成，路面平整而无杂草。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驰道规模颇为壮观，“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11]。驰道中间的三丈之路，属皇帝专用，任何人不得妄入；而“厚筑其外”的旁道，才是一般平民可以自由来往的通路。

因为驰道系土路，所以需经常维修。西汉初期，基本上保留了秦代的驰道，同时岁月的流逝也不免使驰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武帝巡幸天下，封禅于泰山，于是“天下郡国皆予治道桥，缮故宫”[12]。这是汉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路行动。以后历朝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修路之举。终东汉之世，驰道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东出函谷关，分别伸向我国的东部、东北和东南地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陆上大道。

除驰道外，秦汉时期在各地还修建了不少交通道路。如秦始皇时，为了抵抗北方劲敌匈奴的入侵，巩固北部边疆，修建了一条自咸阳西北的云阳出发，一直到今包头市附近的秦九原郡长达1800里的直道。汉武帝时，在西北边境修建了著名的回中道。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抵抗匈奴、乌桓的骚扰，命人在今山西大同附近经今河北蔚县一线一直向北延伸，修筑了飞狐道。在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巴蜀及西南夷地区，秦汉时代也分别修建了子午道、故道和五尺道。在岭南地区，陆路交通也有所开辟。如东汉初年卫飒为桂阳太守，“凿山通道五百余里”[13]。西汉时期，随着张骞通西域的成功，还开辟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举世瞩目的国际商道——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西域、越葱岭、折西南而入印度的求佛法之途。

秦汉时期，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是车和马。车有大车、小车和手推车之分。所谓大车，就是牛车，亦称方箱车。小车，源自古代的兵车，以单辕为主，多为曲状辕，服用的是马。手推车，也叫鹿车，其形制与独轮车相仿。此外，还有驴车、羊车等。人们因身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车。先秦时，贵者用马车，庶民用牛车，因此汉初“将相或乘牛车”，被看成是一种反常现象。但到后来，尤其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都十分坚固，且十分华丽。车上竖有高九仞、垂十二旒，画着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在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校猎用猎车。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车厢）画虎，轼上画鹿，旗垂九旒，画降龙，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官吏皆乘黑丝盖车，其中又依各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明确的规定。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

一般平民或步行，或用手推车，所用畜力因地而异。

除车外，马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秦汉时期的驿传多用马，宾客过往也常用马。马还是重要的战争装备。

（二）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的水路交通，分为海上交通和内河航运两种。

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当时的齐、吴、越诸国均为从事海上航行的强国。秦统一天下后，海上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近海航运和远海航行之举。著名的秦代方士徐福，为替秦始皇“入海求仙药”，据说到了日本，至今在日本大阪附近和歌山县新宿市还有徐福墓。

两汉时期，近海航运较为发达，其中心在齐地和合稽郡。海运往往与内河航运相联系，省时又省费用，大大弥补了陆上交通运输的不足。两汉重要的海上、内河连通线，南起交趾，中经东冶，至临淮入淮水，又转由鸿沟入黄河，再追溯而上，沿洛水至洛阳。还可再溯河而上，直抵长安东郊。当时主要的海港是会稽郡的东冶与南海郡的番禺。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远海航行主要是向东至日本、琉球诸国，向南至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直至印度。

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或利用天然河道，或开凿人工运河。利用自然河流通航，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秦汉时则更为发达，著名的黄河、长江及其相关水系，均可通航。岭南地区的主要水道，亦可行船。至于运河的开凿，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开凿邗沟、鸿沟等记载。秦代修建了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汉代又兴修了不少大型的开挖运河工程。

大量的水上航运，必然要求有较高的造船技术。秦汉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锚等设备。

秦汉多楼船。汉武帝平定岭南所遣将领中就有楼船将军。东汉时，马援伐交趾，所将大小楼船竟达2000余艘，可见当时楼船之多。在广东德庆汉墓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型，该船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楼舱为船的主体，可能为梁柱结构。《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大修昆明池，中有楼船，竟高达10余丈，可见汉代造船工艺之高。

商船大者在5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而一般民用船，则规模较小，也有三舱，但没有施楼。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就没有楼，但有16条桨，尾有一舵，当是一艘货船。

除船以外，水上交通工具还有竹筏等。如《后汉书·岑彭传》载：“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十万乘枋箄下江关。”又同书《哀牢传》载：“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这里所说的“枋箄”、“箄船”，就是竹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