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代是小学创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汉字由小篆演变为隶书，确定了汉字的基本形态，而且小学释形音义的三个分支门类：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最早的专著问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方言》和《说文解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学在早期发展中已取得相当高的成就。

一、从小篆到隶书

统一文字是秦统一后的重大文化措施之一。

中国古代的文字，经过长期发展，到秦统一六国之前已具有较成熟的形态。但诸侯分立，使各国的文字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在长期传习的过程中，文字在民间又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变体，即所谓的“俗书”。秦皇朝为适应统一后的政治与文化需要，进行了文字改革工作。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这次文字改革就是以秦文字为基准，去掉与其不相合者，再对原有文字进行减其繁重，改其怪奇的加工工作，然后通过《仓颉篇》等字书公布出来，作为标准文字，其余不合于此体的文字一律作废。这种标准文字就是小篆，又称秦篆，而此前的文字一般统称为籀文或大篆。

秦篆十二字码

小篆是在对已通行的汉字进行规范化后形成的。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以前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从图画直接发展来的，基本是随着物体的曲线描画的，没有规律性可寻。小篆用圆转匀称的线条代替古文的曲线，使文字抽象化，书写有了规律，确立了汉字的符号性。古文多异体字，有的一个字的异体字多达三四十个，并且字的组合也很随意、义符也不固定。小篆在统一和定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淘汰了异体字，精简了字数，同时也相对固定了义符，实现了笔画和结构的简化。

小篆主要通行于秦代，特别是秦始皇时代。隶书兴起后，小篆只用于公私印章等个别场合，另以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保留下来。

小篆虽较古籀有很大进步，但仍不便书写，于是隶书代之而起。晋人卫恒介绍：“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46]

熹平石经

隶书有古隶、今隶两种。古隶多有篆书成分，是从小篆到今隶的过渡形态。这种书体通行于秦末到西汉末年。它本身也经过了一个篆体逐步减少，隶体逐步增多的变化过程。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使用的文字便是古隶。它们形虽隶体，但笔画不十分方折。今隶由古隶直接演变而来，从东汉初沿用到晋初。它在形体上较古隶更加方正，在笔画上增添了波折和挑法，已完全隶化，彻底摆脱了篆体的束缚。《熹平石经》上的隶书可看作东汉今隶的代表作。

隶书把小篆的长方形变为扁方形，把小篆匀称弯曲的线条变为方折平直的笔画，彻底消灭汉字中的象形面貌，基本确定了此后汉字的方块形状、笔画特点和字体结构，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中国在西周宣王时已出现了字书《史籀篇》。秦始皇统一文字时，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它们的作用都是规范文字，提供标准文字的范本，同时供学童识字使用。

西汉政府关心文化事业，对文字的识读与规范十分重视，《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样的法律要求与社会的客观需要，使汉人形成重视文字的风气。于是“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书收字3300，当包括了小篆的主要常用字。此后字书不断出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它的特点是去掉了重复收录的文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对《凡将篇》加以扩充，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7]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续扬雄《训纂篇》，而作《滂喜篇》。

以上字书除《急就篇》留存至今外，其余都已亡佚。这些字书为便于记诵，都采用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的韵语形式，以类相从，用文理编排起来。《急就篇》间用三言、四言、七言，旧分32章，共收2016字，都是当时的日常用字。开篇五句说明编书宗旨：“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以下三字为句，列举常用的一百余字姓名，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等。接下来以七言为句，依次叙述饮食、服饰、器物、动物、植物等各类事物。以下再以七言形式讲述诗书礼仪职官等政治生活内容。最后用四字句“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及七字句“长乐无极老复丁”，歌颂汉家功德作为收尾。

汉代除这些字书外，还出现了文字研究性质的著作。由于《仓颉篇》所收都是古字，在流传中逐渐出现“俗师失其读”的问题。汉宣帝乃“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48]。扬雄在元始年间，朝廷集中通小学者整理文字的基础上，也对《仓颉篇》作了训释工作。扬雄和杜林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东汉时期文字学进一步发展，诞生了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

二、《尔雅》、《方言》、《释名》

“汉代为小学创立的时代。那创立的重大标志，便是西汉初年成书的《尔雅》，西汉末年扬雄的《方言》，东汉前期许慎的《说文》和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尔雅》着重释古今之异言，《方言》主要是通方俗之殊语，《说文》更由本字推求本义，《释名》由语音探求语源，它们依次出现，正展示汉人研究小学的历史进程。”[49]

《尔雅》是一部通释词义的专著，大约在西汉初年由诸儒生缀辑周秦旧文整理成书。它是汉代小学名著中最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地位非常特殊的一部，被列为十三种儒家基本经典（十三经）之一。唐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言：“众家皆以《尔雅》居经典之后，在诸子之前。”

《尔雅》十九卷，原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有《释诂》《释言》《释训》《释亲》；中篇有《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下篇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这些训释对象，按内容性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普通语词部分，包括《释诂》《释言》《释训》三卷。二是百科名词部分，共十六卷。

普通语词，多采取同义为训的方法加以训释，用一个当代的常用词，去解释一个或一串同义词。如《释诂》第一条“林、蒸、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而释普通语词的三卷又有不同分工：“大体说来，《释言》是‘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如云：‘矢，誓也。’《释训》则‘道物之貌以告人’，着重在释字义，如云：‘明明，斤斤，察也’；或者释文意，如云：‘子子孙孙，引无极也。’而《释诂》主要是‘举古言，释以今语’，所举的‘古言’，大抵是一串同义词，实为近义词。”[50]

《尔雅》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辞典。对百科名词的训释，书中又分为释社会生活专名和释自然万物专名两部分。社会生活专名中包括反映人的社会关系的《释亲》一卷，和反映人的日常生活的《释宫》、《释器》、《释乐》三卷。自然万物专名又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动物四大类。释天文的有《释天》一卷，释地理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卷，释植物的有《释草》《释木》两卷，释动物的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卷。这样的分类，反映出秦汉时代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识程度。

“词义训释不外乎普通语词及百科名词两个方面，而《尔雅》兼而有之，因而就由《尔雅》为首，历史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雅学’，作为我国训诂研究的主体。”[51]

《方言》的基本体例是列出被释之语，然后加以解说。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在解说中，他很注意用全国或某地域的通用语，去串解各地方言。如卷一第十四条“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凡语，即通用语。

《方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它揭示了汉语发展变化的两个规律性现象。其一，许多汉代的同义词来自古代不同的方言词。卷一第十二条在解说戎、京、壮、将等同义词后，说：“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对部分同义词的成因，作了精辟说明。其二，许多古今语、方言词的差异，是由“转语”所致。这种转语就是以同声或叠韵为由，发生地域上或古今间的不同语义变化。转语现象后来成为人们以音求义、探求语源的主要方法。

它揭示出汉代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成为方言地理学的先驱。扬雄不仅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当时汉语方言的词汇，而且较为准确地标出了它们的空间分布。在书中，有些地名经常并提，如秦晋、赵魏、齐鲁、陈楚等，这表明虽然他不可能具有明确的现代方言区划意识，但已有了隐约的方言分区思想。他的工作为我们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比较准确地划出汉代汉语方言分区提供了可信材料。在二千年前，能在方言研究上有这样的见识，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十分了不起的。

《释名》八卷二十七篇，成书于东汉末年，是我国第一部由音训求语源的专门著作。它的作者刘熙字成国，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释名》的特点有二：一是探求事物得名的由来。书中主要采取以音同音近的同根语互训的方法，解释事物命名的原因，因而在音韵学上有重要地位。它还论到了依据形体、特征、功用、产地、变化等为事物命名的原则。这样全面探求事物得名的原则，在中国小学史上是第一次。二是与《尔雅》《说文解字》等书不同，不是把重点放在经典的训释上，而是放在汉代名物的解释上。它及时反映了汉代社会中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为研究汉代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三、《说文解字》的成就

《说文解字》是许慎研究、整理当时经学、文字学成果编成的一部文字学著作，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也是我国古代研究汉字的最主要经典著作。在汉代的语言文字学诸专著中，《说文解字》的学术地位最高，学术影响也最大。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从学于名儒贾逵，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在当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52]的作用。他纂著《说文解字》一方面是为了搞清古文字的源流，从而准确训解儒家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它证明了古文经学治学方法上的原原本本而有依据，抬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当时人们随意说解文字的混乱现象，正确解释文字的由来与发展。

《说文解字》原书分为十四篇，另有《叙目》一篇，共十五篇，今本每篇分为上下两卷，共三十卷。全书分540部，收正篆9353字，重文1163字，连同说解文字共133441字。对于此书的体例，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作了明白阐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子许冲在《上书表》中又说明：“其建首也，立‘一’为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说文解字》是最早按部首编排的一部字书。许慎根据小篆形体，把汉字分成540个部首。这540个部首，按“据形系联”的原则，合并为14大类，再按从“一”部开始，以“亥”部结尾，即“始一”而“终亥”的顺序排列起来。然后把所收全部汉字按部首归类编排，这就是他所说的“分别部居”。收入各部的字，一般是按先实后虚，先美后恶等原则顺次安排，如遇到本朝皇帝名讳，则必排于本部开头。《说文解字》释字总是从部首字开始，说明以这个部首为形旁的字，字义都和这个部首字有关。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许慎通过对汉字形体构造的分析来阐释本义。对于每个字都是先说明造字时的意义，然后分析造字法以为证，有时还指出其音读。对于汉字的音读，或用“从某、某声”，说明形声字造字的音读；或用“读若”“读同”，拟出汉代人的读音。

对《说文解字》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它研究并吸取了以往字书编纂的成果和经验，创造了符合汉字特点的部首编纂法。许慎从汉字中抽取出部首，再用部首统摄同类汉字，做到“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使数以万计的汉字，可各归其位，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清代学者段玉裁评论：“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55]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后代的汉语字典，虽然部首的建类有所变更，编次有所改易，但用偏旁立部，汇集汉字的方法，仍然是在遵循《说文解字》所创立的体例。

3．它掌握并抓住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创造了结合字义和字音分析汉字字形的方法。汉字从本质上说是表意性的文字，它有固定的形态，具有一定的读音，表示一定的意义，是形、音、义三结合的统一体。因此，汉字学研究必须照顾到形、音、义三个方面。在《说文解字》问世之前，所有的文字学著作，都没能兼顾这三者。许慎全面把握了汉字的这个特点，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汉字研究的科学体系。所以，《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研究，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

4．它保存了大量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资料，为后人辨识研究先秦古文字提供了重要依据。《说文解字》所有字头的字体都是小篆。如果一个字还有古文、籀文、或体、今体及俗体等不同写法，就将它们列在这个正字之后，加以说明，这些不同的文字，称为“重文”，或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保留，或是小篆之外的异体字。《说文解字》不但保存了秦汉时期的全部小篆，而且保存了部分其他古文字。它们成为我们今天辨识和研究先秦古文字的重要依据。

5．它保存了汉代及汉以前的音韵训诂及历史文化材料，为今天人们了解上古汉语的词汇面貌和古代语音系统，提供了方便，也为人们研究古代社会及历史情况，提供了方便。许慎在对文字的说解部分，对每个字都通过形体的分析而抓住本义，为人们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根本指导。书中提供的语音资料大致有假借字、转注字、形声字、读若、通假、重文、声训、联绵词八类。其中形声字有7000多，保存了东汉末年以前表意兼标音的全部汉字，它们是研究古汉语语音和词汇的丰富资料。清代学者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再参照《诗经》、《楚辞》的用韵，考定先秦语音结构和整个语音系统，研究古音，成为音韵学的。书中所收9000字都是组成汉语的词素，汉语由单音节词发展为双音节词，在书中可以找到根源。根据《说文解字》，还可以探求古汉语词汇的演变。书中提供的其他方面知识相当丰富，正如许冲在《上书表》中所言：“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以说它是古代历史文化的宝库。

注释

[1]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

[2] 《史记·秦始皇本纪》。

[3] 《史记·儒林列传》。

[4] 同上。

[5]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儒林列传》。

[6] 《汉书·儒林传》。

[7]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15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9]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10]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2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 《汉书·艺文志·六艺·易》著录有《杨氏》二篇、《蔡公》二篇。

[12] 《汉书·儒林传》。

[13]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14]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儒林传》。

[15]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儒林传》。

[16] 《后汉书·儒林列传》。

[17]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

[18]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19]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20] 《汉书·儒林传》。

[21] 《汉书·儒林传》。

[22]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23] 《后汉书·儒林列传》。

[24] 《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25] 《后汉书·儒林列传》。

[26] 《史记·孔子世家》。

[27]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儒林传》。

[28]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29] 《汉书·儒林传》。

[30]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31]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

[32] 《后汉书·儒林列传下》。

[33]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何休《文谥例》。

[34] 分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

[35]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36]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37]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张三世例》。

[38]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39] 《汉书·董仲舒传》。

[40] 《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41] 郑玄：《六艺论·毛诗正义》。

[42] 郑玄：《周礼注序》。

[43] 《戴东原集》附段玉裁《戴氏年谱》。

[44] 《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45] 张舜徽：《郑学丛著·前言》，济南，齐鲁书社，1984。

[46] 卫恒：《四体书势》。

[47]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艺文志》。

[48] 《汉书·艺文志》。

[49]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本目参据此书有关内容。

[50]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60页。原书注云：“释言从郝懿行说，释训、释诂亦从郝说。”

[51]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67页。原书注云：“释言从郝懿行说，释训、释诂亦从郝说。”

[52] 许慎：《说文解字叙》。

[53] 许慎：《说文解字叙》。

[54] 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6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本目参据此书有关内容。

[5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