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拉。他以大无畏的勇气闯入一块又一块处女地、无人区，发动游击战，取得胜利，树立典范，继而撤退，至死方休。所以，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开创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于是，过往的学者大多选择就事论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过，在“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一些专注种族问题研究的英美学者开始深描霍尔的“黑”皮肤，把种族“身份”及其觉醒建构为贯穿霍尔作为学者的一生的内在逻辑，至于霍尔其他那些广为人知的“身份”,则在某种意义上被贬抑为霍尔发现自我过程中不断脱落的死皮。那么,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新阐释，继而怎样正确理解霍尔的“身份”呢?本文拟做一些初步思考。