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成就卓著，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刘向、刘歆、郑众、贾逵、马融、何休、许慎、郑玄等经学大师都卓有建树，其中董仲舒、何休对《公羊传》意蕴的阐发，刘歆对古文学的倡导，许慎的文字学研究，郑玄对今古文的调和，可视为代表性成果。为避免重复，这里只对何休、郑玄的经学成就略作评述。

一、何休的《公羊》三世说

董仲舒和何休是当之无愧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何休撰有《春秋公羊解诂》，对于《春秋公羊传》都有杰出建树。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春秋公羊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阐发经义时，作了创造性发挥。在他们的学说中，有对《春秋公羊传》深入堂奥的独到理解，也有以时学解经的牵强附会和传达内心款曲的借题发挥。大体说来董仲舒重在阐发奥义，援阴阳五行之说解经，时时观照着大一统的封建政局；何休重在解析条例，详辨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31]，在董仲舒学说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便于比附的历史哲学。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除代表作《春秋公羊解诂》外，还“注训《孝经》《论语》”，并“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32]。

何休认为《公羊传》的义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等。他对此的解释是：“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也。”[33]这些过于繁琐的解析，确实可称得上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所谓三科九旨，却是非常重要的创见。徐彦在《春秋公羊传疏》中引何休之言介绍：“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也可称作“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把握的都是《公羊》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何休把它们抽绎出来，又作了独到的解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此引发的三世递进的历史演化说和与此紧密结合的大一统思想。

《公羊传》几次指出《春秋》在记述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4]，尤其是在《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和结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这样的强调，引起了《公羊》学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公羊子这样的提示，不只是道出记述原则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董仲舒从中看到了历史分期的意义和“异辞”是由系于时代远近的情之亲疏所决定的。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5]董仲舒抓到了“情”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对三世作出明确划分，三世成了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但没有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演进程式。

何休使“三世说”得到升华。他把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世，与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历史演化结合起来，作了哲学的抽象。他说：“于所传闻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36]在他这里：（1）《春秋》笔法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以《春秋》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导意义。（2）三世说与“异内外”原则相一致，三世的递进与内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统一起来，为大一统说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理论支点。（3）三世是由衰乱到升平，再进至太平的递进过程，这是强调变化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理论意义是合于社会发展规律，有唯物主义因素；实践意义是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为后来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三世递进说，是历史与哲学的分离。何休从字里行间揣摩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对乱世的记录中，看到了“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义益治”[37]的理想表述。从史学上看，这近乎臆语；从哲学上看，却可说是精辟的高论。

与何休同时的仲长统，也发表了历史演化说，在历史动力上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具有人文主义特色而引起人们关注，在历史趋势上，却认为是“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38]，表现为历史倒退论。何休的三世说，没有涉及历史动力问题，但在历史趋势的看法上，是进步的，是乐观向上的。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何休能跳出现实的限制，以哲学的眼光道出历史的光明前途，实在难能可贵。

何休的《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很大历史影响。晚清《公羊》学大兴，康有为赋予三世说以进化意义，改造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说，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大一统”本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揭示的要旨，在诸侯纷争之世表达了天下统一的思想，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把大一统说置于天人合一体系之中，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9]为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何休将大一统思想的阐发与张三世、异内外结合起来，构筑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使大一统说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二、郑玄对今古文的调和

东汉末年，已有不少经师意识到今古文各自的局限而兼通今古文经，这为两个学派的交汇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大经学家郑玄以他渊博的学识，进行了对今古文的调和工作，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少年时不愿为吏，入太学。初从第五元先受业，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来以为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经卢植介绍，师事经学大师马融。当其学成东归时，马融对其他学生慨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40]

郑玄兼通今古文诸经，勤于著述。他的著作，据本传载有：“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郑玄治学不专主一家，讲求旁征博引，取长补短，见当时今古文互相攻击无有休止，欲参合其学，成一家之言，于是遍注群经。在注经时首先是突破师法家法的局限，综观众说，转相发明；其次是今古文兼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做到既有不同又有定见。如“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41]；注《尚书》虽用古文，而又和马融不同，或从今文说；注《仪礼》，于今文之外，并参考当时发现的古文《逸礼》，经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经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对于今古文字的取舍殊不一致。这样的做法，冲破了壁垒森严的经学传统，为此后经学的传承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汉代经学传承主要采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虽然已出现不少解经著作，也有《尔雅》《方言》《说文》等辅助工具书问世，但在体例方法上一般还没有整体性、实质性的突破。郑玄治经综合采用“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42]的方法，不但解决了许多经典中的疑难问题，而且树起了治经的新范例，在经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当代学者张舜徽著有《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阐述。

郑玄在五经中，于诸《礼》尤多所用心。晚清今文学家皮锡瑞在《三礼通论》中评述：“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精，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郑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其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正是由于郑玄的工作，三《礼》作为古代礼学基本经典的格局才正式确立。所以清代学者戴震言：“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43]这对古代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后数千年封建典章制度的兴革有直接联系。

郑玄的学术博大而精深，被称为郑学。他的诸种经注在当世便风靡学界，独领**。郑玄是混同古今的通学家，他虽以古学为宗，但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经过他的注解，今古文的区别混合起来，那时的学者正苦于家法的繁杂，又见他闳大淹博，无所不包，便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注行而齐、鲁、韩三家《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都废掉了，郑学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范晔评价：“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44]是十分中肯的。

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有重大的影响。汉代解经之作留存至今的共有六部，除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赵岐的《孟子章句》外，其余的四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都是郑玄所作。它们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基本参考著作，给历代经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指导；作为汉代经学的代表作，后世学者舍此则难窥汉学门径。清代朴学大兴，学者更奉郑玄为经学鼻祖，有人甚至认为汉学就是郑学。张舜徽尝论：“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学术界，特别是乾、嘉学者，都围绕了‘许郑之学’努力用功。凡是探讨文字的，便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依据；研究经学的，便奉郑玄的群经注说为宗主。……道、咸以下，治学的道路虽已变化，但是宗尚‘许郑’的学术气氛，从来没有轻淡过。所以我们说，有清一代的学术界，完全为‘许郑之学’所笼罩了，也不失之夸大！”[45]

郑玄的工作对于经学也有一些消极影响：一是多引纬书以注经；二是混淆了今古文的区别，现在的许多经书，如《诗》、《三礼》、《论语》注本，往往是今文、古文、郑注三种说法混在一起的，很难弄清各自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