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晚期英语世界的高等院校中，很少有像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群体能够对人文学科和社会批判理论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大多数主要思想是在英国新左派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加雷斯·斯特曼·琼斯(GarethStedman Jone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和E.P.汤普森(E.P.Thompson)的影响下形成了被统治阶级的历史学或“自下而上的历史”这种新社会历史理论。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和芭芭拉·泰勒在构成新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史学上有着同样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北美)。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所开辟，延续至哈泽尔·卡尔(Hazel Carb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人的文化研究提升了人们对传媒、青年亚文化、文学生产、当代工人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文化建构、流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等问题的批判性理解。

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批判学派内部的一种一以贯之的学术潮流。然而，正像其他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样，后来它也慢慢破裂，最终在90年代走向解体。综合起来看，工业工人阶级的衰落、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身份政治学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的语言学转向，等等，共同导致了它的解体。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以前对学者和政治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时，今天它是否仍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我相信今天我们不会再遭遇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那些大多数问题，而且较早年代所提供的那些问题的框架以及给定的解决方案不再具有充分性；另一方面，我也相信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最主要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的逐步解决，应建立在那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抛弃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的重要性也无法同斯图亚特·霍尔相比拟，因为他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当今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过渡性人物。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1951年以后定居英国，最初作为罗氏奖学金获得者于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他曾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其中包括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开放大学社会学系主席。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之一、英国黑人经验的主要分析者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英国新左派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并处于对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新右派进行理论分析的最前沿，“撒切尔主义”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汇。除此之外，他在重新思考全球化和保守主义霸权时代的左翼政策方面同样发挥了显著作用。霍尔对流散文化(他认为这是我们状况的一部分)的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也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霍尔的著作却扎根于早期新左派传统，受到了E.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先驱者的深刻影响。他改造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路易·阿尔都塞的思想，使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朝着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新左派的理论传统得以延续。虽然霍尔的晚期著作是否仍然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架构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其思想轨迹如果脱离了它就无法想象。他继续坚持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核心观点：文化的物质性观点、对结构与主体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观点，即对文化斗争予以特别重视，并把它看作是社会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经济过程所深度决定了的一个结果。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测绘出霍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在其历史背景中突出霍尔思想中的几次主要转变。本文的观点是：霍尔的著作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超越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提供了一种对当代进行考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新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在论文的结尾，我将结合玛德琳·戴维斯(Madeline Davis)“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回顾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历程。在那篇文章中，戴维斯认为：“新左派在英国思想文化内部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①我认为，这种构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理解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与政治运动的一次重要努力，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结合对斯图亚特·霍尔著作的考察而得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