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协韵之字而后人误读之例。如《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古文作谊)颇古音相叶，而唐玄宗不察，诏改颇为陂。
(六)句中用韵例。如《诗·国风》:“嘤嘤草虫，超超阜螽。”嘤与超韵。《掷风》:“有次济盈，有鬻雉鸣。”次与鹰韵。
(七)注经用韵例。如《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颛顯卬卬，君之德也。”……计共七句，每句第七字皆用韵。
(八)二声相近，二义相通，而字亦相通例。如《史记·周本纪》:或作有；盖或古读若域，有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言有也”;音义既通，则字亦相通。
(九)二形相似，二声相近，而义亦相通例。如蕉瘁班固作焦瘁，《左传》作蕉萃，《孟子》《国策》作憔悴，《玉篇》作颠额，俱形容困苦或枯稿之意。
(一o)有双声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易·说卦》:“坎为水，为沟渎”。《说文》:“渎，沟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说文》:“歔，欷也”。
(一一)有叠韵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左传》闵元年“宴安鸩毒”,《说文》:“宴，安也”。《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经义述闻》云：“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一二)补倒句例。如《庄子·应帝王》篇曰：“且鸟高飞以避赠弋之害；鼹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曾二虫之无知”(知训匹),倒文成句，犹言不能配匹二虫也。
——姚维锐，《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八号，一o一至一o九页，民国一四年四月出版。
中国民族西来辨
言中国民族西来者有二派。(一)谓所有东西各民族悉系自美索不达迷亚徙入。(二)谓东亚原始之民为黎苗。黎苗之来不可考。惟夏族则自西来，其文明亦自西移植也。考吾侪今日对于东亚为非人类发源地之说，尚无确证，故东亚住民为无原始于东亚者一说，实难凭信。且近世所发现之各种原人遗骸十七起，无一出于美索不达迷亚者。又考东亚当黄土生成时代已有旧石器之人迹，而巴比伦则无之。故第一说不能成立。
主第二说之最占势力者为法人拉克伯里氏。拉氏谓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a)、巴比伦(Babylonia)。古代霭兰(Elem)王廓特奈亨台(Kudur Nankundi)既平巴比伦南部，率巴克(Bak)族东徙，经昆仑山脉，抵中国西北部，循黄河入中国。奈亨台即黄帝，巴克即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即中华。又其先西方有萨尔功(Sargon)帝，创用火焰形之符号，即中国所谓炎帝、神农。又有但吉(Dunkit)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苍颉云云。此说之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一)夏族于短时期内(如拉氏所言者)自西徂东，就地上之阻碍，及当时交通方法上观之，殆不可能。
(二)或以传说人皇由藏经蜀入陕，及黄帝经昆仑，为夏族东迁之证。不知昆仑卫藏之去西亚较去东亚为尤远，不能为其由亚徙东之证，人皇事出《纬书》,黄帝事出伪籍，皆不可信。而其所谓昆仑，究为今日何地，莫能确指；百姓二字始于唐虞，以其授姓而名；华本民族之称，非国土名，始见于《左传》。
(三)论年代。我国古史在共和以前至少有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文化仅可溯至西纪前六千年，吾国有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则仅可溯至新石器，奈亨台实约当尧舜之时，乌包(Ur-Ban主西来说者以为即伏羲)约当炎黄之世，且神农在伏羲之后，而萨尔功则在乌包之先；仓颉与黄帝同时，而但吉则在奈亨台之先。
(四)论人种。华族为黄人，而塞姆人及霭南人(皆居巴比伦之民族)皆白人，苏米尔人(居巴比伦南部)亦以白种为近。羲、农、黄、仓皆黄人，而萨尔功、奈亨台为白人，乌包、但吉亦近白种。至若姓名之发音，即使相近，亦不能证明其为一人，奈亨台等诸名与黄帝等诸名其音并不相合，且Sargon本为Shargani-shar-ali之省称，岂神农亦为省名耶?
(五)论文化。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最近河南仰韶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骸用具，亦为华族所固有之物。至有史后之文物创作，如伏羲之八卦，神农之琴瑟，黄帝之乘马造旃冕，垂衣裳，苍颉之作书，皆于巴比伦无征。或谓八卦即楔形字。考楔形字由图象进化而成。八卦远出楔形字之前，而一卦代表数物，非仅为文字之用，且多少含有哲理，二者不能附会为一。
又主西来说者谓中土用马传自西方，不知黄帝乘马远在巴比伦知有马之前。巴比伦文物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如星期(易七日一来复，乃指消长之道，与取义日月五星者不同)及时、分、秒之划分，史诗、混版书皆是。此外加神祇建筑、美术品等不易悉数。
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举中巴文物一致之点七十余条，其中谬妄之点，有如上文所已辨正者，至若天文、历法、沟恤、堤防、制度等，两邦虽略有相类，然各亦不能据为因袭之证，凡民族之禀赋及环境有相似之部分，则其文化亦常因而有相类之点也。且巴比伦之闰岁、堤防、沟恤、牧伯等在古史第一期内(西纪前三千零五或三千八百年以前)已完具，而在中国则须至唐虞时始有可考。至若二十四节气，则至西汉方始完成。
综上各端，结论如下：(一)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二)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
——缪凤林，《学衡》,第三十七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
(甲)《元史》之芜陋，其故有六：主撰者俱非史才，无真挚之责任心；急于开局，史料搜集未广；速于成功，未遑考订；抄录旧文，不加润色；诸臣起草泽，不谙元掌故；汉人不谙蒙古语，无从翻译。
明太祖虽曾命解缙重修之，而其书不传。明人不敢议削官书。至清康熙间邵远平始另著《元史类编》,于《元史》略有删补，其功颇大，然有纪传而无表志，且不能取材西域，新增资料甚少。乾隆间，钱大昕继起重修，先为《考异》十五卷，又以所获资料作《元诗纪事》。据郑文焯《国朝未刊书目》,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然其写定传世者仅《氏族志》《经籍志》两篇耳。大昕于此两篇用力甚久，搜辑颇博。乾隆五十年钦定《元史语解》亦治元史者之一利器。嘉庆间，汪辉祖著《元史本证》,但就本书举证其记载之讹误、遗漏及译名之歧异。道咸间，魏源踵承前业，自创体例，采《四库》中元史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成《元史新编》。其列传以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之行也。光绪间，洪钧奉使俄、德，采译拉施特儿哀丁所著《蒙古史》并参考笔记杂史二十余种，成《元史译文证补》,于元代史料颇发新彩。屠寄继洪后著《蒙兀儿史记》,参以西方史料，证以实地调查，于《元史》大有补证，惜未成功。近人柯劭惑集诸家考证之余，再加搜采，以数十年之力，成《新元史》二五七卷。虽取舍未尽得宜，考证犹有未尽，而又无考异或案语以明其所增修及根据，然其采材之广博，组织之完备，实兼《类编》(邵)、《新编》(魏)之长，前此所未有也。以上述清儒重修《元史》之功。
(乙)清儒于《元秘史》之整理，亦有足纪者。《元秘史》乃元初人所撰，为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所必折衷，明初曾以华文译之，而未以补订正史。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录出之。顾广圻又得影钞元本，与钱抄颇异，最为佳本。《元秘史》之考核自大昕始，彼之《元史考异》即全于此着手焉。清末李文田始为此书作注，李通汉、满、蒙三合音之例，故所注极精到。同时施世杰撰《秘史山川地名考》,尝亲历塞外以取证；阮惟和亦作《秘史地理今释》。丁谦集其大成而更进，所著《元秘史地理考证》,辨稽甚勤，复附有《元初漠北大势论》及《太祖编年大事记》。
(丙)此外可称之零星作品足补元代史书之缺者，清儒之成绩亦尚复不少，梅定九于《元史》年月之讹记多所订正。而元代遗书，如邱处机《西游记》、张耀卿《纪行》、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及《元典章》,皆有清儒之考证注释。李文田又有《和林金石考》,集和林唐、元二代之碑刻。今人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二百余种，取材及于方志，亦前此所未有云。——郑鹤声，《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一至二三页；又第五期，一至二二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及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民族之原始及其远古(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the Chinese people)(一)中国历史大略可追溯至西纪前二千五百年。考证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神话人物，尧舜为历史人物。此五帝者，创造中国文化之祖也。耕稼、衣服、文字等等之制造，相传皆起于羲农时代，实则或当更前乎此，亦未可知。而农业之不始于是时，更无可疑。传说更有谓五帝以前，尚有万余年榛狂之世，其民生活简陋，以树为栖。此不过后人测度之词，不足尽信。然华人之自知其民族起自野蛮，不与他民族之好夸张，自谓起源于黄金时代者相同，此则正可注意之点也。关于史前之遗迹，在甘肃、河套则有Licent及Chardin神父之发现，属旧石器时代；在河南满州则有安特生教授之发现，属新石器后期，去历史初期不远。惜所获不多，未能使吾人于史前华人得一确定观念。历史时期中之最要发见为殷墟甲骨，甲骨文所纪多关于田猎祀祖之事。昔日之未开化习俗，如以鲜肉祭地祇，以生人作牺牲等，亦皆于此发见。其字形不固定，每有同字异样者。就考证所得，甲骨盖属商代之物。然甲骨中曾见一鹿角，其种今已绝，据此推测，则遗物之一部，或更早于所假定之时期，亦未可知。总之华人风俗及今回溯至有史前之野蛮时代，实可有五千年之久云。
(二)中国文化约在二千五百或三千年前，兴起于黄河流域。此说证之于各传述，均各相符。如《诗》《书》《易》中所载事迹大抵在河渭附近。虽《禹贡》所载地域颇广，然此书是否禹作，尚属可疑。若以其他较为可靠之载籍为凭，则当时疆域实属甚小。且其地险阻四环，有甚于今日之情形，故与他族常相分隔焉，华族单音制之语言，据学者研究所得，共有六百音左右。古文字数不甚多，殷契所载才千五百耳。中国文字之象形字(standard ideograph),根据学者研究之所得，约有千数。据瑞典Karlgen氏之研究，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今日之各处方言，以广州语为比较的稍近古音。就作者所知，华语之与他国语言，至今不能证明其有何关系，即蒙古语亦无与华语相关之迹可巧。就地质上言，蒙古与中原间之地理的阻隔，必已存在于历史时期之初，文化殊难越此而移殖。华化来自蒙古之说，可见不足深信。
(三)或有谓中国象形字与埃及古字相类，因谓华化源于埃及。然夷考其相似者不盈五六字，皆属浅明之象，几凡小儿皆能用之。且埃及字在西纪前四千年已完成确立，而华字则在西纪千年或千五百年前，尚无定形。或又有谓埃及神话与华多同者，然安知其输入不在纪元之后。或又有谓华化与巴比伦有关，谓亚克特(Akkadian)象形字(巴比伦文字所本)与华字相合者。然实则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相符合耳；且亚克特文之古音，至今未能确知。而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今亦全无可考。故若就音而论，其相同亦殊不足为据也。或又有谓华化与美洲有关，谓墨西哥土人之字与华字相近。然亦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尔相同，且此种相似之字，与其谓为字，毋宁谓为画，且溯其西纪六百年前时最古之形式，较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文字，更为粗陋，故中美文化有关之说亦不足信。要之，各地文化不必同出一源也。
(四)结论谓中国文化在二千五百年前，独立的发生于河南附近，其所以能产生文化之故，与黄河有关。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第三卷，第六期，三四四至三五一页，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山越考
两汉以前，江南未辟，吴越山居民族化外不羁。良善者白首林谷，不识郡朝；桀黠者仗兵野逸，剽掠好乱。至三国时而益盛。其民好武习战，行军部伍，以户为单位，有组织，有训练，故多精锐可用之材，所屯聚之地，首推会稽，余散居今之浙、苏、皖、赣各地，山越之所经营与江南之开辟有关者三：于山谷间广启田畴，一也；尝开道路以利交通，二也；山越所聚居之地，后多辟为郡县，三也。
三国时，山越为吴患甚烈，时受魏诱起乱，沮吴远图。孙权初降魏受封，亦由其逼迫之故。盖数十年间，尝祸及六十余郡县。寇变无时，守令常须戒备也。吴人对付之法：镇抚、讨伐与怀柔。三者并施，颇著效果。及孙权嘉禾六年，诸葛恪平山越，东南山越之患，至是稍息。吴亡后，陈高帝初年及唐德宗贞元间虽有余患，然不久即平。嗣是山越事不复见于史书，盖渐同化矣。
——刘芝祥，《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五一至六四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王玄策事辑略
玄策先玄奘使天竺，立功甚伟，惜正史无传，事遂湮晦。考玄策至天竺凡三次：(一)贞观十七年奉敕偕李义表等廿二人送婆罗门客还国，并巡抚其邦。尝勒铭耆暗崛山，十九年又立碑摩诃菩提寺，其归国当在二十年。(二)廿二年又奉使往，蒋师仁副之，四天竺国王咸奉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发兵拒玄策。玄策从骑卅余人与战不敌，矢尽被擒，诸国贡物并被掠。玄策遁走吐蕃西鄙，檄召吐蕃千二百余人，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与师仁率之，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捷。阿罗那顺弃城遁，师仁追擒之，并多所俘获。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复击溃之，获王妃及子，并掳人畜甚众，降城邑五八六。东天竺及迦设路国争来馈献。玄策执阿罗那顺以归，时贞观廿三年也。(三)显庆二年奉敕往送佛袈裟。途中周历诸国，并接受贡物，至龙朔元年始归。玄策著有《中天竺记》十卷，久佚。(此文所引据之书为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苑珠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及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迹碑。)
——柳诒徵，《学衡》,第三九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南宋都城之杭州
(一)杭州县治，秦汉时在山中，至唐始迁至钱塘江所冲积成之平原。贞观间有居民十一万，五代时未为兵祸所及。宋代辟为商港，与海贾互市，遂益繁盛。
(二)高宗南渡，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其时居民不下数十万户，
百十万人。仰二浙、闽、广江南之物产为供给。国库税入约四千万缗(盐百分之五十，酒卅六，茶七，海关五),什七用于兵饷。(三)本节述临安禁城之风景。
(四)临安设有国立太学，有斋十二，生徒(嘉定间)千七百余人，分三级，外又有武学(校)、医学(校)等。(五)本节述临安城街市之情形。(六)本节述四季时节都人游赏之习俗。
(七)述临安之繁华状况，有茶坊、酒楼、歌馆、花园、西湖、会社、说书、烟火戏、慈善事业、游民等项。
(八)述元初马可孛罗所见临安旧京，并言其都市之繁富与民情之和平，等等。
(九)临安之凋落，由于火灾之频。火灾之原因，由于房屋之过稠与居民之佞佛等故云。
——张其昀，《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八三至九六页，民国一四年六月出版。
西藏文化发达概略
言中国之西藏与欧洲之Tibet包指地域不同，而藏人皆未之知。西藏文化支配所及，除西藏外，有蒙古、青海及满洲之一部分。研究西藏学者分其地为二部：(甲)小Tibet,合中央州之卫及藏洲而言。中央州之都会曰拉萨，藏洲之都会曰日喀则，二者同为Tibet繁华之区，然在神话时代，并非文化中心，自入有记载时代，西藏文化乃以是为舞台而演进。地居群山间，为一盆地，海拔高万一千叹至万三千五百叹。在此二高度间，人口较繁，以上渐稀。气候虽炎暑亦凉爽，惟在室外烈日下，则温度极高。(乙)大Tibet,包卫藏及卫东之康、藏西之阿里(阿理又隶有三大洲，曰哲孟雄，曰尼泊尔，曰大达),中央洲北之Shang及青海亦皆入焉。北极昆仑，南越雪山，东界四川，西至帕米尔。海拔不一，平均高一万三千五百叹。峻岭四绕，内部沙漠纵横，中多池沼大河。北部饶沼盐，藏人大半赖以为生焉。西藏气寒土瘠，上田岁止一获，所得仅种子之五倍左右，过海拔万四千叹以上，则二年或三年一获。物产有麦、豆、荞麦、小麦，仅足供所需之三分之一。禽兽繁殖，以信佛教，从不猎取。沼盐为出产大宗，以转运艰难，价极高昂。其他内外贸易，亦因交通之阻滞迟缓，不能发达。
西藏人种有三：(一)Maha Bhaarata族(著者之命名，本为印度大史诗名，诗中载有神曰大自在天者，藏人之祖先也)居西藏西部，在婆罗门子河西北，有山曰Kairas Giri,大自在天所经营之处，为昔时文化最盛之地。此地文化，关于印度文化甚钜，印度古籍中如Prana屡屡见之。盖印度文明，一方来自雅里安(Aryan),而Tibet亦为其文化之一泉源也。(二)Atsusam Tibetan族，居西藏中部，在婆罗门子河两岸。据神话所传，本与印、缅、暹一部分人种同源于希马拉耶山；其人体小，面阔，肤赭，颧高，鼻低，额广，口大，发眼皆黑，多早老，鲜长寿，性和蔼可亲，惟过于保守，且深迷信。(三)Do Kham族，居康及青海，多与蒙、甘及土尔其人通婚，体伟肤白；民情强暴多盗，然伟大人物若黄教始祖宗喀巴，实生于其间。其俗谚有云“杀人，礼佛，向前走”,颇能表示此民族之矛盾性情焉。
西藏文化史可划为五期。(一)神代文化(西纪前八百年及以前)。多载于印度二大史诗Rama yana及Maha bh?rata中，就所载推之，其文化当起于西纪前六千乃至一万年以前。二诗略谓，最初有大自在天神，以神力统驭万事万物，行空遁地，为其常技。部下有四大将：曰多闻天王，夜刃(一作药叉)、罗刹二部属焉；曰持国天王，鸠盘陀、乾达二部属焉；曰增长天王，迦楼罗、阿修罗二部属焉；曰广目天王(亦称毗沙门王),聚那罗、那伽二部属焉。多闻天王之兄有啰婆那者，锡兰之祖也，其所居之宫，以水晶为柱，故有水晶宫之名。其民善战，文化颇高。啰婆那尝亲征印度，掳其后Shita,欲妻之，不从，幽之十年，后印王攻破锡兰，迎后归，谓相偕乘飞机越海峡而返也。二史诗又言Kairas Giri之华美建筑。Kairas Giri者，印度人所命之名，在藏原为Gangsrimpochle,义为雪山大宝，盖指希马拉耶山，此地文化，后随恒河之流传入印度，再以Banares为中心而递进演成印度神秘之文化。至藏人所自记之神代文化则有二说。一曰Pon教，有似中国之道教与日本之神道。相传昔有印度某国王，偕六子亡入西藏，因输入印度文化于西藏。六子之裔，分为六族，即后世西藏人所自出也。二为佛教，载于西藏最古之记录Ma nibka abum中，谓藏人始祖为猿，名赤面猴，西纪前一三oo间被迫与罗刹鬼女婚，无所出，女乃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六种人为子孙云。西藏当游牧时代，仅有各部酋长，距今三千年前，印度有一国王，战败走西藏，藏人疑为神，立为王，是为肩舆王。印度学者则谓有Yudistl者，实与弟兄五人及所共娶之妻越雪山往天国，其实即往西藏，此说颇近是，盖藏人自有书契迄今，皆行一妻多夫制也。观上所述，可知西藏文化实含有极浓厚之神秘色彩，此系彼邦文化之特征，即今日犹然也。
(二)上古文化(从肩舆王至西纪六三八年),此时期中，武备最发达，不独内部统一，且向外发展，然仍不脱神秘。相传当时有《宝王庄严经》及观音像自天降至王庭，即为佛教传入之始，自是其国王皆自称观音化身，藏人之视国王为神，盖始于此。
(三)中古文化(西纪六三九至一二五一),雄主宗赞含甫王出，承前代之武威，侵中国，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之和亲。王娶文成公主后遵守四条件，即遣十六人留学印度，中有三菩提者，遂因梵文创藏字，复译佛经，极精密，惜成者无几。自是文化之基础始立，然一般人民思想，仍不脱神秘性，咸以三菩提为文殊化身，且视其王宗赞含甫亦如神也。其时小说家、戏剧家(演剧露天)相继辈出，建筑美术亦极进步，音乐亦自中印传入，颇能发达。宗赞四传至Tite Tugtan,又与唐失和，入寇。英宗以金城公主与和亲。公主生Tisong detsan王，王与德宗和亲，立于对等地位，和约勒碑至今犹存(见《龙威秘书》)。王又为宗赞后振兴佛教第一人，尝遣使赴印，印度高僧亦联袂来。后西纪八五0年，印僧Padma Sam bhava来至，为红帽派之祖。时印、藏学者皆努力于文化之输入，多译佛经。其译法全取直译，严整忠实，一字不遗，绝不蹈汉译偏重主观之弊，有功于研究佛学者不浅。中、印佛经今多亡失，而藏本犹存者甚多，故藏文经典在佛学界中有抱残守缺之功焉。又自西纪七oo至一二00年间，印度佛教衰息之情形，中印几尽失载，惟藏书记述独详，其时印度名著亦多流入西藏者。Tisong detsan王子MuniTsampo嗣位后，下令全国，实行均产，贫民大乐，不复从事生产，贾人因之得巨利，贫者仍贫，而富者仍富。王后又严加监督，然结果仍无效验，反扰乱人民，其继母恶之，遂杀之而立己子，均富政策遂归失败。
(四)近古期(一二五二至一六四o),自叭思巴王之即位始。王本红帽派，得成吉思汗之器拔，藉其力得王位，僧人为王，实自此始。此期西藏文化之特色，厥为政教合一，近代因之，教王法王，自是遂支配西藏全境焉。
(五)近世期，起自第五代法王言力海(一六四0年)以迄于今，本期历史，讲者因时间限制，未及详述。——河口慧海(日人)讲，朱锲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五七至二七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我国国际贸易源流考
我国海上交通始于秦汉之辟南越。《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航海所通诸国，虽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黄支国或云即今西印度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据《前汉书·张骞传》,武帝时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印度等已有我国货物之买卖，而罗马、波斯已有我国人之踪。
中、罗陆路贸易之蒿矢，其时当在西纪前一六o至一一0年间。时波斯介两大国之间，次以汉彩缯与罗马交市，故遮阂不使自达。从罗马帝安敦(Marcus Aueerius Antoninus)占波斯湾，遣使自日南来通(西纪一六六)中罗间之海上贸易乃始萌芽。三国孙权时，复有罗马贾人到交趾。三国以降，国内乱，对外商业式微。后魏与西域、波斯、印度交通尚繁，然已远不如昔。东晋末及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印度以东诸国，开始来通，南洋诸国亦至，我国商船亦渐及于波斯湾、红海。是时外国贸易，南朝航海，北朝遵陆。罗马及西域之货币，亦随商业而输入。自唐以后罗马衰，商权为亚剌伯人所代。
隋炀帝时，西域来商者四十四国。唐兴，拓疆，通国益众。时犹太商权渐及我国，然为期甚短，后卒让于亚刺伯焉。时波斯人来者亦多。海上贸易，以锡兰岛为中枢。番商之来我国者，多集于广州，外则交州、泉州、扬州。市舶使之设，其始不可考。据《文献通考》,开元初叶已有此官(贞观十七年已有三路舶司),其职在征货税。当时税率，今可考者，据《郡国利病书》则龙脑、沉香、丁香、白萱蔻，尝各抽解一分；据亚刺伯人所传，则什三而取。唐之季年，内乱相踵，贸易随衰。五代时，西人多商于高丽、回鹘、黑水等。南海之中西通商，一时殊不振焉。宋代多边警，东拉逊国亦内乱，故陆路互市停顿，海上则甚盛，宋初定广州、明州、杭州为通商港，相继设市舶司，三方惟广州最盛。元祐二年，又开放泉州，置司。南渡后，政府更招徕外贾，图裕国库。宋初，关税取什一，时或什二，南宋增为什四。税入：绍兴四年泉州所得达九十八万缗；中兴间，广州、泉州抽解及和买所得年达二百万。时泉州贸易渐盛，及南宋之末，居广州上。亚刺伯人以锡兰为根据，而我国沿海亦有为其居留地者。南宋时，贸易中枢已移于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岛之舶来白克(Baleobang)。元代国威远及，商业复振。陆路一由天山南路经南西伯利亚通欧洲，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达西亚，汉人居西亚者不少。海上则世祖招徕外贾，并将诸藩互市之权利收归政府，以免司官之垄断。商港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而以泉为关门，最称繁盛。马可孛罗(Marco Polo)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时泉州、福州诸港侨居之外人，盖以万计。税率：据柯劭惑《新元史》,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南海诸国，世祖时来通者二十余，亚刺伯人亦至，迄明中叶，海上商业皆操于其手。
明代西亚混乱，陆路通商不振，惟中日贸易重通，颇称兴盛。后倭寇猖獗，乃商辍司废焉。泉州、广州与宁波设司，俱在洪武初年，广州最发达。近世欧人来华，以葡人为蒿矢，事在正德十一年。自后葡人相继东来，于宁波、福州、厦门等处建设公行。中遭放逐，后复令弛，来者益多。嘉靖中，其在粤之居留地有三，即上川、电白、澳门，是其中以澳门为最盛。嗣葡人以暴行，经一五四五年宁波居人之屠杀，及一五四九年泉州吏民之放逐，互市遂限于澳。继葡人而至者为西班牙人。班人于一五七0年始至粤，迭求缔商约，为葡人所间，不果。然华人之赴斐律宾者，往来自若，故马尼刺遂为两国之市场。荷英之来通，一在一六一四年，一在一六三七年。旋遇鼎革，贸易中辍。缔约通商，始自清代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纪一六八九)。然当时所结之约，不得谓为完全之国际条约。自鸦片战后，媾和南京，订《南京条约》(西纪一八四二)。国家条约之要素始具，而国权自是大损。继其后者为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条约》。自是以后，对外每一失败，即缔结条约，开放商埠，对外贸易不堪设想矣。甲午战败，我国鉴于世界大势，开放商埠，然其大部则仍基于条约上之规定也。篇末附中国与各国通商年代、通商港、内地市场及寄航港诸表。
——陈仲益，《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一o期，九七至一o九页，民国一四年五月出版。
最初中英茶市组织
茶之输入英国在明末，至清代嘉庆中，而饮茶之风，通行于英之全国。道光二十年，英国用茶平均每人有一又四分之一磅之多焉。康熙中，中英茶市中心点在厦门。乾隆二十四年上谕，限止英人在广州
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改。英商不明我国习惯、法律，故纳税及与华官交涉等事，皆委华人代办。华人营此业之组织者称为公行，华官亦利用公行负责代收租税及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后得政府许可专利，其权足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英商购茶，与公行交易。每年订合同，春冬交茶一次。英商如有欠税骚扰，政府惟公行是问，故公行必防察英商，恒以此失和。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专贩茶之利，设代理处于广州。其初，每年公司船来，派货头
(supercargoes)数人同行，司贸易之事，后派定货头委员会驻广州，北京派海关监督管税务，税以船为单位，因船之大小而异其税。公行采办茶叶，由其他茶商经理。茶商资本不足则赖行商贷助，故后者完全在行商势力之下。康熙二八年以前，茶货悉由班塔木转印度，再转至伦敦。后因价太昂，乃直接海运。嗣是公司茶市日盛，嘉庆十三至十六年间，平均每年运茶达二六五ooooo磅，乾隆时英使LordMacartney谓茶市尝促英之海运，海运有助于海军云。道光十四年以前，出口之茶悉由福建、安徽、浙江供给。三省之茶皆从陆路运至广州。嘉庆一八年，公司将茶箱从福州以沙船运至广州。嘉庆二十年因广州公行反对，政府下今禁止海运。此后二十五年间，闽茶仍由陆路至广州。但公司不忘海运之便，恨公行之垄断。在《南京条约》未成前二年，赖班脱(George Lampent)即在伦敦有要求英政府请中国取消公行并开放福州及厦门以利茶市发达之举。公司、公行恒以利益上冲突而决裂，公司以枪炮相恫，公行鼓众怒以抗，因是而辍业者屡。公司因专营茶业，无力推广其他销场。同时又不准他人来华经商，高抬茶价，使致英人积怨。故英国会遂于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之权。总观最初中英国茶市，一五0年内，两方皆尽力解决交通问题，并供给政府无数财源。此一段通商史料产与鸦片战争颇有莫大之关系。
——陈翰笙，《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九至二三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
西番(本文番字，括有今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在之地)人常食动物性食品，生理上需要植物性饮料为调节，故尚茶。但茶饮风习，在中国境内虽自汉以来，即日盛一日，在域外诸邦则在六朝时，尚未有此种嗜好。茶之需要至唐而渐及于境边。尔时回纥入朝即已有以绢易茶之说。惟其贸易情形则不可考。正式互市，当始于宋以后之西番茶马贸易。盖马为西北特产，中国自汉唐以来，皆取给焉。故宋明皆确定与西番茶马交换政策。宋自熙宁以后，此业始成为政府所专利，置茶马司于秦州、凤州、燕河等地管之。其后互市，每年有定期。茶马比价，大抵元丰六年以后，上马一匹值茶一驮，淳熙后虽下马亦值十驮，上马则非银帛不办。盖初时输出多蜀茶粗品，到乾道末年输出的多为细品，于是番人贱粗贵细，致使从前茶价遂致锐降故也。同时政府为补救起见，立有细茶输出之禁。马之输入额，据《宋史》建炎初岁约二万匹，乾道初减至九千匹，淳熙初规定一万二千九百匹。然事实上不能达到此数，亦茶价低落有以致之也。明略沿宋制，于陕甘沿边置茶马司十余所。贸易之盛驾于宋代。
——黎世衡，《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一二至二二o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奴婢制度
(一)我国奴婢之渊源略有四：一曰罪犯。据《风俗通》《说文》,奴婢制之始生，全出于罪犯，此与近今学者所谓奴婢起于俘虏之说不符。然以罪犯为奴婢，吾国行之甚早。《汤誓》有“予则孥戮汝”之言，《论语》记“箕子为之奴”之事，《周礼》于此例有明文。汉代罪犯之没入官者，皆为官奴婢。此例原则上似仅为犯罪者所缘坐(株连)之亲属而设。《周礼》有“古者从男女没入县官为奴”之说，汉代则缘坐男女之没为奴婢，于律文事实俱有可征。谋反叛逆缘坐男女入官之律，自唐至清皆然(清律除缘坐外，对于犯特种罪之本犯亦有没为奴婢者)。
清末改律，始革之。二曰俘虏。我国奴婢制是否生于役使俘虏，无从证实。惟历史上屡有以大批俘虏为奴婢之事，此种事实大率多在外族入主时。魏、金、元及清初俱有可征。三曰买卖。吾国向不承认奴隶营业。卖子女妻妾或其他亲属为奴婢之刑禁，唐迄清之法律皆有之。然事实上亲属、奸人及盗贼之和卖与略卖，所在皆有。四曰家生，即指承继其父母之奴籍而为奴婢者而言。元、清两朝，皆有奴婢阶级世传之规定。
(二)历代奴婢在法律上之地位可分六项言之。其一，良贱不能
为婚。唐律规定男奴绝不许娶良民为妻，婢女之嫁良民虽不禁止，然冒充良民而嫁者有刑。宋、明、清刑律因之。元律许良家女嫁男奴，惟嫁奴者须入奴籍。其二，清律奴隶无应试出仕之权利。即转入民籍，亦需待其三代后，子孙始准应试出仕，惟内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过三品。其三，历来法律对于奴婢犯罪之制裁，不与良民平等，其刑罚恒加重。其四，凡主人对奴婢犯罪，及一般良民对奴婢犯罪，其所受制裁俱较良民对良民犯罪为轻。其五，奴婢之诉讼权颇受限制。唐律，奴婢于主人，除谋反叛逆罪外，皆不准告发；告则不问虚实，皆处奴婢以绞刑，而被告者转因奴婢之告发而得拟于自首之列；又奴婢告主之亲属，即实，亦处流徒等刑。宋、元、明、清诸律皆因唐制。其六，综合历代实例而言，吾国奴婢之解放，大率不外三因：(1)其于国家明令之总豁免，如汉永初四年诏诸没入官奴婢悉免为庶人之
类；(2)基于已达法定解放之年龄；(3)基于主人之释放。(三)就法律言，自清宣统元年禁革买卖人口条例(现行法仍之)宣布后，奴婢制度即已消灭。然蓄婢之风，今犹未替。此因由于于法律无灵，而该条例本身亦不无可议，该条例定旧有奴婢解放后，一概以雇工人论；惟此所谓雇工人是否即与寻常之雇工性质一律，原文词旨似尚不免含糊。又该条例许今后贫民将子女，定契长期佣于人。依其所规定，不论定契时子女之年龄何若，其雇契之期限俱可定至被雇者满廿五岁时为止。在此制之下，被雇者之丧失工作自由，既与奴婢相似，则其所受雇主压迫亦必与奴婢相若。虽云在雇限内主家如有虐待事，本家得缴未满工值而领回；然缴值领回，及向官厅证明虐待，俱非一般贫民力所优为；故此实仍为一种变相的奴婢制度，而为父母者遂得以长期雇佣之形式自由处分其子女之身体矣。结言论今后宜完全废止奴婢制度，一面另实施救贫政策。
——王世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三o三至三二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
历代刑法书存亡考
我国法典首推战国时魏李悝《法经》六篇，次则汉《萧何律》九章，皆亡佚。后汉律书有陈宠《辞讼比》七卷，鲍昱《决事都目》八卷，应劭《汉仪》二百五十篇，及不著撰人《汉武律令故事》三卷，惜无存。魏陈群等奉敕撰《新律》十八篇，今惟存《序略》一篇，见《晋志》。同代有刘郡《律略论》五卷，全佚。
晋泰始三年，贾充等奉敕撰《新律》二十篇，凡二万七千余言，宋、齐沿用之；书亡，今可考者有张裴《律注序表》一篇(见《晋志》)及唐宋类书所引数十条而已。晋代注释法律者，张裴(《汉律序晋注》一卷、《杂律解》一卷)、杜预(《律本》二十一卷)最著,其书皆亡，惟裴上注《晋律表》见《晋志》耳。
南朝有齐《永明律》二十卷，盖王植等纂集张、杜旧文，书成而未布；有《梁律》二十卷，蔡法度等撰；又有蔡法度《晋宋齐梁律》二十卷；有《陈律》二十卷，范泉等奉敕撰。各书皆佚，惟《陈律》内容略见《隋书·刑法志》,《唐六典》亦有引文。
北朝有崔浩等《后魏律》二十卷，大略存《魏书·刑法志》,有王叡等《北齐律》十二卷，及赵萧等《周大律》二十五卷，其大略均存《隋书·刑法志》。又后周武帝敕撰《刑书要制》,宣帝时重修之，书亡，撰人无考，内容散见《周书》武、宣二纪及《隋志》。隋开皇初，敕修刑律，裴政主其事，成《开皇律》十二卷，实集六朝刑典之大成，而开唐律之先河。大业初，牛弘等更修《开皇律》为《大业律》十八卷。二书内容略详《隋志》。唐代奉敕撰之律书，有裴寂等《武德律》十二卷，内容略存《唐书·刑法志》及《唐六典》卷注。房玄龄等《贞观律》十二卷，大致存新旧《唐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永徽律》十二卷及《唐律疏义》均存(后书即前书之注)。宋璟、李林甫等相继修《开元律》十二卷、《疏》三十卷，全佚。李林甫等《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佚。刘琢等《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全佚。
其私人所著有张戮《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卢纾《刑法要录》十卷，李崇《法鉴》八卷，赵绰《律鉴》一卷，皆全佚。
五代时李肃等之《大梁新定格式律令》百三卷，后唐卢质《其新集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张温等之《周刑统》二十一卷，皆全佚。
宋代修律最勤，然其书今存者，只有《建隆重定刑统》三十卷，窦仪等撰(清修订法律馆有刊本);及《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谢深甫等撰(修订法律馆刊其数卷，余今藏吴兴张氏)。宋律大抵承用唐旧，律所不载则断以敕，姑宋代“编敕”一类之书极多，然除上《庆元修法事类》外，今无一存。兹稽其目有：窦仪等《建隆编敕》四卷，不著撰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等《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等《咸平编敕》十二卷，林特《景德三司编敕》三十卷，陈彭年等《大中祥符编敕》三十卷，贾昌朝等《庆历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目录》二十卷，韩琦等《嘉祐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总例敕录》三十卷，王安石等《熙宁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二十六卷，崔台符等《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八十一卷，刘挚等《元祐敕令格式》五十六卷，章惇等《元符敕令格式》百三十四卷，何执中等《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卷未详),张守等《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七百六十卷，虞允文等《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蔡决等《淳熙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四十八卷，(董熠《救荒活民书》有引文一段),赵雄等《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京镗等《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又《淳祐重修敕令格式》四百三十卷，《淳祐修法事类》四十三卷，未详撰人。
此外私家著作有姜虔嗣《江南刑律统类》十卷，黄克升《五刑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黄懋《刑法要例》八卷，亦全佚。
辽律有耶律庶成等《重熙新定例条》五百四十七条，及乙辛等《咸雍重条例》七百八十九条，皆佚，卷数未详。
金律亦无一存，考其目有《皇统新制》千余条，有及《正隆续降制书》,皆不著撰人，不详卷数。又有移刺惜等《大定重修制条》十二卷，孙铎等《明昌律义》(不详卷数),及司空襄等《泰和律义》。
元律可考者只有何荣祖《正元新格》,卷数未详，佚。其私家撰述关于唐律者，有郑汝翼《永徽法经》三十卷，吴莱《唐律删要》三十卷，梁琮《唐律类要》六卷，王元亮《唐律释文纂例》三十卷，末
一种附于今通行本《唐律疏义》,余存亡无考。
《明律》三十卷，为洪武初刘维谦等奉敕撰，弘治间修《明律》所未载者为《问刑条例》七卷，此后屡有增订，二书均存。太祖登极前，曾令周桢等撰《律令直解》,今佚。万历十三年高举等奉敕撰《明律算解附例》三十卷，今存。
此外，明代私家注释《明律》,其书甚多，著其存佚于次。
(一)存者：张式之《律条疏义》三十卷，范永銮《明律例》三十卷，孙存《明律法读书》三十卷，应祥《明律释义》三十卷，应廷育《续律管见》十二卷，雷梦麟《读律琐言》三十卷(以上均藏日本石川县博物馆),顾应祥《明律例附解》十二卷，郑汝璧《律解附例》三十卷，王樵、王肯堂《明律笺释》三十卷，朱敬循《明律例致君奇术》十一卷，附《洗冤录》一卷，周氏(佚名)《明律例祥刑冰鉴》三十卷，舒化《新例三台明律正宗》十三卷，彭应弼《刑书今据》三十卷，姚思仁《明律附注解》三十卷，徐昌祚《明律例添释旁注》三十卷，苏茂相《明律例临民宝鉴》十六卷，不著撰人《明律例据会细注》十一卷，不著撰人《明律法全书》十一卷(以上均藏日本内阁文库),郑继芳《明律集解》(不分卷，藏日本东京图书馆),胡文焕《明律类钞》(见《类刻书目》)。
(二)存亡无考者：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张楷《明律解》十二卷，王垣之《律解附例》八卷，林兆珍《明律例注》二十卷，陈廷琏《明律分类条目》四卷。
——谢冠生，《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三号，七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一二月出版。
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内阁之名昉于明成祖时。然明清两朝之内阁，不过点检题奏，票拟批答，起草诏令，兼备咨询之秘书厅而已。明以前虽无内阁之名，反有事实上之内阁，受君主随意委任，辅弼君主，对之负责焉，此即宰相是也。
丞相之设为官职，始于秦武王时。始王尊吕不韦为相国，位在丞相上。汉代丞相与相国相等，有时此置则彼废。成帝以后设三公分行丞相职权，会议国政，而各有专司，其详见《后汉书·百官志》。光武以政权移于尚书，惟三公之职权不废。至明帝后，三公始不预事。
魏文帝设中书监及中书令并管机密事务，此后中书又成政治中枢。六朝时以门下省之侍中掌诏令机密。后周仿《周礼》,设大冢宰当宰相之任。隋代虽有三公之制，而未尝设员。其时分任宰相职掌者为尚书、门下、内侍(即中书)三省，而以他官兼宰相之任以总领之。唐法隋制，尚书省总理众务，统率百官；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遇君主有违法或不利之命令，可封还或批驳；中书省献进奏表章，草发诏敕。其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共议国政，后每以他官同平章事，行宰相职权，凡三省长官不同平章事者，不过为本身事务官而已。
宋元丰以前，皆袭唐制，元丰元年间改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间代以太宰、少宰。钦宗靖康间复用左右仆射。孝宗乾道间则用左右丞相，终宋世不改。宋代三省职权划分极清(中书取旨，门下复议，尚书施行)。以中书省单独取与，与君主接近，权限独尊，而门下尚书之官为首相者，不复与朝廷议论，备员而已。
辽制南北两院宰相佐理军国大政。金正隆后，废门下、中书两省，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为宰相。元代枢密院掌兵要，御史则弹百官，中书省管行政事务。省内设中书令及左右丞相各一，佐理万机。惟中书令形同虚设，真正宰相属左右丞相。
明初沿元制。洪武十二年惩胡惟庸事，废中书省，以六部分司国务，而君主独裁之。成祖以后，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仁宗间以掌阁者勋位之崇，阁权渐重，侔于宰相，六部禀承，俨隶其下。然其本来职务，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与前世宰相殊科也。
清代内阁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各满汉一人。自雍正设军机处后，凡草拟上谕参赞机密之权已由内阁而移于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又设会议政务处，分军机处职权，除军国大事外，普通政务方针皆由政务处审议。及宣统三年颁发新内阁官制，始仿效欧美内阁制焉。清代旧内阁职权，约有六：起草诏令，票拟批答，收发本章，撰拟徽号、谥号，保管御宝及纂修实录史志是也。军机处职权有七：应答君主咨询，商定军事计划，议决国家大政，起草上谕，审议旨敕题奏，审理大狱，及奏请任免钦命文武官吏是也。
——高一涵，《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四四五至四七五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6月
《古诗十九首》之研究
《古诗》之作者及年代，在六朝时已成问题。其所拟议之作者，有西汉之枚乘，有东汉之傅毅，有汉魏间之曹植、王粲。今观十九首体格韵味大略相同，当为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诗风未有阅百数十年而不变者，此诗史上之通例。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江西、西昆之代兴，皆其证也。十九首风格既首首相近，其出现先后当不过百数十年间，决不能如六朝人所拟，先后相差至三百余年之久。兹所研究，即据此前提。
十九首之非西汉作品，其证有二：(一)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二)“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明写洛阳之繁盛，在西汉决无此景象。又诗中“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为东京人语。考东汉安、顺、桓、灵以降，五言诗始通行，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十九首理合应此时出现，为黄初、建安导乎先路，以此推之，其年代当约在西纪一二o至一七0年间也。从技术批评，十九首最善用比兴，专务附物切情，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而又含蓄蕴藉，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十九不可移易。从思想上批评，十九首厌世思想极浓厚，盖汉末将乱未乱，极沉闷不安之时代之产物则然也。十九首非一人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仍保持儒家平实态度者，虽有一二，余则皆以现在享乐为其归宿，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
——梁启超，《实学》,第二期，五至一o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纸为二世纪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为时更后。纸之前用缣帛，缣帛之前用竹木(亦有用甲骨)。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竹帛”并称，已见于《墨子》及《韩非子》,则知周末书籍已有用缣帛者。《汉书·艺文志》,篇(竹木之书)多于卷(缣帛之书);盖西汉缣帛之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及东汉末，帛书之流行，当逾于西汉，观董卓之乱，军人以缣帛图书为帷盖缣囊而可想见。惟应制之作，及官府文书，则仍用竹木；大抵因其沿承定制，不能随意变更也。南北朝时官府文书尚有一部分用竹木者。蔡伦造纸(纸字原为缣帛之称),初不甚通行，惟家贫不能用缣帛者用之。晋代书籍纸与縢帛兼用，纸之完全替代缣帛，盖在南北朝时。以上述材质之兴废。至于形式之进化，则由简册而卷轴，而册叶。简与册有别，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谓之册。秦以前简册之制有长二尺四寸者，有一尺二寸者，有八寸者。汉代略有变更，或二尺，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敦煌所出汉木简可证也。每简所容字数至多有六十三，至少则八字。此固由于简于大小之殊。而同大之简，字数亦有差至两倍者。编简为册之法，比列诸简，以绳横贯之，上下各一道。绳用韦，或用丝。简册上之字，前人以为或用刀刻，或用漆书。据王静安所考，书刀只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古人所谓刊削者谓有错而以刀削去之也。缣帛之卷轴，其形式今无可考；然其与纸之卷轴，形式当无大异。卷轴之判，略如今之书画手卷。皆横行，高约一尺。卷心上下露出卷外者谓之轴。轴，用琉璃、牙、珊瑚、金、紫檀或漆等为饰，颜色有极华丽者。纸或帛之一端既卷入轴内，其他端在卷外，以其他材质黏连防护之，谓之標,標上系丝织品以缚之。標有用紫罗者，有用锦者，有特织者，其贱者用纸。卷外有所谓帙，帙者，裹书之衣也。通常一帙裹十卷，然亦有增减，试卷之大小而定。卷束于帙，其轴仍外露。帙以缣布等为之，或更以竹为裹。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有细织竹簾包之。卷子幅长，欲检后幅，须展全卷，极费时阻事，于是进有散叶之制。肇始于唐末。其初为旋风叶式，将卷子长幅折叠成册，不用割裂。更进而为蝴蝶装，每叶反摺之，黏其摺缝之背，不用线钉，故每叶两片可分扬，如蝴蝶之有两翅，故名。此制行于宋初，至元犹存，不知何时始废而代以今式之线装书也。
——马衡，《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一九九至二一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永乐大典》考
明成祖永乐元年秋七月，诏翰林学士解缙备辑群书，类聚而统之以韵，取便检阅，毋厌浩繁。越年，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以其未备，命姚广孝等重修。五年十一月修讫，凡二二二一一卷，一一o九五册，更名《永乐大典》。当时编纂之人，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五人，纂修三四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三二人，看详五七人，誊写一三八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o人，凡二一八o人，他书所载总人数与此则少有出入。纂修之人物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为总监；王景、王达、胡俨、杨溥、陈济等皆曾为总裁；邹缉、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靓、曾檠、朱纮、王洪、蒋骥、潘畿、王傭、苏伯厚、张伯颖、梁用行、杨相、尹昌隆、尚得旸、叶砥、晏璧，及王班、赵友同等皆曾为副总裁。其他预修之人可考者有刘学饮、徐旭、胡广、金实、王汝玉、郑赐、陈敬宗、魏骥、李昌祚、黄宗载、张洪、林鸿、王俑、沈度、僧大回、姜启、敬修、如珪、指南等十九人。永乐六年设缮写副部，后以工费浩繁而罢。据《野获篇》云，典成后，列帝不闻有简阅展示者。惟世宗笃嗜之，旃厦阅览，必有数十帙在案头。嘉靖三六年，大内失火，世宗即命左右趣文楼出《大典》,一夜中谕凡三、四传，大典遂得不毁。于是世宗令重写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当时供誊录者一百零八人，人日钞三叶，自嘉靖四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告竣。乃贮重录本于京师皇史成，而置原本于文渊阁。(《四库总目》谓据《明实录》,当时重录有正副二本，又从《旧京词林志》,谓原本送回南京，皆不可信。按《明实录》明云只重录一部，而当时倘重录二本，必当以重录本送南京，万不至置祖传国器于旷远之地也。)明祚既倾，《大典》原本遂不知下落，重录本亦缺二四二二卷。乾隆中叶从朱筠之奏请，辑出《大典》中世不恒见或久佚之书，凡三八五种，四九二六卷；而遗珠尚夥。庚子之乱，**至翰林院，《大典》遂散失，联军或持之以当弹雨，或弃之以填沟壑，后渐知其价值，亦有持归作纪念品者。今原书存于中国者，京师图书馆有六三册，教育部有四册，琉璃厂、述古堂有两册，其他私家度藏者，不可得而知矣。
——李正奋，《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二o五至二二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社
“社会”一名始于《宋史·程颢传》。而“社”之一字，求之史策，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艺文、政治之集合。宗教之社，始于祀土神。周代自天子以至平民莫不有社。说经者或谓二十五家为社，或谓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今无从确考。汉高祖初起祷粉榆社，及即位，令民常祠社，历代因之。迄明清不革，今乡里犹有沿其习者。祭祀主严肃，而社祀则含有娱乐性质。灵鼓帔舞，牲醴弦歌。观《周颂》所咏，犹可想见当时士女欢忻之状。而《国语》载齐人祭社，鲁庄公以邻国之君往观。意其祀社必有举国若狂之概，非鲁所有也。后世田家社祭，饮啖之丰，声乐之盛，尤习见于时人之歌咏焉。其他酬神演剧醵饮之俗，盖皆由祭社触类引申者也。专制之世，禁民集会，惟祀社为礼俗所重，独得保存。唐高宗且明令，“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故后世各种集会，率以社名，盖托于社以自解也。《周礼》州社则读法，考民之德行道艺，后世莫或行之。惟明太祖定祭社礼，有读誓文之法。其誓文大约劝民遵守礼法，互相爱助，盖《周礼》之遗意也。由祀土神之社，变而为其他性质之社，殆始于晋之莲社，乃中印僧人为中国儒生一八人所组，以念佛谈法者也。至宋则集社之风大盛，吴自牧《梦粱录》社会一则所举南宋都城之社会，别其类，有文士社、武士社、游戏社、道教社、商业社等。宋代北边山谷间居民多有结社习武，以保境御寇，号“弓箭社”,颇似后世之团练。南渡后，此类组织大盛。士夫每有利用之为国效力者。元代文士集社征诗，沿前不废。其平民之社会，除《元史》《元典章》所载农社外，他书罕有称述者。明末之复社其初原以讲求文章，广通声气，与明代诸文人结社联吟者无异，且明定以乱政干进为戒。其组织亦无甚特异处，惟其声誉既起，各种小社，闻风加入，声光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每一开会，海内髦俊，千里毕集焉。集社之风之衰，其在清顺、康之间乎。顺治九年沿明制刊卧碑于学校，其碑文大异于明者，即不许生员立盟结社一条。而前此一年，礼部奏进学政考核法，已有生员不许集众结社之文；后此八年，因科场之案，复申令严禁士子纠聚盟会。雍正初惩康熙中朝臣朋党之习，更严申前禁，其有“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者“照奸徒结盟律”治罪。于是乾嘉学者，专以孤立无党，安分守己为高，而不敢复为团体之组织。此实清季迄今人民不能自结团体以抵抗政府恶势力之惟一近因也。清季变法，讲学论政之社会渐兴。光绪三十四年拟定宪法大纲，始明定集会结社之自由。
——柳诒徵，《学衡》,第五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复社
复社之成立在崇祯二年，主之者张溥、张采也，初崇祯元年，溥入京师，廷对高等，士林推重。一时公卿硕儒多折节与交。溥声名既广，屡主盟都中文会，然诸会规模尚小。未几溥随张采(时授临川知县)南归，楚人熊开元宰吴江，闻溥名，迎至邑馆，邑巨室沈氏、吴氏俱从溥游。溥遂与孙淳、吴允夏、沈应瑞等创立复社。楚、豫、江、浙之士，闻风毕集。秦、晋、闽、广亦多有以文邮致者。大江南北之文社，先后并入复社者在十五以上，由是声气日广。其组织各郡邑推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崇祯五年张溥既官庶吉士，告假归，四远学徒群集。明年溥约虎邱大会。先期传单日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之士以舟车来者千余人。吴城为之震喧，游于市者争以复社命名。十四年张溥暴卒，海内会葬者万人。明年春又大集于虎邱，此为复社大会之最后一次矣。复社成立之初其所用为号召之目的，仅在观摩制艺；其盟词至有“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之语。盖明代防闲士人綦严，生员言天下利病之禁，刊于黄舍，复社诸人初未敢犯也。然彼辈实不能忘情于政治。张溥为复社立规程，固已标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宗旨矣。陆世仪(清初人)《复社纪略》云：“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掖后进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职任在外，则为之谋方面；在外则为之谋爱立。……是时议起废，欲推举钱谦益而阁部拼之坚，乃共推文震孟、侯恂、倪文璐、刘宗周，相继登用。又复引掖后进。……其六部迁转，及台省举劾，皆得与闻。”可见其在政治上之势力。复社声势日大，而反动亦因之。初崇祯即位，魏忠贤伏诛，东林诸君子先后起用。张溥在都深与结纳，而复社所宗主者又多东林老成。于是嫉忌复社者，目之为“小东林”。并有造为蜚语作续《蝇纳录》《蝗蛹录》,复图一网打尽。自张溥与周之夔交恶，而复社增一劲敌。之夔本隶复社，张溥评选社友制艺为《国表集》,其二集录之夔文一首，而无褒词，之夔由是怨溥。后之夔以私怨讦循吏刘士斗(太仓州知事)去之，益为复社同人所不齿。其后累迁皆被生员噪逐，因益仇复社。崇祯九年之夔希相国温体仁旨，遂伏阙上书，攻讦复社。初温有子求入社不纳，温弟育仁作《绿牡丹传奇》谤复社，张溥言于浙学使黎元宽，焚其书。体仁大恚，遂抵瑕参革黎元宽，而阴图倾陷复社。复社诸公亦参论体仁无虚日。时谤诋复社者四起，苏民陆民声疏言，张溥与临川县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又有诡名作《檄复社十大罪》者。周之夔亦草《复社或问》,罗织攻谪。既得体仁授意，遂挟二书入京都，上之，疏言张溥、张采等聚党干政，图谋不轨。诏下所司。无何，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