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论证指出，霍尔的研究支持一种跨学科的公共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在挑战权威与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交叉范围和渗透领域，在将特殊性与国家性、跨国性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具有互文特征。这种教育学的计划可能有多种实现方式，但最深刻的动力在于深化和扩展批判主体、种族正义、经济和政治民主可能性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显而易见，斯图亚特·霍尔的著作是理论性的、文脉清晰的和严密的：它朴实亲和，但拒绝简单的回答。最重要的是，他把希望实践和社会正义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政治学和教育学方法中。霍尔的作品既是建设性的，也是破坏性的。它开启了对话，但拒绝刻板地拘泥于终结沉思与反思的立场。

最后，霍尔的作品总是拒绝通过鼓吹“精英”政治学而将教育的场所限定在那些“特权阶层”身上。组织工会、为立法遏制公司犯罪而上街游行、组织工人推动激进的社会政策改革是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但在霍尔看来，在公立学校、电视公司、律师行、博物馆或为数众多的其他公共领域工作，既非不值得尊重，也非不重要的政治活动。实际上，霍尔不停地号召知识分子“以我们能采用的最严格的知识分子的方式，提出核心的、迫切的、最令人不安的社会和文化问题”①。他敦促文化工作者在不同的教学场所接受这一挑战，同时也为在主导性制度下开展工作并质疑其权威和文化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对霍尔来说，这类研究的语境导致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悖论——用由学校等制度授予的权威来反对这种权威的结果。这种策略并不意味着从吉特林等人深信的政治学上倒退，而是将政治学和批判主体的潜力扩展到了扼杀批判意识和政治行动的特定制度上。在这种语境下的权威仍然坚持共谋趋势，并为反抗、改革和斗争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话语将公共教育和文化政治学置于“支配一服从关系不断被生产出来、界限延伸到学术团体内部的分离的生活”①之上。霍尔对文化政治学的倡导使公共教育成为必要条件。在这种公共教育中，学习成为社会变革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变革成为旨在削弱等级制、实现更激进的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政治学的前提条件。

(刘焱译 宗益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