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号角已经响彻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来势汹汹地席卷着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我们无法逃脱它的笼罩。最为显著的表现是现代性话语形式的新变化，原先带有明显地域风情和生活特质的话语被这股浪潮冲击得无影无踪，话语的使用不再指向特定的人群，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引用当下最流行用语的聚集地。在以现代性为语境的固定形式的话语传播中，霍加特转向话语多元性的发展，将话语置于栩栩如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突出“生活特质”话语实践。正如《圣经》中永远不可能竣工的巴别塔所指的那样，人类的语言充满了丰富性、差异性、异质性。在现代性社会中，搭建新的话语实践模式成为霍加特文化实践最为倚重的力量。

霍加特认为，在现代性的话语活动中，话语的实践本质、话语总体性的发展，不断地遭受碎片化、同一化商业用语的覆盖，不确定的他者、外来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特征。话语的历史语境被忽视，致使总体性的话语特征丧失。霍加特试图回归话语的实践本质，恢复话语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他立足于文化实践本身，将新的话语特征作为文化实践的微观缩影或者微观模型，从话语内部深入探讨文学与社会、文本与社会、新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应用话语的实践本质、中介性促进文化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为文化实践的有力施展提供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一)正视话语的实践本性

霍加特把话语实践作为文化解读的方式，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和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体现出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内在规定性、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前面所言，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特权文化、相对主义同质文化，正是对话语实践本性的遮蔽。霍加特倡导话语的实践本性其目的在于消解孤立、特权的文化，抵制文化的平均化、同质化，强调内在于生活的文化，突出话语实践的建构意义。

第一，霍加特认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试图消解普通话语使用者的主体性。话语使文化构成为意义单位，不同类型的文化观所主张的话语权大相径庭。霍加特深度剖析了阶级与话语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话语权掌控在他们自己手中，以精英话语的特权和强权剥夺普通人民的话语权。霍加特将文化的动力机制——话语实践——作为批判精英话语权的利器，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具体性，深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以工人阶级特有的言辞肌质、生活图像、观点态度，为工人阶级争得一定的话语空间。

同时，霍加特反对过于强调边缘主体的话语权。话语使用者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对专制文化的消解和文化多样性的促进有着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边缘群体的力量，主张文化的绝对平等和片面凸显文化异质性的发展，容易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霍加特主张话语多样性发展，与过于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有着本质区别，他力图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精英人士等其他话语实践者一起构建文化的共同体。

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霍加特更加强调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结构主义关注语言的生成问题，试图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挖掘语言内部的深层结构，强调结构作用和意义。霍加特也强调话语的客观性和内在的规定性，但他将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于经验生活之中，主张只有在属人的世界，话语才有意义和价值。

第二，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和相对主义试图遮蔽话语实践者自身的建构意义。在他看来，精英主义者经常利用新教伦理和中产阶级的文化教养来教化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往往找不到文化的自我存在感和认同感，因为这种文化缺少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产物、脱离生活的产物。霍加特反对精英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外部教化，并认为这种教化的目的在于麻痹人们的阶级意识，使人们失去了自主的判断能力，他写道：“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没有参与性的、激发思考和讨论的东西。”①霍加特深刻地意识到话语实践与教化之间的区别，认为英国目前的某些教育体制是对个人创造力和判断力的扼杀。

霍加特对现代性催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们急需摆脱现代性这样一个极度空虚、迷失自我的世界，重新回归“真正人民的世界”②。大众文化均质化的发展不仅是对话语多样性和具体性的遮蔽，更是对某一文化所代表主体性的威胁。霍加特认为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商业文化都属于“加工”文化，是一种外来植入式的言语表达。他强调话语自身内部的发展和话语使用者自我意识的真正解放。

为此，霍加特强调了恢复话语的使用性。他一再强调文化主体的文本批判意识，倡导“语言的使用”"识字的用途""文化的用途",而"用途"本身即代表了对文化的积极关照与参与，科学合理的文本批判有利于文化生成的良性发展。正如伽达默尔所讲：“不仅世界只有在它进入到语言的范围内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显现在世界中才具有真实的存在。”③霍加特以话语实践为核心，引领人们再次走向日常生活文本，文化客体不再是亦真亦幻的虚拟世界，而指向了人们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实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从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商业文化所造成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向主客体的统一和整体文化生成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霍加特的话语实践优化了文化结构，使文化不仅存在于表征系统之中，而且作为实践系统获得更为丰富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霍加特力图通过话语实践探寻文化生成的生命意义。他的文化内涵中体现着文化生成的生命意义，而话语实践正是文化生成生命意义的具体展现。他对话语实践的思考体现出对话语多样性和内在规定性辩证意义的探寻。霍加特从话语特征探究文化的生成，以普通文化实践者自身言说艺术、陈述方式、阅读经历来展示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创造，从而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文化的话语形式对普通文化实践者的限制和束缚。

(二)关注话语实践的中介性

霍加特认为，话语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充满了复杂性，尤其是现代性社会，这种关联体现得更为复杂，在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链条中，把握其存在的关键性中介因素对于文化研究非常重要。

对于话语的中介性来讲，值得关注的是本雅明(Benjamin)提出的语言的非中介性。本雅明的用词经常出现诸如：纯语言、神性语言的说法。不得不说本雅明的纯语言还是一种伊甸园式的言语活动，是一种依附于神性与宗教的语言。虽然本雅明试图通过纯语言的魔力驱除人类语言的堕落，反对将语言工具化和知识化，尤其针对资产阶级借助工具语言剥削统治人民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却将语言全然形而上学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语言的内容与意义得以真正统一。本雅明将语言与宗教放置于很高的地位，并将两者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本雅明的用意，他强调神性语言的作用力为的是突出语言活动的直接性，而非外界力干扰下的语言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讲，霍加特与本雅明对于语言的理解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可语言的直接性，但是两者所获取的直接性的来源却大相径庭，前者依托于文化主体话语实践的过程，后者将语言擢升到神学的地位。

但是，无论谁也无力改变的事实是，在现代性的语言活动中，语言正侵入一种介质，它将替代不同发声者的音色，用一种匀质而空洞的腔调通过现代传媒的高科技响彻整个语言世界。整个人类世界连同它的发明者一起陶醉于商业文化中不能自拔。话语的中介性问题对于现代性社会尤为突出。为此，霍加特所探讨的话语，是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的问题，是对话语社会维度的分析与诠释。他更强调的是阶级话语、话语权力、话语与阶级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话语在现代性社会中明显地表现出间接性的特征。霍加特十分重视思考话语中介性的问题，认识到新时代大众媒体对话语的干扰问题。他试图回归语言生成的实践本性，恢复语言健康的发展。与本雅明相比，霍加特不但承认语言的直接性，同时也承认语言的间接性。借用黑格尔的观点，“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①。直接性即一事物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和内在规定性；间接性即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制约性和依存性。话语同样如此，既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特定的规律性，又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对于现代性社会来讲，话语的间接性表现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霍加特进一步分析了话语生成的中介性因素，为明确话语实践的方向做出了必要的准备。这些中介性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霍加特认为话语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之间会产生共变关系。霍加特深刻地批判了文化商业化造成的语言衰退现象。例如，霍加特对现代社会中“清教徒”一词发生的语义变化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清教徒”一词在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唯心主义的反享乐主义，“在今天的英国和更长的一段时间，‘清教徒’已经被延伸为对任何愉悦的反感，尤其是对性的反感”①。霍加特认为现在的许多人在理解爱情的含义中，包含着对“清教徒”的曲解，“这是一条语言衰退的道路”②。在霍加特看来，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促成了语言衰退的发展。因为，文化的价值问题受到了商品价值系统的控制和操控。商业文化“承认价值无区别，并断言因为生命短暂，所以，艺术没有必要长时间学习。在商业化的选择下，民粹主义、消费主义、重商主义也可以获得与艺术同样的效果，可以与艺术共栖”③。在此情况，霍加特主张维护文化的本真价值，强调文化价值对社会价值关系的独特导向作用。

第二，话语与阶级的关系。霍加特强调语言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每个人所继承的语言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作用”④。霍加特深入工人阶级生活，挖掘工人阶级特有话语习惯、口头用语，彰显出工人阶级富有弹性文化的特点。霍加特认为阶级是对相同生活经历、生活经验产生共同感受的群体，阶级不仅作为经济范畴、历史范畴，也应当放入文化生活的范畴。他认为一个阶级的文化来自所在阶级具体的生活经历，人们可以从这一阶级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生活习俗所形成的文化感受到阶级的存在感。话语体现了具有相同生活经历或生活经验群体的日常活动。霍加特认为文化应更具包容性，不只是某一阶级的专属物，不同阶级都应拥有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他将文化作为实践活动，认为不同阶级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参与不同的实践活动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应更具多样性，尽显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同侧面。霍加特以“自下而上”的阶级实践开启了对文化旧秩序的批判，以阶级实践的角度展开对文化的重新审视，从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进行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第三，话语与创作者的关系。霍加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立志于大批量文本生产的创作者“并没有站在他们的经验面前，也没有试图努力借助文字的形式再现他们的经验，读者不能从作者、作品身上直接获得想要的经验，需要考虑文本产生的复杂性而获得理解”①。霍加特始终认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一定来自生活，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并会带给人们持久的欢欣和热情。文本创作不能为获取一种形而上的真理，而借用理性压制人的主动性，应当为绝对真理留有余地，为人类不断探寻真理留有空间。文化实践者需要不断提升文化实践的能力，从而挣脱文化关系中的捆绑与束缚，获得主体自身的解放。

第四，话语与传播的关系。霍加特十分关注大众媒体传播与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话语成为一种被接听、被观看的存在。无论是广播的出现，还是电视的发明，都将人们推向了一个输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人都忙于接受不断更新的知识、信息，生怕被这个信息时代所抛弃。人们无暇顾及存在于自己生活中的话语，更无力用自己的话语去创作。马克思很早就对现代性的语言特征进行过表述，“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但在现代贵族的口里就显得委婉动听了”①。统治阶级对语言的操控在现代性社会表现得更为复杂，不再以直接方式或者命令式的口吻对待普通人，而转向了一种虚伪且具有杀伤力的话语迷惑和削弱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霍加特认为这样的媒体时代不但阻碍了普通人话语能力的发展，而且，将人们带入了大众媒体的虚幻世界。他对大众媒体不尽人意的表现进行了强烈谴责，但并没有对现实的文化发展完全丧失信心。他认为大众媒体应当履行其应有的责任，相信通过适当的监管机制，大众媒体可以成为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窗口。

第五，话语与文本解读的关系。文本的有效解读在于抵抗商业化的话语，并试图打破大众媒体阻止普通人进行文化参与的局面。文本从创作、传播直至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文本批判能力，“努力思考一个词的分量，或者苦苦思索一个细微之处……适度分析一个句子的结构”②,这些都是文本阅读不可或缺的过程。霍加特认为文学价值是一种可被工人阶级理解的品质，而不只是一种学问。这种阅读比起那些普遍而空洞的反精英的教义来说，体现了一种更为民主的阅读方式。霍加特认为科学的文学分析可以用于解释其他表达现象，并提供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文化实践的情感阅读基础。文学分析可以增加我们对“富有经验生活”的理解，并建构整体生活的价值观。霍加特在分析了话语的中介性特征之后，试图通过这些关键性的中间环节，进一步地落实和开展微观主体的话语实践活动。

(三)强化话语实践的用途

在文化实践中，霍加特强化了话语实践的用途，尝试通过人们使用的话语，探索和建构人类生活经验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话语实践实现对日常生活最贴切的观察。这里的话语形式既包括口头话语也包括书面话语。他认为话语结合了日常生活，因为构成话语单位的词语不断地受到词语所在社会语境的影响而即时发生变化。正如苏联哲学家、语言学家巴赫金所述，每个词语都带有一定的语境，这种语境是由社会生活填充的。霍加特指出话语扮演和探讨最贴近生活的本质，包括话语的含糊性和矛盾性，虽然看似琐碎但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他认为语言理论的过度强化和专业术语的频繁使用仅仅做的是文字游戏式的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和价值。他反对将话语从生活中分离出来，而过分关注于话语一般性的结构，有意使话语与生活之间产生距离。他倡导回归话语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在思想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人类本性的共同感受，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荒原而深陷混乱”①。霍加特主张话语与生活、话语与社会之间相互关联，强调文化生产的目的应该尽量满足广大阅读者的知情权，使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文化实践之中。霍加特进一步指明“语言尽管开始于个人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仅限于个人的经验，在渴望得到启示性建议的驱动下，采用细小的(语言)行为可以打开整个范围的意义和结果。语言把个人的(经验)转化成共享的资源”②。话语不仅追溯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条件下产生的个体行为，而且建立了个体行为之间的关联，以话语的方式影响着彼此.

其次，独特的话语特征呈现文化生成的肌质感。霍加特转向话语多元性的发展，将话语置于栩栩如生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突出“生活特质”语言的重要性。霍加特强调文化的肌质感，在于阐明不同群体之间使用话语的独特性。霍加特试图从日常生活话语获取工人阶级文化的品质，恢复工人阶级文化原有的特质。他在对工人阶级话语饶有风趣的描述中写道：工人阶级的“声音嘶哑但又古道热肠”;“他们的声音来自于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而非对生活的幻想或悔恨”;“粗糙的工人阶级女孩特有一种强壮而有力的语调”;“‘可敬的’工人阶级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声音”③。另外，祖母是霍加特笔下典型工人阶级形象的代表，在他对祖母话语特征的表述中写道，“她留有一种精神活力、语言活力、偶尔幽默的农民品质。”①霍加特以具体化的语言对工人阶级话语特征大篇幅地再现，其目的在于表达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与阶级关系的紧密关联，而这种独特性表现在特定群体日常生活使用话语的频率和着重点与其他群体不同。来自日常生活真实感的话语可以尽显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内在品质。

再次，霍加特认为话语的肌质根植于我们所知所感的生活。在他看来，“特别受欢迎的话语深植于阶级情感。以上这句话是一种多重性质的表达方式，蕴含一定的社会关系，显示着一种社会等级，包括出生、教育、职业、所处的位置。它有助于建立自我情感，并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活力”②。霍加特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表达生活“拮据”时，其他群体会用暗语或者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层面的意思，但是工人阶级不会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表现得很奇怪，有悖于他们以往的生活状态，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述方式一贯很直接。

但是，霍加特认为大众媒体的世界是由零乱的“话语片断”构成的，缺乏生活的连续性。他强调语言特质的关键在于通过独特的“经验探索”,探究“真实”而“具体”的生活，从而达到有效地“诊断”人类生活品质的作用。“霍加特并没有简单地总结某种世界观，而是在多样性与生动性的世界中，收集特殊的话语行为，从而再现和揭示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形成于共同情感结构的背景之下，正如他将‘非常单调的短语’与‘音调特有的宽容感’相对比。他采用了捕捉细节的方式，因此，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方法：经验的动态流动性，而非对工人阶级生活进行某一客观化的概论。”①霍加特在对工人阶级具体而独特话语的分析中，集中了许多密集的细节，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话语的细节(俗语、语调、绰号),从而揭示出工人阶级生活最为真实的一面。

话语实践开启文学批判和文化研究之间友善的关系。一直以来，文学理论家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试图营造“大”文学的氛围，并规定其研究的相关细则，目的在于远离现实生活而成为完全意义的纯文学。霍加特开创的文化研究尝试探索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促使文化分析和社会生活的交融，通过话语实践弥合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距离。他强调文学阅读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人类经验的丰富感”②。他对文学的关注是实现其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基础，提出科学的话语分析可以解释不同的话语现象。为此霍加特建构了话语分析的模型，力图提升普通人话语实践的能力。霍加特式的文学分析并不等同于原初意义的文学分析，而是更大范围地话语实践，他渴望通过话语实践“增加对生活话语的尊重，对特殊经验的尊重”③,提高普通人对生活经验整体性的认识，从而帮助普通民众树立具有整体价值观的生活。

在话语实践中，霍加特既关注文本内部的分析，又注重对不同阶级文化的分析，包括不同阶级对文化产品不同诉求的研究。由此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边界，设想了一个涵盖多学科的建设现代文化的总体图谱，实现了深层跨越的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我们过多倾向于大众文化的使用和滥用，可称得上是这一时代的‘病症’,因为我们过于简单化它与社会的关系，以至于错误地认为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文化的本质”①。因此，霍加特重视培养话语实践的能力，认为任何文化产品都需要读者进行紧密的情感阅读，即使是“循规蹈矩”的文化产品，其关键环节还在于读者对文化产品的辨识力，而非简单的文化生产的问题。在谋求文化资本利润扩大化的现代性社会中，现代性的话语特征是一种相互断裂的关系：文化产品与文化使用者的断裂、文化生产的目的与普通民众文化诉求的断裂、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话语形式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话语的断裂。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研究涉及：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机构、文化产品与政治、权利、阶级、金钱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这些关系承载着社会运行的导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将文化与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

最后，话语实践有助于揭示文化的价值秩序。语言具有真实、感性的特质。但20世纪的文化正日益趋向商品化，语言原本的意义和价值正在消失。霍加特对把文化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感到愤怒无比。他认为健康的文化应当既不受大众文化支配，也不由精英文学强加威胁，而应在话语实践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文化价值秩序。他强调话语实践的关键在于通过独特的“经验探索”,达到有效“诊断”人类现实生活状况的作用。霍加特认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价值秩序已经成为文化价值秩序的关键阻力，主张“艺术是免费的，无偿的”①,反对文学、艺术为交换价值而进行的生产，重塑文化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他倡导恢复文化的道德意义，恢复文化真正意义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标准，使得文化与生活、生活与文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在话语实践学中，霍加特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建立相互作用的话语实践模式，包括文本编码价值、有效文本阅读、文本价值判断，进而形成整体性的文化生成过程。霍加特倡导的文化价值包孕着一种品质，一种工人阶级内部的可被理解的品质，而不只是某种文化知识。工人阶级需要保留自身文化，重视话语实践的作用，使得文化价值成为一种“内生的”价值秩序，而不受“外部的”商业化压力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