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是“黑”皮肤的、来自牙买加的有色人种。他从来没有掩饰这一点，而这也没有对他的学术生涯造成显见的困扰或者消极影响。事实上，在1987年以前，他涉及种族、移民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那些言论的对象都是处于社会冲突旋涡中的下层有色人种移民，与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本人无关。在1987年的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时年55岁的霍尔第一次正面谈论了自己的有色人种出身和移民身份。在此后的文章和访谈中，他还曾多次回到这个主题，最系统的叙述当属1992年他与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做的访谈“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1996年公开发表)。正是在此七八年间，霍尔“接合”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以及法农、萨义德等人的理论，重新阐释种族等概念，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学，继而大力鼓吹文化多元主义，捍卫、争取作为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文化权力。

墙内开花墙外香。霍尔的自述激发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兰特·法雷德的强烈兴趣。法雷德来自种族隔离的南非，同样是“黑”皮肤，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加勒比文学。1996年，基于对霍尔自述的诠释，法雷德提出：尽管长期压抑自己的早期个人记忆，但加勒比的种族、肤色和阶层冲突却内在地塑造了霍尔的自我，他作为学者的一生，就是逃离加勒比但又最终回归加勒比的辩证过程，或者说就是变成黑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辩证过程。①法雷德的观点无疑是新颖且具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提供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阐释，将霍尔碎片化的学术历程、学术“身份”缝合到一起，满足了人们的认知需求；其次，他的阐释有“理”,即用霍尔自己建构的“身份”政治学来阐释霍尔自己的形成与发展；再次，他的阐释有“据”,即用霍尔自己的话来叙述关于霍尔自己的故事；最后，他的阐释顺应了当时正在汹涌发展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法雷德的观点一经出现就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霍尔生活的英国同样很有市场。在第一本专论霍尔的著作《斯图亚特·霍尔》(2003)中，从事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②在一年后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专注于后殖民研究的英国学者詹姆士·普罗科特也认定起源即本质，“霍尔拒绝去面对的加勒比童年生活却指示出了它们本身对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就是塑造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理论关注”①。而在同年出版的《认识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曾访谈过霍尔的英国学者海伦·戴维斯也说：“虽然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过，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②

对于被赋予的这种“黑”皮肤新“身份”,霍尔自己怎样看呢?从零星渗透出来的信息看，霍尔的反应是“失望”。③他显然不认为自己的新族性理论、“身份”政治学，可以直接运用于对其学术“身份”、学术历程的诠释。那么,这种把霍尔种族化的做法究竟问题何在呢?霍尔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能够给出明确系统的回答。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存在以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认识霍尔“身份”政治学的适用对象，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在霍尔那里，“身份”是主体与话语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的自我想象：“它们(身份认同)源于对自我的叙事化。尽管这一过程的本质必然是虚构的，不过绝不会破坏它的话语的、物质的或政治的功效，即便是身份得以‘缝合到故事里’的归属部分处于想象(以及象征)之中，因而总是部分地建构在幻想之中，或者至少建构在幻想领域之中。”①在“身份”政治学中，霍尔“接合”了诸多同时代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很清楚，福柯揭示与批判的是话语权力对大众的控制，他本人并不在被控制的大众之列。霍尔的“身份”政治学揭示与批判的则是西方主流(白人)文化对普通有色人种移民的控制，他本人同样不在此之列。因此，试图用霍尔自己的“身份”政治学来诠释他自己的“身份”形成，是一种不恰当的甚至非法的挪用。

第二，没有充分认识霍尔学术研究的介入性质，夸大了个人早期经历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们在传记研究中开始重视对传主早期生活经历的发掘与揭示，以期找到理解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钥匙。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不过，在后来的传记实践中，时常有人喜欢对传主的早期经历进行过度索隐与考据，千方百计从中找到决定传主后来思想发展的“秘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精神分析是病理学，而非生理学，并不是所有人的早期经历都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的看来，霍尔始终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干预社会不公、推动社会向更合理状态发展的介入手段。他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着极强的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其牙买加童年经历，有本末倒置之嫌。

第三，存在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试图找到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关注霍尔种族“身份”的学者大多具有文化研究或者后殖民研究的背景。在哲学观念上，他们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都否定事物存在先验的普遍的永恒本质。但在研究霍尔的过程中，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控制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想证明：“黑”皮肤就是霍尔的本质，不管怎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压抑，霍尔最终还是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即发现自己的“黑”皮肤，成为一名黑人!毋庸置疑，霍尔最终确实成了一名黑人，不过，这绝非先验本质的实现，而是自我学习、自我建构的产物：“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