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经的早期传承与汉初经学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便将阐释六经之义与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紧密结合起来，经学已有了初始形态。

《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八家的名字与传承，现已难得其详。晋陶潜《圣贤群辅录》言：“颜氏传《书》，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知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絜静精微之儒。”道出了六家的传习重点和学派特色，但其言不知何所据依。

现在看法较一致的是，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为传经重要人物。于《易》，子夏有《易传》三卷；于《毛诗》，有人说是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至小毛公，也有人说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春秋公羊传》的始传者公羊高为子夏门人，《春秋穀梁传》的始传者穀梁赤也是子夏门人。对《尚书》、《仪礼》、《论语》等书，他都有所加工或疏解，所以东汉徐防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的说法。

孔门弟子中，单传一经的有：子木（商瞿）曾受《易》，子开（漆雕开）曾习《书》，子舆（曾参）述《孝经》，子贡（端木赐）尝问乐，仲弓（冉雍）、子骞（闵损）、言游（言偃）等人纂《论语》，孺悲传《士丧礼》。

另一传经大儒是荀子。有人说《毛诗》是由荀子传给大毛公的；《鲁诗》为汉申公所传，申公受之于浮丘伯，浮丘伯为荀子门人；《韩诗外传》中有荀子之说四十余则；《春秋穀梁传》汉初由荀子再传弟子申公传予瑕丘江公；《左传》有人说由左丘明六传而至荀子；荀子注重礼教，大、小戴《礼记》中均有荀子所撰之文；刘向尝称荀子善为《易》。可见，荀子在经学初创之时，传经之功甚大。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大帝国，在治国思想上重法家而贬儒术，儒学发展势头受到阻遏。

秦朝设有博士官，职能是通古今并参议朝政。当时朝中有博士70人，掌理诗、书、百家语等各门学术，其中六经当居于主要地位。侯生、卢生等人议论秦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2]；博士淳于越以儒家学说为根据非议朝政；叔孙通、伏生等儒生曾任秦博士。上述三条史实大致可以说明儒生是构成秦博士的主要成分。可以想见：焚书坑儒之前，他们在传习儒经方面，会有一些成绩，至少，是在平稳中进行的。

焚书坑儒的实施，使儒学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强制性的行政法令不可能彻底禁绝某种思想与学术的流传。《史记·儒林列传》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孔子世家》也说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秦末农民大起义，儒生们仿佛看到重返政坛的希望，于是“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对于此举，司马迁评论：“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3]太史公此言只得其一，未得其二。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它的意义：一，起于草莽的农民英雄，号令天下之初，即知崇儒而立博士，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政治眼光；二，孔甲等人既有以经术济世的胸怀，又深得孔夫子“礼之用，时为大”的学术旨趣，不愧为圣人子孙。总体看来，儒学在此时，可说是一息尚存，不绝如缕。

汉兴，儒学发展出现转机，“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以儒生身份为汉制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4]。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下诏废除秦挟书之律，民间私藏典籍得以复出，私人讲学也随之取得名正言顺的合法地位，传经之儒先后继出。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中都表述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看法，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在经学建设上还是作了一些努力的：此时设置了研习经术的博士官，文帝时传《鲁诗》的申公、传《韩诗》的韩婴、传《尚书》的伏生弟子欧阳生被任为博士，景帝时传《齐诗》的辕固生、传《春秋》的董仲舒和胡毋生都曾为博士。帝王尊礼经生之事也时有所闻：齐人田何以传《易》著称，惠帝时，年老家贫，守道不仕，惠帝亲至其庐以受业。秦博士伏生当秦焚书时，曾壁藏《尚书》，后兵大起，流亡，汉兴，伏生求其书，得幸存者二十九篇，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求能治《尚书》者，闻伏生之名，时伏生年九十余，已无法行动，文帝下诏命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受其说。武帝即位之初，以安车驷马礼请传《鲁诗》的老儒申培公入朝任太中大夫。由于儒生的自强不息和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汉兴至武帝期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韩婴）。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5]，经学为走向辉煌，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二、博士、博士弟子与汉代经学的发展

汉武帝服膺儒家学说，亲政后重用儒生，以儒术取代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经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窦太后去世后，武帝大举起用儒生，以“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特别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使“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用政权的力量，树起儒学的权威地位，为学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公孙弘占据要津后，深为道术的沉郁不彰而忧虑，与太常孔臧等人上疏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这个奏疏得到武帝批准，实施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6]。这是一个改变汉政权文化走向和政府人员构成的带根本性的政策，实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嚆矢。

战国时，出现了博士这一文化官职，当时的详情不得而知。秦始皇有博士70人，已如前述。陈胜的张楚政权和刘邦称帝前，都设有博士官，其职能大概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文景时期汉朝已步入平稳发展阶段，文帝和景帝都很重视文化建设。此时朝中的博士多了起来，据说文帝有博士70余人。从阴阳家公孙臣以言汉为士德而拜为博士来看，文帝博士的性质与秦始皇时相近，也是兼掌各门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了治《诗》、《书》、《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的博士。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老术，因此经生以至博士官都不得进用，仅为备员，可治《诗》、《书》、《春秋》及《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经学博士毕竟仍在活动。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罢传记百家语诸家之学。由此，战国以来的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博士只掌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二，其他学术均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立为官学，取得独尊地位；三，改变各博士需兼通诸经或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博士，专守其学。顾颉刚先生评论：“从此以后，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7]此言很有见地。

博士收有弟子，大概初始即然，叔孙通便有弟子百余人。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数量随之减少。根据公孙弘的建议，博士弟子定员为50人，由太常从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中选拔，每年考试一次，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成绩特别好的，可以选做郎中。看来经师虽专守一经，弟子却要兼习诸经，并没有某弟子专从某师习某经的规定。

武帝之后，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数量都在逐渐增加。

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诗》已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一家，《礼》为后氏，《易》为杨氏，《春秋》为公羊家。宣帝时，《书》又立大夏侯、小夏侯二家，《易》又立施、孟、梁丘三家，《礼》立大戴、小戴二家，《春秋》立穀梁家。元帝时，复立京氏《易》。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博士弟子增为百人。宣帝末年，增至二百。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蠲免赋役，后又设弟子员千人，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布衣尚且养徒3000人，现国家太学中的人数反而比孔子少，于是增弟子员达3000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准许元士之子受业如弟子，不限名额。每年取考试中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

宣帝时曾于石渠阁召开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这次会议使开始激化的经学各派的矛盾有所缓解。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立为博士，就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王莽的学术顾问刘歆是古文大师（关于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请见第三章第四节）。王莽托古改制，利用了经古文说。因之，古文经学在平帝和王莽时期骤然热了起来。刘歆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了学官，又找出了《乐经》，也立于学官。他还增设博士与博士弟子，每经博士5人，六经共30人，每一博士领360弟子，共10800博士弟子。

东汉初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描述武帝到西汉末经学的繁盛景象，并指出其出现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西汉的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作了较精到的评论：“西汉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后，传授群经，加以整理，致力于章句训诂，使群经得复昌盛，其有功于经学诚不可没，且重在‘微言大义’，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虽司马谈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的批评，但比之后来‘碎义逃难’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见长，使人丁年穷经，皓首不能终其业者，终觉稍胜一筹。而武帝以后迄于元成，为经学全盛时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实。且所传之经都是今文，虽说解各有派别，各守师法，而于本经则并无怀疑。后世所以称经学为‘汉学’者，正因经学至西汉始能确立的缘故。”[8]

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经术，政权初建，“（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明帝、章帝父子皆重儒学。明帝尝于飨射礼毕，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此语显系夸大其词，但其盛况恐怕也是空前的。明帝还为功臣及部分贵族子弟另立校舍，授以儒学，“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因此，史臣有“（儒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之叹。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异同。会议进行了几个月，章帝亲临裁决、指导。班固将会议结果整理出来，形成封建社会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会后，“又诏高才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从安帝到东汉灭亡，儒学虽偶而振作，但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9]

总体说来，东汉经学与西汉有些不同。一是古文经学地位上升，逐渐达到与今文经学抗衡，甚至越居其上的地步，汉末又出现今古文混合的趋势；二是与谶纬结合形成风气，《白虎通义》可算是以谶纬杂经学的代表作；三是兼通诸经的学者增多，如许慎有五经无双之誉，郑玄遍注群经，这样的事例在西汉并不多见；四是西汉经师文尚简朴，研究经书注重大义，多口说流传，不太重视著述，东汉经师文多泛滥，研究经书注重训诂，解经之作大量问世；五是西汉经师传业弟子多至千人者，已为极盛，东汉经师则弟子达万人者，屡见不鲜。上述变化，从表面上看东汉经学是更加繁荣兴盛了，可深入分析就会看出，经学已出现了诸多虚脱的征兆，正依盛极而衰的法则，一步步走上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