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把霸权解释为一个通过社交网络形成的复杂话语场。他也诉诸国家观念，该观念强调更狭隘的权力场所贬低了文化动员的价值观念。他为什么拐弯抹角?为什么不能为了更激进的话语开放而断然拒绝国家特权?要知道，在撒切尔主义争论发生时，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就已经这样干脆利落地做了。事实上，雅索普等人已经指出霍尔“过度关注”意识形态生产，①批判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在回应中，霍尔撇清了自己与“意在分析整个社会形态的话语理论方法”的关系。②虽然承认他们的洞见，但霍尔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作品“把所有东西都消解为话语”了。我建议好好研究霍尔的这种拒绝。因为我相信，霍尔的反对话语“消解”的观点，恰恰揭示了他对国家中心论政治学的含混承诺的重要来源。

拉克劳和墨菲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承诺。他们直截了当地否认任何“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空间”的观念。③他们主张“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强化了自己的否定立场，即“社会的中心这个单纯想法没有任何意义”。④拉克劳和墨菲强烈拒绝政治封闭性和社会封闭性，这构成了其霸权解释的基础。霸权不是“从一个有特权的散发出来的结果”,而是一种在最好情况下可以“部分修复”社会关系的话语政治。应当是这种解释吸引了霍尔。①通过彻底分散“政治空间”,拉克劳和墨菲得以一以贯之地坚持赋予文化动员以全方位的特权。像霍尔一样，②他们坚持认为，人们拥有“不完整的”“破碎的”、具有多种政治可能性的身份。③区别在于，霍尔认为，这种做法的可取之处也仅此而已。

霍尔宣布，文化战很重要，因为社会主体可以“赢得”他们自己和社会的新构想。④如果没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用撒切尔术语进行思考，那么什么是行使霸权?分析过于碎片化的主体性，无法欣赏这种(但暂时的)胜利。相反，它们“滑入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这样无法定位权力的集聚。⑤霍尔拒绝这样的“消解”,因为霸权将话语放置在一起，“这是矛盾的统一体，以便构建并保持规则”⑥。在某些时候，多样性必须被限制，而团结来源于差异。这种洞察力使得霍尔对社会生活有另一种理解。虽然他同意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即社会关系承认多种政治选择，但霍尔不因此认为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讲是杂乱无章的。话语的多元化是有限的，因为意识形态不能“脱离或在阶级和权力的作用力线之外存在”①。霸权不是发明新的主体，而是对“人与已经获得保证的身份和关系”进行再定位。在霍尔看来，说霸权部分固定了社会之物的意义是不公正的，正确的说法正相反，是社会之物模仿了霸权的意义。

霍尔对“完全的话语立场”的反对意见有两个方面。他认为，社会生活包括某些不能被还原成话语也不能被定位为“不可还原的多样性”的组织化特征。拉克劳和墨菲声称，“社会的开放性是每一个霸权实践的前提”②,而霍尔则指出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结构线”的重要性。我已经强调指出了双方在社会封闭性上的分歧，因为它暴露了霍尔方法的显著弱点。尽管有这些建议，霍尔还是没能形成对“将一切都消解为话语”这种观点的社会批判。

霍尔认为，尽管霸权争夺“在多个不同地点都取得了领导地位”,但它们获得的不仅仅是由小胜积累起来的大胜。基于这些理由，他批评福柯避开了“市民社会与社会关系的横向权力群和国家与政治关系的纵向权力群的关系问题这个难题”。霍尔坚持认为，“进入国家的权力通道和它在确定的规则体系中的凝结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要素”,因为“伪造霸权话语复杂统一体的”恰恰是这个“权力通道”。这个思路使社会成为其碎片只能由国家来克服的实践多样性。因为这一举动允许社会动员和文化动员——霍尔方法的关键——发生偏移，所以霍尔所承诺的国家概念仍然是模棱两可的。然而，他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回应揭示了他为什么还是抱有这样的承诺。因为他没能在社会基础上贯彻完成对极端多样性的批判，所以，他只能通过让社会组织服从政治的“垂直权力”来维护霸权的凝聚力。①

实际上，霍尔废除了拉克劳和墨菲对“统一政治空间”的拆除。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霍尔未能以可以使其作品从模糊性中解放出来的方式，从与“话语理论方法”的相遇中获益。拉克劳和墨菲则为这种前进提供基础。他们的“主要结论”是，“霸权的概念背后隐藏着社会的逻辑”②。通过果断破除单一政治的任何假设，他们为捍卫霍尔自己公式中有价值的东西准备了一种方法。这并不是说拉克劳和墨菲已经有答案了，而是说他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即强调了某种“社会逻辑”的不可或缺性。因为未能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所以霍尔未能使他的霸权理论脱离中央集权式的还原论。也就是说，他建议以社会学为支柱分析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但实际上，他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缺乏深入的思考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