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罪免。御史有上疏为复社辨白者，得旨注销原案。是为复社第一场风波，时清兵入关前二年也。明鼎既迁，福王偏安江南，阮大钺、刘泽清以迎立之功，得为福王亲近。阮故与复社四公子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侯朝宗有深怨，刘亦以礼召复社名士周钟被却，皆仇复社。及擅威福，遂与马士英谋，欲尽杀党人。周钟及周镳首遇害，朝宗渡江，走依高杰，贞慧入狱。复社之门人子弟，皆惨惨畏祸。清流、浊流之争未休，而清兵已渡江矣。明亡后，复社人物有殉节者，有起义而死者，亦有出仕新朝者。泯禁稍定，旧人复集，于是有原社、恒社等组织。吴伟业(梅村)方欲合并二社，而告密者起。后虽得解，而未几有社事之禁，立盟结社，罪在不赦。嗣是而“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盟会之事矣。

综观复社在社会上之贡献，一为标榜实用主义，唤起学者对于国家社会之努力，以“致君泽民”为目的，一为引起批评态度，由八股之批评，而渐及于文学及政治之批评。二者于明末清初之学术皆有莫大关系。

——容肇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一，第七至八期，民国一四年，一一月出版。

记廖燕的生平及思想

明清之交，岭表有一学者焉，孤掌高擎，毅然与根深蒂固一世拿从之传统制度作战，其在学术上之创建亦足以名家而不朽。而其人生既寒微而不显于当时，没复湮晦不彰于后世。梁任公作《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凡清初在学术界稍有建树之人，类为表暴，而斯人独不与焉。其遗书虽通行于日本，在中国则孤本仅存。斯人为谁?曰曲江(属广东韶州)廖燕。

燕生于崇祯十六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自幼即颖悟不凡。尝问塾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问：“何谓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乎此?”师无以应也。既学为文，窃有志于古。家贫无书，破产买数十百卷不足；因挟短蒯缑，走广州城。闻有故家多书，上书请读，期年读其书几遍。年十九补邑弟子员，三十以后父母相继殁。时三藩变起，燕效力清军。自述曰：“时西南方战争，文字无所用，意亦不欲以文字见，因裂冠慷慨，投笔从戎。随军，寓一古刹；虽在戎马之中，然身闲为挂搭僧，观阶前蚁斗，便复一日。无书可读，因就板作书，板为之穿。”旋复弃去。吴三桂围韶州(康熙十六年)。燕率家人避乱土围内，妻与二女相继病死，燕亦几不起，盖备极颠连矣。自是家益贫苦，居穷巷茅屋中，训二三童子自给。益努力著述，三年而《二十七松堂时初集》成，时燕声誉渐广，宁都魏礼父子不远千里徒步来订交。礼尤称赏其文。郡守陈廷策亦极与相得，为刻集行世。年四十四受聘为《曲江县志》分纂。年五十陈廷策迁署广州篆，携之同往。未几，陈入觐，欲荐燕于朝，相携北上。途次金陵，燕抱病独留。陈抵都，旋物故。燕闻之，遂绝意仕进，肆力著作，屯坎以终。燕行为多矫异流俗，晚年尝向学使辞诸生，赋诗见志。并为《辞诸生说》,有云：“……此辞诸生，非辞功名也。功盖天下曰功，名传万世曰名。……余习制举有年，恐为其所误，因中道谢去，使得专心论述以冀有传于后世……故余辞诸生，正不欲以诸生自限而为求功名之地者也。”燕生平最仰慕金圣叹。北上折回时，尝访苏州圣叹故居，而不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作《金圣叹先生传》,论之曰：“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

自明以来，士以制义为本业，此外无所谓学问。其能自振拔不为所陷溺者盖寡。其明目张胆，对于此恶制度施以有意识之严厉攻击者，自廖燕始。廖以为制义取士之为愚民政策，等于秦始皇之焚书，其言曰：“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以为可以发其智慧者莫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暇读，与焚无异也。……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亦以颓唐就老矣，尚欲何为哉?”燕之论性，与孟、荀以下诸家皆施抨击，而自树一帜曰：“性非无善恶，但不可以善恶名之。盖善恶为情，性发而为情。譬如农人种谷成秧，则谓之秧矣。犹谓秧为谷可乎?故谓性能生善恶则可，谓善恶为性则不可。”“善恶毕竟是情不是性。若说是性，譬如人熟睡时，善念不生，恶念亦不生，此处遂谓无性可乎?”然则性之本体何如耶?曰：“性为浑沦之称，原解说不得的。”“善恶未分是性，善恶既分是情。”其于伦理实践，则引申其性论，而有复性之说，曰：“性圣人知其然，故略于言性，而详言复性。言性只言其端，言复必征其力。端不易知，即智者而犹疑；力有可凭，虽愚人亦易尽也。……故孝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孝；弟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弟；以至忠信可尽也，天下之人因而尽其忠与信。则我虽不言性，而孝弟忠信性已复矣。”盖燕以为性之本体不可以言诠，而亦无言诠之之必要。燕治学贵创，曰：“天下古今之书，任他至奇至妙，读得烂熟，到底是别人的。惟能评论今古，发抒胸臆，方是自家文字。”其于千余年来在经传樊笼内讨生活之学问，根本鄙夷，其言曰：“后世诸儒不能打破藩篱，别开手眼，只将四书、五经诠释一番，自以为圣道在是，且自负为得圣道真传。是何异学步邯郸，刻舟求剑?终身堕印版窠臼中而不知，悲夫!”燕颇富怀疑精神，尝谓：“朱注之谬误极多，果可据耶?曷不求诸本经耶?”“求诸本经”,有清一代之汉学家能为是者亦不过数人而已。燕批评宋儒每多中肯之论，如谓：“宋儒将天字作理字解，岂彼苍者天为道理所结成之一物者耶?”又谓：“制礼作乐，孔子已言之矣。因先朝制作而损益之，不过一有司事耳。即制作稍乖，于天下固无大害也，况不乖乎?宋儒每将此事说得惊天动地，不知何解。”又谓：“圣经言正心诚意，是因言治国平天下而推原必本于正心诚意，非仅以正心诚意四字，即可治国平天下也。朱晦庵独举以为言，其意何居?”燕论学最推崇王守仁，其为王辩护曰：“若谓先生之独言致良知遗却格物未免流入于禅。….…何先生计擒宸濠时算无遗策，功盖天下，自北宋以来以道学而建莫大之功者，先生一人而已。格物尚有大于是耶?

至专主格物者莫如晦庵，而除却《论语注》几本经书以外，毫无功业可见，则又何说也?”此自非合于逻辑之论，而其薄著述而尊事功，颇与颜李学同辙。燕与颜元弟子王源交厚，盖受其影响也。燕于文学黜华崇朴，谓：“昌黎见道未彻，《原道》《原性》诸篇肤浅已甚，要之起衰救弊则其文不可诬。”诚极中肯之论也。又以为诗文须根本性灵情感，而痛恶无病呻吟，曰：“世人有题目始寻文章，予则先有文章偶借题目耳；犹有悲借泪以出，未有泪而始悲也。”“诗道性情，彼此移易不得，方谓之真诗，如陶靖节、杜工部是已。若明之王元美、李于麟则集天下韵语偶以王、李出名耳。”惟其根本性灵，故深鄙拟袭，此可于其论和诗一事见之。曰：“无论所和佳不佳，而以我性情之物，供他人韵脚之用，性情之谓何?况时地异趣，必有格然不相会者；而步之趋之，牵强凑物，以求附其辞，象其意，全诗皆有人用而不有我存焉。虽不作可以也。且彼所欲言者已去，而我所欲言者无因，而因其已去之言，无者将之使有。以无病之心为无端之歌哭，其诗未成，其所以为诗者已先去矣。……甚者杨子云之拟《易》,曹丕之筑受禅台，皆和诗之属也。……事不可袭，袭者为拙。….…万事尽然，岂独诗乎?”燕之反对因袭，固不仅在文学一端而已也。

——容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卷二，第二o至第二一期，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

爱国哲学家——菲希德(Fichte)

(一)菲氏是德国人提倡爱国主义中最有力的一个。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变迁最剧烈的时期。他眼见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一八o四年拿破仑登王位，一八o六年奥国败于拿破仑，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同年普法也纳之战，和一八o七年拿破仑军队入柏林。当时的德国，几不成个国家，不啻现在的缅甸、高丽了。

(二)菲氏(一七六二年生，一八一四年死)三十四岁时，当过也纳(Jena)大学教授，一八o七年提出建立现在柏林大学的计划书，很受当时普鲁士皇帝的称许。一八o八年柏林大学成立，他便被选为第一任校长。不久因为他对于国民的讲演引起了法人的恶感，法政府便强迫他辞柏林大学校长职。但是有一件事不可不注意的，就是他当德国大败之后，从一八0七年冬到一八o八年，宣讲他“对于德国国民之演讲”,这个演讲的内容和德国未来的统一事业极有关系。

(三)他的演讲的内容，可分为两部：(1)新时代与德国民族，分三点，(a)时代，(b)德国民族的地位，(c)祖国之爱。(2)德国国民的教育，分两点，(a)教育的改良，(b)改良计划的实施。

至于他演讲的要点，则为：(1)自责，先将以前德国败亡的原因查明，则救亡方法也在其中。(2)道德的改造，非一新民族精神，无法可以救亡。他的道德尤注重互相敬爱，人类能自敬自爱，而后能敬人爱人，才能成立一道德的公共团体。(3)爱国的原理，国民所以爱国，是为一国的文化，并不是为个人的利益。

(四)作者将以上所述自责，道德的改造，爱国的原理各项，同中国现时学界上所谓救国方略作一比较：(1)学界日倡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肯些微下克己功夫，只知责人，只知责外国。(2)国人只知天天倡打倒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知道英国能够有现在这样强盛，是因为她的国民操守廉洁，有道德的基础呵。现在国内以改造政治自居的人，也只知道强力的有用，不知道德的可贵：或挟持军队割据地盘，自以为是打倒军阀的惟一方法，那么成功未见，而倒戈反革命之声已不绝而来了。(3)国民千万不要说救国以后可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那么,我们的爱国心才是纯正，才能彻底爱国。

——张君劢，《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o号，七一至七五页，民国一五年五月二五日出版。

我国北方各省将化为沙漠之倾向与实证(1)北方各省，向为森林繁盛之地，今则荒芜矣。(2)山西西部，从前松杉树类甚繁盛，今则大半荒芜。森林消灭之原因，第一为滥伐，第二为中央亚细亚沙漠之侵入，其势甚烈，向我国黄河方面进行，将来此地必尽成沙原或裸山。(3)陕西榆林府，昔为榆林丛生之地，今则仅存少数之杨柳而已。榆林府西北前此有丝杉树之森林，今为砂石所埋没。(4)黄河以北前均为丰饶之地，其后地土渐变干燥，而有今日之状态。黄河南岸及稍南之山谷间，前亦为沃土，近因沙漠之侵入，皆荒废矣。(5)蒙古南部前为森林地方，长城以北数百英里有城壁遗址，前曾盛行农业，今则一片平沙矣。(6)我国北部冬季寒度与年俱增，春风亦益见凛冽，自春及夏砂尘蔽天，由此可以推知蒙古之沙漠气候已渐次侵入北方矣。(7)近年镇江及南京各地，亦有砂尘飞扬之现象，而飞来之砂均来自戈壁沙漠，是戈壁沙漠之势力已南及扬子江流域矣。

以上七点均足证明，北部各省确有化为沙漠之倾向。至北方各省由沙漠所受之害有三：(1)长期的干燥气候；(2)大饥镗；(3)大洪水。

近欲防止沙漠之侵入，势不得不行下列二法：(1)将各地荒山例行大规模之植林；(2)注意于保护各处之水源地。

以上二法，行之有年，或可防止沙漠之南侵，不然北部各省势非沦为土耳其斯坦第二不已也。

——蔡源明，《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五号，九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金陵史势之鸟瞰

(一)政治中心。金陵自六朝以来，十为国都，合计四百五十年：

(1)西元二二九年孙吴定都南京(时称建业),周回二十里，传五十二年而灭于晋。吴亡以后，有石冰、陈敏之乱，建业荒残。(2)西元三一七年东晋元帝过江南下，因吴旧都而居之，号曰建康。咸和七年，新宫成，是谓台诚，至吴宫旧址，则称为苑城。(3)(4)南北朝时，宋、齐相继立国，均都金陵。(5)梁都金陵时，京师人口达百四十万，实为古今稀有之大都会。(6)陈代国境最蹙，隋炀帝入据台城，使收图籍，封府库，而还洛阳，六朝旧迹，扫地无余。(7)西元九三七年，南唐烈祖定都金陵，至西元九七五年，而亡于宋。终宋之世，金陵为陪都，而西元一一三0年金人之焚金陵，为一浩劫。

(8)西元一三六九年明太祖经营金陵，周六十一里，城垣之长在现

代各大都会中仍推第一，都城，开十三门，宫阙极壮丽。西元一四四一年英宗正统六年始以北京为京师，而南京降为陪都，然设置内阁一仍其旧，欲以“金陵为天下财赋之会”。西元一六四四年明福王即位南京，翌年而清兵破南京，改明故宫为满州驻防营，而置两江总督署于

金陵。(9)西元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号曰天京，改两江总督署为王宫，禁城周围十余里，至一八六四年而曾国藩克复金陵。

(10)辛亥革命，民国临时政府，实在南京，元年四月而国都移于北京。

(二)舆论中心。魏晋之时，清议之风最盛，地方绅士往往操朝廷用人之权，人伦鉴识，谋国长算，实寓于此。当时王导、谢安皆以风流名士，掌执朝政，文雅雍容，人皆称之。六朝最重世族(一名士族),士君子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非天子所能干涉，当时“以地方绅士操有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金陵之为舆论中心，至明代流风未沫，满清入关以后，以兵力劫制汉人，而士论消沉极矣。

(三)教育中心。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东晋太学在秦淮水南。宋(西元四三八)立四学，曰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梁(西元五o五)开五馆，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南朝大学，特色有二，一为演说之发达(如严植之、张绪、周题、张讥、马枢辈，大都言论清雅，悉饶辞藻),一为科学之研究(如何承天、钱乐之、祖冲之辈，皆于历算有所造诣，赫然开科学史之新纪元)。南唐有大学二，其一在国子监巷，其一在庐山白鹿洞。明太祖(西元一三八一)建国子监(后称南雍)于鸡鸣山之阳，其广大过于今之东南大学，至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学生多至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清人入关后，降南雍为府学，泊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大火，昔日弘大庄严之大学，俱为灰烬矣。

(四)图书中心。齐梁间，王筠、谢弘(王导、谢安之裔)好读书，而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昭明太子藏书几三万卷。政府所藏书，如晋秘阁三万六千卷，梁文德殿七万余卷，当时藏书之盛，略可想见。明初，太祖设皇册库于后湖，为收藏图籍之所。此外明代大学，亦有藏书，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南雍翻刻历代正史，计二十一史五百四十本。又明代所修之《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九百卷，皆南京大学学生之所钞成。近世南京私家藏书，如甘氏津逮楼十余万卷，随园三十万卷，为大江南北所未有。今则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卷，其中宋、元、明精刊本，著述秘本，合计二千余种，实为国学宝库。(五)佛教中心。孙权(西元二四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江左佛法之兴自此始。东晋以后，如瓦官寺、高座寺、定林寺、栖霞寺，皆为高僧之所投止，据近人考证所得，当时寺宇，约有二百二十余所。江左名士如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颜延之、谢灵运辈，无不崇信释教。南朝帝王，皆信佛法，宋文帝、梁武帝、陈宣帝，其尤甚者耳。南唐元宗后主酷好浮屠，退朝常服袈裟，课诵佛经，其侄至祝发为僧云。明代灵谷、报恩、天界，合称金陵三大寺，遭洪杨之乱，诸寺毁灭殆尽，惟灵谷寺较完好，为宁之第一禅林耳。

(六)美术中心。自六朝以来，名士风流，大率知音善舞。如谢尚善音乐能舞，桓伊善吹笛，谢安好声律，衣冠效之，遂以成风。南唐有韩熙载者，审音能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明代秦淮花月，如在

天上，舞衣歌扇，两岸交辉，犹有六朝遗风。至于书画、造像、装饰三项，犹堪记述：(1)书画。王羲之书法，为江左第一；萧子显善草隶为时楷法。顾恺之善丹青，图写特妙；艾宣工画花竹翎毛；顾德谦善绘人物；蔡润长于江湖水势；竺梦松长于宫殿楼阁；周文矩精于士女；董源工秋岚晚景。明代金陵多赏鉴家，黄琳富文堂，收藏书画，

冠于东南。(2)造像。考佛教初入中国，仅有画像，晋以后造像之风始盛，至隋则造塔之风蔚起。宋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栖霞寺自齐、梁来，号为名刹，寺中为龛二百九十四，造像五百十五尊。隋(西元六o一)起栖霞塔，凡七级，高约五丈半。明报恩寺九级琉璃塔，高二十四丈六尺，篝灯百二十有八，星光闪灼，为天下第一塔，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建，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成，倾天下之财力，历二十九年始成，太平军入金陵，纵火焚之。(3)装饰。六朝士大夫裙屐是尚。谢灵运性尤豪侈，车服鲜丽，世共宗之。明之晚年，金陵服饰，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上至头巾，下至鞋履，无不考究式样，穷侈极奢。至妇女服饰，则不及二三年而一大变，而衣袂之宽狭修短，首髻之大小高低，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及洪杨之乱，前代流风余韵之在金陵者，衰谢殆尽矣。

(七)文学中心。宋代文人，颜、谢纵横俊发，并为江左第一，齐、梁相继，名才并集，史家如沈约，文学评论家如刘勰与钟嵘，同时并起。齐、梁以后，谢脁(元晖)、庾信(子山)英才崛起，太白、子美宗慕不休。陈代徐陵，称雄一时，所作文章，家家传诵。南唐后主之文词，尤有不朽之价值，“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有明一代，宋濂之文，高启之诗，俱称开山始祖。中叶以后，顾璘、顾起元提倡文雅，为江左风流第一。乾隆中随园(袁枚)主盟骚坛，极山林之乐，二顾以后，未有能及者也。桐城古文家如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诸人皆寓居南京，流风余韵，沾被百年。白话文学之名著,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亦为南京之产品。吴敬梓少年游冶秦淮，曹雪芹父祖均官江宁织造，两人所著之书，大致取材于明清间金陵之美人才子欤。

(八)才女中心。谢安每游赏，必以妓女随，衣冠效之，遂以成风。王献之有妾名桃叶。陈后主宠幸张丽华，引江总等十人，对丽华等游宴，号曰狎客，制《玉树**》一曲，酣饮达旦。李后主后周氏好音律，得《霓裳羽衣曲》残谱，以琵琶奏之，开元、天宝遗音复见于世。明初(一三九四)太祖建轻烟、淡粉等十六楼以处官妓，永乐以后，惟富乐院独存。万历年间，秦淮四美人(马湘兰等),金陵十二钗(罗桂林等)艳情丽质，啧啧人口。秦淮向多才色女子，其以风韵胜者，如苏桂亭、马湘兰、张如玉、董小宛；其以才调胜者，如柳如是、罗桂林、杨宛；其以姿色胜者，尤多不胜数。至此等妓女，初非好****检者流，考其脂粉之收场，往往可歌可泣，有情死者，有逃禅者。至如董小宛之识冒辟疆，柳如是之识钱牧斋，侠骨慧眼，断非人间凡女子也。及清季洪杨之乱，妓馆全空，曾国藩召集流亡，不遗余力，才妓名媛，大率来自苏扬。

(九)游观中心。金陵山川之美，无过钟山与后湖，近世之大人物，如王荆公、顾亭林之伦，皆寓居钟山，历有年所。荆公诗集中，以金陵为题者，计一百三十六首。后湖一名玄武湖，周三十里，钟山峙于东南，山色湖光，掩映如画。

(十)经济中心。孙吴割据大江下流，物产丰衍，故立国江东，不亚于中土。南朝国势，以梁武帝时为最盛，外国商人，往往至焉。安南、暹罗、爪哇、新加坡、印度诸国相率来贡。明代国家财赋所出，以江南为最多，浙江一省与苏、松、常三府之田租，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即在今日，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世界各国，罕有其匹。明初定鼎金陵，设上下二关，商帆贾舶，鳞集于此。金陵为东南机织业三大中心之一，据最近统计，南京玄缎织机约三万余架，以机业为生者，共八万余人，每岁售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金陵之衰落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太平军破南京之前，城中人口达九十万，据今统计仅有三十八万，约当上海(一百五十万)四分之一，不及北京(八十五万)二分之一，盖经洪杨乱后，元气未复，而二次革命又**之，至其将来之发达，当无限量，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三种天工钟毓一处，而又适居长江下流最饶富区域之中心”;在世界大都会中，诚未易得。

以上十节，大致已完，作者于是复论：

(一)文化之劲敌。金陵罹兵火之祸最酷，如(三二八)苏峻之乱，(五四九)侯景之乱，(五八九)隋师之役，(九七五)宋师之役，(一一三o)金兀术之乱，(一八五三)太平天国之乱，及二次革命之乱，遂使人口陵替，典章**尽。

(二)文化之复兴。人类对于文化，经一度之努力，虽有时因兵火而毁灭，而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人，往往不绝，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蜕，逐渐进化。

(三)文化之潜势力。太平军之失败，或者谓由弃孔道而用耶教。盖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大乱，而孔子文化统一中国，则二千年如一日，有识者以为文化精神之亡，其祸甚于亡国。太平军所占领之三江二湖，适为近世中国文化最纯正之区域，于是曾国藩、彭玉麟辈本保卫文化之义，纷起而与太平军为敌，一举平之，歼灭无余。(四)文化之区域精神。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文化有因地而变者，是为区域精神，有因时而变者，是为时代精神，故江左名士，虽多出中原故家之裔，然南朝三百年间，文艺学术，与北朝迥乎不侔，此盖由地异事变，可称之曰文化之区域精神。

——张其昀，《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三号，七三至八六页，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又卷二三，第一五号，七一至九0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出版。

大月氏与东西文化

月氏世居祁连山者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县),秦时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走伊犁河南，逐塞王而居其地。其余众仍留祁连北者，史称之为小月氏，而别西迁者为大月氏。大月氏居塞地未久，复为乌孙所破，遂远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尽有阿母河以北地。遂裂土封五侯。后贵霜侯吞并余四侯，并侵灭高附、濮达、厕宾并中印度，是为全盛时代。传百余年，当东汉明帝时，尔后百八十余年间，其南部渐为印度、乌士王所收复，贵霜后裔仅保克什米尔一隅。晋惠帝时，其王寄多罗渐复旧疆而广焉，既改号噘哒，建都于今阿富汗北境，波尔克城，是为再兴时期。又二百年当北国时，为突厥所破，国势又衰。并值王族绝嗣，围境崩析，自后不复能振，唐既灭西突厥，噘哒遗族尽臣焉，唐后则役属于大食(即西史之Saracens)继臣于元，今则逮俄国版图矣。月氏究属何种族，今尚未能确考，惟其为白色人种则无疑。月氏在未西徙以前，本为游牧民族。既臣大夏，渐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而益加蓬勃，与安息、厕宾比肩焉。而安息、圆宾者，史称其种五谷，治田园，有葡萄、苜蓿、檀、槐、梓、竹、漆，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厕，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者也。万震《南州志》(据《史记正义》引)谓大月氏城郭宫室与大秦同，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妤，天竺不及焉。自张骞通西域，而大月氏之文物，影响及于中国，骞自月氏携回新植物，今可考者十余种，皆日用必须之要品也。汉代绘画雕刻大有进步，其石刻画像颇有昔日欧洲之风，或亦受大月氏之影响。佛教之初入中土，实以大月氏为媒介，后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聘中国，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受浮屠经，是为佛经传入中国之始。曹魏孝武时大月氏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芒映彻，见者莫不惊骇。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此其在工商业上影响之最著者也。印度自安度罗王朝勃兴，佛教徒失其保护，渐为婆罗教所压迫。适大月氏南侵印度，占印度河流域，保护佛教，佛教徒多依之。佛教之再兴，实出大月氏迦腻包迦王之手，王皈依佛法，于首府建迦腻包迦寺，召集五百教徒于圆宾，开第四次结集。高僧马鸣等皆赴焉。王没，其嗣王亦奖励佛教，供养万僧于宫中者五年。佛教之所以能播亚洲，皆大月氏之力。此大月氏对于印度文化之影响也。

——郑鹤声，《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十号，七七至九六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

外国音乐之入中国，先秦盖已有之。《周礼》设官教习四夷之乐，《毛传》著四夷乐名，皆其证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输入《摩诃》《兜勒》二曲，其《摩诃》一曲，或即天竺古歌Maha-bhraarata,以《摩诃》显为“Maha”之对音也。魏晋以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共为十部，是即燕乐，亦即辽之大乐。凌廷堪《燕乐考原》据《辽史·乐志》谓燕乐原于龟兹苏祇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其说甚是，而据作者所见，苏祇婆琵琶七调(即中乐宫商等七声),实与印度音乐中北宗北印度斯坦尼派相似，或竟出于北宗。兹分四节申说如下。

(一)龟兹文化实得诸印度。据《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所载，秦汉以前印度势力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封地。使其言而可信，则古初龟兹文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又案《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则汉魏之际，佛教当曾及于龟兹也，晋以降龟兹佛法之盛，更彰彰可考。《晋书·四夷传》谓其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晋时译经多有龟兹人参与，而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且弃王位而为沙门焉。唐玄奘记龟兹国，言其：“文字则取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教律经义，则取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每岁秋分，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俗废务，奉持斋戒。”由上观之，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则苏祇婆琵琶七调之原于印度，非奇事也。

(二)就隋唐九部乐中龟兹、天竺二部考之，其乐舞所用舞人乐器，以及服饰，颇多相同者。

(三)考之在敦煌所发现之佛曲，其所标举调名有九种，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其中婆随、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随力、般瞻二调(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辽史·乐志》于《隋史·乐志》之娑随力调作婆随力调。又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去)。

(四)关于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般瞻，《隋志》谓：“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瞻一辞有第五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n chama(一作Pancama)一调。梵文作Panchamah,

译之等五，又第五声。(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发音亦无大殊。)此字本当译为般瞻摩，惟印度斯坦尼文a、i、u收声例不发音。故译时多从省略。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Shadja(又作Sadja,梵文作Shadjah)一调。此调对音是娑随暗，与《隋志》仅异末声。律以般瞻之例，可译作为娑随，正与《唐会要》所记合。而Shadja

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声谓八音之旨也。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华调中之宫声，宫声之呼，固与具六等义，又正八音之首。则Shadja即娑随力无疑。又《隋志》记苏祇婆琵琶七调有云：“就其七调，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调。译以华言，旦者均(韵)也”。所谓均，即律也，即西乐C、D、E、F、G诸调也。苏祇婆七调中之旦，实即印度北宗音乐中(that)一辞之对音，其证有三：(甲)据汪荣宝氏所考，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梵文arhat译为阿罗汉(以汉译-hat),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准是，that当可为旦。虽a与a有别，惟验之旧译，二者混同。(乙)印度北宗音乐之that义为行列，以定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其功用与均(或律)同。(丙)雅乐宫调，悉云某宫；如黄钟宫，仙吕宫之类。

苏祇婆之七调，则曰娑随力旦，鸡识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乐之称某宫，亦曰某that。又辽之大乐即唐之燕乐而《辽史·乐志》谓：“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今按印度音乐有《波利阁陀》(Parvijata)一书。亦谓以琵琶弦之长短定十二律。苏祇婆琵琶七调之源于印度，于兹又得一证焉。或谓比对中西音乐，般瞻属于西乐A调；而印度北宗音乐中之般瞻，则属西乐之G调，似不能为苏祇婆之般瞻出于印度之明证。对曰：据《隋志》所纪，苏祇婆七调，属于吕旋。而印度北宗音乐，属于律旋。因旋法之差别，故苏祇婆之般瞻高于北宗之般瞻一调。然北宗音乐之旋法本不一律。又音乐每因人异制。传者既殊，则旋律有别，亦事所必至也。就上四端考之，苏祇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之渊源固甚显然矣。

——向达，《学衡》,第五十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

西元三世纪初，日本神功皇后用兵新罗，而间接得与中国交通，华民亦多移居于日，中国簿籍、计算、建筑、工艺始间接输入。其后西元五五四年，百济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始以中国历法输入日本，于是改良度量衡制，置刻漏器，立天文台，行间元嘉历及仪凤历，皆遵中土之法。七0二年，立学校，授算术，采《周髀》《九章》《海岛》《五曹》《孙子》《算经》《缀术》等十书为教本，置历士算生等名称，其后九七0年间，日本有算书《口游》出世，其中“妊妇预知男女一问题与《孙子》《算经》孕妇难月一问题”相类似，又有“竹束”问题，为等差级数求总和，与《孙子》“今有物方一束”一题略同。其九九歌始九九而迄一一，亦与《孙子》合。明万历中叶日人毛利重能首传程大位《算法统宗》,与其徒著书阐释之。此后同类之著作辈出。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及算盘术亦于明清之交由朝鲜间接输入。后一种传习尤广，注者数家。同时日本算圣关孝和曾读中国算书三年，其所造级数开展法，与李冶求高次方程式方根之法相似，其剩一术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全同，其根差法亦根于郭守敬之相减、相乘及三差之法；似关氏曾读《测圆海镜》《四圆玉鉴》及《数书九章》等书也。其《大成算经》曾录程大位之写算乘法，其方阵之术，则师法杨辉，其剪营术自谓出于唐穆宗宣明历。康乾间中国筹算之研究极盛，梅文鼎之《筹算》、戴震之《册算》,曾流入日本，戴所校辑之《算经》日本亦有传刻。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国之弧三角、椭圆及对数术，至是悉间接流入日本。同光以来，西法复入中国，日本亦挹其余流。李善兰所译《数学启蒙》及《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均有翻刻本。

——李俨，《东方杂志》,卷二二，第一八号，八二至八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1]今据《清华学报》(共六期)“撰著提要”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