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老帛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里说的道家，其实指的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萌生于战国末期，流行于汉初，因托始于黄帝、老子而得名。它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吸收了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成分，形成有很浓政治学说色彩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上，它强调天道、自然，有唯物主义倾向，在政治上讲无为而治，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的社会要求。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四篇，是目前可见较集中阐述黄老思想主张的著作，任继愈先生称之为《黄老帛书》。[3]

《帛书十六经》

对于这个“道”的属性，《黄老帛书》倾向于把它形容为原初物质状态，因而具有唯物主义性质。所谓“湿湿梦梦，未有明晦”，是形容一种混沌之气的状态。

“道”虽无始无终，无形无名，却有规律可循：“道有原而无端，用者实，弗用者雚（即‘华’）。合之而涅（即‘化’）于美，循之而有常。”[4]人们通过认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而把握“道”，就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反索之无刑（形），故知祸福之所从生。”

人处于天覆地载之中，“卬（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6]，要在天地提供的自然条件里，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职责。要做到：“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在自然界无意识提供的寒暑高下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取自己的劳动果实。《十六经·姓争》总结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一条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规律，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天人关系上，《黄老帛书》强调天是自然的存在，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须利用自然的规律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不能违背这些规律，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与自然观相一致，在社会政治观上，《黄老帛书》讲顺天合人，循道应理。既论证了新生封建大一统制度的合法性，也顺应于汉初休养生息的客观历史要求。

书中把天、地、人统一起来，作为政治的立足点，认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故王］而有天下矣。”[7]所谓天道地道指的都是自然条件，这是它的一贯思想。人道最主要的是指社会的基本秩序。《经法·四度》论述：“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把尊主卑臣，明上下贵贱的等级秩序与去私立公等原则作为人道的基本规律来强调。人道的另外含义是为治要顺从自然变化而合于人性，即“圣（人）举事也，阖于天地，顺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8]。它还论述由顺自然之宜，可循序得到物质财富的丰厚、社会习俗的改变以至社会秩序的好转，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则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9]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根本性看法。

二、《淮南子》以道为本的宇宙生成论

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组织人撰写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集》），是《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集体创作的理论著作。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内容庞杂，思想丰富，但主导思想属于道家，可看作黄老之学的又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可说是西汉道家的集大成之作。

《淮南子》把“道”作为自己宇宙观的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源，还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根本法则。

书中描述“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它在空间上包容一切，在时间上无穷无尽，变化无常，不可测度。因为其无限，独一无二，所以又称为“一”，这个“道”或“一”也就是宇宙全体。它无形无声无味无色，却又是充盈一切的客观实在，有形有声有味有色的所有事物都真实地体现着这一客观实在。所以说：“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有声鸣焉，无味而有味形焉，无色而有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可以理解为世界万物这个“有”“实”，化生于“无”“虚”的“道”；也可以理解为外化的有形之物，体现着内在的无形的“道”，即“道”是支配万物运动的普遍内在规律。对于这两点，书中都有明确的说明。

对于“道”是宇宙事物变化所遵循的客观法则，《缪称训》宣称：“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与运动方向，事物如体现了“道”即禀赋了“德”，便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它举出物象的具体特征说明“道”的这个禀性：“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对于《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任继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中作了充分的肯定：“《淮南子》把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内在力量展示出来，这正是素朴唯物论所具有的辩证特点，因为自然力本来就是具有活力的。……《淮南子》书中，有着中古时代最为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标志着人类视野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淮南子》凭借当时有限的自然科学知识，发挥其极高的想象力和推断力，穷究天地剖判、宇宙演化，其间架结构成为以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宇宙论的传统格式。”这是很恰当的评价。

三、《淮南子》体道而无为的社会历史观

从宇宙自然观出发，《淮南子》提出人的生存活动与社会行为应以“体道”为根本原则。要在弄清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自己顺应自然的行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原道训》中所言：“体道逸而无穷”，“循天者，与道游者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淮南子》继承了孟子等人的重民思想，认为民是治国之本。《泰族训》论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把民众作为君主生存的根基，比喻非常贴切。《主术训》阐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将食物、民众、国家、君主的命运联系起来，讲述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清晰而扼要。这里所言以民为本，并不是说民比君更重要，而是说君主离不开民众的支持，民心向背关系着政权的存亡。书中还讲到安民之术在于“足用”“勿夺时”“省事”“节欲”，这里着重强调经济对民生的重要，反映了见解的切实。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又回到了无为而治的根本原则上。

《淮南子》对历史有丰富的见解，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很深入的思考。

书中有反对崇古循古的思想倾向。它批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以致出现“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22]等怪现象。它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持崇古思想以论当世，必然凿枘难合，无补于世：“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23]逻辑的悖乱导致行为的乖张，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论证是有力的。它论述：“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事而举事。”这是理智而通达的古今关系之论。它还能挖掘历史的内涵，从表象深入到实质去借鉴历史：“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24]“与化推移”是光辉的理论命题，其实践意义是可以指导人们获取掌握历史、利用历史的自由，而不被历史的重负所压倒，理论意义是把古代的历史鉴戒思想向纵深大大推进了一步。

与历史变化的观点相联系，《淮南子》特别强调“时”和“势”的作用。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25]这样的话语。在它看来，时不是空洞的历史过程，而是充满内容的与客观存在交融在一起的特殊时段。所以《齐俗训》中说：“圣人知时之难得也，务为趣也。”抓住时机，因时而作，便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逆时而动，则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既然是个流动变化的过程，那么不同的时世，便有不同的行为要求，也就有不同的是非评价标准。《齐俗训》对此作了论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定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个是非相对的观点，对于因时立事的主张是有力的理论支持。《淮南子》还论到了形势与个人作用的关系。所谓形势就是由诸多客观情况所造成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俶真训》讲：“治世，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个人不能改变客观历史形势，只有与特定的形势相结合才能显示出个人的作用，这个看法虽然有悲观色彩，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