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向、刘歆的折衷思想
刘向（约前77—前6年）字子政，初名更生，是汉高祖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元帝、成帝之世，他眼见汉皇室大权旁落，同外戚、宦官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被视为汉家柱石之臣。他的历史著作多同政治斗争有关。他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是为了“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著《列女传》，“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的故事，是为了让赵飞燕等后妃及家人受到循礼守制的教育。著《新序》《说苑》，是要以前人言论行为，作为施政的借鉴。著《洪范五行传论》，是结合灾异讲说政治。他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依据，纵论历代兴亡，宣传“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71]。虽然历史观是神学的、唯心的，其中包含的人事可以在政治中有所作为，人事可以影响天意的思想观点，却有鼓舞人们积极进取的意义。他的满腔政治热忱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得到当时和后世人们的赞誉。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是刘向最小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治学与政治才能，却以与父亲相反的政治立场走上历史舞台。刘歆年轻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私交很深。王莽篡汉，他是重要帮凶；王莽复古改制，他是主要策划者。刘歆也信奉阴阳五行学说，把它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他著有《三统历谱》，以三统学说比附历代兴衰。他也著有《洪范五行传论》，由于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与其父不同，在对灾异的具体解说上，与刘向有一些差异。
侯外庐先生评述：“我们统计《〈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氏父子推演灾异者，共一百八十二事，上起西周幽王二年，下逮西汉成帝元延元年，言论凡二百二十六则。就思想内容来看，比之于董仲舒，虽有鼠牙雀角的异同，而本质上则同为神学的世界观；其牵强附会尤与董仲舒异曲而同工。”[72]刘向、刘歆父子宣传运用神学世界观，为政治斗争服务，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
侯外庐先生认为他们一进入文史整理领域，便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想，因此其思想有折衷主义特色，很有见地。其实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们思想的折衷性质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处于西汉政权风雨飘摇的元成之世，刘向多次向帝王进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世之长短，以德为效。”[73]这对刘向来说，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危机使他产生的忧患意识。这种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的思想，虽然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却可起到规谏帝王，调节统治政策，改善社会政治的有益作用。
在国家政治中，刘向认为君主和群臣百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荣华槁矣。”[74]他们互相为本，如果不把对方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那么自身也就只能衰亡了。这较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通达多了。刘向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一些民本思想，着重强调君主“无得罪于群臣、百姓”。他借麦丘人之口说：“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谢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75]这是警戒君主的金玉良言。刘向还进一步阐述君臣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隶属关系：“君道义，臣道忠”[76]，只有君臣双方都自守其道，才会形成默契的合作，相反“臣不能死无德之君”[77]。人臣对于庸君“三谏而不用则去”[78]。这对中世纪无条件尊君的愚忠观念是理性的抗争。
刘向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任用贤才而斥逐奸佞。他说：“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事而视已事，其必然也如符。”[79]所以“举贤者，百福之宗也”[80]。君主任贤贵在不疑，斥远佞人贵在决断，“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81]
针对当时矛盾重重、衰微破败的政治局面，刘向提出了一些缓和社会危机的积极主张。他借古人之口强调：“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82]君主正身修己，爱护百姓，不烦扰民众，是治国的关键。他还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定：“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83]“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84]为了保证百姓的富足，就要限制统治者奢侈腐化的贪欲。他在《说苑·反质》篇中引用李克的话论道：“雕文刻缕，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对于成帝大起园陵造成的“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的严重后果，他异常痛心，上疏劝谏成帝弃奢就俭“以息众庶”。[85]为保证社会的稳定，他还提出改变贫富悬殊的状况，使士农工商财富均匀的设想。这些思想多借古人之口阐发，反映的却是刘向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进行的思考。
二、《白虎通义》的社会政治思想
《白虎通义》适应东汉重建的大一统政权的需要，援入谶纬神学内容，把论证帝王独尊的地位作为确立封建秩序的首要环节。书中首先把世人划分成等级，肯定以特殊身份而居最高地位的就是帝王：“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86]帝王的独尊地位来自上苍的指令，他们“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87]。这与和谐的宇宙秩序相一致，因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88]。又与人间伦理秩序完全吻合，因为“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89]。君主又是人间美好事物的代表：“皇，君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这迎合了当时人们崇拜自然至大至美的心理。至大至美中寓含着权威的力量，所谓“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于是书中在确认帝王具有独尊地位的同时，赋予他执行沟通天人与管理人间事务的双重职能：“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90]
《白虎通义》指出君主既是政治轴心，又是统一的思想标志，他所以为人间所必须，是因为他具有维系人心的作用。书中强调“……逾年称公者，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也。……故逾年即位，所以系民臣之心也。”[91]这里讲一统尊君，是以帝王作为统一国家的特殊标志，强调中央政权对全国的统一管理。
书中论证帝王独尊的突出之点在于融合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通过强调五行尊土来比附一统尊君。它说：“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土尊，尊者配天……土尊不任职，君不居部。”[92]在五行中把土剥离出来，在人间职务中把帝王剥离出来，让他们处于不与其他混杂的特殊地位。这比董仲舒的有关论述详明确实得多。[93]尊土与尊君相一致，反映了当时人们重视土地的观念，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以土地为本的经济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里有了更实在的内容，帝王独尊的观念找到了牢固的根基。这是《白虎通义》论证的成功之处。
《白虎通义》还有值得注意的民本思想，书中多次讲：“谨敬，重民之至也。兴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94]“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95]《白虎通义》把重土与重民结合起来，应当说抓住了支撑政权的两条大纲，这在封建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
封建一统政权是个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帝王居于塔尖，以下是逐级递减的官僚群体，平民百姓则是承负重载的基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政权结构。
对等级结构的作用，书中从顺天应人的角度进行论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虽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虽至灵，必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三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后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96]对于封建制度的永恒合理，这是一个重要补充。
维护等级结构的实质就是维护封建秩序，对此封建统治者有着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们把制礼作乐，建立伦理秩序作为施政的中心环节。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家伦理原则同大一统封建制度糅合起来，使之与统一政权下的封建等级结构相适应，建立起一套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礼治法则。《白虎通义》在理论上对此没做太多的补充，但却着力把它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制礼作乐的意义是通过各守尊卑本分来稳定社会秩序，书中对此的论述颇为明晰：“礼乐者何谓也？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句有讹）。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佚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摈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97]
礼仪制度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伦理观念则是内在的制约机制，礼乐通过行为规范强化等级制度，伦理观念则要把这套规范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作为天经地义的遵奉原则。儒家的伦理观以血缘关系为根本出发点，封建大一统政权以宗族为构建基础，二者紧密结合形成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礼治秩序。
《白虎通义》以“三纲六纪”作为普遍伦理法则，建立起个人无所逃于其间的网络。对此，本书有关章节作了评述。书中论证建立正常的伦理秩序，不但可以出现王道政治的理想局面，而且会因顺应了上苍的意愿而使天人相得，物阜民丰：“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后四时合，四时合然后万物生。……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后万物成，天下乐之。”[98]这并不是一句空言。
按照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帝王为代表的人间政权是沟通天人的中间环节，所以“明天人相向而治”[99]是封建统治者的施政纲领。从宗教礼仪到日常政务，封建国家机器大致是围绕这一目标运转的。
《白虎通义》对国家职能的论述充斥着大量敬顺昊天崇祀先祖的宗教内容。如政权建立要行封禅之礼，“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00]中央政府要建灵台，是为了“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要立明堂，是为了“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101]。遇到灾变不但要检查施政过失，而且要用宗教仪式来禳除，如“日食必救之何？阴侵阳也。鼓用牲于社。社者众阴之主，以朱丝萦之，鸣鼓攻之，以阳责阴也。”[102]表面上看敬天尊祖似乎只具宗教意义，其实却有着很现实的效用，因为顺天与理人本是二而一之事。“王者所以祭天何？缘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宾主，顺天意也。”[103]还有点宗教的虔诚。“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104]，就完全着眼于现实了。
《白虎通义》把教化作为执政的中心，论述相当充分。关于教化的意义，它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以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105]“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何谓也？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在诸多教化手段中，有两个是根本性的。其一，按书中所言是“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诗》云：‘尔之教矣，欲民斯效。’”[106]此举有一箭双雕之效：一来身教有直观的显著的效果；二来层层官员都是施教者，他们自身的封建道德水准更直接地关系着政权的兴亡。其二，通过从中央的辟雍直到乡里的庠序这样一套严密的道德教育网络，施行对各等级的普遍教育，使“有贤才美质知学者足以开其心，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107]。这样的网络一旦正常运行起来，其效用是不言而喻的。书中没有忘记教化之柄要操在中央政府手中，强调“王者所以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108]
三、《白虎通义》的历史观
《白虎通义》对历史运作的看法基本来自董仲舒。在体系的完整和理论的深入上，它逊色于董仲舒。可在结合社会现状而对历史所作的具体阐释上，却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书中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归纳为质文递变，三统循环等运动方式。它们是由对物象的参悟发展而成的宗教臆说：“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乃后有文章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把这一假说套入历史，便成了颇能眩人耳目的假象：“《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109]人间政权以得统系之正作为得天命的标志，这是困惑了中国二千年的正统论的发端。既得天命又需以所得统系特点施政，又成了二千年来政治舞台不断上演的闹剧。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三正相配合的是三教：“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110]统系与政教相配合，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互补中做永远的循环运动。这个观点中有辩证因素。
上述历史观表面上强调历史的运动，本质上却是不变论。我们有两点论据：一是所谓周则复始，是在封闭的圆内划圈，无进步之可言。二是它特别强调在变中有不变在，变化的是外在的形式，不变的是内在的本质。书中发挥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11]的观点，论述：“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112]就是说虽然人间政权可以在上苍的安排下像走马灯一样轮换，可由上苍设定的宇宙秩序却永远不变，作为宇宙体系一部分的人间封建等级结构也永恒不变。于是历史学说中的政治意图显露了出来，封建制度的万世一系找到了牢固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