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新左派运动时期的霍尔(1 / 1)

霍尔的思想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与他在英国新左派创建过程(1956—1964)中的作用相吻合。新左派运动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孪生危机和英国对1956—1957年中东战争的干预。新左派致力于“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努力摆脱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双重正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霍尔是《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的创建者之一,这本杂志是由牛津的一些激进学生编辑出版的。这些学生十分反感当时的政治正统,并对作为超级强国的英国采取与法国一起入侵苏伊士运河的立场持批判态度。霍尔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位主编,他在调解正在兴起的学生一代与大部分老一代的前共产主义者之间(主要是E.P.汤普森)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左翼文化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极大地影响了霍尔的思想工作,他们利用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的方法,通过文学分析来批判性地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与社会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候,霍尔萌发出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他分析了大众、流行媒体和消费资本主义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还试图找出并接合抵抗统治秩序的力量。他对后来被称作“身份政治学”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而“身份政治学”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单一议题的政治学”中已经显示出来,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核裁军运动。同样地,他也对英国青少年的文化政治学和工人阶级的青年文化感兴趣,“初生之犊”正在受到媒体的关注并将成为随后的文化研究的焦点。①

霍尔在这段时间内所写下的两个文本,即“无阶级感”和《通俗艺术》透露出他所关心的思想与政治问题。霍尔的早期文章介入了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工党内部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Crosland)等修正主义者挑起的。克罗斯兰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将会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到来,并使经典理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需要不复存在。霍尔驳斥了在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所做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因果分析,并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是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这是他从雷蒙德·威廉斯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文化与社会》改造而来的观点。但是,霍尔坚持认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①所以,为了理解工人阶级文化就必须要确立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然,霍尔并不是要向马克思主义正统回归:他相信在这两个词语之间一定有一种“自由发挥”的关系,并指出上层建筑领域的转变同经济基础领域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对于霍尔来说,工人阶级文化被分解成多种生活风格,正像中间阶级的文化一样。这倒并不是说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真实了,而是说这些因素被阶级混乱感或者是无阶级的虚假感所经验,这是一个悲剧式的矛盾:“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②

E.P.汤普森批评霍尔的文章(以及其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予以优先重视的学者的著作)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加总体的历史背景。汤普森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工人阶级运动尤其是工会与劳工运动中的激进的积极分子抵抗操纵与控制的形式,这反过来促进了对民主与社会改革的努力奋斗。然而,如果不对照汤普森的避谈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和霍尔在考虑环境转变时的开放性,今天阅读霍尔的这些文章是困难的。霍尔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群体和文化即将消解,但是他相信转变正在发生,左派必须面对它们。霍尔20多岁时写下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正适其时的文本,关键是其中的思想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它已经昭示出后来成为持久性标志的两个特征。第一,他开始对现状进行公正的和客观的分析。在他看来,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第二,通过利用正反两方的观点,他故意避开思想与政治争论中的对立性,而这种对立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很盛行的。克罗斯兰断言由于工人阶级的富裕致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汤普森认为什么也没有改变。霍尔选择“第三条道路”——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与新左派本身的精神(后面还会提到这一点)相一致:它拒绝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做出冷战思维式的二分选择,而是在二元政治气候中把自己作为替代选择的第三条道路。

在与帕迪·沃纳尔(Paddy Whannel)合作的《通俗艺术》一书中,霍尔考察了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事实上,这本著作是对那些自封为文化的保护者的回应,这些人把新的传媒和流行艺术视为是对文化价值的冲击。霍尔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二分法:这种区分不仅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偏见的基础之上,而且在认真审视后很容易被推翻,特别是对电影和爵士乐的分析。对他来说,流行与高雅艺术并不是相互抗衡的:它们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抱负,这只有在它们的自身条件内才是可理解的。同时,霍尔把流行艺术区分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城市与工业经验的真实表达,是可以立刻被它的受众所辨识的已知情感的真正表现。另外,大众艺术包含着高度的个性化,而不是对个人感情的忠实表达;一个股票公式的修饰是用来控制情绪的,而不是常规的想象性与探索性用法;大众艺术是迎合它的受众的艺术,而不是产生于对它的深深敬仰。霍尔分析流行艺术的方法是对风格与形式予以密切关注,并集中研究思想与情感的传达方式。但是,他也试图在更大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定位流行艺术的形式。最终,霍尔对流行艺术形式(比如说爵士乐)的分析带上了一点瑕疵,因为他好像是把它作为一种高雅文化的形式来分析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流行文化的双重本质:它能够既颠覆同时又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霍尔正在铺设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