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以法家路线治理国家，逐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最终灭六国而成一统。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确立与封建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当时的人们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思考，是坚持商鞅以来的既定方针，严刑峻法以治国驭民，还是改变政策，行德教以收民心？秦朝君臣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主要表现为儒法之争。争论的结果是沿用法家路线的思想占了上风。秦始皇不懂得刚柔相济，一张一弛的为治之理。他认为明法是统一天下和建立大一统秩序的关键，当天下已定，民众渴望休养生息之时，他用暴政把民众推进深渊，也把新生的大一统政权送入火海。

法家认为学识才智是贫弱败乱的根源，不希望被统治者有独立的思考，特别欣赏愚民政策，而民众掌握历史知识，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感到不能容忍。从商鞅所云“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1]，韩非所云“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2]等言语中，可以清楚看出法家对知识传播的恐惧。儒家则把教育民众看成政府最重要的职能，看作决定社会治乱安危的关键环节。认为只有人人懂得礼义廉耻，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才会由民安导致国治，强硬手段只能使人畏惧，不能使人心服，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亡。

法家的社会主张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建立和整顿社会秩序时树立“尊主卑臣”，“分职不得相逾越”[3]之势，用严刑峻法保证社会机制的运行，确实有显著的作用，法家的主张有合理性的一面。当秦面对六国初平，天下扰攘的混乱局势时采用强制手段以建立统一的秩序，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在统治秩序建立之后，要想解决长治久安问题，就必须改变政策，施仁政以休养民力，通过思想教育调动起民众的热情，同心同德地参与新生政权的建设。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显示出它特有的长处。

为推行社会改良主张，扫清旧的思想障碍，法家一般强调今胜于古，历史是在变化中发展的历史观，思想具有进步性。对于历史和现实，他们采取的都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常能从历史中找到为自己所用的东西，而绝不背上历史包袱。他们对现实问题往往有相当深入的考察，采取的措施则坚定有力，像快刀斩乱麻，能收到显著的效果。儒家在这方面就显得迂腐一些，他们习惯于在以往的社会中寻找寄托，非常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现实则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可是，儒家的法先王，是在树立奋斗的理想目标，在师古中他们关注的是将来，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抓住的也往往是关乎长远利益的根本问题。

第一次重大争论发生于刚刚统一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提出仿效周制，将秦始皇的诸子分封到燕、齐、楚等地为王，以巩固秦朝的统治。当时的多数大臣都赞成这一主张，但李斯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是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支持这个意见，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坚持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这是决定封建政权体制的关键问题，也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重大问题。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法家显示出新生地主阶级开创进取的勇气，否定诸侯分立的松散政治格局，坚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

公元前213年发生的第二次争论，导致“焚书”政策的出台，把法家思想的贯彻推向极致。某日，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余人为他祝寿庆贺。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仆射周青臣的颂词不以为然，对时政进行非议：“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直接反映的是恢复分封制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始皇新政策的非议，代表了维护旧秩序的思想，往深里看，也有对秦暴政不满的一面。他使用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是不师古便不能长久，是典型的儒家观点。到底应以古代典籍所载为施政依据，还是坚持实行新政，始皇让群臣展开讨论。李斯站在法家立场上，驳斥了师古思想，提出禁锢文化，以彻底扫清新政障碍的建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非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4]李斯对历史的透彻见解，为淳于越所不及。但是对师今与学古关系的绝对看法和法家敌视文化的一贯态度，导致他走入极端。焚书建议在法家看来，是消弭民众反抗意识的最佳方案。这个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并在全国实行。韩非子为使弱国强盛起来而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设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实际上成为强秦暴亡的催化剂。

秦亡后，法家学说失去了独领**的光彩。但它并没有销声匿迹。历代精明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德刑交互为用的高手，汉宣帝自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5]道出了其中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