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资本论》中主要的经济假设作出分析，科琴认为马克思以一种方式将其实践哲学同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这种融合对其实践哲学和经济理论都是有益的，科琴却指出这对二者都是有损伤的。科琴给出一段引文：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不说——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样进行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①

为了清楚地理解马克思引文中的含义，科琴设想一个劳动者站在一个织布机旁生产棉布衣服，衣服随着他的操作而从织布机中生产出来。作为旁观者，我们会看到工人在织布机上将棉线织成衣物。但根据马克思引文的表述，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的事情：纱线和织布机的“价值”转移到了棉布衣服上。此外，织工的劳动创造新价值，并将其赋予到产出的衣物上。科琴认为，理解衣物的实际生产过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理解上述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实际的物质过程，它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对实际生产过程的一种思考性理解。然而，马克思的表述却没有给读者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他在写到价值的“保存”“转移”“创造”和“增加”时，好像这些就是作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发生在工厂中一样。这样读者会认为由于不能通过感官感知价值的“保存”“转移”和“增加”,因此这些现象是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于经济理论中。科琴指出，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分析”引发不必要的复杂情况，产生了不可测量的量，引出“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不能产生利润”这一具有争议的经济结论，但这并不是从价值不具备哲学意义或价值只是一种概念化生产的手段推断出的。

科琴进一步提出，对马克思而言劳动价值的哲学用途是什么,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琴给出了第二段引文，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①

科琴认为，这段引文可以作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回应。马克思说，“活劳动”必须“抓住”实际生产资料，“使它们死而复生”;铁、木、棉纱等必须“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它们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它们才能“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力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②,只有人类能够在世界上自行、自主地生产实体，人类的劳动力是唯一的创造力。当我们把劳动力理解为一个哲学概念时，《资本论》就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解决李嘉图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出售的内容理解为“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科琴认为，作为一个经济理论的工具，在劳动和劳动力之间做区分似乎是多余的，或者马克思对此并未阐释清楚。但如果将“劳动力”看作一个哲学概念而非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本质是能进行创造性活动，那么当人类出售其劳动力使自身的劳动力变成一个商品时，人类几乎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就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体现出他在哲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

总之，马克思经济学中所有真正的基本问题都来源于他把自己的实践哲学和相关的历史哲学同以劳动价值理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了一起。事实上，马克思第一次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认为他在“科学”领域发现了他哲学体系的完美补充，特别是，他认为一个把所有商品都视作包含各种人类劳动的经济学，是对一个把世界和思想都是做人类互动“客观化”的历史理论的完美补充。但科琴已经论证了马克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他实践哲学的完美补充，尽管古典经济学也使用了看起来同马克思实践哲学相似的概念，但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不同于马克思哲学的概念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完美补充。

为了拯救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混合在一起所带来的问题，科琴提出根据实践哲学来解决这种混乱。首先应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提出几个疑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了实现什么目标?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关键是什么,马克思想用它解决什么?其次科琴举出四个马克思希望通过他的经济理论得以证明合理性的命题，并一一对这四个命题做出真假辨析和其对劳动价值理论依赖程度的分析。

命题一，活劳动在历史上是先于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有人类的时候可以没有机器，但没有人类就没有机器。人类制造、发展并使用了机器。

科琴认为，这个命题是完全真实的。但其真实性并不需要建立在以劳动时间来测量商品的价值，或者否认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产生实际剩余产品和利润的基础上。

命题二，在宏观经济层面，利润不能被仅仅解释为产品货币价格超过产品货币消耗。个人企业和个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以这种方式获利，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要维持其整体利润、财富的真实积累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则必须生产一种持续增加的人均实物产品。

科琴认为，这个命题不仅真实而且非常重要，该命题是很多现代“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命题(实际上这是李嘉图在自己的经济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尽管净利润的确是一种持续增加的人均实物产品，但在经济逻辑或实践证据中都没有理由将剩余价值简单视作活劳动的产物。剩余价值是和活劳动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一起生产出来的。

命题三，资本家对利润没有任何权利。

科琴对这一命题的看法是，马克思为了否定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有权利以利润的形式积累私人财富，那么他必须否认像厂房、机器、原材料这样的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但这就好比杀鸡用牛刀，运用大量经济理论来解决很小的政治问题。人们或许非常认同实际资本是多产的，但人们否认资本家有权利将其作为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企业和金融资本都高度发展，资产的合法权常常与资产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相分离，当下比马克思所处时代更容易做到对利润的私人占有。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有一个观点，即“资本”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需要数以千万计人的彼此相互影响的活动，但是社会力量却是私人占有的。这一观点在今天比在19世纪显得更真实，因此今天关于“资本社会化”的呼声也比以往更加强烈。

命题四，资本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活动的产物的一个完美示例，它们成为一种异化力量控制并压迫这些一直对其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工人阶级。

科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且广义上真实的命题，但人们也不需要用劳动价值理论来证明其合理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最一般的命题就足以证明其合理性。

通过对四个命题的分析，科琴指出马克思希望用《资本论》中的经济理论去证明合理性的大部分命题，事实上这些命题都可以不用那些经济理论就证明其自身的合理性，这一点在命题三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也应注意，类似于“利润只产生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样的命题尽管很贴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但其既不能由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证明其合理性，也不能由其他经济理论证明其合理性，因为这种命题本身就是错的。

科琴指出，马克思以及当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一令人担忧的结论。但是，实践哲学表明，结论是否会令人担忧取决于我们认为可以用这样的命题做什么,如果这样的命题是真的人类实践应该遵循什么,以及如果这样的命题是错的人类实践应该遵循什么。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些命题是真的，那么工人阶级发动革命来反对资本主义就有一个额外的且主要的理由。如果是假的，那么就要放弃这个理由了。但是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人想要这样做还是需要这样做，问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